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浩劫。葉劍英說，“文革”造成了2000萬人死亡�，F在看來，死亡人數也許沒有這么多，但無數的人遭受迫害、屠戮，是不爭的事實。劉少奇、彭德懷、陶鑄、賀龍等國家領導人被迫害致死；
趙健民特務案連累致死14000多人，內蒙古人民黨案致死11622人，冀東冤案迫害8萬4千多人，致死2955人；
一些地方的武斗共死幾十萬人；
1967年8月28日，當局開槍打死了101名游行者；
北京大興縣亂殺“四類分子”，一次殺了325人，22戶被殺絕；
湖南道縣等地的大屠殺更是慘絕人寰，當地農村紛紛成立“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大隊干部隨意宣判死刑，被害者有數萬人（僅道縣就上萬人），屠殺的手段有：刀砍、銃打、鐵烙、活埋、沉河、尖刀刺、鈍刀剮、鋤頭挖、繩子勒、石頭砸、數十人捆在一起用炸藥炸、幾十人丟進紅薯窖用火活活熏死等，還采用砍頭、挖眼、割耳、削鼻、剖腹、割乳、切指、斷肢等種種手段，真是喪盡天良！

　　“文化大革命”是在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和“反修防修”的理論指導下進行的，其誘發(fā)的源頭可追溯到50年代的“波匈事件”、蘇共20大、廬山會議，以及后來的三年困難、七千人大會、“四清運動”等。不過，從思想史的角度看，“文化大革命”的理論與實踐與諸子百家等歷史傳統也有著深刻的淵源關系。

　　“文化大革命”與儒家：毛澤東年輕時積極參加“五四”運動，其“打倒孔家店”的情結一直延續(xù)到晚年�！拔母铩敝小芭�林批孔”、“尊法批儒”即是這一激進情緒的反映。不過，令人遺憾的是，毛澤東一方面批儒，另一方面本身又受到儒家思想極大的影響，如其自覺為人民服務、批評與自我批評、興無滅資、大公無私、好領導、好干部以及運動式人治等思想皆與儒家的自覺修身、反省、克己、滅私欲、圣賢、明君、清官、排斥法治等理論如出一轍。兩者都屬于傳統的治國理論，是建立在人性本善、道德萬能、相信官員能自覺克制私欲、自覺為官清廉、自覺為民做主的假設基礎上的。而現代治國理論則是，人性是惡的，任何人都容易腐化墮落，所以，必須以權力制約權力，以法律監(jiān)督權力，以民主約束權力。

　　“文化大革命”與道家：毛澤東說，《老子》是一部兵書。可見，他深諳道家哲學。確實，毛澤東之韜光養(yǎng)晦、無為而治（暗中操縱“四人幫”，任由全國亂局發(fā)展）、借力打力、謀略為先、辯正施治等都留有道家的深刻烙印。然而，毛也有違反道家的方面，其“運動”、“大亂”思想正與老子的“治大國若烹小鮮”的貴靜思想相悖。

　　“文化大革命”與法家：毛澤東是極其推崇法家的，他重新評價秦始皇、曹操、武則天、朱元璋等“刻薄寡恩”的法家人物，發(fā)動了“尊法批儒”的運動，并且在給郭沫若的詩中寫道：“勸君莫罵秦始皇，焚書之事待商量。祖龍雖死魂猶在，孔丘名高實秕糠！”的確，“百代皆行秦政制”，法家的專制、暴力、陰謀、郡縣制、文化獨裁、消滅知識分子、以酷法治國的做法影響了兩千多年的中國政治，而毛澤東繼承了法家的傳統，他認為“治理中國需要馬克思加秦始皇”，并且自稱“坑儒比秦始皇還多”。傳統中國的政治架構即是商鞅、秦始皇的郡縣制，它形成金字塔式的自上而下、上級命令和任命下級、全國只有唯一的權力中心（即“中央”、“皇帝”）、行政權力無所不能的官僚人治體制，與現代政治制度的網絡式分權，政務官由民主選舉產生，省長、市長、縣長只對其選區(qū)內的選民負責、不對上司負責，實行聯邦制、地方自治，具有“有限政府”（行政權力受到約束）、多個權力中心（各級行政中心、立法中心、司法中心，一般沒有“中央”稱謂，只有“聯邦政府”稱謂）的法治分權體制有著根本的區(qū)別。

　　“文化大革命”與墨家：毛澤東的思想主要是墨家思想。墨子及后期墨家的小農反剝削、反享受、反讀書、反知識、烏托邦、助人、分財、殉道精神（為領袖獻身）以及集體主義、專制主義、平均主義、平民主義（向貧下中農學習，上山下鄉(xiāng)）、經驗主義（片面強調實踐）等與毛澤東的主張何其相似！所以，我們認為，毛澤東實際上是墨家思想的實踐者，他以墨反儒，其實沒有逃出傳統。

　　“文化大革命”與兵家：兵家主張兵者詭道、兵不厭詐、聲東擊西、不戰(zhàn)而勝、出奇制勝、擇人任勢、危機管理（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等，毛澤東不愧為大軍事家，深得個中三昧。如“文革”中利用群眾運動造勢；
毛澤東將國家投

　　于“亡地”，背水一戰(zhàn)；
劉少奇征得毛的同意派出工作組，然后毛突然回到北京批劉：“派工作組是鎮(zhèn)壓學生運動！”可見，兵家謀略是毛澤東最為得心應手的。

　　“文化大革命”與名家：名家主張“名”、“實”之辯，爭論名實關系，有某種邏輯的思想，同時貫穿了中國式的無聊狡辯與文字游戲，他們爭論著白馬非馬、雞有三足、雞蛋有毛等問題�！拔母铩敝�，“反修防修”不就是要爭社會主義的正統之名、并且要實行地道的（與原教旨分毫不差的）社會主義嗎？那時，無聊的爭辯、各種文字誅伐不也盛行于大江南北嗎？

　　“文化大革命”與農家：以許行、陳相為代表的農家重視發(fā)展小農經濟、農業(yè)生產，主張人人平等、人人參加勞動，反對商業(yè)，反對剝削，反對奢侈享受，反對貴族文化。農家具有類似于現代民粹主義的思想。毛澤東也是民粹主義者，他的平民至上的傾向既有先進性，又有落后性——按照農家的觀點，抽象理論、文學藝術、商業(yè)繁榮都沒有必要存在了。

　　“文化大革命”與縱橫家：縱橫家主張縱橫捭闔、競爭用權、揣摩人心、設套釣言、陰謀詭計、巧言游說等，這一套在文革中不是十分盛行嗎？毛澤東就是縱橫捭闔、競爭用權之高手，“反右”中“引蛇出洞”之“陽謀”、“文革”中之“大鳴大放”都使無數的人罹難其中。

　　從上可見，“文化大革命”并沒有完全“革文化的命”，而是對諸子百家以及各種文化傳統（特別是劣質的東西）有著繼承、“發(fā)揚光大”，同時，它“以傳統反傳統”，終究落入了傳統文化的窠臼。今天，我們研究文革學，正需要反思千年傳統，反省民族精神，以現代人類文明、現代中華文明重鑄民族之魂，防止“準文革”、“類文革”的發(f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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