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封面中國》一書，以美國《時代》周刊封面上的中國人物為線索，勾勒了1923年至1946年的中國歷史，在閱讀界轟動一時，贊譽鵲起。 　　1923年，第一個登上《時代》封面的中國人是吳佩孚，這是一個人所共知的大軍閥，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壞蛋”。軍閥的種種劣跡，我們如數(shù)家珍，但是，本書則讓我們了解了軍閥更多的側面。吳佩孚反對在《巴黎和約》上簽字，支持五四運動，“他不僅僅是一位軍事天才，還精通文化、科學和文學”，并且頗具開放意識，近五十歲了居然開始在清晨學習英語，實令人刮目相看。不僅如此，抗日戰(zhàn)爭中，吳佩孚表現(xiàn)得極有民族氣節(jié)，最后暴斃于日醫(yī)手下，被陪都的報紙譽為“中國軍人的典范”；當時駐重慶的中共元老董必武，也公開表示吳佩孚頗有些為人稱道之處。
　　類似的情況還有長期盤踞東北的張作霖，他的確反共、獨裁，“但蓋棺論定，他無愧為一個愛國的中國人”，他“把自己的大半財產(chǎn)用于興辦教育”，在“跟俄國人和日本人玩弄國際政治這副牌時”，“始終保持了東北領土的完整”。由于張作霖始終拒絕執(zhí)行所謂“二十一條中有關南滿、東蒙古農(nóng)工業(yè)的中日新約”部分，成為日本控制東北的最大障礙，日本關東軍1928年6月4日制造了“皇姑屯事件”，將張作霖炸死。
　　另一位軍閥“山西王”閻錫山，登上了1930年5月19日的《時代》封面。這期《時代》上說閻錫山“為1100萬人帶來了繁榮，在中國他們最為富�！�，“他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鴉片，甚至也不是金錢，而是優(yōu)質的道路、紡織、防御部隊、維持秩序的警察，發(fā)展優(yōu)良的牛、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為他的鄉(xiāng)親直接帶來好處的事物”。閻錫山對農(nóng)業(yè)發(fā)展高度重視，以農(nóng)業(yè)為首務，他提出三事（種棉、造林、牧畜）和六政（禁煙、天足、剪發(fā)、水利、種樹、蠶桑），三事六政相輔而行。他還修公路、鐵路，建工廠，使山西形成了自己的近代工業(yè)體系。山西的教育，當時也在全國領先。山西很早就實行了國民義務教育，同時還發(fā)展了師范教育和女子教育。閻錫山甚至“敦促南京的委員長，考慮進行一次全國性的‘土地改革’，將每個村莊的土地，平均分配給有能力的村民”，獲得土地的方式不是將地主殺掉，而是“從地主手中贖買土地”。
　　本書描述人物，不是根據(jù)其意識形態(tài)的認同簡單地作善惡美丑的畫像，而是去揭示人物本身在他們各自所在的歷史過程中做了什么。既然是人，便必然會有閃光點或陰暗面，既然是人，也一定會有失誤之處或英明之舉。無論他本身所屬派別為何，都會有勇敢、恐懼、猶豫、果斷等等凡人應有的一切情感特征。人的研究，也許是一切歷史研究中最復雜的，本書揭示的，恰恰就是這樣一種復雜性。
　　人物的命運是通過事件來展現(xiàn)的，本書以《時代》封面人物為線索，勾勒了這一歷史時期的許多重大事件，這些事件的原委，與一般的認知也是大相徑庭。
　　1931年至1945年中國的抗日戰(zhàn)爭，是本書討論的一個重要內容。九?一八事變發(fā)生時，關于張學良不抵抗的政策，書中也進行了細致的分析。而此后發(fā)生的西安事變，事實和我們既定的認識差距更大。
　　由上可見，本書利用《時代》周刊，為人們還原歷史場景、揭開歷史的面紗提供了一條新的路徑。不過，它也存在些許不足，舉個小例子：
　　本書引用了一段材料，稱1932年一二八事變時，“蔣介石私下指示他的嫡系部隊不支持十九路軍抗戰(zhàn)，使十九路軍的抗戰(zhàn)陷于孤掌難鳴的困境”。這種說法顯然不對。蔣介石當時不僅通電全軍：“我十九路軍將士，既起而為忠勇之自衛(wèi)，我全軍革命將士，處此國亡種滅患迫燃眉之時，皆應為國家爭人格，為民族求生存，為革命盡責任，抱寧為玉碎毋為瓦全之心，以此與破壞和平棄信義之暴日相周旋�！倍�且派嫡系張治中率第五軍參戰(zhàn)，并要求張治中服從蔣光鼐總指揮的命令，與十九路軍團結一致，抵抗到底。這在史學界已有公認，相關資料有很多，《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七十年》中就明確說，“南京政府也派出第五軍軍長張治中率部赴上海參戰(zhàn)”。
　　不過，我們不能要求一本書是完美無缺的，正如我們不能苛求歷史上的人和事毫無過失一樣。“微瑕未累千金璧”，《封面中國》所透出的靈氣和對思想的啟迪價值，并不因為存在“微瑕”而有絲毫的減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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