他有著一個特殊的家庭，卻始終過著樸素的生活。 　　他遭受過不人道的待遇，卻致力于弘揚人道主義思想。 　　他是我國6000萬殘疾人中的一個，也是我國殘疾人事業(yè)的開拓者和領路人。
　　每年的12月3日，對于鄧樸方來說，都是一個非同尋常的日子，一年一度的“國際殘疾人日”總是讓他和他所領導的中國殘疾人聯(lián)合會備受關注。作為我國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的長子，鄧樸方這個名字已經和中國的殘疾人事業(yè)緊緊地聯(lián)系在一起。
　　記者：你這個名字很有來歷，我們想跟您自己證實一下，是劉伯承取的嗎？
　　鄧樸方：是的。那時在重慶要上學，該取個學名了，劉鄧兩家住在一起，孩子都在一起玩，父親就請他來取。
　　記者：你父親自己可以取啊。
　　鄧樸方：劉帥的學問多好啊，他多尊重劉帥啊，他們那種親密關系，我們都是親眼看到的。因為我小名叫胖胖，“p”是我那個“胖”字的元音，“ang”是“胖”字的輔音，所以劉帥就用元音取了個“樸”字，用輔音取了個“方”字，他親自找的，“樸方”兩個字就是樸素、方正，這個對我影響很大。
　　記者：這個名字對你有什么影響？
　　鄧樸方：我覺得樸素方正，我這一輩子好像都這么做過來了。是不是劉帥有點兒神啊，不知是這個名字對我的影響，還是他看待我這個人取的這個名字，不得而知。
　　鄧樸方出生在戰(zhàn)爭年代，幼小的他隨著父親轉戰(zhàn)遷徙，直至新中國成立初期舉家遷往北京。正像劉伯承元帥所給他取的名字一樣，雖然父親是國家領導人，鄧樸方仍然像普通人家的孩子一樣過著樸素的生活。
　　鄧樸方：我上八一小學的時候，學生中間有一種不好的風氣，比爸爸，誰的爸爸是團長，誰的爸爸是司令，誰的爸爸是將軍。問我爸爸是什么，我不知道，什么都不是，就覺得好像我們比別人低一等似的。
　　記者：是不是你爸爸媽媽有交代，不要到外邊說這些？
　　鄧樸方：沒有，他沒有講過他自己是什么官，媽媽也不給我講父親是什么職位。從來沒有這個概念，我們也從來沒問過。直到五年級了，11歲了，才有人悄悄告訴我，你爸爸是財政部長，我說是嗎？那時我父親兼過一段財政部長。我記得我上中學的時候，騎自行車，自行車壞了，口袋里一分錢都沒有，我就找我們班主任去借錢，買公共汽車票。后來這個班主任跟我說，怎么總書記的兒子口袋里一分錢都沒有？那時候穿的褲子都是帶補丁的，穿新褲子不知道腿該往哪兒放。
　　我現在還有一張照片，是朱老總和彭德懷下象棋，我父親在旁邊看，我就在旁邊盯著看。那時我也比較喜歡象棋，小孩嘛。他們現在有時候看到照片還笑話我，看你那個補丁褲子，看你那個樣子。到上大學的時候，我記得當時家里面給我15塊錢，那個時候學生的伙食費是12.5塊，我還有兩塊五的機動費用。我一個月回四次家，公共汽車票來回一次五毛二，這樣四個禮拜就是兩塊零八分，我的兩塊五減去兩塊零八分，還有四毛二就是我的機動費用，不覺得缺錢花，沒想到要花錢。
　　記者：你上中學以后好長一段時間，你們同學，包括老師都不知道你是鄧小平的兒子？
　　鄧樸方：是這樣。我在十三中上學，我在那兒呆了六年，都到高二了，我們團干部說團活動是不是要請我父親題個詞什么的，團委書記就交代給另一個團委委員，說你去找鄧樸方說去，他父親是總書記。那個同學說，啊，他是總書記的兒子。我們同學五、六年了，他還不知道我的父親是總書記。那時候不覺得這是個事，你和別人都是一樣的，沒有什么優(yōu)越的地方。
　　記者：你父親在你們上學的時候會提特別的要求嗎？你們是這樣的家庭，出去不要說？
　　鄧樸方：父親倒沒提，母親倒是說，不希望我們來說這些東西。我們也沒覺得非要說自己父親是什么人，我們填表的時候也都故意回避一下。
　　記者：為什么這么做呢？
　　
　　鄧樸方：我不知道老人家怎么想的，但是現在回想起來，可能他們是希望我們在一個正常的環(huán)境中生活。我覺得這一點也受益匪淺，我從小到大都是和一幫平民子弟在一起，一塊玩兒，一塊學習，沒有隔閡，多好啊。
　　記者：但是那個時候也想象不到會有以后的這些曲折？
　　鄧樸方：那當然了，那個時候是理想的社會，樹立共產主義人生觀，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我考大學的時候，考的是技術物理系，核物理專業(yè)，想的就是畢業(yè)以后到深山老林里去工作。
　　記者：真這樣想？
　　鄧樸方：當然，你以為呢。這革命可是真的。
　　然而，鄧樸方的革命理想并沒有按照他的想法實現，1966年，也就是鄧樸方上大學四年級的時候，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很快，父親鄧小平成為斗爭核心，鄧樸方以及姐姐鄧林和妹妹鄧楠都在各自的學校受到了批判和管制，造反派試圖從他們身上拿到父親鄧小平的罪證。
　　記者：找你們的目的就是想通過你們揭發(fā)你父親的事？
　　鄧樸方：是這樣。
　　記者：揭發(fā)了嗎？
　　鄧樸方：你想想，我們父親他沒有什么東西可以讓我們揭發(fā)的，你說他有什么事情？沒什么事情。不可能，就想找茬兒也找不出來。但是當時北大的主要目標就是無論如何要找到他的罪名。
　　記者：最后把你們帶到哪兒去了？
　　鄧樸方：把我們帶到那些武斗基地里邊。
　　記者：做什么呢？
　　鄧樸方：就是審問，一天到晚審問。
　　記者：審什么？
　　鄧樸方：審什么，鄧小平和你們的關系，包括我自己也有點什么。他們又捕風捉影抓住我，說我攻擊江青，他們就是想把我打成反革命。
　　記者：攻擊江青這事兒有嗎？
　　鄧樸方：有吧？不過我也不是攻擊，當時江青在北大大操場講話，講得很不像樣子，我在底下說了一句，看你猖狂到什么時候？被人聽到了。
　　記者：報告上去了？
　　鄧樸方：可能也是揭發(fā)吧？反正是抓到了一些材料，當然我矢口否認了。我跟他們說，鄧楠她們什么都不知道，你們要問就問我。
　　記者：你為什么要這樣說？
　　鄧樸方：反正我想我總是第一目標，另外一個就是希望給弟弟妹妹們減輕一點壓力。
　　記者：在當時的情況下完全是沒有自由的。
　　鄧樸方：那當然了，完全沒有自由。
　　由于鄧樸方是鄧小平的長子，所以造反派就把工作重點放在了鄧樸方身上，并對他進行殘酷的迫害，把他打成了反革命，取消了其預備黨員資格。1968年8月，不堪忍受虐待和凌辱的鄧樸方選擇了跳樓自殺。對那段夢魘般的往事，鄧樸方一直不愿回憶，這次采訪，是鄧樸方首次面對媒體披露當時的情景。
　　記者：最后是一種什么樣的壓力讓你很難忍受？
　　
　　鄧樸方：大概是經過長時間的審問，我感覺到，自己是一個不愿意說假話，真話也不能說的人。希望自己是有人格的，如果是作為反革命，將來是沒有希望、沒有前途的。我本人是很好強的，說老實話，我自己也很革命，當你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很強烈的革命者，卻被當做反革命，我很難忍受。所以當聽到他們開始稱呼我反革命的時候，我就想我到頭了，該結束了。
　　記者：你開始采取這個極端的行動的時候，肯定是抱著一個必死的信念。
　　鄧樸方：對，是的。我那時候覺得自己已經想清楚了，已經到頭了，無論是你的革命生涯還是你的反革命生涯都到頭了，路已經絕了�，F在想起來當時還是年輕，不是很有彈性。
　　記者：受傷以后被送到哪兒？
　　鄧樸方：開始被送到北醫(yī)三院，住了一段時間，沒有做手術，后來就送到北京大學校醫(yī)院。
　　記者：為什么沒有手術呢？
　　鄧樸方：當時像我們這樣的反革命，當然是不可能給你做手術的。
　　記者：間隔了幾天？
　　鄧樸方：我記不清了，那時候昏昏迷迷的。
　　記者：自己有意識嗎？
　　鄧樸方：摔傷以后大概醒了一下，后來就又昏過去了，再醒過來就已經在醫(yī)院里了。
　　記者：什么時候得到治療的？
　　鄧樸方：基本上就是躺著，沒有做治療。
　　記者：就干躺著？
　　鄧樸方：對。
　　記者：最后蘇醒過來以后，是什么時候才感覺到我要活下去呢？
　　鄧樸方：沒有。蘇醒過來以后我心如死灰，生和死已經無所謂了，哀大莫過于心死，真是一種心死都不會感到痛苦的狀態(tài)。
　　因為得不到及時治療，鄧樸方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覺，造成了無可挽回的高位截癱。受傷半年之后，造反派徹底放棄了對他的治療，把他送到了北京郊外的清河福利院。此時，鄧小平夫婦已被下放到江西，對于鄧樸方來說，這是最難熬的一段時光。
　　記者：清河福利院在當時是個什么概念？
　　鄧樸方：是民政系統(tǒng)辦的收養(yǎng)老年人、孤兒的救濟院。
　　記者：有人照顧你嗎？
　　鄧樸方：那是一間大屋子，有12個人，照顧我們的就是同屋的一位80多歲的老頭和一個十七八歲的傻孩子，他們兩個可以走動，剩下的就是我們這些不能動的。一去就給我發(fā)一身棉衣、棉褲，就光著身子穿這些棉衣棉褲。
　　記者：光著身子穿？
　　鄧樸方：對。平常除了吃飯什么的，就是做做手工。當時福利院有加工紙簍的活兒，過去的紙簍是鐵絲編的，編的紙簍叫做編筐。編一個筐子四面的幫是3分錢，編一個底是1分錢。
　　記者：你會做這個嗎？
　　鄧樸方：我做什么都還可以，我只要學兩下我立刻就是高手了，我編得又快又好。一個月掙幾塊錢，然后就去小鎮(zhèn)子上跟幾個人一塊搖著車子，喝個酒，來兩盤花生米吃。
　　記者：這幾個月你有沒有采取什么行動？
　　鄧樸方：后來我想病還是要治的，我就一只手搖車子，從清河搖到中南海。我記得搖了很長時間，那時天已經比較熱了，5月份了吧？天很熱，大家都換衣服了，但是我沒有普通的衣服，我就穿著棉襖，就這么搖著車子。
　　記者：現在開車大約需要1小時。
　　
　　鄧樸方：我不知道有多少公里，反正搖了很長時間。記得有一個陡坡，我搖不上去，路邊有個人看見了，幫我推了幾把，才把那坡拱上去。當時搖到中南海西門，我對門衛(wèi)說，我要見一見領導，一個戰(zhàn)士就讓我靠邊站，把我推到西門斜對面的馬路邊上，遠遠的，我就在那兒等了好長時間。西門是過去我每天上學都進出的地方，最熟悉的地方。后來他們把我拉到一個地方，用吉普車把我和三輪車一塊抬上去，拉回救濟院了。我也做過上訪的，這也算上訪過一回。
　　1971年6月，經過父親鄧小平的多次爭取，中央最后同意把鄧樸方送到江西。在江西的這段日子，鄧樸方感受到了鄧小平深深的父愛。
　　記者：這個時候跟父母有幾年沒見面了？
　　鄧樸方：大概從1967年出來以后就沒看到父親了，三、四年吧！
　　記者：三、四年沒見面，分手的時候你是家里的長子，很健全的人，這個時候再見到你的時候是這樣，父親沒有說什么？
　　鄧樸方：沒有說什么，他沒說什么，我也沒說什么，就是眼睛看我，無言相對。我不記得當時是流淚的，但是心里面的淚是在流，也許淌的是淚，也許淌的是血。
　　記者：在江西的時候，你是怎么渡過的？
　　鄧樸方：那個時候像我這樣的，黨籍也開除了，也沒有職業(yè)，別人都分配工作了，有工資，我也沒有工資，拿中辦發(fā)的生活費，還有老爺子工資里扣除的生活費，等于是一個無業(yè)的人了。
　　記者：即使有工作，你的身體狀況也不允許。
　　鄧樸方：身體狀況不允許。那時父親母親還想讓我做點什么事，我也想找到什么事做做。我在301廠當修理工，修理收音機什么的。結果江西那些工人都窮，媽媽到處搜集，沒找到，家家都沒有收音機。后來想做個什么東西，就把家里的照相機拆了，拆了再裝，裝了再拆，把一個破的照相機給修好。家里書多，從家里走時就把書背出來了，一個禮拜能看這么一摞書吧，那時候看書看得比較多。
　　記者：誰照顧你呢？怎么照顧你呢？
　　鄧樸方：媽媽多一些，奶奶幫忙，重一點活兒，比如說給我擦身子，就父親來。
　　記者：但你父親那個時候已經有69歲了。
　　鄧樸方：是，也是高齡了，那時我母親有嚴重的高血壓病，奶奶年紀更大，父親當時就是家里最壯的勞動力了。
　　記者：在你身上發(fā)生這種悲劇，你父母心里應該是非常難過的，你能看得出來父親難過嗎？
　　鄧樸方：看不出來，難過是一定的，但他不會表現出來。
　　記者：作為一個國家領導人，他沒能照顧好自己的孩子。
　　鄧樸方：但是他自己從來不說這些事，一直到文革以后他也從來不說這些事情。我覺得我這一生沒有做過對不起任何人的事情，但是我惟一對不起的就是我的父親和母親。
　　記者：怎么講呢？
　　鄧樸方：因為我自己的行為造成了父母的痛苦，我覺得非常對不起他們，他們是精心培養(yǎng)我、教育我、愛護我，而我呢？卻給他們這么大的痛苦。
　　記者：但是你的命運是跟他們的政治命運聯(lián)系在一起的。
　　鄧樸方：當然大家都是聯(lián)系在一起的，我的弟弟妹妹不是也聯(lián)系在一起了嗎？但是我給我父親造成的痛苦是最大的。
　　記者：你一直自責？
　　鄧樸方：是的，一直是這樣想的。后來，90年代了，我跟張百發(fā)接觸的過程中，他給我講過一件事。他說80年代初，前三門建了一排宿舍樓，修了一條路很漂亮，當時父親去看，看了以后父親就跟他們說，房子將來可不可以作為商品？如果將來賣房子的話，我要給我大兒子買一套，他是因為我而受傷的，其他的孩子我就不管了。我聽了張百發(fā)的話以后，覺得這實在是父親的一片心意，他內心的這種痛苦從來沒有表達過，但是在這件事情上看出他自己內心的一種傷痕，他的這種傷痕越深，我的傷痕也就越深。
　　
　　文化革命結束以后，雖經多方治療，但鄧樸方的病情卻始終沒有起色。因為在國外治療過，發(fā)達國家現代化的醫(yī)療和康復體系，給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1983年，病床上的鄧樸方和他的病友向全國政協(xié)和人大呼吁，提出建立中國傷殘人康復研究中心和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的提案，并最終獲得通過，中國的殘疾人事業(yè)開始走向正軌。
　　記者：什么時候開始想到要做殘疾人工作？
　　鄧樸方：開始也沒想到要做殘疾人工作，和幾個病友商量，國外有康復中心，像我們這樣的病人需要康復，就需要在中國建個康復中心，建中心就要籌錢，國家的錢不夠，需要另外在外面再籌一點錢，建立一個基金會，沒想到要做大事。
　　沒想到基金會一經成立，大量的來信來訪，接觸到殘疾人的就業(yè)問題，上學的問題，待遇的問題，受人欺凌、侮辱、歧視，各種不公平的現象都來了，你看到了又不能不管，你需要做事，一步步做下來，我說我做殘疾人工作是被拉下水的，不是一開始就設計好的。
　　記者：你征求過你父親的意見嗎？
　　鄧樸方：我開始做康復中心的時候，我跟他們說了，我母親同意。我母親專門打電話給崔乃夫，當時的民政部長，說我這個兒子希望做這個事情，希望民政部長幫助我，當時我都不知道這個事情，是崔乃夫部長后來才跟我說的。我請哪些叔叔阿姨幫忙，都是聽媽媽的。后來我請了很多理事都是叔叔阿姨。就這樣，開始一點點搞起來，越做越深，越做越難。要克服這些困難，最后就成立殘聯(lián)，大規(guī)模地為殘疾人謀福利，大規(guī)模地開展一些康復計劃，教育計劃，勞動就業(yè)計劃，文化宣傳計劃，法律法規(guī)體系的建立，工作體系的建立。一步一步地做下來，一步一個腳印，踏踏實實地做，這樣的話才使人們逐漸轉變觀念。轉變觀念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喊兩次就行了，要不斷的宣傳，不斷的提醒，不斷的讓群眾耳朵里聽到“殘疾人”三個字，大家慢慢覺得殘疾人也是個人了。
　　記者：當然你現在做的很好，也做的很大，怎么一步一步做大的？
　　鄧樸方：一點點做，踏踏實實做，不能來一點兒虛的。任何時候都要看到危機，而不是只看你有多少成績，這二十年來都是這樣的。我一直都在看我的基金會有什么問題，殘聯(lián)有什么問題。所以，從一開始，“人道、廉潔”就是我們的職業(yè)道德。1984年，提出“人道主義一定要在中國實行”，當時膽子比較大，正在批判人道主義的時候，我提出來的。
　　記者：你當時為什么想到提這個口號？
　　鄧樸方：人道主義是資本主義對抗封建主義所產生出的一種先進思想。為什么我們現在中國封建殘余這么多，卻不能提人道主義？文化革命中我們非人道的現象還少嗎？我都這樣了，你還說你不能講人道主義嗎？
　　伴隨著關于人道主義的討論，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的發(fā)展日趨良好。1988年，中國殘疾人聯(lián)合會成立，鄧樸方擔任主席團主席和黨組書記。為了給殘疾人籌集更多的資金，國務院批準成立了中國康華發(fā)展總公司等經營機構。然而，這種做法在給殘疾人募集資金的同時，也給鄧樸方本人帶來了不小的麻煩。
　　記者：最難的是哪一段？
　　鄧樸方：剛開始推動起來確實比較艱難，但是那時候也是最紅火的時候。后來，到1988年，就說我是全國最大的貪污犯，我在國外的個人存款達到300多億美金。
　　記者：有嗎？
　　鄧樸方：我后來開過記者招待會，我說你們誰去把這300多億我的存款找出來，我只要留1%就夠了，其他我都捐獻給國家。
　　記者：但是那個時候康華公司的生意，在大家的印象中很紅火。
　　鄧樸方：那就是歷史撞到那兒了，本來是你既然要辦事業(yè)，你又沒有錢，后來就辦了公司，辦公司當時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后來我發(fā)現辦公司有很多牽扯、糾纏，說你辦殘疾人事業(yè)是以辦善事為目的的，而辦公司是要賺錢，截然不同的兩個行為標準在我們一個組織里是無法協(xié)調的。后來我說交出去，我專心做殘疾人工作，把公司交給國務院。
　　記者：并不是因為輿論的壓力？
　　鄧樸方：那是在后來了。雖然康華公司我已經交出去了，但名字都落在我頭上了，所以一下子矛盾就集中起來，造成大家對我的誤會。
　　記者：你怎么看待這些誤會？
　　鄧樸方：我開始當然有點急，我說哪能這樣，我犯什么錯了，我犯什么罪了，怎么老百姓這么對待我，怎么人們這么對待我。后來我想通了，這個事也不過如此的。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能變得了嗎？而且我也想了，我都死過的了，剩下的都是賺的，我沒想到我能活到現在。我剛開始做殘疾人工作時，身體狀況并不好，泌尿感染兩個月一次，有時候一個月一次，一年要好幾次，泌尿感染發(fā)燒，高燒40度，一燒到40度就住院。我的腎臟也不好，肝臟也不好，我就想我隨時都可能死的。沒想到現在還活下來了，還能接受你的采訪，都是賺的。
　　記者：這些委屈和誤解跟父親交流嗎？
　　鄧樸方：沒有，但是我知道他一定不希望發(fā)生這種誤解。所以我就一直在避免因為我們的行動而使他遭到困難，覺得這是我們做子女的一個責任，因為他太重要了，我們在做什么都是小事情。
　　在鄧樸方的領導下，中國的殘疾人事業(yè)取得了飛速的發(fā)展。目前，中國大陸的各個省市縣以及鄉(xiāng)鎮(zhèn)街道普遍建有中國殘聯(lián)的地方組織。1990年通過的殘疾人保障法把殘疾人的權益列入了法律保障。殘疾人的康復、教育、就業(yè)、體育、文化生活等方面都有了明顯的改善。同時，助殘觀念逐漸深入人心，大中城市建成了一批無障礙設施，為殘疾人出行、參與社會生活提供了便利。而鄧樸方本人則表示，自己做了父親希望他做的事情。
　　記者：可能提到你就肯定離不開你父親的背景。
　　鄧樸方：這是承認的背景，你不能說我做事情都是自己做的，沒有父親這個背景。起碼一點，我要去見某個領導人，人家肯見嗎？這個只能是給你一個背景，給你一個條件，給你一個便利，但你用不好還是做不成事。
　　記者：當他知道你在做殘疾人工作的時候，他有沒有表示過態(tài)度？
　　鄧樸方：這就是我的事情了，我經常跟我們殘聯(lián)的干部檢討這個事情。當時我做殘疾人工作時就有一種想法，就是不要依靠父親，要依靠自己來做事情。
　　記者：很難。
　　鄧樸方：但是我從來就沒有請我父親說過一句話，沒請他題一個字。所以現在他們找領導人支持殘疾人事業(yè)的講話，就找不到我父親的講話。后來在卡特的回憶錄里，才找到了他會見卡特的時候，說過中國應當發(fā)展殘疾人事業(yè)。后來卡特總統(tǒng)確實跟中國殘聯(lián)做了項目，但是當時我不知道他說過這個話，所以我說我的私心把大家耽誤了，也使得老人家在這方面沒有多講兩句話，這是我的私心，但是我不后悔，人總得有點兒志氣嘛。
　　記者：但是你要讓他講他肯定支持。
　　鄧樸方：我要請他題辭，他當然會，這是善事嘛，有什么不好呢？但是我這個人可能有點別扭，我就是不想，所以這是我的一個私心。
　　記者：但是從一開始你父親是鼓勵你們去做事的，從事一個力所能及的職業(yè)。
　　鄧樸方：作為父親來說，他也并不是希望我們一定要做大事，我們有事做，能夠堂堂正正的做事，正正當當的做人，就很好了。他還覺得甚至是我們太出名了不好，要我們夾緊尾巴，他不希望我們有太多的風頭。所以我們現在還是夾緊尾巴，你們要采訪，我們老拒絕，你們對我們有意見，但是我們習慣了。做事要踏踏實實做,做在人們看不到的地方。光做人家看得到的東西，就用心不正了。當然我們也在宣傳，老不宣傳也不行，人道主義思想，殘疾人問題，這些要宣傳，但是絕不允許宣傳個人的東西，包括當時人民日報各種文章，各種的采訪，各種各樣的節(jié)目，我們都拒絕的�，F在有很多記者有意見，有一個人民日報的記者跟我到云南去，寫了一大篇文章，他覺得好極了，但我不同意發(fā)表，他到現在對我都有意見。他說當初要是發(fā)了這篇文章，人家就不會對你有那么多誤會了，他有他的道理。
　　記者：但這樣執(zhí)著的從事這項工作的原因僅僅是因為你感同身受嗎？
　　鄧樸方：是在骨頭里的，是在你血液里的，不是說我現在就可以躺下來，歇著沒事干，過舒舒服服的日子了。文化革命后給我把黨籍恢復了，黨齡也都算上了，工資也補發(fā)了，我也有工資了。那時候多穩(wěn)定啊，當然是什么都不做也可以。
　　記者：那為什么還要做呢？
　　鄧樸方：五六十年代的人生觀、世界觀就是這樣，你生來就是為人民服務的，你做事是理所當然的，不是個問題。現在大家還能支持我，還認同我，我已經很幸福了，還能有什么別的想法嗎？
　　由于對殘疾人事業(yè)的突出貢獻，中國殘聯(lián)以及鄧樸方本人都獲得了一系列的國際獎項，2003年12月10日，在聯(lián)合國總部舉行的頒獎儀式上，鄧樸方被授予當年的“聯(lián)合國人權獎”，他成為獲得此獎的第一位中國人，也是世界上第一位獲得此獎的殘疾人。
　　記者：2003年底你得了聯(lián)合國的人權獎，不知道你自己怎么看？
　　鄧樸方：很淡。是好事，大家都很高興，我也算高興。但我不那么興奮，也不那么激動。中國做那么多事情，我得人權獎，我才做了多少事情？我覺得人權獎只不過是兩個標志，一是中國的殘疾人事業(yè)得到國際上的承認；二是標志國際社會更加重視殘疾領域。我得的獎多了，一堆呢！都是國際組織的獎，獎也都不小。但這個獎是聯(lián)合國頒布的，更重一些，不過如此。
　　記者：但事實上沒有鄧樸方就沒有殘聯(lián)。
　　鄧樸方：那也不能這么說，沒有我，也會有殘疾人事業(yè)的發(fā)展，可能進程會有所不同，地球離了誰不轉呢？殘疾人事業(yè)的發(fā)展是必然的，沒有鄧樸方來做，別人也會來做的。我覺得中國殘疾人事業(yè)發(fā)展實際上是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的一大環(huán)節(jié)中的一個局部。它不是獨立存在的，不講這個，你再三頭六臂，再人道主義，你再拼命也是不會有結果的。如果沒有這個大的背景，老覺得自己做什么了，豈不可笑。所以我早就想交出去，讓年輕人能夠走到殘聯(lián)的關鍵崗位上來，現在我已經做到了。我把新一代的殘聯(lián)干部都培養(yǎng)起來了，把他們推到最重要的領導崗位上。
　　記者：現在離這一步還有多遠呢？
　　鄧樸方：基本上已經完成了，現在中國殘聯(lián)的黨組書記也不是我，中國殘聯(lián)的理事長也不是我，我都交給年輕人了，現在交得只剩一個主席了。
　　記者：為什么？
　　鄧樸方：人總是要死的呀！像我這個身體，現在雖然看著不像要死的樣子，但是你總會要死的，我在考慮一個沒有鄧樸方的中國殘疾人事業(yè)。你看，我十年前就下這個功夫了，這都是大事啊。你就是再能干能干幾年啊，再說你再能干你又有多少精力啊。
　　記者：你的身體狀況也是大家非常關心的，尤其是殘疾人。
　　鄧樸方：這個，說句簡單的話，看起來還不像要死的樣子，既然不死就撐著吧！但是我一定要把人員培養(yǎng)起來，創(chuàng)造一個沒有鄧樸方的中國殘疾人事業(yè)，這才算最后完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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