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先生，是中國近現(xiàn)代學術史和政治史上的雙重重要人物。

　　在一百多年滄桑巨變的中國近現(xiàn)代上，這樣的角色是不多的。作為學者，有著令人難以忽視（后人寫學術史時難以回避）的學術成就；
作為政治家（或社會活動家）又對中國近現(xiàn)代政治進程產生過難以忽視的影響的，才配稱為這樣的雙重重要人物。這樣的人物，一個多世紀里，只有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胡適、梁漱溟等寥寥數(shù)人。但是，在最近由“新浪網”發(fā)起的“二十世紀中國十大文化偶像”評選中，他們都沒有能當選�？涤袨�、章太炎甚至連候選人都沒有列入。梁漱溟先生雖列為候選人，但竟然被一點沒有文化味道的張國榮、王菲等擠入了“十大”之列。考慮到投票者好多是不知歷史、文化為何物的年輕網民，就知“沒有文化的文化偶像”當選也就不奇怪了。當然，我不是一定要為梁先生去爭“偶像”地位，我是為梁先生和他代表的那一段痛楚的歷史這么快就被人們遺忘而感到悲哀。

　　梁先生是我平生最崇敬的偉人之一。我從前一直想寫一本《梁漱溟思想評傳》，曾就此直接征求過梁先生的意見，未獲同意，于是放棄。后來，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馬勇先生為梁先生作了思想評傳，我也就再沒有必要作了，因為我難以肯定我對梁先生的思想的認識會比馬勇兄更深。但是，與梁先生的一段珍貴的交往，對梁先生的大儒風范的有幸親熾，我將終生不能忘懷。值此梁先生誕辰110周年暨逝世16周年之際，特撰此文以志緬懷，并粗略表達我對梁先生儒者風范的一些認識。

　　中國文化講習班上闡發(fā)“舊邦新命”

　　我是1984年秋從重慶（西南政法大學）到北京（中國政法大學）攻讀碩士學位的。1985年3月中旬，母校老師俞榮根教授和西南同學江山兄分別從重慶和武漢到北京“聽大課”，一打聽方知是北京大學湯一介先生等主持的中國文化書院舉辦“中國文化講習班”。于是我自費（200元）報名加入，成為學員（學員共約200人）。授課地點在西三環(huán)中央團校禮堂，教師陣容是我平生見到的最為“豪華”的著名學者陣容。梁漱溟先生就是主講教師之一。除梁先生外，還有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美國加州大學研究員陳鼓應、美中文化交流基金會長袁曉園女士，北京大學教授馮友蘭、湯一介、侯仁之、陰法魯、白化文、金克木、朱伯昆、張岱年、金岳霖，社科院研究員李澤厚、任繼愈、龐樸、虞愚、吳曉玲、丁守和、牙含章，人民大學教授戴逸、石峻，北師大教授何茲全，北師院教授孫長江等。

　　梁先生在這次講習班上有兩次正式露面。第一次是大約三月二日的開學典禮（我未參加，只是幾天后聽人介紹）。梁先生以中國文化書院院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出席，但未作正式講話。另一次就是1985年3月20日上午，梁先生作為主講教師為我們作題為《中國文化要義》的學術演講。我因到場較早，有幸坐在第一排聆聽。

　　上午8時30分，92歲高齡的梁先生身著深藍色對襟短褂，頭戴黑色瓜皮小帽，擺脫了北京大學哲學系講師魯軍伸過來的“攙扶”之手，步伐穩(wěn)健地走上講臺。會務人員搬來椅子請梁先生坐下，先生擺擺手說：“不要，不要。我就站著講。”此情此景，引得臺下兩百多學員報以雷鳴般的掌聲。接著，梁先生以他純正洪亮的國語開始了他的演講。十八年過去了，翻開當年的聽課筆記本，先生那洪亮的話音猶在我耳畔回蕩：

　　“人類在大自然界求生存的問題，是人類最早遇到的問題。起初，自然界的惡劣環(huán)境完全控制、影響著人類。后來，人類逐漸地認識了自然界，有了知識。多一點知識，就能多征服利用自然一些。這種征服利用，最為成功的是西洋人。近代自然科學，以及所謂物質文明，正是這方面的進步。他們西洋人這方面造詣很高，中國人相形之下顯得大大落后。落后是不可否認的。但是，我想再一次申明我之所見：

　　中國人在這一方面的落后、無能，并不是單純的落后無能，并非象有些人說的那樣是中國人不夠聰明以致落后，或是由于中國人進步太慢以至于落后。誰都知道，誰都不能否認中國人之聰明。既然如此，中國為什么落后？我想，中國不是走得慢，不是落后了，它只是走上了另一條岔道，跟西方分了岔了（‘分了岔兒’重復了三遍，全場鼓掌），沒有往著征服利用自然的路子上走。不是進步慢，按照中國傳統(tǒng)的發(fā)展路子，再發(fā)展幾十年，上百年，也不會造飛機上天。走得慢，還可以趕得上來，但走了岔道，幾十年幾百年也不一定趕得上。這不是個趕的問題。中國走到什么路子上去了呢？中國人的精神、心思都用在人與人關系即人倫關系上頭了，所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所謂‘人偶’。中國文化的重心就放在人與人之間，個人認清自己的義務，以對方為重。西方人則大為不同。近代西洋人，我以八個字概括之――‘個人本位，自我中心’。而我中國是‘禮讓為國’，是‘倫理本位’。

　　世界未來的前途是中國文化的復興。我相信，人類的歷史，在資本主義社會之后，不應該還是以物為先，而應該是以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為先，以人與人之間如何相安共處友好地共同生活為先。世界的前途，寄托于中國文化，世界將轉物支配人的社會為人支配物的社會。這個觀點，我很早就提出來了，始見于《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在第295頁。中國文化的復興，就是中國哲人很早提出過的禮樂復興……�！�

　　聽著這些話語，恍如隔世之音�？粗�講臺上身材不高，精神亢奮，不時用力揮動右手的梁先生，我仿佛感到時光倒流。先生的這些話語，與其說是一個學者在闡述他的學術研究結論，不如說是一個闡發(fā)“舊邦新命”、志在“興滅繼絕”的儒家圣哲在布道。

　　1986年1月上旬，中國文化書院又開辦了第二屆講習班。這次講習班稱為“中外比較文化講習班”。我又自費報名加入了。這次講習班的教師陣容同樣“豪華”，梁漱溟先生再次主講。除梁漱溟、湯一介、李澤厚先生和海外的杜維明、陳鼓應先生繼續(xù)主講外，書院增請了一些著名學者，如美國夏威夷大學教授成中英、美國加州大學教授魏斐德、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鄒讜、澳大利亞馬克里大學教授姜允明、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教授冉云華，還有哈佛大學研究員劉年玲女士；
國內學者有北京大學教授季羨林、周一良、樂黛云和副教授嚴紹瑭，香港大學教授趙令揚、復旦大學教授周谷城、社科院研究員龐樸和副研究員包遵信，等等。這次講習班的學員大約也是200人。

　　講習班的開幕式于1月1日上午在外交學院禮堂舉行（自1月3日起，會場移至車公莊附近的新大都飯店大會議廳）。我因聽課證仍未辦好，不能進場。事后抄賀衛(wèi)方兄的筆記，方知梁漱溟先生出席了開幕式。在開幕式上，湯一介、梁漱溟、任繼愈、張岱年、季羨林、鄒讜、成中英、李澤厚、姜允明等先后講話，馮友蘭先生雖未到場但也作了書面講話。梁先生的即興講話，大意謂中西文化比較是“貨比貨”。他說，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我們可以通過比較中西文化和哲學，認識中國文化的價值以及它對世界文明的貢獻，云云。

　　1月9日上午，我又有幸聆聽了梁先生的演講（這是我第三次見到梁先生，第二次詳下文）。梁先生這次主講的題目，課表上列的是《中國、印度及西方文化的異同》，但是梁先生一上講臺就宣布將自己的演講題目更改為《略談孔子及其后儒家學術傳衍流布的分期與時盛時衰》。93歲的梁先生，又一次腰桿筆直地站了兩個多小時完成了他的學術講座和答問。梁先生說：

　　“辛亥革命失敗后，特別是袁世凱事件后，我覺悟了，認識到中國的民眾有兩大缺陷：一是愚昧，二是散漫。各顧身家，不顧公利。他們不能走立憲的道路。所以我立志搞鄉(xiāng)村運動，開導民眾，所以我下鄉(xiāng)了。先到廣東，搞了一個‘鄉(xiāng)治講習所’。但因時局變化，沒能持續(xù)。后來北回，先參加‘河南村治學院’，因戰(zhàn)事無法繼續(xù)。……然后我又轉到山東，辦‘鄉(xiāng)村建設學院’，寫了《鄉(xiāng)村建設理論》一書。這本書是在工作中由學生記錄演講談話整理而成的。……抗戰(zhàn)爆發(fā)，國民政府退到重慶，我就與學生朋友等六人，從重慶回到山東，參加抗日，打游擊，到游擊區(qū)巡視，宣傳鼓勵抗日。國共兩黨都支持幫助我。……

　　我不是一個書生，不是一個單純的思想家、理論家，我是一個實行家、實干家。我生于都市，長于都市，卻深入農村，熱衷鄉(xiāng)村建設。一句話，因為我覺得中國要建設一個新的中國，要從君主專制轉到民主憲政，并不是宣布一個憲法能了事的，而必須以地方自治為基礎。所以我一直致力于此�！�…我是一個要實踐的人，是一個要拼命干的人（全場鼓掌），在建國前幾十年里，我的所作所為，是致力于解決我所遭遇的實際的社會問題、政治問題、國際問題。我一直沒有停頓休息。

　　比較地休息下來是在毛主席建國、大陸統(tǒng)一以后，這就給了我一個較長的時間能夠讀書寫書，把我的思想，把我對人類前途的看法整理出來，此即《人心與人生》。這本書吐露了我最后想要說的話，吐露了我對人類生活的認識。這大概算是我的最后一本書了�！�…”

　　在這次演講中，他再次重申了他的“中國文化復興論”：

　　“在西方文明之后，將是中國文明的復興，是中國文化在全世界的復興。這個觀點，我還沒有改變，還認為是對的。西洋文明的貢獻是很大的，但是未來必將轉入中國文化的復興。中國文化要成為世界的文化，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這即使不是中國人的希望、意志、本領導致如此，也是人類的前途自然轉變到如此�！�…這雖是未來，但不會太遠。”

　　聽著梁先生的這些話語，你仿佛看見了孔子在向人民描繪“吾其為東周乎”、“禮讓為國”、“講信修睦”、“世而后仁”的美好前景。他為救國、為新民、為鄉(xiāng)治南下北上，奔走呼號，正如孔子周游列國，到處求售政治主張。建國后歸隱著書，又象孔子晚年歸魯而修“六經”。

　　孔子誕辰紀念會上論孔孟詮釋生命

　　1985年下半年，我和雪梅師妹在人民大學哲學系交費（由法大報銷）選修了《中國哲學原著選讀》的課程。授課老師是石峻教授、張立文教授、楊憲村副教授等。1985年10月11日上午，才上了一節(jié)講解《華嚴原人論》的課后，石峻老師就說今天的課到此為止；
因為人大哲學系和孔子研究所今天在人大聯(lián)合舉辦紀念孔子誕辰2356周年小型討論會，他要去主持會議，并問我們要不要旁聽一下。于是，我們隨石老師來到人大“八百人大教室”旁邊的一個會議室，因此有幸第二次見到了我敬慕的梁漱溟先生。

　　這次討論會規(guī)模很小。參加會議的著名人士有梁漱溟先生，有北大張岱年教授，有全國政協(xié)委員孔德懋（臺灣考試院長孔德成之姊）、國務院參事楊玉清、孔子研究所常務副所長韓達、人民大學副校長張騰霄和謝韜、全國政協(xié)委員董一博、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孫開泰、山東工藝美術學院教授石可等。人民大學哲學系的一些教師和我們這些學生加入會議，才使會場人數(shù)大約達到了40人左右。

　　梁先生在這次討論會上作了即興發(fā)言。這一次，他是坐在長長會議桌邊，注視著我們這些青年學子（石峻老師安排我們課堂的同學正好坐在桌子對面）作了他大約半小時的和聲細語講話。這次講話的主要內容是詮釋了孔子，并就孔孟之別作了新的判斷：

　　“今天我想講講孔子的學術與西洋學術的差異。西洋科學的長處是向外看，研究、利用、控制大自然，但也有一個明顯的缺陷，就是向外看而不能返回到自己，不能對自己的生活、生命有所體察。中國學術之長正好相反，是反躬修己之學�？鬃尤�十而立，立什么？四十不惑，是不迷惑，字面上講是這個意思。但究竟不惑什么？不好亂猜。五十而知天命，什么叫天命？知道了什么？也不好亂講。六十而耳順，什么叫耳順？宋儒說‘耳順’是‘聲入心通’。什么叫‘聲入心通’？我也不一定懂。七十從心所欲而不逾矩，這個也不易懂。我想，這分明是孔子自己說自己從十五歲有志于學起到七十歲，在生活、生命上達到了一個高級的階段吧。表面上我們可以這么說，但實際上可能是指一個更高的境界，不是我們平常所能了解的。最好是不要瞎猜，因為你不是孔子�？鬃拥脑捠歉呱畹摹５�是，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同外國的學問相比，（孔學）有自己的特點�！�…我想，儒家，孔子，乃至后儒，特別是宋代陸象山，明代王陽明，陸王之學，確乎是受了孔子的啟發(fā)，是在自己的生命、生活上來體會，(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來下功夫，使自己的生命提高一步，是渾然不同于眼睛向外看之學的。西人之學與中國周孔以來的這一條學脈是完全不同的，完全是兩回事。

　　我再大膽地說一點。歷來孔孟并稱，說孟子學孔子的。但我感到孟子與孔子很不同。哪點不同？孔子當然是要學問回到自己的生命生活上，但其自己的生命、生活并不在自己的身上，而是跟社會、天下不可分的�？鬃釉�周游列國，有孔席不暇暖之說。他這么忙，就說明他的‘修己’之‘己’是以天下為己任的‘己’；
他的生命、生活與渾然跟宇宙是一回事，萬事萬物、宇宙跟他自己是一回事。我所體會的孔子是這樣。而孟子，翻開《孟子》書，我有一種感覺，他與孔子不一樣。他那種英雄氣概，很大，自命不凡，‘舍我其誰’，這大概是孔子不會說的。孔子較少有這種自命不凡的味道。這就是圣人與英雄偉人的區(qū)別�？鬃邮鞘ト耍�當然也是英雄，但比英雄更高一步�！�

　　梁先生的這番話中的觀點，實際上，在新大都飯店的第二次講習班的演講中也表達過一些。在那次他說過：“孔子的高足顏淵，孔子認為他好學的表現(xiàn)就是‘不遷怒，不貳過’。顏回死后，再也沒有第二個人能做到這點。朱子認為‘遷’是遷人遷地遷事，其實不對。實際上是遷延問題，不是空間的遷移而是時間的遷移。是生命上的事情。即是說，孔子和他的好學生的學問的功夫都在自己的生命上、生活上，不在其外。這與‘三十而立……’等等聯(lián)系起來，都市時間上的事情�！�…儒家的派別很多，但傳到后來只剩下孟、荀二派。據(jù)我看，孟子不是孔子的很恰當?shù)拇�表。�?

　　梁先生對孔子、孟子作了這樣的新詮釋。這種詮釋的意義何在？我當時并沒有完全理解。今天想來，梁先生的觀點大概是：孟子并沒有把學問的功夫全部用到自身生命、生活上。雖然孟子也講“求放心”、“養(yǎng)浩然之氣”、保全“四端”，但仍免不了有通過這種自我修煉培植積累“向外”施加影響之資本的味道。孔子則不然，體悟生命、生活之本質、意義和價值才是真正的目的。雖然有“以天下為己任”之說，但那是“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的意思，最后目的還是落實到修己修身、認識生命。

　　哲人雖去，精神永存

　　我對梁先生的認識，當然不僅僅是憑借聆聽了先生的三次演講。

　　我之“認識”梁先生，是從1977年開始的。大約1977年夏，《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發(fā)行，全國掀起學習“五卷”的熱潮，我老家的湖北省英山縣南河人民公社則開展了“背誦毛選”大賽。那時，我初中畢業(yè)回大隊當民辦教師一年多，被推為參賽選手。我當時記憶力極好，最高記錄是連續(xù)背誦“毛選五卷”的第1至第34篇（從《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到《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和今后的任務》），這是我聽說過的全公社最高記錄。因此，我準備參加全公社的“萬人大賽”爭名次當模范。沒想到，過幾天，有人告訴我：別的大隊有個人背過了35篇。因此，我就想再拿下兩篇，超過他。但是，我的努力失敗了，讀了幾十遍，第35篇怎么也背不下來。這第35篇，就是《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怎么讀都覺得這一篇不象是一篇完整的有邏輯的文章，東扯西拉，思維斷斷續(xù)續(xù)，串不起來，所以每次試背總要漏掉一些。后來，我就干脆放棄了，沒有去參加那場比賽。由此，我“認識”了那個“反動透頂?shù)馁Y產階級代表人物”梁漱溟。我當時心里一直在罵：你個梁漱溟，大壞蛋，該罵的家伙，惹得偉大領袖毛主席如此生氣，惹得他老人家用了長達7000字的文章來罵你；
害得這篇文章如此難背（誦），害得我“冠軍”、“勞�！碑敳怀伞�

　　幾年后，我上了大學。在那思想解放的大潮里，我懷著十分好奇的心情閱讀了梁漱溟的“反動”著作―――我想看看這家伙到底為什么惹毛主席如此生氣。我讀了他的《中國文化要義》、《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又聽老師們講述梁先生1953年前后在政協(xié)會議上“犯顏直諫”、“面刺君王之過”的傳奇故事，發(fā)現(xiàn)先生除了有些留戀傳統(tǒng)、美化傳統(tǒng)的“保守”色彩外，竟不知反動在何處。他講的中國古代社會“倫理本位，職業(yè)分途”的特征，我覺得說的也不錯。從此，我對梁先生看法轉變了，從“反動人物”一躍成為崇拜對象。

　　到了北京，我雖打聽到梁先生仍隱居在京師，但無法打聽到詳細地址，一直無由拜訪。1985年中國文化講習班上，是我第一次見到梁先生。那次講習班上，梁先生講演結束后，我壯著膽子擠到梁先生身旁，要求得到梁先生的電話和住址。那是我有幸第一次與梁先生直接對話。梁先生問：“你是那兒的？”我告訴他我的名字。他說：“忠信，這個名字有尊孔的味道。”然后就告訴我他的住址和電話。我問：“先生能談談1953年的政協(xié)會議上的是非嗎？”先生說：“對不起，現(xiàn)在沒有時間回答你的問題，歡迎用信函討論；
也可以到我家來談，但一定要提前預約�！币驗榇負碓谏磉叺娜颂�多，所以只能退出。

　　此后，我雖幾次打電話到梁先生家，但幾乎沒有一次如愿。要么是先生外出，要么是打不通。如是我就只好把我的一些問題、想法寫信告訴先生，希望得到先生親筆答復。記得我還把我讀《中國文化要義》、《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鄉(xiāng)村建設理論》、《印度哲學概論》的讀書筆記，抄成大字，寄給了梁先生。還寫過關于梁先生觀點的商榷文章，也寄了過去請求審閱。但由于先生已經92歲高齡，不便親自答復，于是就由他的長子梁培寬先生執(zhí)筆答復。這樣的答復一般都十分簡單，不外“來信收到，感謝垂詢；
所詢問題，容后面談”之類。可惜這些信件我現(xiàn)在不知保存在哪里，一時找不到。翻開我1986年3月15日的日記，有一條記載：“收到梁漱溟先生回信（其子梁培寬先生執(zhí)筆），言梁老個人傳記《我的努力與反省》將由廣西漓江出版社出版，屆時將‘奉寄一本’云�！�

　　約1986年4月，我寫了一封信給梁先生。信中大約說：您的新著《人心與人生》，市面上見不到；
能否請您親筆簽名賜我一冊？不幾天，我就收到了梁培寬先生寄來的該書。書的扉頁有梁漱溟先生的親筆題贈：“范忠信同志指正。一九八六年著者奉贈。”下面是梁先生的紅色小方形印鑒。這件事，當時在我們的研究生宿舍（法大3號樓223室）里引起了一陣不小的波瀾。加衛(wèi)、登山、在友等同學紛紛感嘆梁先生的作為儒學大師的謙遜平易風范，羨慕我獲得了如此珍貴的禮品。

　　1987年8月，我研究生畢業(yè)分配到中國社科院臺灣所工作，所里安排我具體負責創(chuàng)辦《臺灣研究》季刊的事務性工作。大約11月1或2日，我打電話給梁培寬先生，想對梁漱溟先生作一個專訪，發(fā)表在《臺灣研究》創(chuàng)刊號上。11月4日，培寬先生回電話說，梁先生同意接受專訪。但后來專訪沒有搞成，現(xiàn)在記不起來是何緣故。大概是陳憶村所長(陳所長曾為新華社駐紐約記者站總站長)以毛主席在《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中說過“臺灣的報紙和香港的廣播”說梁漱溟是“大陸上最有骨氣的人”而仍有顧忌，怕創(chuàng)刊號上發(fā)表這樣的“專訪”會惹中央一些負責統(tǒng)戰(zhàn)的老同志不滿。但是，后來我建議請梁漱溟先生為刊物的刊名題字，陳所長則同意了。于是，我就與培寬先生聯(lián)系。不久，培寬先生電話告訴我，梁先生同意題字，并約我到家取。

　　1988年1月28日，我有幸第一次造訪梁府，單獨拜訪梁先生。那是一個北風凜冽的下午，我騎自行車來到了復興門外22樓。大約下午3時，按先生給我樓洞門號，找到了梁先生的門口。一抬頭，只見門上掛著一個小紙牌，上書：“漱溟九十有五，視聽不佳，精力不濟。凡未經預約之造訪，恕不接待。來訪請勿超過半小時。失禮之處，敬請鑒諒�！痹�文記不準了，此僅大意。稍叩門頁，一位約60歲的長者為我開了門，這就是梁培寬先生。培寬先生說：“家父正在休息，您要的題字已經題好了�！闭f著就把梁先生題寫的刊名遞給了我。這是兩張約16開的小宣紙，都寫著“臺灣研究。梁漱溟題。”下面是先生的印鑒（后來，我們把先生的兩份題字剪接合并，在《臺灣研究》上使用了兩年）。我說：“我特別想請教梁先生，不光是取題字。今下午沒別的事，我就等先生起床再說�！贝蠹s等了40多分鐘，先生醒來，培寬先生向梁先生作了介紹。我看到梁先生頗有倦容，氣色不好，不忍心多打擾，只好在作了自我介紹并感謝先生題字以后提出了一個要求：“梁先生，我是學思想史的。我想寫您的思想評傳，您同意嗎？希望您支持我�！绷合壬�說：“我沒有多少思想，我是實踐家。這樣的評傳還是不寫為好。以前也有好幾個人跟我說要寫，要系列采訪，要我提供一些資料，我都沒有辦法支持。我的精力不如從前了，對不起。該說的我都跟汪東林同志說了（按：汪東林于1988年編著了《梁漱溟答問錄》一書，由湖南出版社出版）�！币驗橄壬�聽覺不佳，交談困難，又因為看到先生很疲倦，談了十分鐘左右還沒對上幾句話，所以我只好悻悻告辭。沒想到這竟是我最后一次見到先生。

　　5個月后，即1988年6月23日上午11時30分，梁漱溟先生在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逝世。我是當晚從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聯(lián)播中知道這一噩耗的。我當即向梁培寬先生發(fā)去了一封吊唁信，高度贊揚了梁先生人格的偉大：“梁先生是現(xiàn)代中國第一代知識分子的典型，是民族的靈魂，是中國的良心。他將永遠活在人們心中�！毙胖羞�附上了我單獨以宣紙書寫的挽詞：“華夏風骨，中國之魂；
哲人雖去，精神永存。”我的吊唁信的內容及挽詞，后來都收進了香港《百姓》半月刊第172期（1988年7月16日）署名石巖的《他得到了人們的理解》一文中。

　　7月6日，我收到了“梁漱溟同志治喪委員會”給我發(fā)來的訃告暨通知：“定于七月七日（星期四）上午九時至九時三十分在北京醫(yī)院向梁漱溟同志遺體告別�！蔽耶敿聪蜿愃�長匯報，他同意我參加儀式。次日上午，我向單位要了車，大約9點15分左右趕到北京醫(yī)院一樓西門邊的吊唁廳。我趕到時，驗過通知函并領取了《梁漱溟先生生平》等材料進入院門，正碰上李先念、閻明復、習仲勛、費孝通等人剛剛從吊唁廳出來，簇擁者甚多，我只得回避，待他們離去方得進入廳中。但見梁先生安詳?shù)靥稍谝粡垎稳舜采�，頭戴青色瓜皮帽，身上覆蓋著白布。我從先生遺體的右側向先生注目緩慢走過，繞行至左側與梁培寬先生及家屬隊列前，與培寬先生等一一握手，請他們節(jié)哀。培寬先生當時只說了一句話：“感謝你來了。今天也來了很多家父著作的年輕讀者。有那么多年輕同志敬重家父，家父一直是欣慰的�！蔽蚁耄�培寬先生的意思是說：梁漱溟先生臨終前最感欣慰的是，他不僅僅是作為舊中國的民主斗士和新中國的犯顏直諫的“忠臣”而留下聲名，他的思想學說得到了年輕一代的理解。

　　7月16日，培寬先生給我寄來了梁漱溟先生的標準彩色遺像，相片上的梁先生頭戴青色瓜皮帽，穿深藍對襟褂，雙手十指交叉并握，放在胸前，頭稍低偏，嘴緊閉，象是在凝思。透過鏡片，他那冷峻的目光注視著我們，令人震顫。那目光，是在告訴我們什么呢？相片背后有梁培寬先生的題贈：“先父梁漱溟先生遺像（拍于一九八八年三月）。范忠信同志惠存。梁培寬敬贈，一九八八年七月。”附著照片的，還有培寬先生的一封短信和打印好的友人后學為梁漱溟先生寫的挽聯(lián)或挽詞，其中包括我的挽詞。培寬先生在信中說：“承你先來信，并附來挽詞，后又親臨遺體告別儀式，十分感謝�！贝送猓�可能是因為我?guī)滋烨皩懶艈栠^，經官方審定的《梁漱溟先生生平》為什么對1953年懷仁堂之事只字不提，對此表示不解。培寬先生在這封信中特別解釋說：“一九五三年事，原在《生平》中寫有兩句，后因我們不同意統(tǒng)戰(zhàn)部的提法（‘1953年，在……會議上，討論過渡時期總路線時，受到批評�！�）而他們又不愿作任何修改，最后以根本不提1953年事，作為妥協(xié)方案。這就是現(xiàn)在《生平》中無1953年一段的原由�！�

　　由此可知，梁先生自1953年在懷仁堂所企求的被批評者的“雅量”，直到他駕鶴西歸后仍然沒有得到。雖然對“總路線”的錯誤已經作了基本認定，對毛澤東的錯誤也作過基本的承認，但仍舊不能正面肯定“一介書生”對領袖和政府當時錯誤的那種方式的批評，不能容忍“最后的儒家”對政府那種“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天下有道則現(xiàn)，無道則隱”的儒家態(tài)度，不能容忍那種“以天下國家為己任”、“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挾道自重”、“犯顏直諫”（甚至懷疑他是“訕君賣直”）的孟子、海瑞式的“狂妄”，也不能容忍任何人在社會主義的“馴服工具”性的“道德”之外以儒家式的人格修煉獲得“圣賢” 或“帝王師”之類名聲……。

　　這一切，也許都不是梁漱溟先生的本心，但是卻很自然地引起了這樣的猜忌。梁先生也許對他所處時代和他的批評對象有一定的誤估，所以不無遺憾地終身見不到傳統(tǒng)儒生所憧憬的明君圣主的雅量。

　　梁先生逝世16周年了，他所傳承的儒家精神無疑還將傳承下去。

　　03/07/02

　　(原載廣東省文聯(lián)《粵海風》雜志2004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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