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1日是張聞天逝世35周年的日子，這天也是中國共產(chǎn)黨建黨90周年紀念日。 　　追溯到70年前，在1941年9月政治局會議上，李維漢談起自己對博古、張聞天兩人的“觀感”時坦言：對博古是“敬而畏”，對洛甫是“敬而愛”。
　　再追溯到1927年5月，俄羅斯現(xiàn)代歷史文獻保管和研究中心復制的檔案中引用了這年5月10日共產(chǎn)國際對張聞天的鑒定，鑒定顯示：“堅定，沒有偏向，守紀律，對當前黨的生活和理論問題認識清楚，……可作為宣傳鼓動方面黨的工作者使用并獨立工作�！�
　　 “我父親這個人，自己的功勞從來不講，所以了解他是比較困難的。”張虹生?。
　　張虹生，張聞天獨子，1939年9月生于新疆迪化。在他眼里，父親張聞天首先是一個嚴苛的共產(chǎn)黨員，其次才是一個父親。等感受到父親的愛時，他們父子的相處時間卻已經(jīng)不多了。
　　回憶先從廬山會議開始。
　　父親只去過彭德懷家兩次
　　廬山會議本來我父親是可以不參加的，因為他是外交部常務(wù)副部長，剛從東南亞考察回來。當時外交部長陳毅?他有事不能去，讓我父親去，我父親就上山了。上山的時候他開始并沒有準備什么發(fā)言，前半個月是“神仙會”，大家各抒己見，氣氛還很好。后來在會上，彭德懷率先發(fā)言批評“大躍進”中的浮夸風，讓會議發(fā)生了轉(zhuǎn)向。
　　廬山會議跟父親無關(guān)，但我父親思想上比較入世而不是避世，而且陳毅也讓他去，他也想去，他想了解了解國內(nèi)的情況。用何方的話來?，當過總書記的和沒有當過總書記的人，思考是不一樣的，他總是從全局來考慮問題。正因為如此，父親被扣上兩頂嚇人的帽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彭德懷反黨集團”成員。
　　1959年7月12日，父親同住在鄰近的( 河東路176號) 彭德懷交談?: “會開了十多天：只能講好、不能講壞，有壓力( 彭總?西北組也是這樣) 。毛澤東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厲害, 同斯大林晚年一樣。毛澤東同志從中國歷史中學了不少好的東西, 但是也學了些舊中國統(tǒng)治階級的權(quán)術(shù)。要防止他像斯大林后期那樣的錯誤�！�
　　?起我父親和彭德懷，其實兩人沒什么特別的交情，來往也不多，過去兩人是上下級，后來就沒什么聯(lián)系了。我跟了他這么多年，只知道他到彭德懷家去了兩次，那兩次主要還不是去彭家，而是去任弼時家，當時任家在前院，彭家在后院。到廬山去的時候，巧了，兩人在一個火車車廂里；到廬山以后，我父親和彭德懷又住隔壁。后來父親碰到他，兩人也一起談了一下下鄉(xiāng)的情況，都感到有些問題要談一下，?清楚，總結(jié)經(jīng)驗，以利于更好地工作。
　　7月18日前后，父親決心在小組會上發(fā)言, 開始準備發(fā)言提綱。7月20 日前后，在準備發(fā)言提綱過程中接到田家英電話。田家英勸?, 如果發(fā)言, 有些問題就別講了, 并且透露，“上面”有不同看法。通話后我父親對秘書?，“不去管它，接著繼續(xù)準備提綱”。
　　在此前后, 胡喬木也來電話告訴父親，毛主席將要對彭老總開火, 勸父親少?。同時秘書也感到會議中對彭德懷的批評逐步升溫，發(fā)言與氣氛不合, 擔心會挨批評, 但張聞天仍表示決心要講。
　　父親是在7月21日發(fā)言的。他的發(fā)言指出, 勝利容易使人頭腦發(fā)熱、驕傲自滿，聽不進不同意見。所以發(fā)展黨內(nèi)民主作風很重要。父親發(fā)言最后肯定彭德懷的信是好的, 為信中受到指摘的“小資產(chǎn)階級狂熱性”、“浮夸風吹遍各部門”等提法作了辯護。父親發(fā)言不時被插話所打斷, 會場氣氛緊張。但他堅持講了整整一個下午。
　　父親還讓秘書作了記錄。記錄稿以《在廬山會議上的發(fā)言》為題收入《張聞天文集》、《張聞天選集(四)》 。發(fā)言結(jié)束后，父親對秘書?, 希望這次發(fā)言能夠促使會議討論些實質(zhì)的問題。晚飯后見到彭老總?, 今天我講了3個鐘頭, 支持了你。彭老總將父親的發(fā)言提綱要去, 讓參謀讀了一遍。然后告訴父親?：“你講得很全面�！�
　　對于自己的發(fā)言，父親充滿了自信。他沒有想到，兩天后，風云突變。
　　7月23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講話, 逐一批判彭德懷、張聞天等人的意見, 聲稱他們把自己拋到離右派只差30公里了。由此開始反對所謂右傾機會主義的運動，從反“左”到反“右”，突然來了180度的大轉(zhuǎn)彎。父親從會場回來后對秘書?：“這樣以后誰還敢講話？”會后，他曾來到“美廬”院外，請求召見，但得到的答復是：主席很忙。
　　不久，父親收到毛澤東的一封信，信寫得很挖苦。信中?：“怎么搞的，你陷入那個軍事俱樂部去了。真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你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樣四面八方，勤勞艱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團的材料。真是好寶貝！你是不是跑到東海龍王敖廣那里取來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覽，盡是假的。”
　　8月2日，八屆八中全會召開，參加的人數(shù)幾乎是剛閉幕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兩倍。會上，毛澤東點名批評父親。
　　這一天父親寫出書面檢討, 被迫承認“右傾”, 犯了“政治性的嚴重錯誤”。由于思想實在轉(zhuǎn)不過彎來, 無法下筆, 這份檢討只得由秘書代勞寫成。
　　8月3日至10日，父親被迫交代與彭德懷等人的聯(lián)系，承認自己“實際上”反對總路線, 反對毛主席,但在回答什么是“反黨集團”的目的、計劃時總是?“我腦子里不清楚”, “腦子里模模糊糊的”。
　　父親?同彭德懷來往較多, 一方面是因為住在隔壁, 更主要的是思想上有共同點, 感到為什么不能講缺點, 感到總結(jié)缺點經(jīng)驗談得少, 希望把缺點的經(jīng)驗談得深刻一點, 以后可以不犯。
　　父親對“里通外國”問題嚴正聲明：“是完全沒有�，F(xiàn)在沒有, 將來也不會有�！睂τ跁�上批判的關(guān)鍵問題即所謂“反黨集團”的目標是反對毛主席, 進而推翻毛主席, 則回到住所后對秘書?：“誰想推翻毛主席? 就是真要推翻也推翻不了。”
　　8月18日，父親含冤下山，從此退出政治舞臺。
　　在下山的當天給毛澤東寫了一封短信, 表示“希望能在北京再見到你, 并希望你多多指導”。毛澤東當即批示：“印發(fā)各同志，印160多份，發(fā)給每人一份，走了的，航送或郵送去。我以極大的熱情歡迎洛甫這封信�！�
　　8月20日，父親回到北京。母親?, 你做外交工作, 對經(jīng)濟問題何必多去講呢! 何方也為廬山發(fā)言惹禍惋惜。父親?：“后悔就不對了, 后悔又有什么用呢? 事情已經(jīng)發(fā)生了�！边�?: “事實上我非講不可, 老百姓都快沒有飯吃啦! 經(jīng)濟這樣搞下去, 人民生活怎么得了�！�
　　接踵而來的，是外事系統(tǒng)對父親的批判斗爭。主題完全離開了廬山發(fā)言的是非，只是翻歷史的老賬，追查 “軍事俱樂部”和“里通外國”。父親對此非常傷心。他對母親?：“?別的什么，那是觀點不同；?我里通外國，真是冤枉！”在巨大的壓力下，父親支撐不住，進了醫(yī)院。
　　母親也因無從揭發(fā)“里通外國”而被定為“嚴重右傾”，不僅被撤銷了黨內(nèi)外一切職務(wù)，還要以反對毛主席的罪名開除她的黨籍。母親上書毛澤東申辯。在毛澤東的批示和周恩來、陳毅的保護下，這才作罷。母親從此離開了外交部，被貶到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做研究工作。我也在北京師范學院上學時被戴上“右傾”的帽子，定性為“壞學生”，被退學送往新疆建設(shè)兵團農(nóng)一師勞動。臨別那天，母親忍住淚水，為我打點行裝。張聞天囑咐道：“年輕人應(yīng)該多吃苦，要都不去新疆，誰去呢。”離開那一刻，我也不知道從1961年到父親1976年去世，我會在新疆開始15年的漫長歲月。
　　“東北時期的林彪是好的”
　　廬山會議后，父親被迫離開外交部。
　　1960年11月，中組部副部長找父親談話，告訴他，中央決定讓他到中國社科院經(jīng)濟研究所當特約研究員。不久，父親到經(jīng)濟研究所報到，在這期間寫了許多讀書筆記，每寫一篇就送到楊尚昆處，再打印出來分送給中央領(lǐng)導同志。1962年2月，毛澤東又收到張聞天的這種成文的“筆記”后，曾給劉少奇、鄧小平寫了一封短信，?，“此人是個動搖分子，累犯錯誤。他?的是否可信，值得研究�！�
　　8月，父親又向毛澤東轉(zhuǎn)交了一份《關(guān)于集市貿(mào)易等問題的一些意見》，這是他到江蘇、上海、浙江、湖南調(diào)查研究兩個多月以后寫成的。報告提出了進一步開放集市貿(mào)易，拓展流通渠道、調(diào)整工農(nóng)業(yè)產(chǎn)品比價等政策建議。
　　報告送交中央之前，他還鄭重地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本來在他提出寫調(diào)查報告時，母親心里就犯嘀咕：廬山會議挨了一頓批判，如今才事隔兩年，又要提建議，難道還不汲取教訓？這時，報告馬上就要送上去，她不得不出來勸阻：“是否就不要送了，你的意見人家不會采納，弄不好又要引火燒身�！�
　　父親堅持要送上去。果然不出母親的預料，報告送上去不到兩個月，八屆十中全會就召開了，重點批判“單干風”、“翻案風”、“黑暗風”，并決定對“彭黃張周反黨集團”進一步審查。父親的這篇報告也變成了新的罪證。接著，1965年經(jīng)濟研究所進行“社教”運動，這篇報告又成為新的批判對象，?它反映了沒落階級的要求，甚至?是又一次向黨進攻，性質(zhì)之嚴重超過了廬山會議上的發(fā)言。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父親更是成了審查、批斗的對象。僅1967年，父親被提審、回答問題或在審問記錄上簽字或?qū)懽C明材料，累計達219起。家被抄了，鎖在保險柜中的文件、讀書筆記、資料，有的被化為灰燼……
　　不論造反派怎樣辱罵、恐嚇，怎樣套供、逼供，父親總是實事求是地回答問題，從不亂?。當有人對他的回答不滿而大發(fā)雷霆時，父親總是慢吞吞地?，“我知道的就是這些。你們要我?的那些情況，我不知道�！边@種態(tài)度，常常招來不知多少拳腳。
　　有人問他林彪在東北的問題。父親?解放以后我不太了解林彪，但是東北時期的林彪是好的。當被具體問到在哈爾濱太陽島會議上，林彪跟蘇聯(lián)人談了些什么，他?那時候都談怎樣解放，這是有案可查的。父親告訴我，讓他揭露那個時候林彪和蘇聯(lián)勾結(jié),是不正常的。后來林彪專案組找他談話，他就是這么?的：反黨是后來的事，后來的事我不了解，主席比我了解，后來我搞外交他搞軍事，我們也沒什么接觸。
　　父親從來不誣陷人，即便在“反右運動”中他還是盡量保護外交部的人。外交部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外交部右派應(yīng)該抓得最多，但實際上是很少的。喬冠華被?成“右派”，我父親就給他拖，你?他是“右派”，讓我批斗我不批斗，我就?還要研究研究、調(diào)查調(diào)查。就這樣拖，風頭過去以后再想辦法。
　　“思想教育不能用運動去搞”
　　“文革”開始后，在北京的父親，遭到了一次又一次批斗，并被“監(jiān)護”了523天，身心受到嚴重摧殘。
　　1969年10月20日，父母被傳到審訊室，有人向他們宣布解除“監(jiān)護”，遣送廣東的中小城市，限3天之內(nèi)離開北京。10月24日，他們帶著養(yǎng)女小倩，在專案組的監(jiān)送下，坐上了“北京―廣州”的特快列車。26日到達廣州，暫住廣州軍區(qū)第二招待所，3天后，被送到離廣州110公里的肇慶，住在市郊牛崗的軍分區(qū)干部宿舍的一所平房里，開始了嶺南的流放生活，在那里他們整整生活了6年。肇慶位于粵西的西江北岸，古屬百越之地，遠離京都，是歷代貶謫流放之地。父親的外孫女張秀君曾聽父親?，“過了6年孤寂閉塞的生活�！�
　　父母被遣送廣東肇慶實施軟禁時上面還通知：張聞天的名字停止使用，另取化名，對外保密。父親?，既然我是普通人了。就叫“張普”吧。在他們?nèi)ブ�前，軍分區(qū)領(lǐng)導已與大院的干部、家屬打過招呼，?要來兩位老人，一個姓張，一個姓劉，叫大家不要與他們來往。“張普”這個化名一直伴隨到他含冤去世。
　　 4年后的1973年，我去看父親。父親當時的半導體，短波沒有被去掉，因為可以熟練地使用英語和俄語等多國語言，因此他有時會收聽外國電臺的廣播新聞等，身邊監(jiān)視的人發(fā)現(xiàn)后匯報上去了。中央辦公廳就下文，禁止收聽廣播，?他賊心不死。軍分區(qū)向他提出了警告，后來他改用耳塞在室內(nèi)聽。
　　父親曾?過，看管者把他看成江洋大盜，其實他只不過是個文人。肇慶軍分區(qū)有個“極左”干部，有一次母親偶然把一頂印有毛主席字樣的帽子放在樹杈上，那人就嚴詞訓斥。父親扯扯母親的衣服，示意她不要做任何解釋，只對那人?：“你有意見對領(lǐng)導?去。”
　　當時，父親的冠心病已經(jīng)很嚴重了，除了隔日與保健醫(yī)生下盤象棋，幾乎沒有其他活動，見到我，又開始談?wù)搰�家�?jīng)濟政策�，F(xiàn)在回想起印象來最深的場景就是我從肇慶回新疆，他很舍不得，一直送我，送到半路他走不動了，坐在路邊大口地喘氣，雙手捂著胸口，面色發(fā)紫。我自己去的碼頭，他一直在那兒看，看著我走遠。我回頭幾次看，他一直在那兒看，那是一種深沉的注視，使人心碎的注視。三十多年過去了，至今我仍記憶猶新。而以前，父親從來不送我。
　　在肇慶時，父親曾分別向我和蔚訓、秀君等親屬談到他“文革”開始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多年沒有給國家和人民做工作了，很想有一天能在大會上發(fā)發(fā)言，自己寫的文稿將來能出出書，給決策者們作作參考，能再為國家做點什么�！斑@樣過去受我株連被打成‘張聞天反黨集團’成員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恢復名譽后都能施展才能，更好地為人民服務(wù)�！�
　　父母生活上的艱苦也讓人難以置信。由于他們的工資早在1968年受到“監(jiān)護”時就已被扣發(fā)，存款也被凍結(jié)，兩位老人身無分文，以至于剛到肇慶時只能向軍分區(qū)借款權(quán)當生活費用。他們每天的菜就是豆腐、青菜，雞蛋都很少有。3個月后，北京才規(guī)定發(fā)給他們每月一點“生活費”。即便這樣，他們也是一星期甚至半個月才買一條魚或一點肉。兩位老人自己做飯，料理家務(wù)。
　　我一共去過肇慶兩次�；厝ヒ院笏�跟我談得比較多，他的“肇慶文稿”的基本思想都跟我談過，因為當時我終究是上了大學的，在新疆也比較愛看書。
　　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墜機身亡。父親意識到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已經(jīng)宣告失敗。從同年10月12日起，他開始秘密地寫作一部近十萬字的論述社會主義的文稿。這批理論文稿后來被稱為“肇慶文稿”。在“肇慶文稿”中，父親批駁了指導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理論，指出當時無產(chǎn)階級政權(quán)最主要的任務(wù)就是為社會主義經(jīng)濟建設(shè)服務(wù)，不能“為革命而革命、為專政而專政”。他針對文化大革命中亂揪亂斗、殘酷迫害的錯誤現(xiàn)象，指出黨內(nèi)的錯誤和缺點，只能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來解決，“決不能用鎮(zhèn)壓的辦法去解決”。
　　在肇慶，父親最大的樂趣還是看書思考，他一天的生活跟書分不開，看書、寫筆記、寫文章。我媽媽?，他寫的文章太多，筆頭快，把他的文章全部加起來，大概有五六千萬字。
　　1974年夏天，“肇慶文稿”基本寫成。父親的外甥，在復旦大學經(jīng)濟系當教師的馬文奇利用暑假，從上海過來。父親讓他謄寫文稿。回到上海后，馬文奇為便于分散保存，接連抄了3份，藏在3個不同的地方。抄完后，他從原稿不連接的3處抽出6頁留下，作為證據(jù)，其余都按父親的囑咐銷毀。
　　1976年9月，母親到北京瞻仰毛主席遺容。王震見到母親?：“聞天同志是我們黨的理論家，他寫的稿子你千萬不能燒掉啊，一定要保管好，如果不方便，把它放到我這里。”母親就把一部分文稿寄存在王震那里。這樣一來“肇慶文稿”才得以幸存、出版。
　　惟一遺憾的是，他想在“會上談?wù)劇钡倪z愿成了永遠的遺憾！
　　我讓父親遷居無錫
　　從1972年起，父親曾多次給中央和毛澤東寫信，要求回北京治病。但信發(fā)出后，石沉大海，音信全無。1974年12月他又給中央寫信，要求回家鄉(xiāng)上海養(yǎng)老，但同樣得不到批準。1975年4月28日，他再次寫信要求遷往離上海近一點的蘇州或無錫居住。這個要求雖然獲準了，但當他到達無錫時，他的生命已只剩下不到一年的時間。
　　遷居無錫是我的意見。
　　我回去探親，父親征求我的意見，問我無錫好還是蘇州好。因為他對外面的情況不是很了解。我覺得蘇州不好，因為當時蘇州造反派鬧得很厲害，武斗很兇。無錫要好點，造反派武斗沒那么厲害。我還聽?無錫自然環(huán)境比較好，在太湖邊上。我就告訴父親，去無錫吧。
　　1975年5月，父親經(jīng)中央同意遷居無錫。父親寫信要我回去幫助搬家，我特地請事假由新疆趕到廣東肇慶。一到家，父親就興奮地對我?:“你回來太好了，我6年的看管生活結(jié)束了，組織上同意我到江南定居、養(yǎng)病。”
　　1975年8月25日深夜，父親身著灰色衣褲，腳穿圓口布鞋，戴一副深度淡邊近視眼鏡，拄一根木制拐杖，走下火車。 我這次親手扶著父親從肇慶，經(jīng)廣州到上海，再轉(zhuǎn)汽車到無錫。這時候的父親已經(jīng)解除了監(jiān)護，恢復了工資，可以看發(fā)至縣委的文件。1969年4月11日，毛澤東談中共九大代表人選時，建議將我父親作為反面教員選為代表，但那也算是毛主席表態(tài)給我父親的問題定性為人民內(nèi)部矛盾，后來對我父親就稍微好一點了。
　　父親是個閑不住的人，一到無錫稍事休息，便投入了緊張的工作當中。父親對我?現(xiàn)在要是有一個文字秘書就好了，他?自己有很多東西想寫，但是身體已經(jīng)不行了，一用腦子，血壓就升到二百，所以他在無錫沒寫什么，主要是把“肇慶文稿”修改了一下。
　　一個月后，我要帶著小女兒回新疆了，臨行前父親拉著小孫女的手一再?：“真舍不得你走啊�！�
　　1976年清明節(jié)前后，鄧小平被撤去了黨內(nèi)外一切職務(wù)。父親的心情很沉重，常常一個人坐在庭院里，不言不語。有一天，醫(yī)生指著報紙對他?：“天安門事件，報上?是鄧小平挑起的�！备赣H聽了?：“可能他還不知道呢！”
　　1976年4月以后，“批鄧反對右傾翻案風”運動開始了。父親這時已經(jīng)患有冠心病、慢性腎功能不全、肺部感染、尿路感染、肛門狹窄、便秘等，短短的時間里先后7次病危。
　　無錫醫(yī)療小組的同志們?yōu)榱朔乐钩霈F(xiàn)急性左心衰竭，輪班守護在他床邊，嚴密監(jiān)視病情變化，可每當他睜眼醒來時，總會揮著顫抖的手對醫(yī)護人員?：“你們?nèi)バ菹�吧，有事我會叫你們的……”病情剛一緩和，他會十分過意不去地對負責治療的醫(yī)師?：“很對不起你們，我把大家拖累了，醫(yī)院工作忙，叫他們回去吧�！庇捎趽尵刃瑁�要擬用進口藥，父親知道后，把主管醫(yī)師叫到床前，不安地?：“目前醫(yī)療條件已經(jīng)不錯了，不能搞特殊�！�
　　1975年11月發(fā)病到1976年7月1日去世，父親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對醫(yī)療從來不?“我要什么”、“我要怎樣”。
　　他時刻記掛的是從廬山會議以后到“文革”十幾年，“四人幫”剝奪了他工作的資格，他為沒能報效國家和人民深深遺憾，要我母親在他死后把補發(fā)的工資和解凍的存款全部作為交給黨的最后一次黨費。他還和母親寫下合約：
　　二人生前商定：二人的存款，死后交給黨，作為二人最后所交黨費。
　　張、劉
　　1976年4月
　　后來，根據(jù)父親生前的遺囑，母親為他上交黨費4萬元。1981年6月，母親也向少年兒童福利基金會捐款4萬余元。此外，為王震叔叔成立的教育基金捐出了所有存款。
　　父親去世的時候我還在新疆。我接到江蘇省委發(fā)來的電報上?父親病重，我深感不妙，急忙請假往回趕。
　　由于路途遙遠交通不便，我趕到無錫時，父親已經(jīng)去世十幾天了。我這個他惟一的兒子竟連他的最后一面也沒見到，真是欲哭無淚。
　　等我去和母親見面時，父親已是殯儀館雜物間里的一盒骨灰。我回去的第二天，母親帶我去看父親的骨灰，放在一個很小的儲藏室里，不準進正廳。骨灰先放在儲藏室里等著處理，上面沒有寫名字，只是一個白盒，有一張照片。就他一個人單獨地被放到儲藏室，人家烈士的骨灰盒都是進正廳，不用?都知道是誰的骨灰盒。
　　4個月后，根據(jù)父親的遺愿，我和妻子被“農(nóng)對農(nóng)”地調(diào)回江蘇，又4個月后被調(diào)到南京曉莊林場，妻子廖蔚訓當會計，我和在新疆時一樣，仍然務(wù)農(nóng)。
　　母親后來告訴我，彌留之際的父親，思念兒子，1976年4月便向中央要求把我兩口子調(diào)近點，以便不時能回家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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