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六大報告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指出：我們要在本世紀頭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使經濟更加發(fā)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具體而言，在民主法制建設領域實現(xiàn)以下目標：社會主義民主更加完善，社會主義法制更加完備，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實，人民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權益得到切實尊重和保障�；鶎用裰鞲�加健全，社會秩序良好，人民安居樂業(yè)。

　　“小康”這個樸素而又極富魅力的詞語，最早源自《詩經》“民亦勞止，汔可小康”，作為一種社會模式，小康最早在《禮記·禮運》之中得到系統(tǒng)的闡述，成為僅次于“大同”的理想社會模式。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同志使用“小康”這個通俗的詞語，深入淺出地詮釋了中國式的現(xiàn)代化目標。1982年黨的十二大報告首先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使用“小康”概念，并把它作為主要奮斗目標和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的階段性標志。1987年黨的十三大正式將實現(xiàn)“小康”列為“三步走”發(fā)展戰(zhàn)略的第二步目標。二十世紀末，我國順利實現(xiàn)了“三步走”發(fā)展戰(zhàn)略的前兩步目標，不但解決了溫飽問題，而且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了小康水平。2000年世紀之交的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提出，從新世紀開始，我國進入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的新的發(fā)展階段。2002年11月8日，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主題鮮明地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黨的十六大正式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寫入了黨章。將從生活水平總體上的小康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無疑是一個任重而道遠的歷史過程，它所指向的目標是基本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實現(xiàn)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詞“全面”內涵豐富、意義深遠。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面發(fā)展的目標。小康社會的建設是一個促進經濟、政治、文化協(xié)調發(fā)展的系統(tǒng)工程，是一個涵蓋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綜合體系。誠然，發(fā)展經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首要任務，但我們必須重視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協(xié)調發(fā)展。一言以蔽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不單純是提高和改善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生活質量，更是著眼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全面建設，使國家的經濟社會得到全面發(fā)展。

　　法治文明是政治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法制建設是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要內容。我們要善于抓住“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這一有利契機，大力加強和完善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大力推進依法治國進程。我謹以學者的名義提出“小康社會就是法治社會”的新概念、“享受法律、消費法律”的新口號和“建設小康社會與建構法治文明協(xié)調發(fā)展”的新思維。

　　從法治的視角解讀，小康社會就是崇尚法治、鼓勵法律消費、法律服務比較發(fā)達的法治社會�！胺ㄖ巍睉�當是小康社會不可或缺的制度性的文明特質。小康社會不止是處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經濟進行時”，同時也處于前所未有的“法治進行時”——從一定意義上講，小康社會的一大鮮明特點就是這個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以及上至政府機關下至黎民百姓，都不再對法治持一種疏離甚至排斥的或傲慢或偏見的態(tài)度而是與法治全方位地親密接觸。正如江澤民同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庫》一書的序言中所說，經濟越發(fā)展，社會越進步，越需要通過法治來引導和規(guī)范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

　　享受法律、消費法律是小康社會的題中應有之義。筆者曾撰寫過《享受法律》一文，以學者的身份向社會公眾（全體法律消費者）倡導“享受法律、消費法律”這個新口號和新理念，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時代，我想有必要再次呼吁全社會廣泛傳播“享受法律、消費法律”的法治新理念。從一定意義上講，法律是由政府為廣大納稅人提供的一種特殊的“公共產品”，現(xiàn)代意義上的法律應當是服務于作為納稅人的廣大公民的，是作為納稅人的公民的公共消費品，“享受法律、消費法律”應當是現(xiàn)代公民崇尚的法治新理念，同時也是小康社會的“法治化生存”的新模式。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中，要重視培養(yǎng)公民的“法律消費”意識，變被動的消極的守法意識為主動的積極的用法意識，學會運用法律維護自身的權益；
要強化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為法律消費群體高質量高效率地提供服務的“服務”意識，以及維護公民這一法律消費群體權益的“維權”意識，樹立立法的質量至上和司法的“公正與效率”兼容的觀念，遏制形形色色的立法腐敗和司法腐敗現(xiàn)象；
要大力發(fā)展以律師為主體的法律服務業(yè)，充分彰顯律師在促進法律消費運動方面的中介作用。在成熟的法治社會，律師既是提供法律服務不可缺席的主角，同時也是幫助公民享受法律服務的重要“中介”。從某種意義上講，律師業(yè)的發(fā)達程度往往與全社會法律消費水平成正比，律師服務業(yè)愈發(fā)達，則表明社會對法律服務的個人或集團購買力愈高，公民及法人的法律消費水平愈高。此外，與強化公民法律消費意識同等重要的是，應當切實提高公民尤其是社會弱勢群體的法律消費水平及法律服務購買力，并盡可能降低公眾法律消費的成本（如訴訟成本）。一言以蔽之，享受法律，就是享受以“良法”為標準的良好的立法服務，享受以“公正和效率”為理念的司法服務，享受以“為委托人合法權益而斗爭”為主旨的律師服務……讓曾經令人敬而遠之的法律成為大眾自由享用的“公共產品”，由法治建構的社會文明秩序成為公眾享受的“制度環(huán)境”，這就是小康社會鮮明的法治隱喻。

　　據(jù)媒體報道，天津市寧河縣農村最近興起了一股“法律消費”熱，許多農民在涉及土地、房產、借款等重大事項時，都自愿到公證部門辦理公證。實踐證明，公證可以有效地避免某些糾紛的發(fā)生，可以降低潛在的訴訟風險。作為一直呼吁“享受法律、消費法律”的學者，我認為天津寧河農村的這一新鮮事，不僅是當代農民守法意識和法制觀念增強的表現(xiàn)，同時更是中國農民“法律消費”意識開始萌發(fā)的可喜體現(xiàn)，這不正是廣大農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法治新氣象嗎？

　　建設小康社會與建構法治文明協(xié)調發(fā)展，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必由之路。法治文明是一個關涉立法、執(zhí)法、司法、普法、法律服務等多方面的系統(tǒng)工程，立法和司法這兩個重要環(huán)節(jié)，堪稱放飛法治文明的“兩翼”和驅動法治文明的“兩輪”。具體而言，立法工作要“更上一層樓”，實現(xiàn)“到2010年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既定目標，實現(xiàn)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生活的法治化，使國家的各項工作和社會的各方面都有法可依。另外，要重視提高立法的質量，擴大公眾對立法事務的參與程度，從制度上保證法律這一公共消費品的良好質量。要適時推進“立法公開”、“立法回避”等立法改革，通過制度創(chuàng)新遏制部門或地方利益保護主義等立法腐敗現(xiàn)象。中國已經從追求立法數(shù)量和規(guī)模的立法趕超型的“前立法時代”逐步進入重視立法的質量和效益的“后立法時代”，在“后立法時代”,立法將走出片面追求立法的數(shù)量和規(guī)模的傳統(tǒng)誤區(qū)，由數(shù)量規(guī)模型立法向質量效益型立法轉變，由政府推進型立法向市場主導型立法變遷，由閉門造車型立法向開放借鑒型立法過渡，在良法的天平上重估立法的質量和效益，重視法律的修改和完善，注重充分借鑒國外立法經驗的法律移植，將成為“后立法時代”的立法特色。

　　從一定意義上講，小康社會是權益有保障、糾紛可訴求、社會秩序穩(wěn)定、人民安居樂業(yè)的公平正義型社會。司法是實現(xiàn)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司法制度直接維系著小康社會的安寧和穩(wěn)定、公平與正義。依我之見，運作正酣的中國司法改革要以十六大報告提出的“保障全社會實現(xiàn)公平和正義”為價值取向，著重圍繞司法體制宏觀結構的變革和司法權力體系內部的職能配置，逐步建立起權責清晰、相互配合、相互制約、高效運行的有中國特色的司法體制，從體制上保證司法權的獨立、公正的行使，提高司法效率，維護司法公正，保障全社會實現(xiàn)公平和正義，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優(yōu)質的司法服務和強有力的司法保障。

　　最后，我還想強調的是，正如小康社會的建設要防止出現(xiàn)脫離現(xiàn)有基礎和實際國情國力搞所謂經濟“大躍進”，法治社會的建構也同樣要避免步入法律萬能、搞所謂法治“大躍進”的誤區(qū)。人的希冀、想象、浪漫和熱情往往是沒有邊疆的，而法治作為一種制度文明其功用則是有邊界的，并不是一切社會問題都能轉化為法律問題放在法治這個“魔瓶”中予以消解的。法治活動最重要的是要尊重立法的規(guī)律和司法的個性，實現(xiàn)“有所為”和“有所不為”的合理兼容。法治畢竟是一種“內在的、默默地起作用的力量”，建構法治社會需要熱情的投入，更需要冷靜、理智和審慎，當然還需要時間。

　　小康社會和法治社會——與其說是理想，毋寧說是一種與時俱進的實踐過程；
與其說是令人神往的宏偉藍圖，不如說是中華民族正在創(chuàng)造著的活生生的現(xiàn)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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