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如果不老盯著那些國產大片,奧斯卡離“我們”并不遙遠｡ 　　 　　奧斯卡的影響力似乎在下降,但這不影響在大洋此岸的我們對它的持續(xù)關注｡首先,我們在2月26日這份獲獎名單里發(fā)現了一個中國人的名字,那就是榮獲最佳紀錄短片獎的楊紫燁;其次,本屆獲得最佳影片､最佳導演雙料大獎的影片《無間道風云》也與香港影片《無間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打破常規(guī)的美版《無間道》
　　
　　奧斯卡之夜屬于馬丁•斯科塞斯｡斯皮爾博格､喬治•盧卡斯與科波拉給最佳導演頒獎,當頒獎嘉賓人選提前揭曉時,最佳導演的人選其實已經不言而喻｡30多年前,馬丁•斯科塞斯和這3個人是新好萊塢運動的領軍人物,他們被稱為“電影小子”(movie brats)｡“感謝電影學會頒給我這個獎,還邀請我的老朋友來頒獎,讓我仿佛回到了37年前｡”馬丁•斯科塞斯在獲獎感言中如此說｡
　　但出人意料的是,好萊塢竟然將“向斯科塞斯致敬”進行到底――今年的最佳影片也給了《無間道風云》｡大部分影評人在預測獎項時都將今年奧斯卡的冷門放在了“最佳影片”上,可是結果變成了毫無懸念｡
　　馬丁•斯科塞斯的《無間道風云》上映以來,雖然獲得了較高的聲譽和票房,但在華人圈中卻始終倍受爭議｡
　　同一個劇本,拍出了港版和美版兩種截然不同的風格｡在影評人曾子航看來,港版《無間道》是小資的,精致的,迷離的;而美版《無間道風云》是草根的,粗獷的,底層的｡這恰恰是很多華人影迷無法接受《無間道風云》之處,尤其是《無間道風云》中明顯屬于斯科塞斯特色的地方――窮街陋巷的視覺風格､粗獷豪放的草根味道､臟話連篇的人物對白､眼花繚亂的快速切割｡
　　正在觀看奧斯卡頒獎直播的美國夏威夷大學中國文學與電影助理教授宋明煒說,《無間道風云》好就好在導演馬丁•斯科塞斯的創(chuàng)造性上｡在宋明煒看來,香港電影因為情節(jié)劇的傳統而一直存在一種陳規(guī),比如梁朝偉的憂郁和周潤發(fā)的造型｡華人影迷們看港片時自然會有一種期待,看到這種陳規(guī)就會覺得很舒服｡“而斯科塞斯恰恰就是打破陳規(guī)的導演｡”
　　和自己以往的作品相比,《無間道風云》被公認為是馬丁•斯科塞斯的妥協之作｡和好萊塢主流價值觀的背離曾經是他不受奧斯卡青睞的最主要原因,比如獲得1977年奧斯卡大獎的《洛奇》講述了史泰龍如何從卑微的小人物向拳王發(fā)起挑戰(zhàn)､贏得尊嚴,但斯科塞斯卻選擇在隨后的《憤怒的公�！分腥ッ鑼懭�王如何放棄､為何離去｡“他一直是美國獨立電影的代表,相當長時間內不被好萊塢主流所認可,但進入90年代以來他也開始走商業(yè)路線(《紐約黑幫》和《飛行家》),走到現在也該被認同了｡”宋明煒說｡
　　“他借用了香港的故事,但在剪輯和鏡頭運用上,以及新的人物關系上,他還是有自己的獨到之處｡”宋明煒認為,“電影最后當打算離開的比利(迪卡普里奧飾)在房間里收拾東西時,那么短的段落,那么小的房間,他會用俯拍的鏡頭,再加很多特寫,機位變化得非常豐富,當時就覺得很震撼,只有大手筆才做得出來的那種｡”
　　斯科塞斯與本片改編編劇威廉•莫納汗說他們在創(chuàng)作期間只是參考了轉譯的中文劇本,并沒有看過港版的《無間道》｡斯科塞斯在故事中引入了南波士頓的愛爾蘭黑幫和該社區(qū)獨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與社會環(huán)境,按照傳統好萊塢的敘述語言和鏡頭語言,“做得很地道,又有自己的創(chuàng)新”,宋明煒分析說,“正如我們現在說希區(qū)柯克等著名導演,他們都是在非常遵守好萊塢敘事規(guī)范的條件下,在鏡頭和剪輯上有一些巧妙的地方｡斯科塞斯也是如此,另外還要再加上對人物心理強烈的理解力和表現力｡”
　　在曾子航看來,華人影迷們不滿《無間道風云》,除了港版珠玉在前的原因外,可能還因為字幕翻譯比較差,尤其是劇中大量的粗口和俚語,導致很多人對影片寓意的忽視｡比如科林•蘇利文(馬特•戴蒙飾)被殺后,一只大老鼠爬過窗口,比喻美國社會是老鼠橫行的地方｡港版中沒有這個情節(jié),而這正是斯科塞斯一貫的批判色彩;美版中警察粗話很多,預示了警匪一家;黑幫老大弗蘭克•科斯特羅(杰克•尼克爾森飾)開篇送科林•蘇利文入警校的那段父子情,美版渲染得很厲害｡但后來弗蘭克為了自保去當線人,而科林也覺得被養(yǎng)父出賣而去殺他,很有弒父的意味｡而港版中在相應人物之間并沒有這樣深刻的情感和關系｡
　　
　　令人動容的《潁州的孩子》
　　
　　雖然入圍了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獎的提名,但依然沒有太多人關心這部取材自中國的《潁州的孩子》｡塵埃落定,當旅美華人女導演楊紫燁站在奧斯卡頒獎禮上用中文說到“感謝所有的抗艾滋英雄,還有所有支持我們的人們”時,她最想要的恐怕不是奧斯卡的榮耀,而是何時能讓這部39分鐘長的紀錄片在國內公映｡
　　《潁州的孩子》的鏡頭里記錄了安徽阜陽一群艾滋孤兒真實的生活境遇｡男孩高峻的父母因艾滋病去世,相依為命的奶奶也“離開”了,叔叔因怕別人的歧視而不愿收養(yǎng)他｡在阜愛協會的幫助下高峻走入艾滋家庭,在那里開始了他短暫而快樂的兒童生活,但艾滋病毒的惡化讓他不得不再一次地離開｡片中不時穿插任楠楠和黃家三姐妹這些因受艾滋病影響的孩子的生活,家庭的貧窮與無力,親情的冷漠與無奈,周圍人的歧視與無知,自己的恐懼與無助｡但最終在社會各界的大力幫助下,他們漸漸走出艾滋病魔的陰影｡
　　導演楊紫燁1997年從香港移民到美國,先后取得繪畫和電影制作碩士學位,她在美國擔任了多部電影和紀錄片的剪輯和制片｡就在2001到2002年間,楊紫燁在報刊上看到了中國的艾滋病問題,此后和艾滋病專家､美籍華人何大一博士的交往更堅定了她拍攝艾滋病題材紀錄片的信念｡2004年,她和資深電影制片人Thomas Lennon(《潁州的孩子》監(jiān)制)成立了CAMP(預防艾滋病宣傳制作項目)并開始工作｡CAMP和NBA､何大一博士合作,拍攝了《姚明約翰遜艾滋公益廣告》,深受好評并獲得了多個國際獎項｡
　　2005年2月春節(jié)期間,楊紫燁第一次走近了她鏡頭下的那些艾滋病孩子們,此前她和丈夫變賣了美國那處居住了16年的房產,搬到了北京定居｡“當時黃家三姐妹的父母剛離世,高峻孤苦凄涼而且受艾滋病折磨得很無奈,楠楠和相依為命的姐姐之間的感情都深深地觸動了我｡”楊紫燁回憶說,此后攝制組幾乎每個月都會到潁州當地去跟蹤拍攝這些孩子的情況,最終拍到了80多小時的素材帶｡
　　2006年夏天,紀錄片《潁州的孩子》拍攝完成,并在8月加拿大多倫多的世界艾滋病大會上舉行了首映式｡清華大學教授李希光被邀請擔任首映式主持,“現場有50多個國家的100多個記者,一半左右都來自非洲｡大家看完都很感動,很多人都流淚,國際上評價非常高｡非洲記者都說,艾滋病在非洲那么多年,也沒有一部作品能如此深刻地反映非洲當地的情況｡”
　　《潁州的孩子》沒有解說詞,只有畫面和同期聲,完全靠畫面的解讀,讓很多人不能接受,不理解,覺得壓抑和陰暗｡“當時就有部分記者提出說很壓抑,甚至有點負面｡但紀錄片結尾是向上和給人希望的｡”李希光告訴記者｡
　　加拿大之行結束后,李希光將《潁州的孩子》邀請到了清華大學參加中國首屆健康傳播大會,該片獲得了大會設立的首屆艾滋病報道獎中唯一的紀錄片獎｡但遺憾的是,除了與會的獲獎記者､部分政府官員和國內外學者外,再沒有其他公眾看過《潁州的孩子》｡
　　 “看了《潁州的孩子》,你不會再歧視艾滋病人｡消除歧視,太難了｡”李希光在得知紀錄片在奧斯卡上獲獎后,立刻向片方發(fā)出了賀電,并傳達了自己的邀請――來清華大學為大學生們放一場《潁州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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