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呆了一年,印象最深的就是從北方的新德里到南方的旅行。

　　去年５月２０日，我們乘火車從德里出發(fā)，經(jīng)近兩天兩晚的行程，最先來到印度最南端的喀拉拉邦(Kerala)。這里是印度共產(chǎn)黨多年執(zhí)政的邦，在治理方面它是最好的。商店門前多飄揚著鑲著鐮刀斧頭的共產(chǎn)黨黨旗，許多書店里擺著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著作。據(jù)當?shù)厝苏f，該邦執(zhí)政的共產(chǎn)黨執(zhí)行的土地政策比較好，貧富差別不象其他邦那樣大，經(jīng)濟及文化發(fā)展在印度也名列前茅，因此共產(chǎn)黨及其政策在該邦比較得人心。這里順便插一句，印度共產(chǎn)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宣傳工作做得極有聲色：幾乎全國各地都有專門出售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書店，書價也相當便宜。比如我呆的印度文科最高學府尼赫魯大學校園里，就有專售共產(chǎn)黨和左派書籍的書店，從馬克思到托爾斯泰的作品，應有盡有。有《共產(chǎn)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的單行本，也有《資本論》及馬列全集之類的大部頭作品。特別讓我驚嘆的，是在尼赫魯大學校園的公共汽車站邊的一家小書店里，竟陳列著介紹毛澤東帶領(lǐng)紅軍長征的印地文作品。有的書店店員是印度共產(chǎn)黨黨員，他們在書店的工作多是非贏利性和自覺的。我曾與一位店員交談，他對蘇聯(lián)特別懷念，對戈爾巴喬夫的政策非常氣憤，對社會主義充滿信心；
他認為目前的全球化只有利于北方資本主義國家，告訴我請中國人注意不要上當。

　　印度的自然環(huán)境相當好，但南方與北方的景觀很不相同。北方一路看到的是大片大片的肥沃綠地，公路兩旁立著多是十幾人合圍不攏的參天大樹。而在南方則是大片的椰樹和香蕉林，與青山綠水配合一起，簡直就是一幅幅卡通畫，美麗極至。印度雖有近十億人口，但人均居住面積要比我們國家寬松得多。我國幅員廣大，但可利用的土地面積確實不多，居民多集中在東部地區(qū)；
印度則不然：印度平原多，除拉賈斯坦（Ｒajasthan）一帶的沙漠地區(qū)外，大部分土地都可利用。我一路見到的是一望千里的平整田野而不是高擁入云的樓群。城市的居民樓也絕少超過六七層。居住條件不顯得擁擠，是由于窮人太多而他們在整個社會中所占有的生活資源太少的緣故。在德里有許多貧民窟，他們生育沒有節(jié)制，一大家子人住在一兩間不大的陋室里，靠做些最低賤的活兒養(yǎng)家糊口。

　　我們于６月２２日到達喀拉拉邦(Kerala)的首府特里凡特朗（Thiruvananthapuram），在此稍事休息便乘車直奔印度最南端的科摩林角。坐在海邊巨石上看著東邊的孟加拉海和阿拉伯海在印度洋匯合，甚是激動。據(jù)傳就在這大海交匯的地方曾產(chǎn)生偉大的哲學家斯瓦米•維偉卡南達(Swami Vivekananda)。斯瓦米于１８６３年１月１２日出生于印度的加爾各答。他于１８９２年底來到印度最南端的科摩林角，坐在巖石上，面對著拍打巨石的浪花和浩瀚的印度洋，背對著世俗世界，靜思三天三夜，思考著解放印度人精神的道路。１８９３年，他乘船去美國，在介紹印度文化的同時，也研究西方人的文化價值�；氐接《群螅�斯瓦米決定用新的觀念重建印度：他引進西方的衛(wèi)生和尊重婦女等觀念于印度的宗教生活之中，對印度的進步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F(xiàn)在這位哲學家石像已被人們矗立在印度最南端的海島上，夜晚在燈光的托照下，隨著悠揚的宗教歌曲，宛如普渡眾生的神人下凡。

　　次日晨，旅店伙計叫醒我們?nèi)�樓頂看日出。來到樓頂，只見海邊已擠滿了黑壓壓的觀看日出的人群。６點３０左右，太陽冉冉升起，海水漸漸地被太陽染紅。面對著一望無垠的大海，看著天際間飄動的白帆，我想起杜甫“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訓”的詩句，心境頓時超凡，我回首身后俗世紅塵，驀然產(chǎn)生了些哲學感覺，悟出印度人抽象思維發(fā)達的人文地理因素。難怪印度是數(shù)字“０”的故鄉(xiāng)！

　　看完日出，又去玩海。海邊椰風擋不住，到處是賣椰子的小攤。椰子很便宜，８盧比一只，合人民幣１元６角。嘗后方知原來在國內(nèi)餐桌上看到的“耶汁”實在不是原味。下午２點，我們又乘公交車北上沿西海岸到喀拉拉邦的科瓦拉姆（Kovalam）海灘。這里天海一體，景色如畫。我們住在一家小旅店，３００盧比（合人民幣６０元）一天，獨門獨院，土墻土路，平房柴門，一派田園情趣。院中搭了幾間十分別致的茅屋，算作“酒巴”。小地方的人喜追現(xiàn)代，店主也開了一個“按摩坊”，見來了我們這些“外國人”，就反復慫恿我們做些印度式的massage（按摩），晚上，他引我們?nèi)タ此�的“工作室”：房里一片漆黑，僅有幾只厚重的大光板床在月光下發(fā)著陰森的光。我心里只是好笑，這與其說是“按摩坊”不如說是“殺豬房”，唯恐避之不及。２６日一早出發(fā)，沿西海岸北上，到了科欽（Cochi）,看了荷蘭人留下的“總督官邸”，還拜訪了繞南非好望角到達印度的航海家達•迦馬的墓和據(jù)說是中國鄭和留傳下的中國式漁網(wǎng)及打魚方法。達•迦馬墓給我留下印象極深刻：與達迦馬比，鄭和的航海條件要優(yōu)裕得多；
但與鄭和相比，一樣的航海，達迦馬的冒險對歷史產(chǎn)生的影響，是鄭和永遠不及的。下午我們?nèi)セ疖囌举I票，打算繼續(xù)北上到班加羅爾（Bangalore）。車站有專為外國人服務的窗口。賣票的是一個年輕人，他一聽我們是中國人，高興極了。因為這里的人對共產(chǎn)黨有好感。他邊為我們辦票，邊與我們談馬列主義。他對毛澤東和鄧小平印象很好，對毛澤東鄧小平的思想了解的程度讓我佩服。我問他是不是印度共產(chǎn)黨員，他說不是，因為印度的國家公務員是不允許參加黨派的。５月２７日，我們離開科欽。這天是我的生日，同行的人飯時為我舉杯慶祝。一生有幸在天竺國里過生日并得到中國朋友的舉杯祝福，實在是一種意想不到的浪漫。晚上，我獨自來到街頭，與家人通了電話后，又到咖啡廳，要一杯冰淇淋，獨斟獨飲，愜意融融；
忽又想起達迦馬與鄭和及其后來的歷史，頓生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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