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以此文紀念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逝世25周年

　　紀念為中華民族自立自強而犧牲的革命烈士

　　提醒人們不要忘記體認中華民族歷史命運所經歷的艱難曲折歷程，以及在這個過程中中華民族為此所付出的巨大代價

　　在今天全球化的喧囂之中，中國的精英主義者尤其不肯靜下心來想一想，中國究竟有沒有自己的道路，如果有“中國式道路”存在，那么她與西方的道路又有什么不同，為什么需要不同和如何可能不同？實際上拒絕接受“中國特色”的現實存在依據，鼓吹所謂的“人類普遍價值”，已經成為中國主流知識精英的全部理論特色。

　　筆者以為，“中國式道路”是存在的，而且存在了至少兩千年之久，就是在這樣的歷史長河之中，我們的祖先為今天的人們確立了一種無可回避的道路選擇，這已經成為今天中國人的命運，并且是無可擺脫的宿命。從孔孟經由毛澤東的艱難實踐，使人們能夠看到這一道路的大致輪廓。而中國知識精英一直在抗拒這種宿命，并且曾經一度被命運拖著走，今天的中國主流知識精英還在抗拒她。

　　一、中國歷史命運的設立過程

　　在古代的“德治”基礎上，中國完成了民族大融合過程，實現了“四海一家”的大一統(tǒng)局面。正是在大一統(tǒng)的基礎和人口優(yōu)勢上，漢朝與匈奴的持久戰(zhàn)，最終以漢朝的勝利而告終。中華民族的古圣先賢的思想傳統(tǒng)，得以不間斷地流傳下來，并指導中國社會達兩千多年之久。

　　中華文化的思想淵源和西方絕然不同，中華文化的關注中心是“道”---基于人類理智和良知的人生道路，而西方文化的中心是意識形態(tài)---有說服力的說法�！暗馈币陨鐣�整合為基礎去追求整體協(xié)調，在社會協(xié)調的基礎上通過輔助教育手段追求社會教化的實現；
而西方意識形態(tài)的唯一目的就是提供“有說服力的說法”，以直接方式求取社會教化的結果，以降低維持社會秩序的成本。而西方社會秩序卻是基于叢林法則而設定的，只體現精英階層的利益，弱勢階層的生存利益只有在絕對必須時才在最低限度上予以照顧。正是因為西方以意識形態(tài)為中心，從理論上講“說服力”應該以“科學性”為基礎，但是只要是能夠實現降低維護統(tǒng)治秩序的成本，連宗教這樣的蒙昧手段也可以不加選擇地廣泛使用，所以對意識形態(tài)而言，科學性只有在必須時才是一個指標。

　　與西方文化總是體現為“意識形態(tài)”不同，“道”追求在社會整合基礎上的社會認同，是以認同感而不是以說服力取勝。雖然“道”也要受到精英階層利益主導的牽引與偏移，但是作為一條現實道路，“道”有最低的底線不會被突破。而意識形態(tài)卻永遠不會有什么底線，這從歐洲從中世紀的蒙昧主義和禁欲主義中掙脫出來后，卻一頭扎進極端現世主義的泥坑的歷程中，可以明白無誤地解讀出來。所以意識形態(tài)既不需要底線也不會有不變的判斷指標，有的的只是目的，維護叢林法則的正當性，維護精英階層的利益高于一切。

　　中國人發(fā)明了火藥，但是卻主要用來制造煙花爆竹，用于喜慶活動，而不是象火藥傳到西方后那樣主要用來制造槍炮，服務于征服和殺戮，以建立起精英階層的絕對優(yōu)勢地位。鄭和率領規(guī)模龐大的船隊進行航海，主要目的在于交流而不是掠奪，沒有沿著西方的殖民開拓道路走下去，在交流的目的達到之后就中止了這種沒有正當效益維持的活動。而西方卻沿著奴隸貿易和鴉片貿易之路，在殖民地征服和以奴隸勞動為基礎的種植園經營中，獲取航海活動得以繼續(xù)下去的利益，英國的冶金（制造鐐銬）、釀造（甜酒給非洲酋長交換奴隸）、毛紡、武器和造船業(yè)都是在奴隸貿易中興旺起來的，利物浦和布里斯托爾這樣的城市就是在奴隸貿易中繁榮起來的，直到英國在制造業(yè)方面出現領先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優(yōu)勢，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英國率先發(fā)生工業(yè)革命。

　　正當的遠洋商業(yè)在一開始是沒有利潤的，有利潤的都是非人性的奴隸貿易、鴉片貿易和海盜行為等等，荷蘭的“海上馬車夫”地位主要就是被英國無節(jié)制的海盜行為所斷送的，這樣的局面一直延續(xù)了幾百年之久，直到十九世紀末近代大工業(yè)興起后這樣的現狀才得以改變。

　　西方（主要是英國）在完成了對傳統(tǒng)的手工業(yè)大國---中國和印度---的非工業(yè)化改造之后，歐洲成為世界制造業(yè)的中心，西方開始具備條件走出原始積累階段，開始主要以牟取工業(yè)品對農礦產品交換中的“剪刀差”這樣的方式，來實現自己的優(yōu)勢地位，由于機器的廣泛使用和對自然資源利用規(guī)模的急劇擴大，而財富通過剪刀差又主要集中在西方國家，西方國家的富裕和發(fā)達開始全面領先世界其余地區(qū)。

　　在二戰(zhàn)之后，世界貿易已經主要是工業(yè)品的貿易了，但是西方已經完成了企業(yè)的集中和壟斷進程，得以在壟斷地位和技術優(yōu)勢的基礎上，建立起壟斷價格對競爭性價格的國際貿易秩序，排除世界其余地區(qū)對有限地球資源的爭奪，使得自己在世界資源分配上確立了牢固的優(yōu)勢地位，使西方的富裕和發(fā)達更加領先于世界其余地區(qū)。西方以“剪刀差”和“壟斷利潤”為手段，集中世界財富的大部分于少數地區(qū)和少數人，這一歷史進程中技術只是一個被用來實現優(yōu)勢地位的手段，但是卻被西方的意識形態(tài)工作者刻意包裝為“技術帶來發(fā)展”，這一結論也為全世界的精英階層所信奉所接納。因為技術確實是實現精英階層的優(yōu)勢地位的好方式，至少比原始積累手段要好得多、也要有說服力得多，是所有國家的精英階層為實現自身優(yōu)勢地位均可以借鑒的歷史經驗，所以現代化理論被中國精英捧上了天。

　　技術帶來現代化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是：技術差距是被有意識地用來制造優(yōu)勢地位的手段，而且在實現優(yōu)勢地位的過程中的一切反抗必須及時地使用武力予以清除。所以技術帶來現代化的前提是在自己成為中心的同時，必須把其余的地區(qū)邊緣化，因為地球資源是有限的，不足以支持全人類的富裕和發(fā)達。實際上直到今天，中國精英階層既沒有把西方中心世界進行邊緣化的愿望，也沒有這樣的實力，所以中國所謂“融入世界”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被西方進行邊緣化改造的過程，中國的民族企業(yè)（特別是國企）的舉步維堅，打工仔的艱難生存處境，就是中國經濟被邊緣化的狀態(tài)下的一種極為正常的生存狀態(tài)。當然在這個被邊緣化的過程中，中國精英階層還是成功地在中國建立起優(yōu)勢地位，制造出精英們比較滿意的社會分化和鴻溝，精英階層得以享有比平民階層優(yōu)越得多的生活標準。精英階層在總體上忠于精英主義，并不是沒有現實根據的。

　　中國人在從前具有建立世界優(yōu)勢實力的時候，基于人類理智和良知放棄了這一努力過程，今天的中國人（包括精英階層）也不能說是具有這樣的轉變，具備建立中國的中心地位同時把世界其余地區(qū)邊緣化的意志，所以中國不能或者無法選擇西方那樣的道路，因為中國的資源不足以支持中國全體人口的富裕和發(fā)達，同時中國又缺乏足夠的意志和力量去把世界其余的地區(qū)進行邊緣化改造，從而使得資源向中國集中，所以中國人將不得不選擇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適度發(fā)展之路。這已經是中國人的命運，而且是無法反抗的命運。

　　今天的中國精英主義者常常從晚清閉關鎖國時代，抱怨當時的精英階層沒有把握機會改寫中華命運的歷程，明顯是后悔已遲。熱中于實現現代化的后悔，至少也應該從明代“鄭和下西洋”開始，理想的狀態(tài)是下西洋的活動不要停下來，一直繼續(xù)下去，就象西方發(fā)現美洲一樣，然后對落后民族來一個大屠殺，把亞非拉都搶在手里。如果正常的貿易難以取得利潤，那就象西方人一樣先做奴隸貿易和鴉片貿易。如果從中國人制炮竹煙花時期開始后悔，那就更好了，試想如果中國人發(fā)明火藥后不是用于喜慶活動，而是用于制造長槍大炮，天下還不是中國人的。

　　反過來想，如果中國人一開始就是西方人那樣的德行，今天中國這一片大陸恐怕沒有什么漢人，早就是匈奴人的一統(tǒng)天下了。如果中國人不是注重總體協(xié)調和自我克制，中華民族決不可能象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最終對匈奴形成50：1這樣巨大的人口優(yōu)勢，能夠集中足夠的人力物力來修筑長城，并依托長城這樣的“別馬腿工程”與匈奴騎兵進行了近三百年的持久戰(zhàn)，最終戰(zhàn)而勝之，戰(zhàn)敗的匈奴人轉移到歐洲正好來得及為羅馬帝國送終。

　　在秦漢之際，匈奴“控弦之士常三十余萬”，這樣的力量足以橫掃整個歐洲和中近東。如果中國沒有在以道德主義為核心源流的傳統(tǒng)文化照耀之下實現民族大融合，中華文化沒有能夠在中原大地占主導，中國歷史的演進形式就不可能與歐洲有絲毫的不同。游牧民族的封建制度也必然會如歐洲那樣在中國實施，中國結果也必然如歐洲一般四分五裂，中華文化決不會單獨在世界歷史長河中例外地流傳下來。

　　作為一個個人，其生命受到自然生理條件的限制是必然滅亡的，作為一個民族的精神---中華文化，卻在中華民族的種族和文化傳承中不朽。只有中華民族在世界歷史上“游牧民族的黃金時代”中生存下來，并保持自己的文化傳統(tǒng)和民族精神。如果歷史重演，我相信還是西方人會在叢林法則的主導下，最先進入資本主義，并獲得販賣鴉片和奴隸發(fā)財的機會，獲得屠殺印第安人和獨占美洲的機會。

　　英國女王還曾經和商人合伙投資海盜行動，在一次打劫西班牙的船隊中獲利4700%，女王分得的利潤就達25萬英鎊之多。嗣后女王又把這筆錢投資于黎凡特公司和東印度公司，這些公司的主要獲利業(yè)務，在幾百年的長時間內一直是奴隸貿易和鴉片貿易。無論是多么荒淫無道的中國皇帝，有可能去經營這樣的業(yè)務嗎？中華文化是基于人類理智和良知的人生道路，其核心源流是來自氏族社會的道德主義思想遺產，她有最基本的底線是不會被突破的，而西方文化---基于叢林法則的意識形態(tài)----卻沒有底線。

　　毛澤東提出“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這不是一個空頭承諾，不是謙謙君子的毛病發(fā)作，而是對中華民族歷史和現實的深刻把握和體認，是從中國在世界上處于第三世界的現實出發(fā)的。我們的祖先放棄了稱霸世界的道路，我們也要一如既往地繼承下來。而且對于我們而言，最經濟合理的能夠實現民族最大利益的道路就在于：采用防御態(tài)勢和走平民主義發(fā)展道路，主要是依靠自身的資源來發(fā)展中國的經濟。只要是拋棄了精英主義，稱霸就是不必要的浪費和犧牲，是投入和成本極大，成功的可能性極小和收獲微薄的不理智行為，于人于己都是利小弊大。同時防御在毛澤東那里向來都不是意味著消極防御，而是積極的“以斗爭求和平”則和平存，以妥協(xié)求和平則和平亡，需要把握“有理有節(jié)有利”的尺度。

　　以今天技術的發(fā)展水平而言，已經可以讓人在一種比較理想的富裕狀態(tài)下過活，但是生活水平越高，每單位個人所消耗的不可再生的資源也越多，以地球有限資源能夠支持的富裕人口也就越少。如果按照西方的生活和發(fā)展模式繼續(xù)下去，在和平可以確保的前景下全人類最終將不可避免地成為生態(tài)難民；
根據美國的生物圈二號計劃、NMD計劃的規(guī)劃思路看，更為可能的結果是發(fā)展為戰(zhàn)爭，戰(zhàn)爭的起因和爭奪的焦點都將在于不可再生資源的有限性，戰(zhàn)爭的目的和手段將集中在消滅對方的人口，以舒緩全球人地關系的緊張性。任何政治和外交手段都將無法解決這樣的利益爭執(zhí)，由于核武器已經掌握在根本利益不可調和的各方手中，戰(zhàn)爭的結局將導致全人類的共同毀滅。

　　從根本而言地球資源是無法支持如此龐大的人口實現共同富裕的，所以全人類如果想要避免成為生態(tài)難民或者避免在核戰(zhàn)爭中共赴黃泉，最終都必須選擇和自然和諧相處的道路，作為一個不可替代的前提是人與人關系的協(xié)調。中國因為人均資源少、人口密集分布在一塊環(huán)境自凈容量有限的季風大陸上，而且又沒有壟斷利潤作為資源大量輸入的基礎，也沒有在國際分工中轉嫁環(huán)境負擔的可能，經濟發(fā)展所遭遇到的資源報酬遞減和負面的環(huán)境代價急劇上升的結果，會導致發(fā)展的成果被迅速抵消的局面提前到來，因此中國必須在全人類中第一個選擇和自然和諧相處的道路。在這一道路上，富裕和發(fā)達是沒有的，要創(chuàng)造一個讓每一個中國人都具有豐衣足食生活機會的條件，還需要全中國人民的共同努力。走這一道路必須在經濟上和軍事上必須采取防御態(tài)勢（這是中國的第三世界地位決定的），在輿論和政治上需要揭穿西方叢林法則的神話，這樣才符合中國人民的最大利益，這樣才能爭取到這個最大利益，而且這個最大利益和世界上大多數人口的根本利益是不矛盾的。

　　二、二十世紀在艱難曲折中體認中國命運的過程

　　以1950年為界，二十世紀前半期的中國革命所要解決的問題，實際上就是二十世紀后半期中國建設的目標。中國革命問題與中國建設目標都不是人們所能夠自由選擇的，而是歷史和現實設定的，今天中國主流知識精英采取“割斷了歷史，(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抽象掉現實”的“科學”方法，來看待中國這一段歷史和建設進程，然后再隨心所欲地得出精英們所想要的結論。

　　去掉各種洋八股理論，回到二十世紀前半期的中國社會現實，中國當時面臨的是三大迫切問題：一是民生極度困難；
二是需要保衛(wèi)中國獨立發(fā)展的機會，后來這個問題在日本侵華戰(zhàn)爭中發(fā)展為民族生存問題；
三是民族工商業(yè)成長沒有出路。這三大問題既是中國革命所要解決的問題，也是中國建設所要解決的問題。因為人口長期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如此龐大的人口規(guī)模不可能依賴任何外來的幫助實現經濟進步，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來完成這一過程，而中國工商業(yè)落后民生困難，資金積累來源不足，除了號召人們發(fā)揚克己精神“節(jié)約鬧革命”之外，還有什么另外高招能夠實現工業(yè)化的快速起步呢？因此解決這三個問題在建設方略上最終也指向同一手段---就是必須實現民族力量的總動員，“大躍進”就是這種以動員手段進行國家經濟建設的方略。所以“馬上得之”還需要“馬上治之”。

　　1、民生極度困難與農業(yè)條件的改善

　　因為中國處于季風氣候區(qū)，水旱災害頻繁，所以民生極度困難的解決，需要根本改善中國的農業(yè)條件，第一個步驟就是需要水利事業(yè)的大發(fā)展。經過毛澤東時代近30年的全民動員，修筑了近20萬公里江河堤防，8萬多座水庫，在旱災多發(fā)區(qū)黃淮海平原上修建了300多萬口機井，才使得中國的農業(yè)生產條件有了長足的進步。其中由于黃淮海平原農業(yè)條件的根本改善，一舉扭轉了歷史上延續(xù)了近800年的“南糧北運”問題。但是僅僅依靠毛澤東時代30年的努力成果，與中國的季風氣候相比，與中國土地資源和水資源不匹配（北方水少地多）的現實相比，與中國人口密集而耕地資源緊張的現實相比，還是遠遠不夠的，需要進一步的全民努力來繼續(xù)改善之，需要社會資源分配向農業(yè)的傾斜，來抵消土地報酬遞減規(guī)律的作用，這樣才能造就每一個中國人都具有“豐衣足食”機會的條件。

　　2、民族工商業(yè)的成長障礙

　　中國民族工商業(yè)的成長，一直受到帝國主義的壓制，不僅有非對稱關稅的束縛，而且還有各種特權階級的幫助。中國的士紳階級---和德國的容克地主反對李斯特的貿易保護主張一樣---是自由貿易的擁護者，是買辦階級的社會基礎，是帝國主義在華經濟侵略的幫兇和同路人。正是以士紳階級為基礎的滿清政權，幫助帝國主義者在中國民眾身上搜刮了16億兩白銀的戰(zhàn)爭賠款，各地的劣紳還常常是幫助帝國主義者在中國販賣鴉片的本地頭人。最后對民族工商業(yè)起決定性市場排除作用的是“厘金”，為鎮(zhèn)壓太平天國籌集地方軍費，一個名叫雷士（左言右咸）的人于1853年在揚州仙女鎮(zhèn)開始“設局抽厘”，次年這個“寶貴經驗”被清廷下詔推廣，旋即在全國各地鋪開。這個“厘金”只對國貨征收，因為根據條約對洋貨只能是“值百抽五”，而且限定在進關時一次清繳，洋貨在國內通行無阻，而國貨則須過關繳厘。最終厘金之高，足以把國貨從國內市場上清剿出局，最后只有李中堂大人當后臺的企業(yè)的貨物，才能得以幸免“厘金”之害，所以國貨最后也只剩下各種“官商合辦”“官督商辦”企業(yè)，這種“洋務運動”失敗了倒是應有之義，不失敗才是奇怪。

　　實際上“厘金”的表面是兵害，背后是社會正常秩序喪失的結果，中央政權無法維持統(tǒng)一秩序，是地方割據局面形成或者是中央依賴地方武力來維持統(tǒng)治秩序的結果。民國的建立使得中國秩序混亂達到了新的高度，兵害之烈也是空前絕后，民國元年第一件事就是各省紛紛宣布獨立，最后形成許多軍政一體的地方割據勢力，只要是手上有一支軍隊就儼然是黨國秩序的化身，就具有征稅抽厘的權限，一些中央和地方軍閥已經提前數十年收取了老百姓“應該負擔的國稅”。在中華民國政府時期，嚴重的兵害已經妨礙民眾個人的基本生存條件，更不要奢談什么資本積累和產業(yè)進步。

　　3、國家獨立與民族生存方面面臨嚴重威脅的根子在于內部

　　正是因為民國政府的空前無能和腐敗，無法擔當起維持社會正常秩序的國家政權基本職能，無法實現國家力量的集中使用和調配，因此無疑是具備了被侵略的最佳機會。事實也證明了日本人的判斷是對的，民國政府上層不僅沒有與民族同甘苦的意愿（老蔣名言：亡于日本人，我還有亡國奴可以當），而且也缺乏足夠的戰(zhàn)略意志來進行國家動員以抵抗侵略，在戰(zhàn)場上也是消極被動作戰(zhàn)，幾乎沒有一場正面戰(zhàn)場的戰(zhàn)斗不是面對面的消極防御，戰(zhàn)爭進程基本上是按照有利于日本侵略軍發(fā)揮優(yōu)勢火力的要求來進行的，最后抗日戰(zhàn)爭正面戰(zhàn)場的傷亡竟然超過300萬！這樣的戰(zhàn)爭指揮從統(tǒng)帥到將軍都應該上軍事法庭，只有極其個別的如張自忠可以例外看待。即使在這樣的國家危亡之秋，國民黨政府依然“官是官、民是民、兵是兵”，各自互不協(xié)調，缺乏相互支持、相互激勵的效果。在抗戰(zhàn)期間，一支新軍從四川步行經貴州上前線，途經貴州的一個鎮(zhèn)子休息，這個鎮(zhèn)子的店鋪竟然全部關門，新兵竟然連水都喝不上，這樣的士兵在戰(zhàn)場上怎么可能具有使命感和士氣，這樣的官府機構怎么可能擔負起動員和領導民眾的責任。這樣的國家如果不被侵略，世界還哪有適合于被侵略的國家，這樣的政府如果還要存在，老百姓哪里還有活路。

　　4、中國精英階層的總體失敗與中國精英主義道路的破滅

　　中國產業(yè)成長的艱難，民生凋敝和民族生存受到威脅，不僅這三者互相滲透和包含，而且都來源同一個原因。鴉片銷售占據了極大的市場份額，洋貨泛濫排除了國貨成長的機會，士紳和買辦階級的政策壓制是基于和帝國主義者利益相同，中國腐朽政權和地方勢力體現在“厘金”上的根本利益，與社會發(fā)展方向也完全不協(xié)調，排除這些障礙只有一個最后手段就是---平民革命。歷史已經證明，精英革命是解決不了這樣的問題的---辛亥革命和后來1920年代的大革命現實，就是精英革命必然失敗的典型案例。不徹底掃除這些惡勢力對中國政治的左右和干擾，中國工商業(yè)就沒有成長的機會，中國就無法得到發(fā)展的機會，中國所面臨的三大問題就都沒有出路。而中國的精英階層卻與這些東西有著千絲萬縷的人脈聯系和利益糾結，這正是中國精英階層最終邊緣化自己的決定性原因。

　　從晚清洋務運動開始，中國的精英們就試圖在帝國主義的卵翼之下，開始做“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美夢，“制夷”夢破之后又繼之以改良變法，再繼之以精英革命，但是沒有一次不失敗的。這個問題在孫中山那里就已經形成了明確的認識，他在遺囑中說“積四十余年的革命經驗，深知要求取中國革命的勝利，必須聯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這個“平等待我之民族”就是蘇聯，孫中山還特意給蘇聯人留下一份遺囑。孫中山確立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就集中體現了他由精英革命道路轉向平民化的畢生經驗。但是繼承其地位的精英階層（國民黨右派）又回到精英主義的老路上去了，是不可能執(zhí)行這樣的遺囑的。歷史又進入不必要的循環(huán)，民眾又受了不必要的多年苦痛，中華民族受到生存方面的重大威脅（在抗日戰(zhàn)爭中），最后是在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人的領導之下完成這一平民革命的。

　　根據毛澤東的說法，一部中國近代史就是中國人民和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搏斗的歷史。中國精英階層在這個偉大的革命過程中，從熱切鼓動到觀望、從觀望到倒退反動，使得中國的平民革命經歷了一切曲折和波瀾，沒有任何僥幸和捷徑可走，是世界革命歷史中最艱難曲折的一條革命之路。這一革命的過程極端漫長，從1840年的鴉片戰(zhàn)爭開始，中國精英階層就已經喪失了對形勢的主導意愿，成為一個帝國主義者的幫兇階層，所以中國人民的敵人是國內外所有最兇殘敵人的大同盟，中國革命的敵對陣營顯得空前強大。這一革命的邏輯終點是以1953年抗美援朝戰(zhàn)爭勝利結束為標志的，這一革命歷時110余年，中華民族在這個艱難曲折的過程中付出了極為沉重的代價，無數的英烈流血犧牲前赴后繼，終于開創(chuàng)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

　　5、中國式道路---必須給大多數人以出路的適度發(fā)展之路

　　國家和社會管理的一個鐵律是：團結多數。社會和國家管理必須給絕大多數人提供出路，并借以使多數人對基本管理制度產生認同，否則管理是不可能成功的；
或者是即便是暫時可行其管理成本也必定會高到無法承受的地步，不可能有穩(wěn)定的社會秩序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在中國人均資源少，人地關系緊張的現實之中，精英主義制度在社會管理上是沒有根本出路的，它需要大多數人長期不斷克制為滿足生存需要而必須被滿足的欲望，為精英階層的奢侈欲望被優(yōu)先滿足作貢獻；
由平民階層主動為精英階層的利益作讓步，這樣才能保證最壞的社會局面不出現。不是精英階層具有第一責任，反而是平民階層負上全部責任，這樣的社會管理和國家制度設計怎么可能有出路。

　　如果說西方曾經在占據世界資源多數的基礎上，實現了中產階級在社會中占多數的話，精英主義制度終于在西方贏得了廣泛的社會認同的話；
那么由于這一條道路將永遠沒有可能在中國變成現實，因為共同富裕在資源制約下沒有可能，中國有沒有把世界其余地區(qū)進行邊緣化改造的意志和力量，所以精英主義制度在中國不可能有任何前景，這種制度認同將永遠不可能在中國人民中產生。最近20年來中國社會中普遍的行為失范，就是因為精英主義不能給中國多數人以出路或者成功的機會的結果，是一種廣泛的路徑失落---因為正道直行沒有成功的可能，所以普遍產生了強烈的穿墻打洞挖地道的沖動。精英主義制度在全世界范圍里也一定是多數人沒有根本出路，或者是根本沒有出路，因此這種管理是不可能有普遍意義的。精英階層尤其不能放任自己的欲望和私心，需要主動地向弱勢階層協(xié)調和讓步，以追求社會整合的實現，并在社會整合的基礎上開展社會教化，建立起普遍的社會目標認同，在認同的基礎上降低管理的困難和成本，求取國家和社會的長治久安。

　　實際上在西方社會管理上存在一種“偽道德效應”，即在經濟成長迅速的時代，在資源優(yōu)先集中的少數地區(qū)，多數人都能夠享受到發(fā)展的成果，所以容易造就一種積極向上的社會風氣，階層利益的協(xié)調也比較容易，人與人關系的緊張被充裕的物質財富所緩和�！皞蔚赖滦�應”的成立條件是能夠給特定區(qū)域之內的多數人口提供以現實出路，這在實際上是以人與自然關系的惡化來緩和人與人之間的深刻矛盾，是以中心地區(qū)與外圍關系的利益輸送的擴大化，來彌合中心地區(qū)的深刻社會階層分裂。反過來，在蕭條時期，就必然引發(fā)以鄰為壑的舉動，1930年代的大蕭條，就引發(fā)金融戰(zhàn)和貿易戰(zhàn)，最后發(fā)展為世界大戰(zhàn)，這一段歷史所有的精英主義者想必都不陌生。

　　中國社會上精英們與民眾協(xié)調差，主流媒體長期妖魔化農民，就是因為資源有限利益不夠分的緣故，既沒有人與自然關系相緩和的出路，也沒有外圍地區(qū)可以轉移矛盾。所以精英階層的富裕和發(fā)達必須排斥普遍民眾的基本生存權利，把廣大民眾的貧困生活水準固定化、長期化，才能為精英階層的富裕生存狀態(tài)節(jié)約有限的資源空間，這是中國精英階層和主流媒體長期妖魔化中國民眾的內在邏輯。正是因為現實如此嚴酷，所以中國精英不僅不能走極端，反而面臨著空前的自覺協(xié)調使命，否則一味地鼓吹精英主義化聽任目前的趨勢發(fā)展是非常危險的，實際上就是走老蔣“制造革命形勢”的老路，中國精英階層必須走出精英主義的狹隘利益羈襻，轉向適度發(fā)展之路。

　　適度發(fā)展是基于道德主義這個中華文化的核心源流，是從整體協(xié)調出發(fā)的，是排斥西方文化的核心源流---叢林法則和精英主義的。適度發(fā)展具有非常強的滲透性，具有三個層次上的意義：

　　第一個層次是實現“人與自然關系的協(xié)調”，需要采取適度產品和適度技術方針，高檔消費品和節(jié)約人力型技術不能占據優(yōu)先地位，在這個層次上適度發(fā)展是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問題；

　　在第二個層次上追求“人與人關系的協(xié)調”，要求精英階層承擔實現社會整合的第一責任，放棄無限制地追求優(yōu)勢地位的努力，在這個層面上適度發(fā)展要求相應的政治制度模式，是政治問題；

　　第三個層次是“中國與外國關系的協(xié)調”，由于中國能夠在適度發(fā)展上實現社會各階層的協(xié)調整合，因此必然能夠達到孫子所說的“上下同欲者勝”的境界，在貫徹國家戰(zhàn)略意志上能夠實現萬眾一心、眾志成城的局面，這就能夠用無形資源去彌補有形資源的不足，在避免常規(guī)軍備競賽的條件下改善國家的安全態(tài)勢。這實際上就是毛澤東同志所主張的“人民戰(zhàn)爭”成立的先決條件，在“人民戰(zhàn)爭”的基礎上可以采取“國土防御”戰(zhàn)略，以收斂的態(tài)勢來應付外來的政治和軍事壓力，來解決今天美國戰(zhàn)略東移以后，中國所承受的戰(zhàn)略壓力加大的問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是適度發(fā)展理論滲透到國防和外交這樣的軍事戰(zhàn)略層面。收斂態(tài)勢防御對世界和平和裁軍努力將是一個巨大的貢獻，與西方的“前沿壓迫”以策安全的軍事戰(zhàn)略相比，不僅能夠節(jié)省大量不可再生的資源用于改善國民福利，而且可以避免軍備競賽的自動加強和升級。

　　不僅中國人不能指望普遍的富裕和發(fā)達，其他的人口大國印度也不能存有此種指望，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也一樣無法建立起資源利用上的優(yōu)勢地位。所以西方的“普世價值”終歸不過是少數人的價值，本質上是“白人種族主義”的一個變種，對這種“普世價值”的接受和模仿，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在戰(zhàn)后盲目走出口導向的工業(yè)化政策，已經導致四重重大后果：在經濟上使西方獲得以競爭低價格購買第三世界國家工業(yè)品的好處；
在政治上促使第三世界因利益競爭態(tài)勢造成政治分裂；
在文化上樹立第三世界對西方的自卑；
在第三世界國家內部由于精英階層與平民階層的分裂統(tǒng)治基礎弱化，將無力應付西方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壓力給推行新殖民主義提供可乘之機。毛澤東時代中國人選擇的道路，才真正能夠對世界人口的大多數提供有益的借鑒。最近20年中國對西方的拙劣模仿，也是非常有意義的，因為教訓比經驗更寶貴更深刻---微觀經驗特殊案例不能用來指導絕大多數人前進。是經驗和教訓共同促進了人們認識的提高。

　　在毛澤東時代，適度發(fā)展的輪廓是非常清晰的，作為平民革命的寶貴政治遺產，作為革命時代對民眾的解放承諾，毛澤東一生都堅定不移地宣稱要為95%的大多數服務，要抑制5%的特權階層，政治上要求精英階層向平民的基本生存利益讓步是非常明確的。同時毛澤東時代國家安全形勢非常嚴峻，1965年國家計委的四月提綱就已經提出“要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戰(zhàn)爭”，為了形成“上下同欲”的態(tài)勢，對精英主義和特權思想的追究也達到了空前的高度，目的就是要造就萬眾一心、眾志成城的局面。因為中國技術和經濟資源有限，無法進行遠程軍事部署采用前出壓迫戰(zhàn)略來追求單邊安全，而且蘇聯在軍備競賽方面的盲目追趕，也證明了前出部署的負面效果極大，不值得去刻意追求，中國在人民戰(zhàn)爭的基礎之上，能夠為“國土防御”戰(zhàn)略的有效實施確立必要社會基礎。只有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由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目標所要解決的三大問題，最后都指向一個具有一定規(guī)模的工業(yè)基礎，而這個工業(yè)基礎在毛澤東時代還沒有能夠完全建立起來，因此對工業(yè)化的重視和執(zhí)著是很正常的，但是當時對適度產品和適度技術的重視，特別體現在社會消費品的生產上，在改善農業(yè)基本生產條件方面，適度發(fā)展戰(zhàn)略都是異常明確和毫不含糊的。

　　必須指出，適度發(fā)展之路不僅要在物質上給大多數人以出路，也要在精神上給大多數人以出路，所以反對精英主義提高整體協(xié)調的中華文化的核心精神遺產也是可資借鑒的，目的在于把人們從孔子所說的“患得患失”的憂慮中解脫出來，以達到老子所說的“虛其心、實其腹”的境界。根據筆者自己的親身體驗，毛澤東時代的晚期，在普通民眾中間開始慢慢有了這種效果，人們多數樂于干好自己的本職工作，也都具有充分理由對未來持有樂觀期待。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對于精英主義者而言，毛澤東時代是一個尋尋覓覓找不到建立優(yōu)勢地位機會的黑暗時代，這一點非常正常，本來就是毛澤東追求的政策效果---為多數人的基本生存利益必須抑制少數人先富快富的利益。今天絕大多數工人農民非常懷念毛澤東，而精英階層特別是主流知識精英卻把毛澤東視同寇仇，這也是毛澤東選擇的政策所導致的必然后果，不值得奇怪。

　　三、被命運拖著走的中國知識精英

　　1、中國式道路不是什么

　　中國式道路---適度發(fā)展---是源于中華文化的核心源流，不是西方的左翼思想和異端意識形態(tài)在中國的實踐，與西方的主流精英主義思想和叢林法則的文化核心源流更是根本對立。

　　從延安整風到中蘇分裂這兩件思想定型性質的大事中，可以看到中國平民革命的性質和使命，與經典的共產主義是如何不同。在延安整風中，反對黨八股和洋八股，排除了西方主流意識形態(tài)（精英主義）的合法地位；
反對教條主義，排除了僵化正統(tǒng)的馬列主義，剩下從中國革命和現實的實際出發(fā)的思想資源，實際上就是呼應久遠的文化源流的東西。

　　在1960年代的中蘇論戰(zhàn)中，中國和蘇聯黨的分歧集中在“國際和國內的階級斗爭熄滅論”是否成立的問題上。本來按照正統(tǒng)的馬列觀點，階級是一種具有共同地位的社會經濟集團，其經濟基礎已經在革命勝利后被消滅，所以階級也當然不存在。但是毛澤東的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卻不是傳統(tǒng)的和經典意義上的馬列思想，在毛澤東看來由于“物質財富充分涌流”尚未實現，追求社會分化與優(yōu)勢地位的精英主義是不會自動消失的，代表這一精英主義愿望的階層就是官僚階層和知識精英階層。在傳統(tǒng)的資本家和地主階層的經濟基礎喪失以后，最有希望在社會上占據優(yōu)勢地位的就是這兩個階層，而蘇東解體和中國最近20的發(fā)展過程中，確實是這兩個階層最為積極地制造社會分化和鼓吹精英主義制度合理，毛澤東的預言和遠見確實是被廣泛證實了的。

　　反對精英主義，主張精英階層在社會整合中具有第一責任的思想，就是地地道道的“孔孟之道”。在孔孟看來社會整合是社會教化的基礎，孟子反復訴求統(tǒng)治階層要“樂民之樂”“憂民之憂”，才能夠達到“仁者無敵”的王道境界，沒有社會整合和整體協(xié)調做基礎，社會教化是無法保證效果的。在毛澤東思想的體系中，傳統(tǒng)文化的核心源流的分量是無與倫比的�！睹�盾論》與老子思想的內在淵源，《實踐論》和知行合一的密切關系，統(tǒng)一戰(zhàn)線、人民戰(zhàn)爭最好的注解就是“以天下之所助，攻親戚之所叛”，目的是要達到孫子所說“上下同欲者勝”的境界。在中國革命年代的思想資源固然是直接來自先秦，在中國建設時代的思想仍然是具有同一特征。

　　2、中國式道路的難點與中國精英階層的歷史命運

　　中國式道路---適度發(fā)展---在社會上成立的難點在于：精英階層在總體上總是忠于精英主義的。他們從維護和制造自身優(yōu)勢地位出發(fā)，必然是追求社會分化的旗手，排除平民主義和適度發(fā)展。

　　中國式道路---適度發(fā)展---拒絕高檔消費品和奢侈品，取消了少數人的特殊優(yōu)勢地位，出現全民一致的平均主義，而且由于時代的特殊性---中華民族剛剛從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控制之下掙脫出來，特別西方白人種族主義者發(fā)動了捍衛(wèi)精英主義制度的冷戰(zhàn)，這些注定了中國沒有和平安寧的國際環(huán)境，因此中國不可能不在抑制精英主義上矯枉過正，因此這個時代反而在極大程度上體現了中華文化核心思想資源的現實意義。

　　適度發(fā)展的實施對于平民階層的利益是相對關照的，中國毛澤東時代最深刻的社會變革是傳統(tǒng)大家庭制度的解體，而這個解體過程是自然發(fā)生的，是因為穿衣吃飯兩項最繁重的家務勞動已經社會化了，傳統(tǒng)大家庭婆婆帶領妯娌姑嫜紡線織布、舂米做飯，在家務勞動上進行分工協(xié)作的經濟合理性已經消失，現在一個人就可以完成這些家務勞動了。正是因為大家庭制度的經濟合理性已經不存在，就在自然而然走到了核心家庭時代。這個過程在毛澤東時代只用了十多年就完成了，考慮到經濟恢復占用了三年時間，僅僅在“一五”造就的略具規(guī)模的微薄工業(yè)基礎之上，如果不是在資源分配上的高度傾斜，是不可能這么快完成這一過程的。到1970年代初期，大陸有75萬個以上的大隊，當時每個大隊都有兩臺以上的碾米機（加工稻谷）或者磨粉機（加工小麥），對制造行業(yè)而言，意味著平均每年的產量都在10萬套以上；
同樣是在1970年代，按照人口發(fā)放的布票，已經可以讓婦女擺脫幾千年來夜夜紡績的辛勞。

　　從清代末年的邊疆危機開始，中國精英就一直做著“強國夢”，但是等到恢復時期過后開始實施強國夢的時代，中國精英又失去了“放棄小我”的精神。這就是毛澤東與知識分子的深刻分歧和內在對立，之所以產生的根源，從事情的本原上看，中國精英多數都表現出一種“葉公好龍”的習氣。

　　正是在戰(zhàn)爭恢復時期結束以后，著眼于國家和民族長遠利益的時代，精英們與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人發(fā)生了深刻的分歧。毛澤東們銘記中國百年屈辱，繼承幾代志士仁人前赴后繼的強國志向，采用高積累方法和大躍進方式進行國家工業(yè)化建設，高積累方法的必然要求是壓低消費，不僅是壓低比例而且是要壓低基本需要以外的奢侈消費，精英們的消費層次因此無法體現，出現全民一致的平均主義。這樣才能為工業(yè)化積累資金，為工業(yè)化節(jié)約資源。

　　這其實就是要求人們?yōu)榱藝�家強盛為了民族振興的長遠利益，對當前利益作出犧牲，普通民眾是擁護的，因為工業(yè)化的結果對他們的利益是關照的。按人口發(fā)放的布票，對于農民而言是從夜夜紡績中解放出來，對于精英們來說是從此要穿打補丁的衣服。所以精英階層反對適度發(fā)展的戰(zhàn)略和平民主義路線，是有獨特的階層利益做依據的。

　　如果沒有精英階層負第一責任，沒有政治上人與人關系的相互協(xié)調做保證，人與自然關系的協(xié)調就是一句空話，不可能在一部分人富得流油，而另外一部分人窮得叮當響得情況下，還能搞成什么整體協(xié)調和適度發(fā)展；
同時如果沒有上下同欲的態(tài)勢，國土防御就是一紙空文。所以實現適度發(fā)展的關鍵在于精英階層的利益必須與平民階層的利益相協(xié)調，精英階層必須放棄追求先富快富的欲望，社會資源需要向解決大多數人口的基本生存需要傾斜分配，在這樣的基礎之上，才能真正實現社會整合，在這樣的基礎之上才能取得良好的社會教化效果，整體協(xié)調態(tài)勢才能形成。

　　所以適度發(fā)展的關鍵在于精英階層與平民階層利益的協(xié)調，在于知識精英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在于精英階層在國家民族命運的深刻把握，在于精英階層成為平民主義而不是精英主義的擁護者。只有在這樣上下階層相互協(xié)調的態(tài)勢之上，才能為實現人與自然關系的協(xié)調發(fā)展提供前提和保證，才有一個穩(wěn)定的上下同欲的社會基礎，再考慮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的現實，中國的防御態(tài)勢就可以非常有效而且經濟成本極低，國土防御戰(zhàn)略就非常有效，國家安全基本上就不受戰(zhàn)術打擊威脅和常規(guī)戰(zhàn)爭的威脅，在國防上只需要注重戰(zhàn)略威脅問題即可。

　　從中國精英階層的表現來看，他們不僅沒有這樣的意愿，而且還曾是世界上最極端的精英主義制度實施者。老蔣時代“保甲連坐”就是中國精英階層極端自私，忽視民眾愿望的最佳注腳。五四時期中國精英主義者向西方尋找出路，從此就鉆在西方的故紙堆里不肯出來，到今天還如此。這一特色注定了中國精英階層是革命的旁觀者，是建設時代的問題小孩，而不是一股力量。這同時也注定了中國精英特別是知識精英在1949年以后的可悲命運，但是精英們到今天仍然拒絕反省，仍然看不到給他們帶來可悲命運的歷史合理性在哪里。

　　1950年代初期，以批《武訓傳》，批研究《紅樓夢》的唯心主義為起點的知識精英思想改造運動，就是希望知識精英主動通過學習，放棄精英主義思想，領會中國式道路的現實意義，從而成為中國建設的主動積極的參加者和領導者。可是思想改造運動最后演變的結果是人人都蒙混過關，對自己思想深處的精英主義思想不做任何反省和觸動，根據一些知識精英后來的回憶，在做蒙混過關的檢查時，甚至到了犧牲尊嚴和面子、完全說假話套話的地步。這在另一個方面也揭示了思想改造是無法通過紙上學習完成的，也無法在和風細雨的會議討論中完成。

　　1957年開始的反右斗爭中，不再是采用那種學習總結的會議形式了。根據毛澤東的說法，左與右還只是思想上的斗爭，改正了錯誤思想還是好同志，不是敵我的劃分�？墒敲珴蓶|還是失望了，這種方式仍然不能成功，因為知識精英新的抗拒方式是在檢討后的沉默和消極。仍然沒有能夠自覺自愿認識并走入社會，與工人農民打成一片，為建設新中國發(fā)揮聰明才智和擔負起領導作用。

　　1960年代初期，毛澤東發(fā)出“五七指示”，開始從孔孟那里尋找突破。這個過程沒有能夠長期進行下去，1965年的戰(zhàn)爭動員態(tài)勢，使得抑制艾奇遜所期望的“民主的個人主義者”成為必須。打倒學術權威和掃蕩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知識精英的執(zhí)著和狹隘，對中國式道路的抗拒和排斥，終于在一場最無法精確控制的運動中被提起被清算。接著是下放，下放倒是具有“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的外在條件，但是這種條件是被精英們視作苦刑，視作隨時結束的階段性過程，缺乏主動完成人格修養(yǎng)過程的內在意愿，所以這個過程同樣是勞而無功�？紤]一些精英分子在美國洗三年盤子之后，有相當比例的人士倒是完成了心靈歷程的事實，可以認定思想改造只有在自愿的情況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才能在繁重的勞動和艱苦的生活洗禮中，意志得到錘煉，最終能夠促使個人意志的力量大于欲望的強度，使得個人能夠在并不勉強的情況下服從道德和良知的指引行事，達到“知行合一”的境界。如果今天使用解雇加競爭下崗方式，也許對付這些精英主義者就有成效得多。中國的知識精英是世界上最真誠最極端的精英主義者，西方的知識精英倒是多數人比不過大陸同行，看起來解雇制度和生存壓力還是對精英主義者有巨大成效的。

　　在中國精英主義者看來，從1952-1976這四分之一個世紀簡直是暗無天日，不僅社會優(yōu)勢地位沒有實現，而且還常常成為被進行思想追究的對象。他們總是樂意把這些運動看作一個個孤立的政治大批判過程，但這是不正確的看法。這些運動在邏輯上都是一個要求精英階層放棄精英主義過程的一部分，而且是一個逐步升級過程中的不同環(huán)節(jié)，從思想改造到思想斗爭（反右），從思想斗爭到要求與工人農民進行結合（五七指示和下放改造），從行為改造到文化大革命（視同階級敵人），最后還宣稱要過七八年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在追究程度上是步步升級的。這實際上就是中國式道路的關鍵所在，精英階層必須主動地向平民階層讓步，社會管理和國家建設必須以大多數人的利益為目的，這個過程不是一個短期過渡，而是不可更改的長期道路。因此尤其需要精英階層做出表率，做出深刻思想和認識轉變，不是簡單的口頭承諾，不是忍耐和等待，而是要發(fā)自內心的根本思想轉變。

　　在這個漫長的25年中，體現了人類為解決共同的永恒難題，為了解出中國歷史“一治一亂”的惡性循環(huán)，毛澤東做出了特殊的努力。毛澤東具有非常持久的耐心和毅力，總是熱切地期望中國的精英階層，能夠率先走出這一步，為‘中國式道路’能夠持續(xù)下去造就一個社會基礎，但是毛澤東終于失望了。精英階層不克制自己的欲望而損害民眾的生存利益，在歷史上總是表現為活不下去的民眾揭竿而起，最后把舊精英集團干掉，新的精英集團在事實的打擊面前，能夠有所收斂，出現一個短期的‘小康治世’，時間長了精英們老毛病又犯了，矛盾積累開始為下一次起義做準備。

　　毛澤東和現代新儒家的區(qū)別是“王道”和“禮教”的區(qū)別；
毛澤東和中國主流知識精英的區(qū)別是東方和西方的區(qū)別，是道德主義和叢林法則的區(qū)別，是平民主義和精英主義的區(qū)別。這種區(qū)別具有根本對立的性質，是難以調和和妥協(xié)的，走平民主義的發(fā)展道路，在社會上就必須確立道德主義和整體協(xié)調的風尚；
與這個目標相比，精英主義是天然自發(fā)的破壞力量，因此社會教化必須以精英階層放棄精英主義為前提，以社會整合的實現求得社會教化的成功。如果中國走西方的道路不受資源制約，能夠實現共同富裕，能夠實現中產階級在社會上占據大多數，或者中國具有第一世界地位，能夠把內部矛盾向外轉移，那么可以認定錯誤將在毛澤東那一方，是毛澤東應該改弦更張；
如果中國在西方的道路樣式上沒有成功機會，那么中國的精英主義者別無選擇，必須洗心革面。

　　精英主義者對西方社會精英階層的優(yōu)勢地位眼熱心跳，對西方的富裕和發(fā)達垂涎三尺，環(huán)顧在毛澤東時代自身的處境，實在是不勝落寞凄涼之感，對毛澤東的憎恨和仇視也因此難以遏制。所以無論如何，中國的精英主義者都是不愿意睜開眼睛來看一看，中國和西方社會究竟有什么樣的不同，對于精英主義者而言反正別人有的我一定要有，不富貴，毋寧死。正是在這樣的心態(tài)之上，產生了一種大陸特有的“傷痕學術”，這種“傷痕學術”往往標榜科學性和非意識形態(tài)，在表面上還有時表現得要與政治劃清界限，但是在實際上“傷痕學術”不是他們所標榜的那一切。傷痕學術不是反政治，而是反向政治，完全是從自身的幽怨出發(fā)，從自己的小圈子利益和愿望出發(fā)，去取舍現實去援引在中國本土沒有任何根基的學術樣式---精英主義學術樣式，這樣的學術如果不脫離中國實際才是希奇。秦暉和他的農民學就表現得非常典型，他完全是拿著農民講政治，拿著政治講農民，這樣得學術怎么可能有實際價值，當然理論價值還是有的---能夠為新自由主義的“歷史終結論”做注解。

　　中國精英階層拒絕中國式道路的心靈苦痛，在被命運拖著走的時代是非常酷烈的。正如老子所言“吾有大患、為吾有身”，要擺脫自身欲望的役使，不是一個可以自然實現的過程。孟子提到“反身而誠”的道路是痛苦的“苦其心志”過程，而這個過程也只有在自愿自覺的情況下才有可能達到效果，看一看那些經歷下放和下鄉(xiāng)的精英主義者的心路歷程，就知道外在的被動的接受，是不能完成需要主動的人格養(yǎng)成過程的，相反許多中國精英在美國的餐館里“自覺自愿”洗了三年盤子之后，反而實現了這一心路轉變。

　　孔子說“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中國今天的精英主義者都是孔子不想與之接談的狗茍蠅營之輩。毛澤東殷切地希望中國精英階層完成人格養(yǎng)成過程，深切領會人之所以為人，人之所以不是非人、不是禽獸的道理，成為又紅又專的社會主義新人。但是精英們寧愿選擇象狗一樣的忍耐和鉆營生涯，也不愿意實現心靈的主動轉換，脫胎換骨成為一個具備領導中國人民走“中國式道路”的領導階層。沒有完成人格修養(yǎng)過程的精英，其大多數必然是一個精英主義和叢林法則的信奉者和鼓吹者，是平民主義制度的破壞者，是精英主義制度和社會分化的建立者。這些人永遠不會是毛澤東所期望的“又紅又�！钡闹�識分子，而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擺不脫“軟弱性、依附性和動搖性”特征的可憐蟲。今天中國的主流知識精英正在用自己的行動和言說，精確地證明毛澤東的遠見卓識，他們仍然不是一股正面的可以依靠的建設力量。

　　二○○一年九月九日動筆十八日完成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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