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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曉群:由互利性規(guī)則到政府的出現(xiàn)

        發(fā)布時間:2020-05-22 來源: 幽默笑話 點擊:

          

          一、政府作為互利性規(guī)則的代理執(zhí)行者出現(xiàn),她是人民自我管理的機構

          

          上文描述了桃花源的三個階段,第三階段只要再向前發(fā)展一步,政府就會出現(xiàn)。

          

          在第三階段,桃花源里的公民基本形成了一些普遍性共識、一些普遍性規(guī)則,他們明白這些規(guī)范和個人利益息息相關。但是,如何保證這些規(guī)則能正常、有效、順暢地發(fā)揮作用呢?

          

          桃花源的一萬人結成了比較穩(wěn)定的互利性關系,形成了保護個人財產(chǎn)、等價交換、信守合同等規(guī)范;
        每個人都清楚,從長遠和總體效果看,自己信守這些規(guī)范對自己最有利。但這并不意味著每個人在每個時刻都會自覺遵守規(guī)范,當某個人張三在某個時候顧不上從自己的長遠利益考慮,就會違背規(guī)范。李四會指責張三,會破口大罵,但張三有可能執(zhí)迷不悟,于是雙方?jīng)_突加劇。張三這一違規(guī)行為當然破壞了和他簽合同的李四的利益。進一步說,會破壞所有桃花源居民的利益,因為大家的利益都是靠這些規(guī)范組合、維系的,如果有人不遵守規(guī)范也得不到懲罰,這些規(guī)范能否得到切實實行就是一個問號。如果其他人覺得反正張三的行為只影響李四,和自己沒有關系,所以對張三的行為不管不問;
        那么李四的遭遇下一次就會發(fā)生在其他人身上;ダ躁P系的深化使得大家有了公共意識,于是大家看到張三的破壞規(guī)范的行為就會一起出手懲罰,張三便遭遇到一股巨大的強制力。這一強制力來自于其他社會成員。張三是合同的一方,李四是合同的另一方,這一強制力是作為第三方出現(xiàn)的。這一強制力的唯一目的就是讓合同雙方都遵守合同,誰不遵守就用強力懲罰誰。也就是說,當桃花源的某個公民張三違背規(guī)范時,其他9999名其他國民必須同時出手懲罰張三。因為如果張三的行為不得到懲罰,就意味著規(guī)范得不到真正實行,那么所有桃花源公民的利益都會受損。

          

          打個比方,這就好比我們的足球中超聯(lián)賽。這一聯(lián)賽有12個隊。假如甲隊和乙隊比賽時,甲隊賄賂了裁判獲得了勝利,那么其他10個隊就一定要和乙隊一起,對這一事件作徹底調(diào)查,掌握確鑿證據(jù)后對甲隊作出懲罰。如果其他10個隊覺得反正吃虧的是乙隊,和自己沒關系,就事不關己、高高掛起,那么下一次自己的對手就也會賄賂裁判,自己也吃虧。當然,如果大家都對規(guī)則抱著陽奉陰違的態(tài)度,都賄賂裁判,都賄賂對方球員,都打假球?雌饋碚l也不比誰吃虧,事實上大家都吃虧了。因為觀眾對于這種假的聯(lián)賽會始而義憤、繼而麻木、最后不看。分工協(xié)作的工商業(yè)也是這樣,如果大家都互相作假、都不遵守合同、都不保護別人的財產(chǎn),那只會使工商業(yè)萎縮,大家都退回到自給自足的自然經(jīng)濟。

          

          如果桃花源的居民都已有了充分的公共意識,那么張三只要違規(guī),其余9999名其他公民就會群起而攻之,但這帶來兩個問題。其一:每個社會成員都有可能做一段時間的警察、法官,因為沒有專職的。這會耽誤各成員的正常工作,而且因為畢竟是臨時擔當,技術不熟練,效率也不高。其二,雖然有了普遍性規(guī)則,但其統(tǒng)一的、明確的含義是什么,在各種具體情況下如何運用,對違規(guī)者施以什么程度的懲罰,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這又會反過來損害其統(tǒng)一、明確性。這兩者都呼喚著政府的出現(xiàn)。大家自愿把立法和司法的工作(當然還有行政)交給專職人員和機構去做,就像大家自愿把掃雪的活兒交給專業(yè)掃雪隊去做,各家就不要再自己掃了;
        由專業(yè)掃雪隊來做,效果比各家自己掃強得多。這樣,既然大家有這個要求,總會有人接這個活。于是,政府就在大家的一致贊同下,掛牌成立了。政府擔當起專門的司法工作,大家把相互監(jiān)督的任務交付給政府,這種交付是自愿的,只是為了提高相互監(jiān)督的效率和效益。

          

          在這里,規(guī)則形成在先,政府發(fā)揮職能在后。所以西蒙斯在《無政府主義的邊界》中說:人們可以不服從專制政府,但這不是說:人們就可以隨意而為。即使政府不存在,社會道義仍然存在,人們?nèi)匀灰䦶纳鐣?guī)范的約束。所以,不是政府制定規(guī)范由人民執(zhí)行,而是人民相互間制定規(guī)范,由專職的政府人員來履行監(jiān)督之責(Simmons ,1993)。

          

          因此,桃花源里的這個政府的建立,是桃花源居民的社會博弈狀態(tài)及其相互關系進化到第三階段時,再向前進化一步的產(chǎn)物。

          假設有兩個地區(qū),一個是桃花源,另一個是菊花源,它倆都到了第三階段;
        但這不意味著兩者會同時建立維護互利性社會的政府。十七世紀的英法兩國可以說都在某種意義上處于第三階段,但兩者建立民主政府的進程卻各不相同;
        同樣,20世紀的巴西和阿根廷也是不同的。一系列的因素造成了這種不同。但我們大致可以說:這時,哪一國早點建立起維護互利性社會的民主政府,哪一國很可能會更多受益。

          

          另一方面,如果桃花源還處在第二階段,或者剛剛進入第三階段,那么也不太可能建立這樣的政府;
        即使建立了,也不太會發(fā)揮作用。曹錦清先生在《黃河邊的中國》中對河南的鄉(xiāng)、縣政府進行深入調(diào)研,發(fā)現(xiàn)在這一層面實行民主制,不一定現(xiàn)實、也不一定明智。印度在獨立后,全社會還處于第二階段,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十分激烈,雖然建立了民主政體,但并不能發(fā)揮多少社會功能。因此,只有在這個社會體的成員們已經(jīng)在互利性社會生活中,意識到了各自相互間的道德收益,成員們可以預期周圍絕大多數(shù)同袍都能按照這種規(guī)范處事待人,都能基本遵守這些互利性道德責任,上述互利性政治體才能建立(Sartorius,1975)。

          

          回到我們的桃花源。政府是在桃花源全體人民的推舉下成立的,所以對全體人民負責,對普遍性的規(guī)則負責。在我們的“牽腳比賽”中,政府就是大家專門推舉出來喊口令的人,專門出來監(jiān)督糾正那些不按照口令跑步的人,當然,官員自己也要按照口令做。如果政府在某時某地偏袒某個局部的社會成員,或者不對普遍性規(guī)則負責,社會成員們對它的信任就會下降;
        就好比那個專職掃雪隊只掃某些路段的雪,對其他路段則馬馬虎虎、敷衍了事,那自然會激起大家不滿;
        這種不滿既指向政府,也指向那些特權路段。大家一定會要求政府糾正這樣的行為。

          

          桃花源里的政府顯然是人民自我管理的機構?墒敲總人都是有劣根性的,當人民有了管理權,他們很可能會偏心于自己及自己的親朋好友;
        在自己受某人損害時,會過分地報復;
        當政府的某項決定不符合自己意愿時,會反對這項決定。這時,主持公道的似乎是政府,但因為政府只不過是人民意志的表達者和行使者,所以當某些人作出偏心之舉、違規(guī)之事時,其他人必須要表達出對政府的支持、對這些舉動的反對。由第一階段進化到第三階段是不容易的,是大家經(jīng)過反反復復的既相互支持又相互監(jiān)督的博弈,才達成了對一些規(guī)則的共識;
        從長期看和整體看,這些共識對每個成員都是有利的。如果有人出于一時的糊涂、或者出于僥幸的心理,想偏離乃至違反這些規(guī)則,將會遭到其他人的普遍反對,這種普遍反對通過政府來表達和行使。因此,這樣的政治體制,因為沒有一個外在的強力權威,所以是人民的自我管理;
        但這種自我管理一定是通過人民的相互監(jiān)督和自我約束進行的;
        沒有相互監(jiān)督和自我約束,互利性規(guī)則就難以實行,這個桃花源的社會狀況就會倒退,退回到第二階段乃至第一階段,那將使每個人利益受損。

          

          所以洛克在《政府論•第二篇》中說:人性的善只有在相互監(jiān)督中才能被培養(yǎng)出來(Locke,1960)。如果我們把“善”定義為:自覺服從互利性規(guī)則,自覺為他人多做貢獻;
        那么,在一個互利性的、同時又是相互監(jiān)督的社會中,一個人越善,他的馬斯洛意義上的五個需求就越能得到滿足;
        一個人越惡,他的五個需求就越不能得到滿足。這時,他就很可能變善,除非他是個傻瓜。相反,如果很多善良的人都希望別人也變善,但又不去監(jiān)督別人,那只能說明這些善良的人全是傻瓜。

          

          二、百姓之間先簽契約,然后去和政府簽契約。人有契約能力

          

          從洛克、盧梭以來,不少思想家都對政府的性質(zhì)持一種社會契約論的觀點,這到了羅爾斯那里又有了新的發(fā)揚。張三和李四為什么要簽訂契約合伙開一家餐館呢?因為開了這家餐館,雙方的生活都有了提高。桃花源的人民為什么要共同形成一系列規(guī)則,并自覺放棄一定的自由和利益以服從這些規(guī)則呢?因為每個人的生活都比以前有了提高。M•沃爾茨在《成員性與社會體》中說(M.Walzer,1983):

          

          組成一個集體是重要的,因為這樣做,一個人就可以得到某些特定的其他人的幫助、合作,從而獲得安全和福利。如果我們不需要互相幫助,我們就沒有理由和必要去組成一個社會體。我們都是理性的人,我們聚合在一起,簽訂合同,僅僅是出于更好地滿足自己的需要,我們衡量、判斷這個合同的標準僅僅是:它有沒有更好地、在多大程度上更好地滿足了我們各自的需要?

          

          社會合同是一個大家都同意的約定,以決定什么共同的東西對于每個成員的福利是必要的,然后為大家提供這些福利。社會成員們因此相互有了義務和責任,他們對其他社會體的成員并沒有這些義務和責任。

          

          社會契約論為我們?nèi)ド钊胨伎既伺c人之間關系的性質(zhì),提供了一種思路。

          

          契約性規(guī)范在兩人關系的起點上,設定這一規(guī)范是由簽約雙方自由自愿地簽署而成的。在這之前,雙方之間是沒有統(tǒng)一行為規(guī)范的,也沒有相互間權利和義務的安排。可是,一旦雙方簽約,就有了雙方行為的統(tǒng)一規(guī)范,有了道德義務。這種契約有兩個步驟。第一步是國民之間簽約;
        第二步是已經(jīng)相互簽約的國民作為一方,去和政府公務員隊伍簽約。這就好比,第一步是某地全部100家居民相互契約,每家每月拿出十元掃雪錢;
        第二步是集體去請一家掃雪公司,該公司的收入是每月1000元,工作是為該社區(qū)掃雪。

          問題是:當完全不存在一個外在強制力量的情況下,讓一個人自覺自愿地去和別人簽訂契約,然后自覺自愿地服從契約所作出的法律法規(guī)、行為規(guī)范,有沒有可能?當清朝滅亡后,我們看到了軍閥混戰(zhàn);
        當羅馬帝國覆滅后,我們看到的是歐洲各小國紛起,烽火連連;
        我們看到15、16世紀蔓延在歐洲的宗教戰(zhàn)爭,看到英法等國持續(xù)幾百年激烈的勞資沖突,看到印度延綿不斷的民族矛盾,看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不共戴天,看到臺灣鬧哄哄的選舉,看到美國NBA幾年前因為老板們和球員們在待遇上談不攏、差一點令聯(lián)賽停止?吹竭@些事實,很多人對人性失望,認為除非依靠外來強力,否則人們不可能自覺建立并服從規(guī)范。

          

          當然也有很多人是樂觀主義者,羅爾斯就是其中一位。他在《作為公平的正義: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學的》中(Rawls,1985),這樣表達對人性的信任:

          

          我們不能說:只要一群人在一起共同生產(chǎn)生活,那就是合作。合作僅僅指:各方從這種共同的生產(chǎn)生活中得到的好處,必須大于不進行這種共同的生產(chǎn)生活得到的好處。人們要組成一個合作性的社會體,就要有相應的規(guī)范。我們預設、而且認定人有這種能力,它包括:

          

          對合作性社會中正義觀念的理解能力,能按其行動的能力。人能夠意識到共同利益及相應規(guī)范,這種共同利益既意味著一個人的合理利益,也意味著所有社會成員和組織的繁榮、利益。人們能夠追求這種共同利益,它本身就是一種價值。我們預設并肯定人們有成為合作性社會成員的道德能力。我們預設并肯定公民們有能力對他們的行為及其后果負責。在一個安排良好的社會體中,公民們有能力按照社會規(guī)范來調(diào)節(jié)自己的目的、期望和行為,他們有能力把自己的要求限制在社會規(guī)范所允許的范圍內(nèi)。當他們在某時某地體驗到自己的某種強烈需求時,他們自己有能力克制這種需求。

          

          當羅爾斯說:人有這樣的能力,他說的是一種潛在的可能性。猴子、海豚可以被訓練得認字,而雞或者牛再訓練也沒有用。所以我們說:雞或者牛沒有認字的能力。人有能力和別人合作開餐館;
        人有能力和另一個人合作組成一對乒乓球雙打、對方打得不好自己也不會去責罵對方;
        人有能力和一位非親非故的異性結婚、進行全方位的生活合作;
        人作為工人有能力和老板合作、為他打工、看到老板開奔馳住別墅自己騎單車睡架子床、處之泰然;
        人作為工人有能力和其他工人合作、精誠團結、以向老板施壓每人每月增加一百元工資;
        人作為公司管理者有能力和消費者合作、自覺提高產(chǎn)品質(zhì)量、降低產(chǎn)品成本、以更好地滿足消費者;
        人作為老板有能力和其他老板合作、共同呼吁政府降低對企業(yè)的稅收;
        人有能力和家人合作搞好家庭衛(wèi)生、和鄰居合作搞好走廊衛(wèi)生、和市民合作搞好街道衛(wèi)生、和其他國家的國民合作防止空氣污染。

          

          所以我們看到,中國的軍閥混戰(zhàn)還是讓位給了國家統(tǒng)一,歐洲各國間的頻繁戰(zhàn)爭還是讓位給了和平共處、以致要制定一部歐洲憲法,(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宗教戰(zhàn)爭還是讓位于宗教寬容,勞資沖突還是讓位于勞資合作,印度的民族矛盾在逐步減少,臺灣因選舉而產(chǎn)生的情緒對立在逐漸緩和,NBA球星們在和老板就薪水問題達成協(xié)議后又一門心思地打球了。雖然巴以雙方的強烈爭端仍在持續(xù),但畢竟也只有幾十年的時間,幾十年的時間并不能說明什么。

          

          換一個角度,人有能力具有合作意識,并不是說張三現(xiàn)在就有合作意識,也不是說張三過20年后就會有合作意識,張三完全可能一輩子也不懂得如何與他人合作。有的人能和別人合伙開餐館,有的就只能合伙開三天;
        有的人能和別人組成雙打,合作愉快,有的就很快不歡而散;
        有的人能和配偶相處愉快,有的就吵鬧不斷;
        有的人能夠心平氣和地打工,有的就心氣難平;
        有的人同事關系和諧,有的則眾叛親離;
        有的人能自覺提高對消費者的服務質(zhì)量,有的則市場形象十分惡劣;
        有的人能和家人、鄰居合作得很好,家里和走廊都十分整潔,有的則把一切都搞得亂糟糟。

          

          從沒有合作意識到有合作意識,是人的進化過程;
        就像人從四腳著地進化到直立行走一樣。進化需要時間,進化更需要條件。進化是由一小步一小步積累而成的,一個人只有看到跨出這一小步對自己顯然帶來利益,而且自己確實能夠跨出這一小步,這一小步的進化才可能完成;
        而每一小步的進化,都是進化主體的自我超越和自我成長。如果上天保佑,這么多小步都完成了,那就是一個較大的進化成就。

          

          當進化的條件和土壤不具備時,說什么也沒有意義;
        當進化的條件和土壤具備時,就應該相信自己,進行進化活動;
        羅爾斯上述一番話的立意,就在這里。

          

          三、互利性規(guī)則下的政府應該做什么

          

          政府需要做哪些工作?

          

          政治哲學家西季威克在他的《效用與政府》中對這個問題做了很好的分析(Ten,1994)。

          

          第一,只要一個人或一間公司、機構沒有違反規(guī)則,那么無論他怎樣千方百計、絞盡腦汁,去獲得自己的最大利益,政府都不要去管他;
        其實,讓每個社會成員獲得最大利益,正是政府的職責。再者,有時候政府會認為:這個人、這家公司自己不知道怎樣才能獲得自己的最大利益,所以政府要幫他去做。西季威克認為,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一個人怎樣謀取自己的最大利益,他自己最清楚,也最有積極性。一間公司為了提高利潤,會千方百計地去尋找市場、招聘人才、設計產(chǎn)品,公司管理者天天浸泡在這個行業(yè)里,他對怎樣才能提高利潤,要比政府人員更清楚。

          

          一些縣領導會指令農(nóng)民們都種某種作物,結果往往是銷路不好,令農(nóng)民經(jīng)濟受損。政府對國營企業(yè)的經(jīng)營也會作出各種指示,但效果同樣不好。中國足協(xié)要所有隊員的長跑必須達到某一標準,結果很多隊員說這種規(guī)定不符合足球運動規(guī)律。政府這樣做,可以說是不符合現(xiàn)代社會的分工規(guī)律。我們需要專業(yè)的掃雪隊、專業(yè)的政府、專業(yè)的種糧大戶。專業(yè)性意味著:在自己的專業(yè)領域比別人強,在自己專業(yè)領域之外比其他領域的專業(yè)人員弱。政府人員的專業(yè)就是維護規(guī)則,提供公共產(chǎn)品;
        至于社會生產(chǎn)生活的工農(nóng)商學兵等等領域,那都是廣大國民的各自專業(yè)領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政府人員的精力也是有限的;
        我們的思維不能還停留在小農(nóng)經(jīng)濟的自給自足階段,如果什么都做,那就可能什么都做不好。一個人應該把自己的時間精力專注于自己的專業(yè)領域。如果各司其職、各盡其責,則各自收益;
        分工不清、越俎代庖,則人人受損。假如那些縣領導把種哪種作物的決定權交還農(nóng)民,則效益普遍提高,縣領導也有了政績;
        假如政府把企業(yè)經(jīng)營決策權交還企業(yè),則利潤普遍增長,政府財政收入也就上升;
        假如足協(xié)把如何提高隊員能力的權力交還俱樂部,讓每個俱樂部都能根據(jù)具體情況,科學合理地安排訓練,則比賽水平普遍提高,頻頻在國際上升我國旗、揚我國威,足協(xié)領導的臉上不也十分有光嗎?這就是共贏的局面,是皆大歡喜的場景。它應該成為我們每個人的自覺共識。

          有些社會成員,因為能力有限,確實不太明白如何更好地獲得自己的利益。這時政府如果代替他們做決策,暫時會有較好效果。但從長期看,這樣會使這些成員產(chǎn)生依賴心理,自身謀利能力也難以提高。政府管得了他們一時,但管不了他們一世。這些成員在某種意義上有些像未成年的青少年,還不太明白如何規(guī)劃自己,如何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奮發(fā)圖強。對于他們和其他社會成員來說,最重要的不是代替他們?nèi)ヒ?guī)劃自己,代替他們做主;
        否則他們總也長不大,這對人對己都沒有好處。政府要做的是:一邊放手讓他們自我做主,一邊對他們培訓、教育。

          

          因此,從以上兩方面看,政府都不要去代替國民做決策。一個國民如何更大地獲得自身利益,他自己做決定所產(chǎn)生的效果,要比政府替他做決定的效果好!爱敼俨粸槊褡鲋鳎蝗缁丶屹u紅薯”,這里的“做主”是指維護規(guī)則,而不是做主決定:種玉米還是種棉花、做小轎車還是做大客車、這場足球比賽側重進攻還是側重防守。

          

          第二,政府的核心職能是維護規(guī)則。所謂規(guī)則就是人際關系的某種最低行為準則,這些規(guī)則的實行將有利于各方利益。

          

          比如美國的NBA職業(yè)籃球聯(lián)盟。那些球員如果去做別的工作,收入很可能比做NBA球員低;
        如果做別的工作每個人的收入是1個單位,那么,成為NBA球員后,各自的收入會上升到8。這當然有賴于一個組織完善的職業(yè)聯(lián)盟。它有著一系列的規(guī)則,聯(lián)盟的管理機構負責執(zhí)行這些規(guī)則,哪個隊賄賂裁判、哪個隊給前來比賽的客隊的飯菜里下瀉藥、哪個隊員公開辱罵裁判、哪個隊員在背后踢了對方球員一腳,這些行為都必須得到處罰。如果不處罰,那么勢必會引發(fā)各隊都賄賂、都下瀉藥、都罵裁判、都踢對手。結果就是:即使比賽還能進行,吸引力也會大減。隊員收入不再是8,而普遍下降到4、3、2。所以,如果聯(lián)盟的管理者不干活,不去嚴格執(zhí)行規(guī)則,那么受損的將是聯(lián)盟每個成員的利益。這時,每個俱樂部都會強烈要求聯(lián)盟管理者:你們必須出手執(zhí)行規(guī)則,否則我們大家為什么要出錢請你們?即使是受到管理者偏袒的俱樂部,要是從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出發(fā),也要附和這樣的要求。否則,它會受到其他俱樂部的共同反感,這當然對它不利;
        而且即使它成功獲得了偏袒,結果導致聯(lián)盟規(guī)則性削弱,吸引力下降,總收入減少,它的利益同樣受損。今天中國足球的中超甲A,由于有著很多違反規(guī)則的情況,所以市場吸引力大幅下降,幾年前聯(lián)賽總的冠名權還能賣個上千萬美金,后來只能賣三、四百萬美金,再后來只能賣六、七百萬人民幣,各家俱樂部基本上是虧損的,如果沒有國有資產(chǎn)撐腰,聯(lián)賽能否維持都是問題。因此,這對于球迷、球員和俱樂部都是不利的,規(guī)則的維護不力,是造成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而這正是政府的職責。

          

          第三,政府的所維護的是互利性規(guī)則,而市場經(jīng)濟的規(guī)則、自由自愿的交換合作規(guī)則,是最常見、使用最頻繁的互利性規(guī)則;
        但還需要其他規(guī)則補充。當外資進入中國后,外方使用了中國較低的各項成本,中方有了資金和項目;
        如果說結合前雙方的獲益各是6和2,那么合作后獲益就各是8和4,是雙贏的局面。這時,政府只要維持這一規(guī)則即可。但并不是互利的事情都會發(fā)生得如此直接、清楚。如果單靠市場原則,有些互利的事情就發(fā)生不了。比如每個國家都需要森林,在北京遭受過沙塵暴的人都有這樣的感受?墒菓{市場規(guī)則,一位企業(yè)家投巨資營造森林,雖然造福國家,但他不知道通過什么途徑能收回投資、賺取利潤。這時就需要國家出面,統(tǒng)一使用納稅人的錢,去營造森林。進行科學研究也是這樣。有些科研成果是難以從市場上獲益的,但對社會文明的發(fā)展又很重要,這就又要政府出錢。

          

          第四,雖然現(xiàn)代社會以互利性為主導,但這不意味著人際關系時時事事都是互利的。在現(xiàn)代社會中,不可能事事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一定會有一些你贏我就輸?shù)那闆r。比如,如果完全按照市場規(guī)則運作,就可能在某個領域出現(xiàn)寡頭壟斷;
        一旦壟斷形成,受損的不僅是其競爭對手,也包括廣大消費者。這就不是雙贏、共贏的局面。在壟斷的情形下,寡頭和競爭者、消費者就構成了爭利關系:維護前者,則后者利益受損;
        維護后者,則前者利益受損。事到如今,必須做一個了斷;
        其原則是尊重大多數(shù)人的意見,也就是所謂多數(shù)原則。政府這時就要從社會多數(shù)人利益出發(fā),強行解除壟斷。

          

          第五,桃花源政府及法律是桃花源這個地區(qū)的人民,在長期共同的社會生活中逐步形成的,目的是為了桃花源人民的利益。這一政府及其法律只對自己的人民有著約束力,也只保護自己的人民。如果它做不到這一點,它就不是一個好政府?墒牵斔鎸μ一ㄔ匆酝獾娜,將奉行另外一套行為方式。澳大利亞實行一夫一妻制,但對于一些伊斯蘭國家實行一夫多妻是不會去管的,也無權去管。美國在國內(nèi)政治中,實行一人一票的民主方式,但到了國際上,和其他國家發(fā)生關系,就不會用這種方式了。海地或者什么國家發(fā)生騷亂,美國先心急火燎地把那里的美國人想辦法撤出來,對其他的人就不想多管了。這就是今天的國際政治狀況。至于一百年后聯(lián)合國會不會變成一個國際政府,在全球?qū)嵭幸环蛞黄拗,對全球人民的生命安全統(tǒng)一負責,那只是一些人閑著沒事干時的猜想。

          

          盧梭就是一個對政治有著清醒看法的人,他在《社會契約論》中說:如果一個政府對待自己的公民像對待其他國家的公民一樣,那么這個國家的公民就沒有必要成立一個自己的政府了(Rousseau,1950)。一個政府能夠得到自己國民的愛戴,就已經(jīng)足夠了,至于其他國家的國民愛不愛,那最多是第二位的。所以美國政府的行為,就是要讓美國人覺得自己的政府挺為自己著想、為自己辦事的,要讓美國人愛自己的政府;
        至于其他國家的人愛不愛美國政府,喜歡不喜歡美國政府,它不會多去考慮。一個房地產(chǎn)公司的保安,只對自己小區(qū)的治安負責,別的樓盤要是有人打架,他會懶得去管;
        那是那個樓盤的保安的職責范圍,要不然就是警察的職責;
        即使那個樓盤沒有保安、甚至沒有警察,自己也沒有責任去管,也不想去管:誰想打架就打吧,和我有什么關系呢?非洲若干國家曾發(fā)生過嚴重的種族流血沖突,但世界各國也就是呼吁呼吁,并沒有采取什么實際行動:誰想打架就打吧,和我有什么關系呢?

          

          四、真實的政府和應該的政府

          

          以上我們說明了桃花源政府的建立及其特點。這并不是說:世界上真實存在的政府,都是桃花源政府這樣的。桃花源政府只是各類政府中的一種。如果我們對現(xiàn)實的人類歷史做最粗糙的兩分,那么一類是爭利性關系及其規(guī)則為主導的社會,也就有維護這種關系均衡態(tài)的政府;
        另一類是互利性關系及其規(guī)則為主導的社會,也就有維護這種關系均衡態(tài)的政府。桃花源政府當然屬于后者。兩類政府有很多相似之處,都有最高政府首腦,有法律,有警察,有法院,有權威,有行政體系,等等;
        但兩者又有很多不同,比如:其權力來自不同的社會博弈狀況,其權力行使的目的也不同。

          

          真實的存在和人們希望的存在,是兩個概念。真實存在的婚姻既有自由結合的、也有包辦而成的;
        自由結合的婚姻對于其當事人來說,是客觀存在的事實;
        但是對于包辦婚姻中的男女而言,則只是一個理想,或者是一個難以理解和接受的異端。當一個包辦婚姻中的女子對婚姻提出質(zhì)疑,實際上是在表達希望改變現(xiàn)實婚姻關系的意愿和意志。所以,當洛克在《政府論》中描述“自然狀態(tài)”時,并不是想說:真實的政府起源就是這樣的;
        不是說:政府本來就是這樣的。英國從古羅馬時代到17世紀,都是專制政府當家,專制國王可以不受約束地侵犯百姓的自由和財產(chǎn)。洛克只是想說:政府的起源和功能應該是這樣的。政治哲學家喜歡談“政府的合法性”,那就是在說:他們主張政府應該是什么樣的。

          

          18世紀的休謨在《論原初契約》中,專門反駁了把契約性政府看作政府的真實起源的說法。他說:

          

          認為政府起源于人們的自愿契約的觀點,不符合世界歷史的事實。我們在人類歷史中看到,政府都是通過征服而產(chǎn)生的,波斯、法國、西班牙、荷蘭、英國,都是如此。如果你要去那些地方傳播契約思想,即使你的朋友沒有把你看的荒誕絕倫,當?shù)氐膰跻矔陨縿优褋y罪將你關進監(jiān)獄。因此,所謂自然的、原初的契約狀態(tài),在真實的歷史中是極為罕見的。即使我們說雅典是歷史上罕見的民主政體之一,真正享有民主權力的,也只占國民的1/10。而且雅典人用強力迫使其他城邦的居民屈從于雅典統(tǒng)治。人類歷史上的政權基本上都是通過暴力和被統(tǒng)治者的恐懼建立的,但時間一長,原先被視作篡國者和入侵者的統(tǒng)治者,就被看作成“正當?shù)摹苯y(tǒng)治者了。所有這些都和“同意”無關。

          

          可是,事實如何是一回事,應該如何是另一回事。政治哲學家不是社會學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前者更關注“應該”如何。由前面桃花源三個階段的演進,我們說:我們需要的政府,其職責是維護互利性規(guī)則的,是進行上述五方面工作的。政府應該如此。有時,政府的某些行為會不完全符合上述標準,那么就需要作出調(diào)整和改變。

          

          本文及上文描述了桃花源社會博弈的三個發(fā)展階段、以及相應政府的出現(xiàn)。所有這些都只是在描述一種模型,也就是說,只考慮一種社會變量,而暫時排除了其他變量。

          

          比如在做物理實驗時,一個小球從一個斜坡滾下,如果不考慮其他因素,那么坡度越大,小球的加速度就越大?墒牵谡鎸嵉氖澜缰,還會有很多其他因素在起作用。比如斜坡的光滑度,比如小球下滑時會起風,甚至會有人在小球下滑時伸手把它攔住,或者在小球后面拴一根繩子:想讓你多快就讓你多快、想讓你多慢就讓你多慢。這樣,在真實世界中,決不是坡度越大速度就越快,現(xiàn)實情況要比這個模型復雜百倍。

          

          同樣是互利性生產(chǎn)方式和人際關系的發(fā)育,在歐洲中世紀,地中海意大利地區(qū)的商業(yè)關系,就比俄羅斯地區(qū)發(fā)育得快;
        中國古代江浙地區(qū)的商業(yè)關系,就比安徽河南發(fā)育得快;
        即使同在當今的浙江,溫州的商業(yè)關系以及商業(yè)觀念的發(fā)展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但也有幾個地區(qū)商業(yè)觀念的發(fā)展低于全國平均水準。再有,相比于歐洲,中國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十分遲緩,這是眾所周知的歷史事實,可為什么會有這樣的不同呢?顯然,本文中三個階段的模型完全不能說明造成這一不同的原因何在。

          

          雖然現(xiàn)實情況比這個模型復雜百倍,但這個模型畢竟在一個角度、一個方面,反映了一種人際關系發(fā)育的真實線索;
        因此,它對我們認識人本身,是有幫助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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