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南方都市報》11月11日載，前不久廣州市海珠區(qū)發(fā)生的一起因為欠薪、工人討薪而被打的事件后，盡管當?shù)孛襟w進行了報道，但是一直得不到有效解決，打人者也沒有被依法追究有關(guān)的責任。此事近日引起國務院的高度重視，溫家寶總理也作了批示，這才引起當?shù)卣�府有關(guān)部門的重視：一方面迅速發(fā)放了拖欠的工資，另一方面打人者也被刑事拘留。

　　因為總理的批示，問題得到迅速解決，工人拿到了拖欠的工資，打人者也受到了法律的懲處，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然而，這種處理問題的方式方法，卻透露出另一種問題。

　　這兩年，領導批示似乎正在成為一種推動社會進步的方式。熊德明因為遇到總理，廣大民工被嚴重拖欠工資的現(xiàn)象引起了高層的重視，從而在全國掀起了一股追討欠薪的熱潮，民工被拖欠的工資絕大部分都能拿到，熊德明也被評為2004年度全國“十大經(jīng)濟人物”之一，與吳敬連等經(jīng)濟學家并列齊名；
孫志剛被打致死，盡管媒體報道，盡管家屬追查討個說法，但是一直沒有引起有關(guān)政府的重視，遲遲得不到合理的解決，也因為領導的批示，不僅將兇手押上了審判臺，而且促使《收容遣送辦法》的廢除；
阜陽毒奶粉事件、鐵本事件等，哪一件不是引起高層的重視以后，因為批示，才使問題得到迅速解決的？

　　暴露出來的問題，因為領導的批示，才得到解決，我們不禁要問：要是沒有領導的批示，結(jié)果又會怎樣？難道犯罪者就能逍遙法外嗎？主管部門、職能部門就能不聞不問嗎？相關(guān)的法律、制度就可以形同虛設嗎？我們在實際中看到的是，違法事件發(fā)生后，有關(guān)部門不理不睬，對受害人冷漠無情，但是領導的批示一到，有關(guān)部門就高度重視，迅速采取措施，案件迅速被偵破，兇手很快被抓獲歸案，問題得到迅速解決。農(nóng)民工工資問題拖欠已久，有關(guān)部門不是不知道，但就是沒有人處理和解決，然而總理的批示一到，結(jié)果就大不一樣。如此看來，不禁令人感慨萬分：中國的法律似乎形同虛設，要是沒有領導的批示，法律就成為一紙空文，因此執(zhí)行法律，有時是需要領導的批示的，許多法律、規(guī)章制度等條文，寫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職責劃分也很明確，但都需要總理批示，只有總理批示了，有關(guān)部門才去執(zhí)行，并且還會有關(guān)部門的政績。

　　因為領導的批示，促使問題得到迅速解決，表面看來是一件好事，但實際上卻體現(xiàn)了權(quán)比法大。在一個法治國家，法律是至高無上的。曾經(jīng)有人說，法官是最大的官，意即在此。但是，在我們的現(xiàn)實中，批示的強大恰恰說明法律的弱小，說明法律失去了應有的權(quán)威，失去了至高無上的本質(zhì)。領導批示多了，人治的現(xiàn)象多了，對依法治國所起的作用，不是促進，這是法治的悲哀，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里，有著“偉人政治”、“偉人治國”，在中國人的心里，有著濃厚的“清官情結(jié)”意識。人們在現(xiàn)實中無法得到公平與公正時，就把公平公正的希望寄于青天大老爺式的清官，希望通過微服私訪、通過上訪拿到領導批示，為受害人平反昭雪，從而促使問題的解決。美國人有句話：總統(tǒng)是靠不住的，意即要靠依法治國。鄧小平早在二十多年前也說過：“一個國家的命運寄托在一兩個人威望上，是不正常的”，“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我們需要領導為民謀利，更需要真正依法治國，而不是依官治國，依批示治國。(來源：人民網(wǎ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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