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已經(jīng)可以說是西太平洋的地區(qū)性大國。世界也在關(guān)注著中國的崛起。保持什么樣的國家心態(tài)，關(guān)系著中國大陸的前途和命運。

　　日本思想家中江兆民曾經(jīng)所過：“大國人民和小國人民的區(qū)別，不是由于疆土的大小，而是由于他們的氣質(zhì)，胸襟的大小�！币�成就偉大的國家首先就必須有偉大的胸襟，即使小有成績，也不應該自以為不得了啦，對自己吹噓，對全世界吹噓。對成功保持警惕，是推動和保持一個國家持續(xù)發(fā)展的不可缺少的條件。法國歷史學家吉內(nèi)在《法國歷史哲學》里聲稱，民族遭受錯誤思想的破壞并不亞于遭受敵人的破壞，而其中最危險的錯誤思想是：一切成功的都是最優(yōu)秀的。

　　成熟的中國應該清醒的知道自己的限度。因為一個國家一旦自認為成功了，往往面臨著對國家自我膨脹的誘惑，可能虛驕之氣徒漲，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誰了�，F(xiàn)代土耳其之父基馬爾在1921年12月1日發(fā)表的一篇演說中，就很好地闡述了這種思想的危害：

　　“……我們并非那種追求莫大的幻想和假裝做著我們實際做不到的事情的人，各位先生，讓人們看到好象我們正在做著偉大而異想天開的事情，而實際卻并未這樣做，我們便會給國家和人民帶來全世界的仇視、怨恨和敵意。……與其追求那些我們并未實現(xiàn)而且也不可能實現(xiàn)的主張，從而增加了我們敵人的數(shù)目，增加了壓在我們身上的壓力，倒不如讓我們回到我們自然的、合法的限度中去。并且讓我們知道自己的限度�！�

　　其次是管好自己的家園，承擔與自己能力相稱的國際責任。這就要求修正并放棄反對霸權(quán)主義的口號，一方面是因為在舊有的思想觀念中，許多本來是體現(xiàn)大國責任的言行，在中國的語境中卻成了貶義的霸權(quán)主義行徑，而中國隨著國際地位的上升必然會更多地參與影響地區(qū)甚至全球事務；
另一方面，中國沒有必要打無價值的口水仗，而且這樣的口號本身還會給崛起的中國帶來負面的效應。中國的反霸本身無論出于多么正義的理由，我們都不能忽視它會給周邊國家以及國際社會帶來的疑慮。而且對霸權(quán)這個詞也應該做中性的理解，是一種實力的客觀描述，不能把它和侵略等等同起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應該坦然地承認，崛起后的中國必然是霸權(quán)的中國。

　　當然，和平是中國的旗幟，即使是不得不付諸武力使也是為了捍衛(wèi)和平。中國不扮演國際社會的大國另類。以大陸目前的情形，一些人過分鼓吹說“不”等對抗性思路，不但達不到想要的目的，而且也很難獲得主流國家的理解，對于改善和塑造國家愛好和平的形象非常不利。因為，我們的經(jīng)濟還沒有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占中國人口多數(shù)的農(nóng)民人均收入才2000多元，300美元不到，這算什么樣的經(jīng)濟強國？難道要勒起褲帶搞對抗？這種基礎上的“強國”又是一種什么意義上的“強”？

　　三是要擺脫歷史的包袱。因為沉重的歷史包袱強化了崛起所帶來的種種誘惑，可能會嚴重影響中國的和平崛起。在我們的教育宣傳里，中國是一個自古以來就愛好和平的美好形象。當然，中國是具有愛好和平的悠久傳統(tǒng)，這是應該發(fā)揚的，但這只是傳統(tǒng)的一個方面。事實上，中國歷史上稱為盛世的朝代，都有擴張、侵略的記錄。中國歷史上也有過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如果只有仁義和和平，哪會有廣袤千里的遼闊國土？ 1954年12月1日，緬甸總理吳努就提到中國在元朝和清朝跟緬甸打過兩次仗的事。毛澤東對此還說：“這兩次戰(zhàn)爭，都是中國人不對，中國侵略了你們�！倍�且毛澤東又說“在歷史上，朝鮮和越南受中國的氣最多”。中國要想順利崛起就必須正視周邊國家的感受。美化中國歷史，一方面既不利于反思，容易使得中國民眾面對國際社會對中國崛起所產(chǎn)生的安全憂慮，難以理解，增加對抗情緒，認為那是杞人憂天，或者干脆就是用心不良；
另一方面也不足以贏得國際社會，尤其是周邊小國的信任，相反倒增加了疑慮，因為在他們看來，中國是一個對自身的擴張傳統(tǒng)缺乏足夠反省的國家。此外，對自身和平傳統(tǒng)的宣傳的同時，我們還忽視了中國需要戰(zhàn)爭文化的重建。如果有一天中國的“革命戰(zhàn)爭”影片也能夠檢討戰(zhàn)爭中的人道主義危機，那就意味著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在人道主義問題和對和平的理解上，已經(jīng)在向世界主流文明靠攏。

　　在塑造和平形象的同時，中國教育宣傳里將1840年以來的百年中國歷史幾乎簡化成了被欺負和凌辱的歷史。我們可以稱之為1840年情結(jié)。于是，勿忘國恥，落后就要挨打，等等，都成了中國需要崛起的理由。我們幾乎意識不到，落后就要挨打這句教條般的語錄背后暗含著，國際社會猶如險惡而殘忍的叢林世界，在那里，弱肉強食，適者生存，因此，國家保護自己的唯一出路就是盡最大能力競逐富強。問題是，瑞士、新加坡這些國家的國際地位算是先進還是落后呢？！這樣的歷史觀很容易讓外界認為，和平崛起實際上是在韜光養(yǎng)晦中，不動聲色地掩藏著有朝一日總會爆發(fā)的仇恨。我們應該放棄一些不合時宜的口號和教條，以大國應有的胸襟務實、理性地向前看。

　　其實，我們的“近代史”完全將自己描繪成了一個無辜的受害者，這不是歷史的真相。比如，有些事情是因為中國政府舉措失當，釀起事端。民國外交家顧維鈞在回憶錄里就說：“由于清政府在對外關(guān)系方面處理不當，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災難，如八國聯(lián)軍強行向中國索取大量賠款作為對義和團起義時出現(xiàn)排外暴亂的懲罰，舉國上下對滿清政府怨聲載道�！敝惶岚藝�聯(lián)軍占領(lǐng)北京，就和在德國只講盟軍轟炸柏林一樣，起的是強化和培育仇恨的作用，而缺乏自我檢討和反思的精神，無助于減輕或者消除外部世界存在的疑慮或者敵對情緒，增強對中國的善意與友好。況且中國不能發(fā)展起來，也不全是罪在列強，要不然，日本怎么可能成為強權(quán)國家呢？鴉片戰(zhàn)爭過了整整八十年，1923年的魯迅還不能不在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文藝會上痛心疾首：“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流血；
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當然，這不能說都是列強的錯。中國的未來不能讓歷史包袱和仇恨壓斷了脊梁。當然，這不是說要回避歷史恥辱，而只是說無論什么時候，都不能讓歷史變成中國和平崛起的包袱。國家的發(fā)展不能靠仇恨來激勵，否則崛起的誘惑和歷史的記憶就可能萌生出敏感的復仇和排外心態(tài)。正如一位民國外交家所言：“在政治中，覺醒以后激昂慷慨但得不到準確信息的群眾，對成千上萬人包括對人民自己的自由及生命來說，將是一種致命的危險�！�

　　與所謂“落后就要挨打”的中國百年歷史記憶相聯(lián)系的，是對漢唐氣象的記憶和渲染。也正是這樣，中國產(chǎn)生面子民族主義的情緒，雖然不是世界一流強國，可是情緒上依然停留在漢唐雄風的依戀中，容易拔高自己，難以直面中國的真實國際地位，并以平和、務實的心態(tài)看待國際事務，常常表達著與自己能力不相稱的意愿，以至舉措失當。也正因為有歷史的依戀，才會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樣最典型，卻最不妥當?shù)奶岱�了。因為，如果“中華民族”實際上指的是全體中國國民，那么直接提中國的復興或者崛起就可以了，還能夠免去種族主義之嫌；
如果“中華民族”包含著“海外華僑”，那么復興對他們意味著什么？對他們所在國又意味著什么呢？這樣一來，問題就更復雜了，更不妥當了。也正因為這樣，“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有些不知所云，相反，作為民族概念本身也容易引起國際社會的聯(lián)想和誤會，引起華僑比例相當大的國家不必要的疑懼。

　　四是擺脫在陰謀論與善意論兩個極端之間的搖擺心態(tài)。無論是戰(zhàn)略機遇期的提出，還是帝國主義不允許中國強大的說法，都是這種心態(tài)的反應。其實，中國和平崛起的機遇什么時候都可能存在，關(guān)鍵在于中國自處和應變的能力。鄧小平90年代說過一段很精辟的話：“我們可利用的矛盾存在著，對我們有利的條件存在著，機遇存在著，問題是要善于把握”。

　　現(xiàn)在一些人所津津樂道的戰(zhàn)略機遇期，實際上簡單地將中國的發(fā)展寄予運氣之上。想想看，以色列的戰(zhàn)略機遇在什么上呢？可以說，這個國家自然資源貧乏而又處于恐怖主義、戰(zhàn)火和敵意包圍之中，和平從來就不是它那個地區(qū)的主題，可它卻能夠在中東猶如鶴立雞群。同樣地，所謂帝國主義不愿看到中國強大，更是危害極大、似是而非的觀點。當然，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會像盼星星盼月亮那樣，無緣無故地盼望另一個國家繁榮昌盛強大無比。大概列寧上臺的時候，沒有哪個強國愿意俄國繁榮，新政權(quán)是在敵意和屈辱中成長起來的，甚至接受喪權(quán)辱國的條約。可俄羅斯不也照樣發(fā)展起來了？這就涉及到一個國家的軟實力了。對于能否抓住和創(chuàng)造戰(zhàn)略機遇，制度優(yōu)勢、民族精神、政治家的才略，等等，都是至關(guān)重要的。就是我們一向認為不可避免的事情其實可以做出不同的反應。面對朝鮮戰(zhàn)爭，中國可以派出志愿軍，陷入三年之久的戰(zhàn)爭漩渦，此后長期陷入西方國家的封鎖之中。中國自然也就沒有了引進發(fā)達國家的資本和技術(shù)的機遇了。而斯大林對于中國的抗日戰(zhàn)爭且采取另外的戰(zhàn)略。盧溝橋事變后，蘇聯(lián)坐山觀虎斗，即使和日本也發(fā)生過軍事沖突，卻適而可止。從地緣上看，日本占領(lǐng)東北也是將戰(zhàn)火燒到了蘇聯(lián)的家門口，而且還有日俄戰(zhàn)爭失敗之恥呢，但是斯大林沒有讓蘇聯(lián)紅軍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黑龍江去保國衛(wèi)家鄉(xiāng)。無論中國有多少人對蘇聯(lián)寄予厚望，斯大林都是堅定地實踐著自己的那句外交名言：“無論過去或者現(xiàn)在，我們只能從蘇聯(lián)角度出發(fā)�！笨梢哉f，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蘇聯(lián)才真正是大發(fā)戰(zhàn)爭財?shù)膰�家�?/p>

　　五是應該看到中國的和平崛起離不開世界。我們必須意識到，自力更生是生不出個崛起的中國，僅靠艱苦奮斗也斗不出個崛起的中國，中國無論是資源、人才、技術(shù)、市場等不可能是一個自給自足、自力更生的封閉體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是依賴外國的，但是世界也需要中國，也就說是一種相互依賴。我們不能把依賴當成貶義詞理解，這會導致對國際政治、經(jīng)濟關(guān)系的誤解，似乎跟制度創(chuàng)新、開發(fā)國內(nèi)市場、提高國民素質(zhì)等跟相互依賴是矛盾的。中國需要世界。我們必須在國家相互依存的角度來看待中國的戰(zhàn)略選擇，否則，孤立地看問題，怎么看都是怎么不安全，似乎只有什么東西都自給自足才覺得安全。其實世界上沒有絕對保險的安全存在，不想承擔半點風險就是最大風險。比如，新加坡不可能實現(xiàn)糧食自給，難道新加坡不要從自己的條件出發(fā)，追求糧食自給以保國家安全？沒有自給的新加坡國家時時就不安全了？萬事不求人的國家是不存在的。

　　六是應理性地對待國際輿論，尤其是批評性輿論。張之洞講 “國有諍鄰”的道理，值得國人三思，對待外國輿論要有大國胸襟。人總是傾向于喜歡聽順耳之音，卻不愛聽逆耳之言。國家也一樣。一個國家要了解世界，就不能光憑自己的好惡去取舍外界的信息，不能以為說好話的就是國際友人，批評的就是仇敵或者是別有用心。清末，上海道每月都要翻譯刊印西方國家的時事，呈報總署和南北洋大臣，觸犯時忌的要刪除掉。內(nèi)參成了妨礙清朝統(tǒng)治者準確認識世界和反觀自身的工具。實際上這種參考消息參考的價值不但不大，還會誤導人們，使得統(tǒng)治者真以為清帝國國運通泰，得到世界各國人民的衷心贊賞，清帝國的友人遍天下。

　　七是應該培育開放主義下的文化自信。如果一個國家新建起來后，能夠從世界文明里博采眾長，從西塞羅、亞里士多德、柏拉圖、孟德斯鳩吸取思想營養(yǎng)，從老子、孔子、孟子那里獲得智慧和靈感，從《圣經(jīng)》、《古蘭經(jīng)》里吸取教益……那么它延續(xù)繼承的卻是整個世界史，這樣的國家才是真正的歷史悠久。在世界的眼里，中國不應是在現(xiàn)代先進技術(shù)拱衛(wèi)下的一個行將逝去的舊文明的堡壘。任何自覺或者不自覺地試圖扮演這種角色都將是中國的悲劇。經(jīng)濟技術(shù)發(fā)展不應是保守落后的萬里長城。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伴隨著中國和平崛起的文明，不是古老中國文明的復興，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明重構(gòu)。

　　這種文明重構(gòu)不是誰提供某種文本或者教義灌輸給國民就行了，而是文化開放主義戰(zhàn)略下的融合、揚棄和創(chuàng)新。文化開放主義戰(zhàn)略包括對內(nèi)開放和對外開放。中國需要的是公民可以自由地研究世界、自由地發(fā)表自己對世界的看法、可以自由地搜集和獲取來自世界的信息。用文化開放主義戰(zhàn)略取代狹隘的文化民族主義思維。任何先入為主的教條或者限制都是中國了解世界和發(fā)展自己的障礙。如果沒有自由，古為今用和洋為中用就可能是取其糟粕去其精華，而加以發(fā)揚，諸如秦始皇加馬克思就當屬此類。

　　所謂的文化民族主義如果上升成了國家政策，就必然是以犧牲公民自由為代價，因此也就必然是武斷和狹隘的。因為這意味著首先必須判斷那些文化是民族的，不過誰來判斷，誰有資格判斷，(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分歧時誰是裁判，是聽誰的父母的還是老師的，是聽自己的還是長官的？作為研究層面，誰都可以躲在自己的家里寫出一本書，然后宣稱自己發(fā)現(xiàn)了真諦所在，三百個教授可以有三百種傳統(tǒng)。相互沖突的問題上，怎么辦？這就不是學術(shù)問題，而是法律問題了，是奉行學術(shù)自由和言論自由呢，還是國家介入充當什么才是傳統(tǒng)文化的裁判呢？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就是文化恐怖主義。而一個民族一種文化，也只有文化恐怖主義才能做到。我們不能把“東方”、“西方”、“中國”、“外國”等這些名詞變成了緊箍咒。人生下來本不是為什么文化而生的，生在蘇聯(lián)就要堅持斯大林主義，生在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就要相信法西斯主義。如果都堅持文化民族主義，那只有世界都是原始人的世界�？鬃诱f：三人行，必有我?guī)熝�。今天不妨說：三國在，必有我?guī)熝�。以美為師，以英為師，并不是什么見不得人的事情，佩服但不屈膝，向往而不獻媚，崇洋而不媚外。穿旗袍難道就比穿西裝愛國？非要認為中國文化里什么都好，那是個人的自由。他有傳播的自由，但沒有強制的權(quán)利。

　　我們不能無視歷史的積淀，但是我們也不能漠視世界的影響，我們繼承的不僅僅是我們的歷史，而是世界的歷史，不僅僅是中國的文化，而是世界的文化，我們不僅僅是中國人，也不能不是世界的一分子。我們主張獨立自主，但這不意味著我們不需要承認或者認同，而是自我封閉，與世隔絕，獨立不能容忍離群索居的孤芳自賞。實際上當我們使用“國際友人”之類的說法時，已經(jīng)表示了來自外部世界的認同既是中國的精神需要，也是中國的生存需要。遺憾的是，當愛默生對孟子情有獨鐘的時候，我們只看到所謂中國文化偉大的證據(jù)，其實我們頂多只是結(jié)論的仿佛而已，是不自覺地尋求一致，這是買櫝還珠，而看不到愛默生背后的個性、豐富和自由，正是個性、豐富和自由才使得他可以接受、喜歡、吸納孟子的智慧，當我們引用愛默生的時候是在否定中國的王默生、李默生，他們喜歡孟德斯鳩的睿智，欣賞亞當•斯密的宏論，就是被文化殖民，就有文化洋奴之嫌疑，體現(xiàn)的是一種極端僵硬的不寬容，是對自由和個性的否定，因此也就是對多樣性的排斥。急于將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對立起來，無論是學者還是官員，對此都有一套振振有辭的說法，對比的背后也暗含著中國可以與歐洲或者西方比肩而立，因此也就不完全是政治需要，也有心理上的需要。

　　在面對世界時，中國更需要的不是要培育所謂的民族自豪感，而是需要養(yǎng)成實事求是和自由的精神。熱愛自己的祖國，當然無可厚非，但是贊美其他的國家，認為它的制度比自己國家的要優(yōu)越，或者可取之處甚多，未必就是要去賣國媚外。孫中山在1923年甚至說要“把中國化成美國”；
或者放聲高唱“揖美追歐，舊邦新造”！當然也可以像劉師培那樣，認為歐美只有偽文明，西人政治，比中國還糟，“一無可采”；
也可以像康有為、梁啟超那樣堅信中國不能學美國共和制。但是，這并不妨礙在中國的先賢祠里，他們都是出類拔萃的愛國者。他們都是中國道路的孜孜不倦的探索者。思想文化就和衣服一樣，自己覺得合身，可以繼續(xù)穿，發(fā)現(xiàn)自己不喜歡，只要條件允許就可以換�？鬃佣牍诓�帶是孔子，穿上西服還是孔子。上帝并沒有命定某個人或者某個民族只能擁有什么樣的文化，否則就是褻瀆神明。我相信，文化民族主義者不會將相對論也拒之門外，我不相信，一個服膺愛因斯坦相對論的人一旦也同時信奉孟德斯鳩提出的權(quán)力制衡思想就不配是中國公民了。

　　善于向其他文明學習固然重要，但自由學習則更為根本。因為開放的心態(tài)不僅是向世界各國，尤其是發(fā)達國家學習，海納百川，而且還有對內(nèi)開放的問題，不能說只有某個人或者某些人善于學習，只有他們學習的東西才是好東西。學者可以鼓吹尊孔讀經(jīng)，但是，這只是一家之言，是公民自由范疇內(nèi)的事情，在國家的范疇里，沒有什么是“國學”，所有的文化都是“國學”，這種胸襟是吸納世界文明所不可獲缺的。包容的胸襟首先是國家對國民思想文化的包容，是國民之間對相互思想文化的包容，也就是說先解決了國內(nèi)存在的文明沖突問題，自然具有這種寬容胸襟的民族也就難以去進行文明沖突那樣的圣戰(zhàn)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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