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作《執(zhí)著為新文化運動辯護》在《隨筆》（2002年第5期）發(fā)表后，有累謝先生法眼并不吝賜教（《不明史實亂說一通》，《文匯讀書周報》2002年10月25日），感謝之余僅就基本史實敬向先生請益。

　　兩個不同的問題

　　謝先生對拙作的責難可以歸結到一點：沒有肯定通過國民革命建立的國民黨政權統(tǒng)治中國大陸特別是統(tǒng)一全國的功勛。竊以為這個指責表明謝先生沒有弄清拙作的意思。讀過拙作的朋友都應知道，這是一篇訴說人生和學術追求的文章，沒有提出更沒有回答全面評價20世紀中國任何政權的問題。問題是這樣提出的：

　　“20世紀寫的是什么？70年戰(zhàn)爭和動亂，30年改革。世紀初的改革，揭開了制度轉型的第一頁。三次打擊扭曲和中斷了這一進程。

　　第一次是清帝國拒絕加快民主進程……

　　第二次是統(tǒng)治者容不得薄薄的民主外衣，急于披上龍袍，不但自家引火自焚，也開啟了軍人干政，擁兵自重，扭曲了現(xiàn)代政治制度和法治完善的過程。

　　第三次更慘，掛著‘國民革命’的招牌，移植西方非主流文化與俄國專制傳統(tǒng)結合的怪胎，內(nèi)外專制因素匯合，結出被毛澤東概括為‘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法西斯主義’的惡果。從而確立了獨裁專制統(tǒng)治；
也點燃了22年內(nèi)外戰(zhàn)爭的導火索�！�

　　顯然這里評價三次打擊，是緊緊圍繞“制度轉型”這個基本問題展開的。謝先生如果不同意，可以就國民黨政權在“制度轉型”上的建樹賜教，證明它如何尊重和推進自由、民主、法治和憲政；
或者證明它極端愛好和平，與22年的內(nèi)外戰(zhàn)爭的爆發(fā)毫無關系。謝先生回避了這些，大談統(tǒng)一的功勞（即使談統(tǒng)一也談得難以令人信服），似乎有點文不對題了。

　　在后學看來，這不過是智者千慮，偶有一失。加上近年已故史家黃仁宇先生的史書很流行，其中有些可疑的論述，不少人也深信不疑了。謝先生已經(jīng)說明，他的論述的重要依據(jù)就是來自黃仁宇著《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

　　黃先生提倡“大歷史觀”，有些地方能發(fā)人深省，但運用于20世紀中國已有流于為現(xiàn)狀辯護之嫌。在他筆下，蔣介石不是大獨裁者，所作所為包括亂殺無辜都是合理或可以諒解的。“國民黨和蔣介石制造了一個新的高層機構。中共與毛澤東創(chuàng)造了一個新的低層機構……現(xiàn)今領導人物繼承者的任務則是在上下之間敷設法制性的聯(lián)系，使整個系統(tǒng)發(fā)揮功效。”（《中國大歷史》三聯(lián)書店1997年北京版第295頁）如此說來，中國社會的高層或低層都沒有面臨徹底改革的任務，與現(xiàn)實的差距實在太遠。不加分析接受這樣的結論，“以史為鑒”的史學反思功能就要喪失殆盡。

　　“史實”備忘之一：“北伐總司令”及其他

　　謝先生斷定筆者：“不明史實亂說一通”，后學請教就從史實開始。請恕后學冒犯，先生一開始“講點看法”，便說錯了好多“史實”。為免先生查找的麻煩，僅略舉數(shù)例如下：

　　1．“孫中山……上世紀二十年代初在廣州就任大總統(tǒng)，列寧派特使來華通過陳獨秀與孫中山見面共商援華大計�！�

　　孫中山“在廣州就任大總統(tǒng)”是1921年5月5日的事，共產(chǎn)國際派來的維經(jīng)斯基（歷史上沒有什么“列寧派特使來華”）與孫中山會見是1920年11月在上海的事。歷史事件不是積木，不能隨便搬動。而且準確地說，維經(jīng)斯基來華的任務也不是與什么人共商援華大計，而是作為共產(chǎn)國際遠東局的代表來華推動中國的共產(chǎn)黨的建立。會見孫中山不過是“高興地接受了陳（獨秀）同志的建議”，因為“認識了孫中山，我（維經(jīng)斯基）就有可能認識陳炯明將軍和就近仔細觀察他的‘神奇的’空想和計劃�！�

　　2．“孫中山為討伐吳佩孚，在廣東韶關設立大本營，任命李烈均為北伐軍總司令”。

　　據(jù)查，李烈均從未做過北伐軍總司令。

　　3．“后因陳炯明叛變停止北伐。遂決心將戰(zhàn)略中心轉向中國西北，又得到蘇聯(lián)的支持”。

　　關于1922年6月16日的陳炯明部將葉舉驅趕孫中山的事件，即所謂“陳炯明叛變”，當時除國民黨的報刊外，大都另有看法；
近年學術研究更有許多新進展。此事說來話長，此處不贅。至于“將戰(zhàn)略中心轉向中國西北”云云，不但與這一事件無關，而且是否值得謝先生那么熱情去肯定，也是大有疑問的。

　　早在1919年8月，俄共中央政治局已經(jīng)決定“我們在遠東的總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國利益發(fā)生沖突，要采取一切可能手段來加劇這種沖突�！薄氨仨毞e極幫助朝鮮人和中國人建立游擊隊組織。”但俄國自己則“必須防止同日本發(fā)生沖突”。

1920年俄共又考慮“擬把新疆省作為駐扎蘇俄軍隊和華南軍隊的集中地點……駐扎在俄羅斯中部的中國軍隊（指在俄國的華人組成的紅軍－引者）已同南方首領孫逸仙舉行了軍隊合并的談判，前者表示完全同意同南方配合行動�！睂O中山為此派出的代表已經(jīng)到達俄羅斯。

　　6月16日事件后，根據(jù)越飛給斯大林的報告，唯一的變化是：“孫逸仙建議，以他的名義，也就是直接指明根據(jù)他的請求，我們的一個師占領東土耳其斯坦的新疆省，那里只有4000名中國士兵，不可能進行抵抗�！�…孫逸仙補充說，他本人回到新疆去，在那里可以建立任何一種制度，甚至蘇維埃制度。” 鄙意以為這是引狼入室的錯誤行為，不論任何人干的都不值得肯定。在這件事上先生不但“不明史實”，而且認同了不該認同的東西。

　　4．“蘇聯(lián)軍事顧問鮑羅庭”。

　　遍查當時的蘇聯(lián)軍事顧問名單，不見鮑羅庭其人。當時確有大名鼎鼎的鮑羅庭顧問，頭銜不少，就是沒有“軍事顧問”這幾個字。

　　應該指出，對近代中國有所涉獵的人說來，這些都是“眾所周知”的常識，后學不敢責備先生“不明史實亂說一通”，但這的確表明先生尚未進入史學界�！靶g業(yè)有專攻”，近代中國頭緒繁復，行外人士開口便錯不足為怪。

　　“史實”備忘之二：關于“統(tǒng)一”

　　最令先生憤憤不平的是拙作沒有歌頌國民黨統(tǒng)一之功。祖國的統(tǒng)一無疑應該贊許，但作為知識分子應該用理性的態(tài)度觀察一切。因此，我們應該追問的是：國民黨“統(tǒng)一”的基礎是什么？國民黨“統(tǒng)一”的實際狀況究竟怎樣？讓我們先說說后一問題的“眾所周知”而謝先生不屑一顧的“史實”：

　　第一個無法否認的“史實”是：從1928年6月國民政府發(fā)布《統(tǒng)一宣言》宣布統(tǒng)一“已告完成”后，直至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毅然發(fā)動西安事變，要求停止內(nèi)戰(zhàn)一致抗日，除了國共兩黨愈打愈烈外，國民黨各派之間，幾乎沒有那一年不兵戎相見。規(guī)模最大的是1930年蔣馮閻中原大戰(zhàn)，歷時七個多月，死傷官兵三十余萬。

　　第二個無法否認的“史實”是：出現(xiàn)了三個國民政府和三個國民黨中央的今古奇觀，除了南京的國民政府外，一個是1930年9月成立的以閻錫山為主席的北平國民政府，另一個是1931年5月27日在廣州成立的國民政府，他們相應地組織了自己的國民黨中央。北平和廣州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的主要要求都是反對蔣介石的獨裁專制。

　　這是真正的“統(tǒng)一”，還是對統(tǒng)一的嘲弄？七七事變后包括共產(chǎn)黨在內(nèi)的各黨各派停止內(nèi)戰(zhàn)，共赴國難，那是出于民族大義的感召和國家興亡的責任感，不是國民黨和蔣介石獨裁專制的功勞。

　　為什么說第三次打擊“更慘”

　　說了史實，就該說說“更慘”了。首先應該說明，任何人如要編寫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史或這一時期的經(jīng)濟、外交、文化教育等專史，對北京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的成就都應有所論述。筆者不敢不自量力寫作這類鴻篇巨著，但也追隨先進，偶有涉及。

　　去年的一篇拙作寫道：清末新政“首要的是為經(jīng)濟發(fā)展奠立了良好的制度基礎……1895——1913年間，民族資本工業(yè)發(fā)展速度年均15%，比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列強無暇東顧期間的發(fā)展速度還略高一點。

其他經(jīng)濟事業(yè)發(fā)展也比較順暢。主要的一條是政府不再愚蠢地堅持以官辦或官督商辦的壟斷經(jīng)濟為路向，扶植和獎勵私人資本，建立自由的市場經(jīng)濟制度；
加上工資和原料低廉；
市場廣闊；
這些有利因素足以抵消其他制度性缺陷帶來的不利因素（如貪污腐敗和政府效率奇低等）的影響。

　　這一制度因素的影響一直延伸到民國。從民國初年到1937年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戰(zhàn)火連綿，社會動蕩不安。但總的說來，經(jīng)濟仍持續(xù)以較高速度發(fā)展。1912－1936年間，盡管有幾次世界性的經(jīng)濟危機，特別是1929年開始的經(jīng)濟大危機，中國工業(yè)年均仍增長9.2%。1912－1920年，更高達13.8%。

原因是北洋軍閥政府繼承新政的經(jīng)濟自由制度，且有所完善。1927年國民黨取得全國政權后，雖然開始扶植官僚資本，但尚不足壟斷國民經(jīng)濟�！�

　　這里既充分肯定二十世紀上半葉包括南京國民政府在內(nèi)的幾代政府的經(jīng)濟成就，又嚴肅提出了制度的決定性作用。筆者所以說國民黨確立被毛澤東痛斥為“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法西斯主義”獨裁專制統(tǒng)治,帶來“更慘”的后果，正是從制度的決定性作用出發(fā)的。

　　北洋軍閥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在政治制度建設上確實乏善可陳，但是除袁世凱統(tǒng)治時期外，它保持了三權分立的現(xiàn)代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任何國家的民主政治制度都只能在運作中逐步完善，消滅自身的種種污穢。20年代的國會留下了賄選總統(tǒng)的很不光彩的記錄，但有各省、市議會和強大的民間團體在，有當時比較充分的言論自由，在內(nèi)外壓力下，通過改選和重組，這些污穢完全有可能在民主政治的運行中逐步消滅。而國民黨則消滅了這樣的基本框架，不但沒有獨立的國會，還實行“黨化司法”，取消司法獨立，實行“黨國”不分的專制制度。這是往后倒退，退回到前現(xiàn)代的政治制度。

　　辛亥革命的歷史功勛之一是推進了清末新政開始的言論和集會結社自由的進程。新文化運動既是這一自由制度的成果，又是這一制度在20世紀中國的顛峰。國民黨專制統(tǒng)治的歷史罪惡之一是基本上摧毀了言論和集會結社自由的制度。北京政府時代侵犯自由的事也時有發(fā)生，但言論結社自由的基本制度畢竟還在。國民黨則以“國民革命”的名義，從在廣州開始，就公開踐踏新聞和言論自由；
實行“黨化教育”，控制和毒化人們的思想；
接著變本加厲，全面取消學術和言論自由。至1934年它竟然規(guī)定：凡文藝及社會科學圖書雜志，出版前必須“將稿本呈送（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申請審查”！ 與此同時，制造了不少以言治罪的文字獄。在這一領域，它倒退至接近大清帝國最黑暗的年代了。

　　先生高壽，一定對國民黨的全面腐敗記憶猶新，這是專制統(tǒng)治的必然惡果。沒有民主、自由和保障自由、民主的法治、憲政，現(xiàn)代社會自我更新的機制就被摧毀，政黨和社會的黑暗面無由自我糾正，從而敷設了走向極端腐敗甚至自我毀滅的道路。說聲“更慘”有什么錯？

　　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1998年得主亞瑪?shù)賮啞ど�說得好：“確定無疑的是，在正常運作的多黨民主制中從來沒有發(fā)生過一次饑荒。” 先生是老報人，應該知道1942年夏至1943年春河南大旱引發(fā)的一樁鎮(zhèn)壓報刊的事件。1943年2月2日《大公報》刊登該報記者所寫的《豫災實錄》，第二天又發(fā)表該報總編輯王蕓生的述評：《看重慶，念中原》，揭露在縣衙門威逼下，農(nóng)民賣田、賣人甚至餓死還要納糧的悲慘現(xiàn)實，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竟立即下令《大公報》停刊三天！據(jù)老蔣的秘書陳布雷透露，原因是蔣介石看報后勃然大怒，“（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說是省政府謊報災情……‘赤地千里’，‘哀鴻遍野’，‘嗷嗷待哺’等等……是謊報濫調(diào)，并且嚴令河南的征收不得緩免。”結果是300萬人活活餓死，占該省人口十分之一！ 這就是“一個領袖”獨裁專制的后果。說“更慘”不是挺符合實際嗎？

　　人們無不對國民黨的各級官員，特別是高官利用職權牟取暴利的官僚資本主義義憤填膺。在經(jīng)濟制度上，國民政府也在向洋務運動的覆轍倒退。而這恰恰是專制統(tǒng)治的產(chǎn)物。

　　先生同許多中國人一樣，贊揚八年抗戰(zhàn)的勝利。這當然是值得慶幸的好事�？墒�，如果進一步追問，如果國民黨不是實行獨裁專制制度，中國有起碼的自由民主，國民黨各派因而不互相殘殺，國共兩黨也不殺得你死我活，一個民主、統(tǒng)一的中國屹立在東方，日本侵略者敢輕易嘗試和步步進逼嗎？嚴酷的現(xiàn)實卻是中國共產(chǎn)黨和以民主同盟為代表的中間力量都指著鼻子罵國民黨獨裁專制、剝奪人民的自由和極端腐敗，后者是因此喪盡人心，丟掉在大陸的統(tǒng)治。而這一道路選擇錯誤給中國人增加了多少痛苦——例如，十年內(nèi)戰(zhàn)死了多少人？(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40年代的相砍相殺又殺了多少人？相應的財產(chǎn)損失又是多少？恐怕至今沒有什么人說得清楚。

　　還應指出，在對外關系上，國民政府當然有建樹。關稅自主、收回治外法權等等都是這時實現(xiàn)的。但有中國近代史常識的人都知道，這是在北京政府奠立的基礎上完成的。1921年11月至22年2月的華盛頓會議期間通過會外談判簽訂的《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及《附約》大體上解決了收回引發(fā)五四愛國運動的山東權益問題。1925年10月開始至26年北京政府和13國的代表開關稅特別會議，已經(jīng)通過了以裁撤厘金這個禍國殃民的制度為條件的關稅自主方案，從1929年1月1日起生效。僅因政治風波迭起沒有最后簽字；
國民政府基本上是坐享其成。收回治外法權的談判，也是在北京政府時代開始的。

　　總之，對任何國家說來，制度都是生死攸關的根本問題。筆者斷言近代中國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國民黨獨裁專制制度帶來的后果“更慘”，史實確鑿，恐怕是難以推翻的結論。

　　有損盛名的文風

　　后學深信蘇格拉底的名言：“我知道我是沒有智慧的，不論大小都沒有�！毙形挠米郑�總有臨深履薄之感。先生的提醒，更使后學警惕。但先生最后寫下這么一句話：“袁偉時所謂‘第三次更慘’純屬曲解歷史，有虧史德，而且應負誤導青年讀者的責任。”這里給后學加了三條罪名，必須略加評點：

　　1．“曲解歷史”。學術是在自由討論和自由探索中自行更新的。估計先生一定會同意，是否“曲解歷史”，不能由某個人說了算，完全應該讓廣大讀者和時間去作出判斷。

　　2．“有虧史德”。知人論世，十分困難；
沒有認真研究，很容易說錯。請恕直言，先生很可能沒有讀過后學的史學著作，斷定在下“有虧史德”，這個結論可能下得太早了。

　　3．“應負誤導青年讀者的責任”。這段話表明，先生可能受自己的職業(yè)習慣桎梏，沒有注意學術與宣傳有重大差別。學術唯一的職責是求真，它只有真與假、是與非之分，而不負任何“正導”或“誤導”的責任，這是它與聽命上級的宣傳的最大不同。只有刻意掩蓋事實真相、歪曲歷史的書籍或報刊，才會誤盡天下蒼生，流行多年的《聯(lián)共黨史簡明教程》就是其中最惡劣的典型之一。但那正是與學術風馬牛不相及的宣傳。不分清學術與宣傳的性質差異，要求學術也惟命是從，必然給學術、文化的發(fā)展帶來災難性的后果。

　　總的看來這些指責似乎言重了。認識或學術歧見，所在皆有，通過心平氣和的討論，求同存異，十分有益。但不恰當?shù)挠迷~容易傷人，先生自己就曾深受其害，諒必深惡痛絕。這種文風有損盛名，敬請先生三思。

　　2002年11月24日星期日于廣州中山大學

　　原載《文匯報》2003年6月1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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