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我在傍晚有些踟躕的黑色到來前讀詩,某個人的詩。 　　我忍不住掠過那詩稿之下的名字:胡桑。 　　熟悉的名字,有些危險。畢竟,熟悉會造成另一種閱讀的偏移――我迅速把目光移回文本,一首題為《惶然書》的詩:
　　我迫不及待地完成。從地平線返回,
　　背負著夜的寂靜,那令人渴望的形式,
　　學習如何再次進入生活。白晝永不消失,
　　就這樣存在著,像自己一樣盲目……
　　在這里,我并不準備談及胡桑為數(shù)不少的詩論、隨筆和批評文章,是出于這樣一個判斷:對于新的一代詩人(他們大多在這個世紀的頭十年里展露),理論之于寫作的先驗性已經(jīng)很難存活,詩歌語言自身的不斷生發(fā)才能決定一種思考或論述維度的展開。就胡桑所寫的評論來看,他或是處理某些作為書寫根基的問題(如對上世紀90年代詩歌的反思),或是對某個詩人及其作品進行剖析(其中有許多是面向他的同代人);也即是說,整合化的論述在他那里并不存在。如果我們不能首先對胡桑的詩作進行有效的閱讀和判斷,那么談論他的詩論、隨筆和批評文章就是無用的――后者并不能準確地告訴我們:這個詩人怎樣言說自己。
　　胡桑首先擁有的是對世界/事物的智性,而并非他精湛的語言技巧;而在智性之中,他又始終試圖超越固有的、穩(wěn)定的自我,從阿波羅向一個略顯清醒的狄奧尼索斯趨近。他很顯然地意識到,詩歌寫作藉由哲學思辨而獲得的平衡與匠人般的手藝都不能讓自己滿足,不能讓語言滿足。與我們時代的許多詩人相比,他從不急于在自己名后寫下過長的用以裝飾身份的注釋。這是一種于喧囂中瀕臨滅絕的氣質。
　　說到底,我們對于某人或某物的興趣往往比我們想象的距離更遠――這是心理學對于當代信息接收意識的一種描述,當然,也對大多數(shù)的詩人和評論者有效。然而胡桑似乎并非這“大多數(shù)”中的一個。無論作為讀者還是一個寫作者,他的閱讀興趣與對現(xiàn)實的觀察興趣更多地來源于對自身不斷生發(fā)的可能性的選擇,一種貌似隨意卻又頗為“理性”的選擇。在寫作中,胡桑似乎是在發(fā)明某種從理性和自身已擁有的詩歌技藝中沖脫的方法;他對自己的知識和技巧所帶有的警覺毫不亞于他對生活本身的警覺。對于“世界觀”或“語言自身的基礎”,胡桑的迫近形式也與大多數(shù)詩人不那么相類:他處在現(xiàn)實與語言那巨大空間的某一點上,完成自身,又將完成之處打開,帶著冷靜與懷疑,不斷進入另一個不為人知(或也同樣不為己知)的世界。
　　極端一點說,胡桑的所有寫作都是有節(jié)制地從“世界”返回“事物”、從外在返回自身,并且,再以相反的方向重新出發(fā)。
　　于是,我們看到的胡桑,或者說看到的他詩中那個的世界,在無數(shù)次打開與再度打開中將世界的可能以詩性存在的維度一次又一次的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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