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周恩來與斯大林的會談及其結果與中國出兵朝鮮作戰(zhàn)的決策有直接的關系，也反映出在朝鮮戰(zhàn)爭問題上中蘇之間的微妙關系。對于這個問題，過去國內學術界便有不同的看法， 最近，俄國學者又撰文對此發(fā)表了頗為不同的見解。

　　關于周恩來與斯大林在黑海別墅會談的情況之所以出現眾說紛紜的現象，是因為至今尚沒有關于這次會談的正式文件和記錄公布于世，人們只能根據當事人的回憶來描述當時的情況。

因此，面對各方面材料說法不一，甚至大相徑庭的狀況，不能完全根據個人的回憶認定歷史事實，而只能根據旁證材料和邏輯推理對周恩來赴蘇談判的目的和會談的結果等主要問題進行分析，至于許多細節(jié)則無從考證。

　　首先，對于周恩來去蘇聯進行談判的目的就存在完全不同的說法。一種意見以師哲的回憶為據，認為周恩來離京前，中共中央政治局還未取得一致意見，周恩來是帶著不出兵的意見去的。后來接到毛澤東的電報，說國內多數人的意見還是出兵，于是才與斯大林商談軍事援助問題。

另一種意見以康一民的回憶為據，認為周恩來此行的目的就是告訴蘇聯關于中國出兵的決定，商談志愿軍改換蘇軍武器裝備和蘇聯出動空軍配合作戰(zhàn)問題。

俄國學者則根據費德林的回憶，認為“周恩來和林彪是帶著中國不會也不應該介入朝鮮問題的堅定信念去見斯大林的”。

第一種意見的根據是周恩來在會談中首先擺出了中國不出兵的種種理由。在這一點上，師哲和費德林的回憶是一致的。第二種意見的根據是周恩來訪蘇的最終結果是達成了中國出兵，蘇聯給予軍事援助的協議。第三種意見的根據則主要是認定周恩來的本意就是堅決主張中國不能出兵。關于這個問題，周恩來本人后來幾次談到他是帶著兩種意見去的，或者出兵，或者不出兵，主要目的是要蘇聯出動空軍援助中國軍隊入朝作戰(zhàn)。

實際情況是，在周恩來出國之前中國領導人已經有了出兵的打算和安排，10月6日中央軍委召開的會議就是周恩來主持的，這次會議不是討論出兵不出兵的問題，而是研究作戰(zhàn)部署和出動志愿軍的準備工作。因此他不會不知道已經作出的決定。但周恩來與斯大林談判時的確先擺出了中國出兵有困難的理由，而且正如下文將要談到的，黑海會談的最初結果就是中國不出兵。如此可以判定，周恩來訪蘇確實是帶著出兵或不出兵兩種意見去的，問題的關鍵在于蘇聯是否出動空軍協同志愿軍赴朝作戰(zhàn)。這樣就很容易理解為什么中國已決定出兵，而周恩來卻先擺不出兵的理由了。這無非是一種談判手段，目的是為了爭取蘇聯政府提供更多的武器裝備和保證出動空軍支援志愿軍入朝作戰(zhàn)。

　　至于俄國學者認為周恩來是“中共中央內部反對中國參戰(zhàn)的重要人物”，周恩來“把他對斯大林的訪問看作是阻止中國參與朝鮮戰(zhàn)爭以及把解救金日成政權的負擔全部壓在斯大林肩上的最后機會”， 是缺乏根據的。盡管中國領導層內部最初對出兵朝鮮的問題有不同看法，但在10月5日政治局會議確定了出兵援助朝鮮的方針后，中國領導人已經統(tǒng)一了認識。周恩來本人這時也表示贊成出兵的決定。在10月6日周恩來主持的部署出兵準備工作的軍委會議上，他發(fā)言說，我們不想打，但是敵人逼我們，快到鴨綠江邊了，不能見死不救，這是援朝，也是衛(wèi)己，唇亡齒寒嘛! 不過，與毛澤東的理想主義相比，周恩來作為政務院總理更講究現實主義。如果說毛澤東比較強調中國出兵的決心和英雄氣概，那么周恩來則更注重中國出兵的實際困難和必要條件。正因為如此，周恩來在談判中才首先強調中國出兵存在的種種困難，而且在斯大林提出蘇聯空軍暫時無法出動協助中國軍隊作戰(zhàn)時，周恩來表示了中國暫不出兵的意見。

　　關于中蘇領導人會談的結果，也存在著幾種不同的說法。據康一民回憶，“斯大林在會談中答應先裝備中國10個師，并同意派空軍到東北安東一帶和沿海大城市駐防。因此，中蘇雙方在會談中就抗美援朝問題取得了一致意見。會談十分順利”。有些研究著作就采用了這種說法。

據師哲回憶，斯大林建議“中國可以出動一定數量的兵力”，由蘇聯“供應武器裝備”，蘇聯還可在作戰(zhàn)時“出動一定數量的空軍作掩護”，但“只限于在后方和前沿活動，而不能深入敵后”。會談討論的結果是，通知朝鮮同志“不失時機地早日做好撤退準備”，并決定“立即采取不出兵的準備和安排”。

還有一種說法是會談結束后，當晚7時斯大林與周恩來聯名致電中共中央，通報了會談結果，因蘇聯空軍目前尚未準備好，暫時無法出動，故決定中蘇均暫不出兵，要金日成撤到鴨綠江以北。其根據是毛澤東13日給周恩來到回電中有蘇聯空軍“須待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內才可出動空軍支援志愿軍在朝鮮作戰(zhàn)”一句。俄國學者曼紹洛夫則根據費德林的回憶認為，斯大林與周恩來的談話持續(xù)了兩天，最后還是沒有作出雙方一致同意的決定。因此，斯大林根本就沒有與周恩來一起給毛澤東發(fā)過聯名電報。周恩來只是說他需要與北京聯系，以便得到新的指示。曼紹洛夫還堅持認為斯大林在會談中“毫不遲疑”地答應了為中國軍隊提供空軍掩護的要求，并且“從來沒有背棄他答應毛澤東向中國人民志愿軍提供蘇聯空中掩護的許諾”。

　　這里的問題比較復雜，各種不同渠道和來源的材料交織在一起，難以進行細節(jié)的擇選。不過，根據現有的文獻，仍然能夠看出事情發(fā)展的基本脈絡。首先是斯大林與周恩來的會談是否作出了一致的決定，他們作出了什么決定?根據赫魯曉夫的回憶：會談結束后，斯大林回到莫斯科，他說周恩來是奉毛澤東之命前來的，當時北朝鮮軍隊已經全面潰敗，周恩來前來征求斯大林的意見，中國軍隊是否應該出兵，阻止美國和南朝鮮部隊繼續(xù)前進。起初，斯大林和周恩來都認為，中國進行干涉并無益處。但在周恩來歸國前，他們決定中國應當給予北朝鮮積極的援助，中國軍隊當時已集中在邊境上。

這就是說，斯大林與周恩來會談的初步意見是一致認為中國不出兵。從毛澤東10月13日給周恩來復電的措詞和語氣看，他得到的信息也是會談作出了中國不出兵的安排，而且電文中還提到了斯大林和周恩來的“聯名電”，這就說明不出兵的會談結果是斯大林和周恩來的共同意見，而并非是周恩來一個人的主張。當然，更能說明問題的還是斯大林本人對會談結果所作出的反應。根據俄國的檔案材料，斯大林在10月13日下午給什特科夫發(fā)出一封轉交金日成的電報，通報了他與周恩來和林彪會談的情況，并抱歉地通知金日成，周恩來已經表示中國人還不準備參與戰(zhàn)爭。因此，斯大林建議金日成最好把他的殘余部隊從朝鮮撤到中國和蘇聯，還命令什特科夫幫助金日成制定一個執(zhí)行這一撤退命令的措施的計劃。

同一天，蘇聯在聯合國的代表維辛斯基在成功湖發(fā)表講話，呼吁美國放棄“強硬化”政策，恢復與蘇聯戰(zhàn)時的合作關系，他還保證蘇聯會對美國作出“遷就”。

顯然這種舉動也是受了中蘇領導人會談結果的影響。還有一個證據可以證明不出兵的會談結果是中蘇領導人一致認同的。斯大林在14日確知中國已經決定出兵后，立即指示金日成“此前通知您的中蘇領導同志會談時提出的建議無效了”。有人認為斯大林電報中所說的“建議”是指蘇聯空軍援助中國一事， 但把斯大林連續(xù)發(fā)出的兩封電報聯系起來看，斯大林宣布“無效”的這個“建議”當是指他與周恩來會談后共同作出的勸告金日成撤退的決定。如此看來，中蘇領導人會談的初步結果確實是中國暫不派軍隊入朝作戰(zhàn)，同時建議金日成撤離北朝鮮。這個結果是周恩來和斯大林共同認可的。

　　接下來的問題是斯大林和周恩來為什么會作出這樣的共同決定?從斯大林10月1日到7日之間兩次至電毛澤東強烈要求中國出兵援助朝鮮的情況看，斯大林是主張中國出兵的， 至少在美國仁川登陸以后他表示出這種強烈的要求。毛澤東在朝鮮局勢出現危急情況后也是決心要派兵入朝作戰(zhàn)的， 盡管面臨著重重困難。顯然，斯大林不會主動要求中國不要出兵，他只是在周恩來提出中國出兵有困難的情況下才勉強同意暫不出兵的。而周恩來是代表毛澤東來與斯大林談判的，他在未與毛澤東商量之前便表示中國不能出兵，肯定是因為他和毛澤東事前共同商定的出兵條件沒有得到滿足。這個條件就是要蘇聯提供足夠的軍事援助，特別是出動空軍支援中國軍隊入朝作戰(zhàn)。毛澤東派周恩來與斯大林談判的主要目的是要求蘇聯的空軍援助，這應該是沒有疑問的。問題就出在蘇聯沒有滿足中國的出兵條件，沒有答應派空軍支援中國軍隊入朝作戰(zhàn)的要求。后來談到這個問題時，毛澤東曾說過：“我們只要他們空軍幫忙，但他們不干�！敝芏鱽硪舱f過：“我們出兵就是要他的空軍支持我們�！敝芏鱽磉�說過：“我們問：能否幫空軍?他動搖了，說中國既有困難，不出兵也可，說北朝鮮丟掉，我們還是社會主義，中國還在�！蔽覀冎灰�蘇聯“出點空軍，這樣我們就可以去了，沒有空軍有困難。斯大林說空軍不能派�！� 蘇聯是否答應過派空軍援助中國，斯大林是否違背了這一許諾，這是中蘇領導人黑海會談的主要問題，也是反映中蘇聯盟與中國出兵朝鮮之間關系的關鍵環(huán)節(jié)，所以很值得進行仔細分析。

　　中國軍隊進入朝鮮與美國軍隊作戰(zhàn)，從軍事角度講，最不利的條件就是缺少空軍。根據俄國的文獻，中國早在7月初就提出空軍的問題了，而且中蘇之間已經交換過意見。周恩來在7月2日與蘇聯大使羅申的談話中就詢問蘇聯空軍是否有可能掩護中國入朝作戰(zhàn)的部隊。

斯大林在7月13日經羅申給周恩來或毛澤東的電報中對此做了回答：“我們不知道你們是否已決定在中朝邊界部署9個中國師。如果你們已作出這樣的決定，那么我們準備給你們派一個配備124架飛機的噴氣式戰(zhàn)斗機師掩護這些部隊。我們打算由我們的飛行員培訓中國飛行員兩到三個月，然后把全部裝備轉交給你們的飛行員。我們打算讓在上海的航空師也這樣做。” 7月25日維辛斯基給羅申電報還談到，“經菲利波夫同意，轉告毛澤東或周恩來，我們同意他們提出的訓練中國飛行員駕駛噴氣式飛機的步驟和時間安排”。8月27日斯大林又致電周恩來：“蘇聯政府答應你關于派蘇聯軍事顧問——防空專家和空軍專家到華東和東北軍區(qū)的要求。38名顧問將被派到中國，其中10名是防空專家，28名是空軍專家。至于其余26名顧問，我們認為不是特別需要派他們去，因為這些顧問的工作可以由派去的38名顧問完成”。

看來中蘇領導人都很重視空軍的問題。不過，從上述電文看，中蘇雙方在蘇聯幫助中國空軍建設和訓練的問題上談的比較仔細，并作出了具體安排和計劃，而在蘇聯空軍援助中國軍隊作戰(zhàn)的問題上卻沒有一個明確和準確的意見。但中國領導人最關心的恰恰是后一個問題，因為當時中國還沒有一支真正的空軍部隊，一旦戰(zhàn)爭打起來，在空軍方面只能依靠蘇聯。

這里，中蘇雙方未談清楚的地方有兩點：一是蘇聯空軍出動的時間問題，是與中國軍隊同時行動還是讓中國地面部隊先行一步?一是蘇聯空軍援助的方式問題，是配合中國地面部隊進入朝鮮作戰(zhàn)還是只負責中國領土的防空或掩護中國部隊的后方供應線?從蘇聯盡量避免與美國發(fā)生直接軍事沖突的戰(zhàn)略方針來分析，斯大林顯然寧愿下功夫武裝中國的空軍，將來讓他們承擔起入朝作戰(zhàn)的任務，而避免在使用蘇聯空軍的問題上過早地作出明確和具體的承諾。但是對于中國方面來講，要求蘇聯援助的目的是很明白的，關鍵就是蘇聯空軍能夠協同中國地面部隊入朝作戰(zhàn)。這個問題越到臨戰(zhàn)時就越顯得迫切。在10月9日彭德懷召開的志愿軍軍以上干部會上，就特別提出了這個問題，以至會議尚未結束，彭德懷和高崗便向毛澤東發(fā)急電詢問：“我軍出國作戰(zhàn)時，軍委能派出多少戰(zhàn)斗機和轟炸機掩護?何時能出動并由何人負責指揮?”志愿軍總部很多領導人也認為，在沒有空軍配合的情況下出兵，弊多利少，甚至建議“三兩月內新的裝備確有保證(尤其是空軍能夠出動)，則可按原計劃進行。否則，推遲出動時間的意見是很值得考慮的。” 從周恩來11日電和毛澤東13日電看，斯大林與周恩來會談的結果只是明確了蘇聯空軍出動的時間推遲，而沒有說明空軍援助的方式是什么。(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但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毫不含糊。他在13日給周恩來的電報中除了表示在蘇聯暫緩派空軍支援的情況下中國軍隊仍要出動外，還特別指出：“只要蘇聯能于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內出動志愿軍空軍幫助我們在朝鮮作戰(zhàn)”，并保護中國的幾個大城市，“則我們也不怕整個的空襲”。毛澤東同時還明確地要羅申轉告斯大林：“我們所需要的主要是能夠為我們提供空中掩護的空軍�！� 這里所說“幫助我們在朝鮮作戰(zhàn)”和“為我們提供空中掩護的空軍”顯然是指蘇聯空軍配合中國地面問題入朝作戰(zhàn)的問題。毛澤東在這里接受了蘇聯空軍推遲出動的條件，但也更加明確地提出了蘇聯空軍提供援助的方式。

　　毛澤東之所以決心在沒有空軍掩護的條件下仍然堅持派軍隊入朝作戰(zhàn)，是因為他的初戰(zhàn)安排只是進行防御，只與南朝鮮軍隊作戰(zhàn)，而不與美國軍隊正面接觸。毛澤東制定這樣的戰(zhàn)略，是因為中國領導人掌握的有關朝鮮戰(zhàn)局的情報有誤。當時的情況是平壤防線已被突破，金日成已經按照斯大林的指示作出了撤離朝鮮的安排。而10月14日毛澤東給周恩來電報卻說，中國得到的情報是美韓軍隊“集結漢城以北三八線上開城、金川地區(qū)作進攻平壤之準備”，從而認為“美是否進攻平壤及何時進攻平壤，似乎尚未作出最后決定”，還認為“金日成指揮的朝鮮各個尚能戰(zhàn)斗的部隊”正在“三八線堅決對敵”。14日的另一封電報又說，“美軍現尚停留在三八線”。因此，毛澤東考慮的戰(zhàn)略一是“現在的決心是打偽軍，也可以打某些孤立的美軍”，二是繼續(xù)加強工事，“修筑布防”，進行防御，“六個月以后再談攻擊問題”。

　　斯大林在得到中國已經決定出兵的消息后，一方面在蘇聯空軍出動的時間上作出了讓步，即無須等到兩個月后才出動， 另一方面則明確表示蘇聯出動空軍只是保護中國領空和中國軍隊的后方，而不能直接配合中國軍隊入朝作戰(zhàn)。根據師哲和周恩來的回憶，周恩來向蘇聯方面轉告了毛澤東13日電報中關于中國軍隊已經決定入朝作戰(zhàn)的情況后，蘇聯政府當時答應將出動16個團的噴氣式飛機掩護中國志愿軍入朝作戰(zhàn)。但當周恩來進一步提出除戰(zhàn)斗機外，蘇聯可否出動轟炸機配合中國軍隊作戰(zhàn)；
除出動空軍入朝作戰(zhàn)外，可否加派空軍駐扎在中國近海各大城市等要求時，斯大林表示蘇聯空軍只能到鴨綠江邊，不能配合志愿軍入朝作戰(zhàn)。

正是由于出現了這一情況，10月17日毛澤東再次急電彭德懷和高崗，要他們火速回京商議，部隊出動時間“當再有正式命令”。

因此，上文所說毛澤東和周恩來多次談到蘇聯不出動空軍，應該指的就是蘇聯空軍不能出動配合中國地面部隊入朝作戰(zhàn)這一情況。盡管在這個問題上還沒有發(fā)現直接的文獻證據，但中國軍隊入朝作戰(zhàn)后的實際情況表明，斯大林肯定下達過這方面的命令。許多當年參加朝鮮戰(zhàn)爭的蘇聯空軍人員都承認，“他們的空軍與中朝的地面部隊沒有任何合作”，還有人說，“中國人沒有空戰(zhàn)經驗，他們要求蘇聯空軍提供空中‘掩護’，但蘇聯拒絕了”�！坝捎谌鄙俸献鳌�，有一次蘇聯的“高射炮團打下了一架中國飛機”。

中國空軍的回憶史料也證明，朝鮮戰(zhàn)爭中的空戰(zhàn)大都發(fā)生在鴨綠江與清川江或大同江之間的地區(qū)。中國空軍和蘇聯空軍的主要任務是“掩護交通運輸線和機場的修建”，“保衛(wèi)水豐發(fā)電廠、鴨綠江大橋和第一線基地及清川江以北的主要交通線”。僅有的一次轟炸西海岸大和島等地美韓軍隊情報站，配合地面部隊登陸作戰(zhàn)的任務，也是中國空軍第8師獨立完成的(軍中蘇聯顧問在戰(zhàn)斗前已經回國)。

　　這樣看來，關于斯大林背棄了他向中國軍隊提供空軍援助的諾言的說法有些勉強，因為斯大林除了曾一度要推遲時間外，的確一直答應為中國提供空軍援助，只是他從來沒有明確承諾派蘇聯空軍配合中國地面部隊與美國作戰(zhàn)。但是，中國提出的出兵條件主要就是要求蘇聯空軍為中國入朝作戰(zhàn)的地面部隊提供空中支援和掩護，而蘇聯沒有做到這一點，所以中國領導人在這個問題上表示出不滿和抱怨是可以理解的，許多中國學者的論著在這方面對斯大林的政策提出指責也是在情理之中的。無論如何，中國人民志愿軍主力部隊在10月19日渡過了鴨綠江，并于10月25日打響了抗美援朝戰(zhàn)爭的第一仗。

　　發(fā)表于《黨史研究資料》199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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