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博物館在世界范圍內(nèi)的擴展過程是和資本主義推動全球化分不開的。可以用兩種不同的全球化理論來說明這個過程。第一， 全球化是西方資本主義對世界一波又一波歷史性沖擊所積累的結(jié)果。第二，民族國家在全球化進程中起著關鍵的作用。全球化為人們在想象局部生活秩序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全球秩序意象，而民族國家本身就是一種想象性的局部生活世界秩序。在全世界范圍內(nèi)，博物館普遍起到的作用是規(guī)范有用知識和構筑具有民族國家群體意義的集體身份。

　　關鍵詞：博物館，全球化，民族國家，集體身份認同

　　今天，博物館已經(jīng)成為一種全球性的文化設施。在全世界范圍內(nèi)，博物館普遍起到的主要作用是構筑對特定民族國家群體有意義的生活世界秩序和集體身份。博物館的諸種功能(搜集、保管、研究和陳列)都是為這兩個目的服務的，其中的關鍵在于陳列。陳列是否具有說服力，這決定著博物館能否有效地使廣大群體成員(首先是博物館參觀者)接受它所構筑的生活世界秩序和積極參與想象它所設計的群體身份。從博物館所起的這種普遍作用，我們可以把博物館看成是當今世界上諸多普遍性體制中的一種，就象各種宗教組織、民間團體或非政府組織一樣。全世界的博物館之間已經(jīng)形成一種可以稱作為“全球”的體制聯(lián)系。到二十世紀末，博物館的全球聯(lián)系網(wǎng)已包括三萬五千多個成員。博物館間的國際組織之外還有博物館學這個世界普遍認可的學科，這更使得博物館具備了名副其實的全球意義。

　　博物館的全球化意義不僅在于其普遍體制，而且還在于它生動地體現(xiàn)著全球化特有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關系。博物館世界性作用和地域性操作之間存在的緊張關系，正是當今在全球化的文化特征。聯(lián)合國科教文組織把文化強調(diào)為普遍人類的遺產(chǎn)，但是其會員國所強調(diào)的則是各自文化在歷史過程中形成的獨特性。這兩種說法反映的正是全球化中的普遍性和個別性間的基本關系。一方面，社會和文化有獨特性。但另一方面，普遍性終究要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上化解這一獨特性。一個社會或一種文化之所以有價值，并不僅僅因為它獨一無二，而更是因為它以自己的方式表現(xiàn)出其它社會和文化也同樣看重的一些價值，因而被其它社會和文化所賞識和尊重。每一個社會和文化都以“過去”和“現(xiàn)在”的傳承來構建自己的身份特征，但支撐它的“過去”卻不能不放在全世界正在共同經(jīng)歷的“現(xiàn)在”。那些被想象為個別的“過去”也就因為當今人類共同的“現(xiàn)在”而具有更高的普遍合理性。同樣道理，不同國家和社會中的博物館在構筑特殊生活世界秩序和群體身份時，也是從一種現(xiàn)刻的普遍世界秩序和人類群體身份來獲得普遍合理性的。

　　一. 博物館和生活世界秩序

　　從博物館在世界范圍內(nèi)的總體歷史發(fā)展來看，博物館在世界范圍內(nèi)的擴展過程是和資本主義推動全球化分不開的。我們可以用兩種不同的全球化理論來說明這個過程。第一，全球化是西方資本主義對世界一波又一波歷史性沖擊所積累的結(jié)果。第二，民族國家在全球化進程中起著關鍵的作用。全球化為人們在想象局部生活秩序時提供必不可少的“全球秩序意象”，而民族國家本身就是一種想象性的局部生活世界秩序。提出這兩種理論的分別是華勒斯坦(I. Wallerstein)和羅伯遜(R. Robertson)。

　　馬丁.普洛斯勒(M. Prosler)曾把第一種全球化理論直接運用到他對博物館和全球化關系的研究中去。普洛斯勒把博物館構建世界秩序的作用歷史性地追溯到它在歐洲資本主義發(fā)展初期所形成的特殊作用。這個作用就是“借助物品”來形成一個“實現(xiàn)、理解和傳遞”世界意識的“認識空間”�！沧�1〕他指出：“這個經(jīng)過五百多年而臻于完善的作用形成了當代博物館高度一致的基本結(jié)構。正因為如此，博物館才在全球性的思想和形象散布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薄沧�2〕在全球化的今天，表達世界意識作用特別顯見于第三世界的文化、歷史博物館。作為第三世界博物館學重要論壇的“博物館國際聯(lián)合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這樣說明博物館的作用：博物館必須在世界文化快速變化中加強自己的文化意識，在國際化的國家體系中加強民族身份認同，并在全球性發(fā)展中，發(fā)揮自己特定的社會教育作用。〔注3〕博物館的所有這些任務都是建立在一種全球性或世界性的秩序意識上的。

　　作為群體生活秩序的認識空間，博物館在世界范圍內(nèi)的普及是從歐洲向歐洲外圍，再向世界其它地區(qū)(外圍的外圍)一波一波地逐漸實現(xiàn)的。十五和十六世紀最早的博物館出現(xiàn)在歐洲當時的首都城市，如弗羅倫斯、馬德里、巴黎和倫敦。到了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與資本主義第一波全球擴展同步發(fā)展，博物館擴展到了“歐洲的外圍”。第一批非歐洲博物館出現(xiàn)在白人定居的殖民地。北美的第一個博物館于1773年在查理城開館，澳大利亞的第一個博物館于1821年在悉尼開館。在拉丁美洲，第一個博物館于1815年出現(xiàn)在里約熱內(nèi)盧，在非洲，于1825年出現(xiàn)于開普頓。在這一時期中，在白人殖民定居之外建立博物館的只有Batavia(今為雅加答)(1778)和加爾各答(1796/1814)。在白人殖民定居處的首批博物館建立后，不斷有新的博物館出現(xiàn)，而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則在差不多五十年以后才有新的博物館出現(xiàn)。這種情況在亞洲也是一樣，博物館基本上都是建立在英國殖民地區(qū)域: 馬德拉斯(1851)， 盧科瑙(1863)， 拉合爾(1864)， 馬杜拉(1874)和哥倫坡(1877) ，等等�！沧�4〕

　　一直到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博物館在世界其它地區(qū)的空白才逐漸得到填補。在印度和荷屬東印度之外的亞洲博物館于這個時期開始逐漸建立:曼谷(1874)，日本(1871，1877)，朝鮮(1908)，金邊(1917)，烏蘭巴托(1921)，卡布爾(1922) ，等等。非洲的第二個博物館是在建造蘇伊士運河期間于1863年建立的，其后又陸續(xù)有博物館建立在奧蘭(1884)，突尼斯(1889)，馬達加斯加(1897)，羅德西亞(1901)，烏干達(1908)，肯尼亞(1909)，莫三鼻給(1913)。在拉丁美洲，博物館陸續(xù)建立在古巴(1870，1899)，哥斯達尼加(1887)，巴拿馬(1903)，阿根廷(1888，1889，1895)。1905年由張謇在南通創(chuàng)立的中國第一個中國人辦的博物館就是這一波博物館擴展中的又一個例子�！沧�5〕

　　普洛斯勒在運用歐洲資本主義對世界一波又一波沖擊的理論時，把1905年中國的第一座博物館當作一個歐洲外圍之外發(fā)生的事件。然而，僅從博物館設施的傳布來理解歐洲資本主義對十九世紀中國的那一波沖擊還是不夠的。歐洲資本主義對十九下半葉中國的沖擊，還有一個更深層次上的意義，那就是通過資本主義的物品優(yōu)勢以及基于此的國力優(yōu)勢，強迫中國從根本上改變對自己和世界關系的看法。博物館以域外物品的展示來打破中國傳統(tǒng)的封閉視界，使中國接受一個比它自己要廣大得多的世界圖景。用羅伯遜的話來說，博物館的作用是改變中國的“世界意象”(world image)。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博物館能起到當時維新人士所極為期盼的開啟民智作用。

　　中國首先注意到近代博物館的人是徐繼畬。1848年他輯著的《瀛環(huán)志略》一書，介紹了各國地理、歷史以及風土人情。在卷五、卷七的“普魯士國”、“西班牙國”和“葡萄牙國”各條，都提到那里有“軍工廠”和“古物庫”，即這些國家的軍事博物館和歷史文物館。在中國出現(xiàn)的最早的博物館是由西方人辦的。1868年法國耶穌會士P.厄德(漢名韓德，又名韓伯祿)在上海創(chuàng)辦徐家匯博物院，藏品主要是中國長江中下游的動植物標本，1930年以后劃歸同屬耶穌會的震旦大學，改名為震旦博物院。1874年英國人在上海建亞洲文會博物院(亦稱上海自然歷史博物院)，由英國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創(chuàng)辦，藏品大部分為中國物品，也有東南亞地區(qū)的物品。主要藏品有鳥類、獸類、爬蟲類等自然標本，另有部分古文物與美術品。中國人創(chuàng)辦博物館開始于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主要是配合學習西方自然科學技術知識而設立的。1876年京師同文館首先設博物館。1877年后，上海格致書院建“鐵嵌玻璃房”博物館，陳列有英國科學博物館及比利時等國捐贈的各種科學儀器、工業(yè)機械、生物標本、繪圖照像、水陸交通、天文地理、槍炮彈藥、服飾等樣品或模型，以供學生觀摩，并對外開放。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博物館明確成為國家政治變革計劃的一個部分�？涤袨樵凇洞笸瑫�》(1885年完稿，1902年作最后修訂)中，提出了在中國建立博物館的理想。在《實理公法全書》中，康有為也提到辦“博物院……以開民智而悅民心”。1895年，維新派建立的上海強學會提出四項“要務”，建設博物館即是其中一項。梁啟超在《論學會》一文中說，欲振中國，須興學會，而學會有十六件大事要辦，其第十二項是“開博物院”。1898年夏天，光緒帝批準康有為所上的《請勵工藝獎創(chuàng)新折》，內(nèi)有建立博物館的建議。其后，由總理衙門頒布了獎勵民辦博物館的具體辦法�！沧�6〕

　　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外憂內(nèi)患的中國，博物館成為羅伯遜所說的那種“世界政治的文化聚焦”。羅伯遜全球化理論的一個重要特點是關心文化和政治的結(jié)合。在他那里，文化性的世界意象和政治性的世界秩序是密不可分的。不同群體可以持有不同的世界意象(即這世界到底是什么樣子的?)，但不同的世界意象無一不是為了回答同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們在這個世界中如何有效地追求自己的利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羅伯遜作出了這樣的論斷:“要對人們常說的世界政治采取文化聚焦，”文化聚焦的一個重點就是關注不同的群體想象什么樣的“世界意象”(即世界秩序)，因為“世界意象在人們決定如何追求(思想和物質(zhì))利益時起著決定作用�！薄沧�7〕

　　二. 世界意象和現(xiàn)代民族國家

　　中國最初的現(xiàn)代民族國家意識是在帝國主義侵略的外來壓力下被動形成的。當英國把南京條約強加給中國的時候，在一種似乎是一國與另一國的國際關系中，中、英兩國民族國家意識和體制其實并不處在同一歷史發(fā)展的水平。蓋里特.貢曾指出，不平等條約迫使中國進入現(xiàn)代國際關系體制系，其中有一個“兩個步驟的過程”。一是國際關系，二是現(xiàn)代國家體制。歐洲國家早期與非歐洲國家所簽定的條約(如南京條約)所包含的基本要素，同時涉及了國際關系和國家體制。前者如保障外籍人士的生命、自由、財產(chǎn);后者如處理涉外事務的政府制度和政府機構。綜合二者便有了國家政府遵守國際外交慣例、遵守國際法原則等規(guī)定�！沧�8〕現(xiàn)代國際關系的基本要素從十九世紀開始在國際法著作中得到了越來越明確的表述。國際法所帶來的國家主權意識使得中國得以用歐洲的外交原則和國際法來抗議帝國主義列強強加于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因此，在中國新世界意象(即國際政治秩序意識)的形成過程中，國際關系意識和國家意識其實是同時發(fā)生的。1861年清政府設立總理衙門，這是中國的第一個專管外交事務的正式政府部門�？偫硌瞄T的設立被稱為“中國外交關系史上的轉(zhuǎn)折點，”〔注9〕它不僅標志著中國處理外交事務的體制性變化，更重要的是，從此中國正式放下對“蕃邦”的那種唯我獨尊的身段，接受了與它國平等的地位。1862年設立的“同文館”從屬于總理衙門，直接為培養(yǎng)外交所需要的外語人才這個目的服務�？偫硌瞄T連同同文館，成為近代中國形成新的“世界意象”的象征性標志。

　　世界意象既形成于世界政治秩序，又幫助維持世界政治秩序。歐洲列強把中國的總理衙門當作它們落實“國際協(xié)定”的工具。例如，當時的英國使臣布魯斯(Frederick Bruce)爵士于1862年9月8日寫道:“我們的政策是讓(總理衙門)變得重要而有權威，敦促它處理外交問題，并在必要時懲罰那些違反條約的(中國)官員。這樣，在我們的外交官威脅要將事情呈報北京(總理衙門)時，下面的官員才會害怕�！薄沧�10〕�？偫硌瞄T建立后不久，美國傳教士馬丁(A. P. Martin)于1864年將維頓(Henry Wheaton)的《國際法要素》(1836)譯成中文，即人們所熟悉的《萬國公法》�！度f國公法》成為清總理衙門的標準法律經(jīng)典，而它的譯者馬丁則被任命為同文館的國際法教授�！沧�11〕

　　十九世紀后期，歐洲列強和中國雙方都在新的“文明世界”秩序中各自重新定位，而“文明”標準正來自于《萬國公法》。一方面，(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英國、法國、俄國和美國于1860年代制定所謂的“合作政策”，通過要求執(zhí)行協(xié)定來對清政府共同施加外交壓力，避免以武力脅迫清政府，以支持改良。另一方面，外交也成為中國保護自己利益的新方式。正如賴特指出的那樣，在天津條約簽定以后的十年間，清政府“接受和掌握了西方外交的原則和實踐，相當成功地以此來作為維護中國主權的主要手段�！薄沧�12〕中國外交官不斷以中國已嚴守協(xié)定為理由，不讓西方列強有進一步懲罰中國的借口，并將西方國家活動嚴格限制在條約規(guī)定的范圍之內(nèi)。清政府派員參加了1899年和1907年的海牙和平會議，清政府也參與了一些國際間的多邊和平協(xié)定，參加了萬國郵聯(lián)和國際農(nóng)業(yè)組織。從1878年起，清政府派代表團參加國家法律改革和訂立組織�！沧�13〕

　　中國看上去于十九世紀末已逐漸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員，但這并不等于說當時已經(jīng)有了現(xiàn)代民族國家。中國注重文化意義的民族意識遠過于政治意義的國家觀念。這種情況一直要到孫中山領導的民國革命勝利后才有所改變。民國初期的共和憲政理想標志著中國出現(xiàn)了具有全球化意義的民族國家觀念。這種民族國家觀念是羅伯遜全球化理論所闡述的一個主要議題。羅伯遜強調(diào)，全球化的形成，其關鍵在于民族國家成為具有世界普遍人類基本生活秩序的形式。羅伯遜著重強調(diào)全球化進程中相互聯(lián)系的四個方面，它們按順序分別是:一.民族國家社會，二.由這些社會所形成的世界秩序，三.個人，四.人類。羅伯遜所說的這四個方面不僅有身份范圍間的聯(lián)系，而且還有歷史發(fā)展的聯(lián)系。主權國家和民族國家觀念的形成(將民族國家視為人的特別重要的社會聯(lián)系方式)并不是孤立發(fā)生的，它是和一種關于“人”的特定觀念，即“個人”是“公民”，同步發(fā)展而成的。真正形成現(xiàn)代國家概念的條件是，相對獨立的以“權利”和“義務”為標志的“個人”是民族國家的成員。在現(xiàn)代民族國家社會中，個人的局部忠誠(對家族、地方群體、朋黨)理應服從于一種更高的忠誠，那就是公民對于國家的忠誠�！沧�14〕

　　全球化的進程是一個民族國家獲得普遍政治秩序正當性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民族國家的同一性……成為一種具有(全球意義的)特定生活方式�！薄沧�15〕由于普通人獲得了具有全球意義的民族國家平等公民身份，人類的總體共同性才獲得了象在日內(nèi)瓦或海牙國際公約中的那種全球性表述。今天我們說世界可以形成一個國際社會，正是以這樣的平等人類觀為基礎的。具有普遍性的民族國家形式在每個具體的國家中有自己個別的特征。這正是羅伯遜的全球理論所強調(diào)的普遍性與個別性“會合”(conjunctions)。羅伯遜從公民權利和義務著眼的現(xiàn)代民族國家是一種理想模式，實現(xiàn)這一理想至今仍然是中國政治改革的主要目標。

　　今天，全球性的現(xiàn)代民族國家要求將民族與國家區(qū)分開來。在現(xiàn)代“民族國家”(nation)的觀念下，民族和國家雖然獲得形式上的統(tǒng)一，實質(zhì)上這二者仍然各具領域，并不完全契合。這是當今世界上許多國家內(nèi)部發(fā)生民族主義問題和其它分離傾向的主要原因之一。大體上說，國家的基礎是法律和權力，而共同的民族意識則要靠許多復雜的因素來維系，包括共同的祖先、語言、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等。在理想的現(xiàn)代民族國家中，國家成為民族生活的外在保障，而民族生活則構成國家的實質(zhì)內(nèi)涵，這樣兩者才能融合為一體。但事實上，至今只有極少數(shù)的國家才能做到這一點。自清末民初以來，在中國建立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努力一直包含著兩個方面的構思，一是構想一個保障全民族成員的國家(公共政治的共和憲政)，一是構想一個共同民族(公共文化的中華民族)。這兩種本該相輔相成、共同發(fā)展的構想在中國長期處在分離的狀態(tài)中。當后一種構想單方面發(fā)展的時候，它雖能為現(xiàn)有的統(tǒng)治權力提供主權國家的合法性，但未必就等于這個國家社會的全體成員都已經(jīng)同樣獲得了國家的保障。

　　三. 全球性民族國家并非“大同世界”

　　十九世紀末，博物館在歐洲已經(jīng)發(fā)展成為一個構想現(xiàn)代國家群體身份的文化設施，在這個時候，康有為、梁啟超提出建造博物館的設想，是否也可以從構想現(xiàn)代國家群體來理解其意義呢?有論者認為是可以的。例如，楊志剛將博物館在當今中國這個民族國家社會中應具有的公共政治意義追溯到康有為、梁啟超原先對博物館的構想。楊志剛認為，康有為、梁啟超的博物館設想有公共政治意義。康、梁為建立博物館所標舉的理由是啟迪民智，而民智中很重要的一項內(nèi)容就是“公共精神”: 在康有為構筑的理想社會“太平世”里，各級行政組織都須建立博物館，以供人們觀覽、學習。對此，楊志剛的結(jié)論是，“康有為重視博物館建設，與其憧憬和追求‘平等公共’之理想密切相關�！薄沧�16〕

　　若從康有為的“大同世界”觀來看，他對現(xiàn)代民族國家及其政治意義(主要體現(xiàn)在它為公民權利和義務設定群體范圍)的理解其實是頗可商榷的。在中國，現(xiàn)代民族國家觀念與共和立憲理論應當說是同步形成的�？涤袨榈摹洞笸瑫�》分為十部:《入世觀眾苦》，《去國界合大地》，《去級界平民族》，《去種界同人類》，《去形界保獨立》，《去家界為天民》，《去產(chǎn)界公生業(yè)》，《去亂界治太平》，《去類界愛眾生》，《去苦界至極樂》。書中以理想主義的筆調(diào)描繪人類未來“大同”世界的美妙藍圖。梁啟超概括其龐雜內(nèi)容為如下十余條:一、無國家。全世界置一總政府，分若干區(qū)域。二、總政府及區(qū)政府皆由民選。三、無家族。男女同棲不得逾一年，屆期須易人。四、婦女有身者皆入胎教院，兒童出胎者入育嬰院。五、兒童按年入蒙養(yǎng)院及各級學校。六、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農(nóng)工等生產(chǎn)事業(yè)。七、病則入養(yǎng)病院，老則入養(yǎng)老院。八、胎教、育嬰、蒙養(yǎng)、養(yǎng)病、養(yǎng)老諸院，為各區(qū)最高之設備，入者得最高之享樂。九、成年男女，例須以若干年服役于此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十、設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勞作所入自由享用。十一、警惰為最嚴之刑罰。十二、學術上新發(fā)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別勞績者，得殊榮。十三、死則火葬，火葬場比鄰為肥料工廠�！沧�17〕

　　康有為所設想的平等公共“大同世界”其實并不是今天全球基本群體模式的民族國家�？涤袨榈拇笸�世界是一個烏托邦，它潛在破壞的對象恰恰是我們現(xiàn)在所熟悉的民族國家�？涤袨榈睦硐胧澜缫�求人去國、去種、去家、去產(chǎn)，成為完全自由自主的個人。這種世界主義和其它形形色色的世界主義一樣(世界政府下的世界公民、全球市場中的顧客、人類社會中的個人、全世界利益一致的無產(chǎn)者等等)，它本身就是對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概念的否定。

　　康、梁在十九世紀末提出在中國建造博物館設施，主要是為了配合當時尋求變法之道的中國向西方學習技術、科學知識和學習教育、社會制度。博物館固然可以讓中國人明白世界天下之大，但它基本上還只是一種知識手段，尚未與構建民族國家聯(lián)系起來。這就如同法國大革命之前歐洲的物品收藏僅僅是一種百科全書式觀照一樣。這在后面還要談到。由于在中國博物館是一種由西方引進的概念和設施，康、梁時期博物館觀念相對滯后于西方博物館階段發(fā)展。這本身就映證了華勒斯坦關于全球化一波波沖擊逐漸由西方向外圍延伸的說法。

　　四. 現(xiàn)代博物館提供何種“知識”?

　　博物館在現(xiàn)代民族國家中找到自己位置，這在中國是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的事了。1912年1月，南京臨時政府成立。蔡元培擔任教育總長，規(guī)定以民主共和為教育宗旨，推行教育改革，其中包括中央教育部設社會教育司，籌辦各省的社會教育等內(nèi)容。在社會教育中，單立一科專門負責博物館、圖書館、美術館、動植物園及搜集文物等工作。同年8月魯迅任該科科長。中央教育部首先決定在北京建立歷史博物館，于1912年7月9日在國子監(jiān)舊址設籌備處，胡玉縉為籌備處主任，接收太學器皿等文物為最初的館藏。魯迅親自規(guī)劃籌備工作，并將自己珍存的古物贈送該館。這是中國近代建立的第一個國立博物館。1914年，內(nèi)政部接收奉天(今遼寧沈陽)、熱河(今河北承德)兩地清廷行宮的文物古玩，運到北京故宮武英殿、文華殿等處，成立古物陳列所，治格為所長。這是中國近代第一個以帝王宮苑和皇室收藏辟設的博物館，首開皇宮社會化先例。1915年在南京明故宮舊址，成立了南京古物保存所，陳列明故宮遺物。1918年7月，國立歷史博物館遷至故宮前部端門至午門一帶。1924年10月，直系將領馮玉祥發(fā)動北京政變，提出修改“清室優(yōu)待條件”，迫使已退位的清帝溥儀出宮，同時成立“辦理清室善后委員會”，點查宮內(nèi)物品。1925年9月善后委員會通過“故宮博物院臨時組織大綱”，組成臨時董事會，推宣李煜瀛為理事長1925年10月10日，故宮博物院正式成立，并對外開放，北京城內(nèi)，“萬人空巷，咸欲乘此國慶佳節(jié)，以一窺此數(shù)千年神秘之蘊藏”�！沧�18〕

　　1925年故宮博物館對外開放，成為公共盛事，具有與1793年法國資產(chǎn)階級政府下令在羅浮宮設立中央藝術館，正式向社會公眾開放同樣重要的指標意義。它標志著博物館在中國的社會化，也標志著博物館的國家體制化。博物館的社會化表現(xiàn)為博物館塑造民族國家群體身份，吸引廣大民眾的參與。博物館知識從少數(shù)精英擴大到更大的社會民眾層面，使得原本局限于知識分子的文化民族主義大眾化了。博物館的國家體制化則主要表現(xiàn)為博物館被納入國家的社會教育體系，為此博物館必須接受國家的管理，并為國家所認可的目的服務。在中國，博物館的國家體制化特征逐步加強，在1949年以后受到空前的強調(diào)，成為一種國家性責能。1951年10月27日文化部部長沈雁冰發(fā)布《對地方博物館的方針、任務、性質(zhì)及發(fā)展方向的意見》，明確提出“博物館事業(yè)的總?cè)蝿帐沁M行革命的愛國主義教育，通過博物館使人民大眾正確認識歷史，認識自然，熱愛祖國，提高政治覺悟與生產(chǎn)熱情�！薄沧�19〕

　　不同的博物館向人們提供各種各樣不同的知識，博物館因此常被籠統(tǒng)地說成是一個“知識場所”。然而，重要的不只是博物館的知識性，而更是博物館所提供的是什么樣的知識。盡管不同的博物館各有自己的收藏對象(即知識性物品)，但它們都在提供同一種性質(zhì)的知識，那就是關于人們生活世界秩序的知識。在中國，自民國初年到今天，這一生活世界秩序越來越受國家政府的規(guī)范。博物館無一不在展示一個由物品構成的生活世界，這個生活世界可大可小，但卻必然有一個中心，因而形成一種秩序，小世界是小秩序，大世界是大秩序。

　　博物館的“小世界”是以民族國家為疆域的“社會”或“文化”，它的“大世界”則是由許多這樣的社會或文化構成的“全球”。對于每個民族國家來說，大世界都是以它自己的那個小世界為中心的。小世界中當然還可以分出更小的地區(qū)來(如各種地方性博物館)，但這些更小的地區(qū)都從屬于民族國家，沒有獨立的群體意義。民族國家生活世界秩序的中心是國家權力，而全球生活世界秩序的中心則是民族國家。這樣大小相套的現(xiàn)代生活世界秩序是在歷史中逐漸形成的。今天，博物館提供的知識在展示這兩種生活世界秩序的時候，凸現(xiàn)的主要是民族國家的特殊性和重要性。這是當今世界博物館展示知識的主要模式。這種模式有別于博物館在歷史上曾經(jīng)有過的其它三種知識展示模式，它們分別是無序的“物品聚合”、“神創(chuàng)世界”和“自然歷史”。

　　無序物品聚合是歐洲中世紀物品收藏的主要特征。當時的物品收藏者主要是宮廷和教會，收藏大都雜亂無章，不成系統(tǒng)。到了十四世紀，隨著早期人文主義的興起，物品收藏才逐漸呈現(xiàn)系統(tǒng)性。十五世紀，出現(xiàn)了與珍品收藏不同的、以增進收藏者知識為目的的收藏室，主要是在宮廷和富裕家庭，稱作為“陳列室”(kabinete)，“學習室”(Estudes)，和“工作室”(studios)。〔注20〕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地理學的發(fā)展開拓了歐洲的世界視野。技術的發(fā)展(如望遠鏡)和書籍交流的便利大大增加了當時人們對知識的好奇和要求，也使得物品展覽的“陳列室”成為一個將未聞未見世界融入已聞已見世界的文化空間。無奇不有的物質(zhì)收藏和其它形式的知識獵奇(如“游記”)匯合到一起，為人們提供了許多廣大的世界的知識。中國十九世紀后半葉最早出現(xiàn)的博物館所起的就是與此類似的作用。

　　神創(chuàng)世界的博物館知識模式出現(xiàn)于十六世紀。當時，西方的一些博物館以展品來呈現(xiàn)一種“世界舞臺”的想象，其中以十六世紀上半葉意大利卡米羅 (Camillo)的“記憶舞臺”最具代表性。想象世界舞臺是為了對當時的知識作一個全景描述。它在對知識內(nèi)容的分類中運用了當時人所理解的宇宙秩序模式。(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卡米羅的“記憶舞臺”上，宇宙萬物都有自己在普遍秩序中的位置。記憶舞臺共有七排陳列。按照神在七天中創(chuàng)造了世界，這七排陳列分別是七大行星、簡單物質(zhì)、復合物質(zhì)、人類制品、靈肉結(jié)合和自然中的人行為和藝術。在第一排的中央是一個象征上帝的角錐體。劇場的舞臺是供參觀者用的，在舞臺上，參觀者可以象俯敢宇宙一樣俯敢劇場�！沧�21〕博物館的“神創(chuàng)造”知識模式反映了當時歐洲對“知識”的認知。當時的人們相信，這種模式可以幫助喚醒人的沉睡記憶，激活他們頭腦中先已存在的那種無所不包的知識。正如福柯(M. Foucault)在《知識考古學》一書中分析的那樣，十六世紀歐洲人的認知形式和內(nèi)容是建立在一系列涵蓋宇宙一切因素的復雜“相似”關系上的。上帝所創(chuàng)造的字詞和事物都在“深層意義”上打上了神的印記。人的認知就是領略神的秘密，喚回神早就安置在他們頭腦中的知識記憶。知識也就等于按神的意圖去闡述那些可見的跡象和聯(lián)系眾多跡象間的相似關系�！沧�22〕

　　到了十七世紀，歐洲的知識結(jié)構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人的思想不再局限于一個相似關系中的知識系統(tǒng)，而逐漸形成了“自然歷史”的觀念。象培根、狄卡爾這樣的思想家不再以揭示神秘相似關系來作為獲得新知識的方式，而代之以一種更純粹的求知方式，那就是“比較”�！沧�23〕后一種方法只有兩種根本形式:量度的比較和類別的比較。求知從此不再是按照神的秘密征兆去尋找宏大的相似關系體系，而是通過“客觀觀察”來找出事物的特征。只有客觀特征才能在比較的過程中顯示出事物的特質(zhì)和多樣性。知識本質(zhì)和求知方式的改變深刻地影響了博物館對物品的展現(xiàn)形式。先前的物品展覽十分依賴于文字和文本，否則無法說明物品背后的那些復雜而隱秘的相似關系。相比之下，新的物品展覽則無須文字說明，只要將同類的物品陳放在一起，關于“自然”的知識也就展現(xiàn)在人們眼前。這種博物館展覽使得人能夠直接與“自然歷史”產(chǎn)生對話，而世界也就是一個由世間萬物構成的自然秩序。無論是“神創(chuàng)造”還是“自然歷史”的博物館知識，它們所追求的都是一種無所不包的百科全書式的知識。百科全書式知識合理性的依據(jù)是一個人類一體不可分割的世界。這個世界可以是一神所創(chuàng)，也可以是自然發(fā)生。從康有為的大同思想來看，我們有理由相信，他呼吁建立博物館的知識模式基本上與此相同。

　　到了民族國家的時代，知識開始有了“領土國家”或者“民族國家”的屬性。“有意義的”知識開始以“民族國家”為其新的框架和合理性(即知識價值)依據(jù)。最早顯示這一重要變化的是英國皇家協(xié)會(成立于1660年)在1666年所辦的一個展覽會。這個展覽會被稱作為“博覽”(repository)。一開始，它展覽的是一些個人捐贈的物品，受到了不少批評。批評者指出，這個所謂的“博覽”過于蕪雜無序，缺乏明確的物品屬性。1669年，為彌補原展覽的缺失，皇家協(xié)會聘請了一位植物學家在英倫三島收集自然物品，重新組織展覽。據(jù)1681年展覽的介紹說，收藏物品是為了建立一個僅限于英國領土范圍的“自然物品清單”�！沧�24〕這可以說是第一次把“國家”用作收藏和展覽的意義框架。英國是一個在歐洲首先成為政治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早在英國皇家協(xié)會展覽前不久的1656年，英國收藏家屈德賽德特(John Tradescent)就曾為他自己的收藏寫道:“這些珍藏……乃是為國爭光之物�！鼻�德賽德特還說，是阿希莫爾(Elias Ashmole)讓他明白了國家的重要。阿希莫爾是皇家協(xié)會的創(chuàng)始會員，并在1683年創(chuàng)辦了牛津的阿希莫爾博物館�！沧�25〕

　　盡管早在十七世紀英國的博物館收藏和國家的民族意識就已經(jīng)有所聯(lián)系，但民族國家普遍成為博物館收藏和陳列的知識框架，那是十八世紀下半葉的事情。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包括1773年建立于查理城的第一座美國博物館就以收集南卡羅萊納的自然物品為宗旨�！沧�26〕。1792年，建立美國自然博物館的設想被提出�！沧�27〕。在法國，1765年出版的《百科全書》的博物館詞條中即有收藏可以為國家增光的表述。文化性歷史收藏越來越以盤點國家文化遺產(chǎn)為核心任務。1795年法國建立了“法蘭西紀念碑博物館，”就是一個早期的例子。

　　在十八世紀的歐洲，“民族國家”觀念是由當時積極爭取政治權利的資產(chǎn)階級所主導的。資產(chǎn)階級所爭取的基本政治權利逐漸發(fā)展為所有人共同而平等擁有的公民政治權利。這種權利觀是人們?yōu)樵谡�治上反抗專制王權而提出的�?765年《百科全書》所提出的國家博物館設想具有同樣的政治反抗意義，因為它實際上要求珍貴物品應由國民擁有，而非君王專有。早在十八世紀上半葉，在法國就已經(jīng)提出了國民是否應當可以接觸權貴階級的私人收藏品的問題。1750年，路易十五將一百件名畫在盧森堡宮中展放一年，供民眾參觀。國王的收藏實際已經(jīng)“收歸國有”，這才有了羅浮爾宮博物館的展覽。歐洲許多其它國家的皇家收藏成為博物館，向民眾公開展示，成為一種順應潮流的、具有民族國家政治意義的歷史發(fā)展，其中包括俄國圣彼得堡的遺產(chǎn)博物館(1764)、瑞典斯德哥爾摩的國家博物館(1772)、意大利的庇俄克萊芒提諾(Pio-Clementino)博物館(1772)、維也納的貝可尼戴(Belnedere)博物館(1784)�！沧�28〕在中國，1925年故宮皇家收藏變?yōu)橄蛎癖婇_放故宮博物院，也具有同樣的現(xiàn)代民族國家政治象征意義。

　　五. 博物館和集體記憶

　　十九世紀是民族國家真正得到發(fā)展的時期。在十九世紀初，民族國家還是一個嶄新的群體概念，它比人們以前從直接生活經(jīng)驗得到的群體感覺(家族、地區(qū)、城邦等等)都要廣大和抽象得多。博物館對于想象這種新的群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成為任何社會不可或缺的“群體想象”場所和空間�！沧�29〕。在歷史的發(fā)展過程中，并不是一下子就有了我們現(xiàn)在所熟悉的民族國家，也不是一下子就形成了種種我們今天習以為常的博物館。人們對于什么是對民族群體最有價值的遺產(chǎn)、物品和記憶，什么最需要永久地加以保存，什么最值得為之建立博物館，都在觀念上不斷有所變化。按照發(fā)生的前后順序，這些變化分別集中在文化、民族和國家這三個不同的中心上。越往后，政治性就越突出，甚至完全凌駕于其它性質(zhì)的群體想象之上。這也是民族主義發(fā)展的一般趨勢。

　　十九世紀前半葉，剛開始的民族主義運動的重點在民族文化，并不具有突出的政治性。例如格林(Jacob Grim)廣泛收集了德國的歷史材料，發(fā)表了《德國語言和德國皇家古董珍藏史》。他還將歷史研究方法運用于民俗研究，編撰了《德意志英雄傳奇》和《德意志神話》，甚至還計劃要出版德意志民俗大全和開創(chuàng)德國古物收藏�！沧�30〕民俗采風極大地影響了十九世紀初的文化民族主義博物館的發(fā)展，如哥本哈根的閃族古物博物館(1807)、布達佩斯的國家畫廊(1802)和布拉格的國家博物館(1818)。博物館集萃具有民族特色的物品，主要重在文化特色。

　　1840年以后，民族主義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政治色彩和作用都變得更加明顯。博物館隨之和其它文化體制(新聞報紙、教育等等)一樣，成為民族國家爭取民族身份獨立的工具。例如，1853年在紐倫堡所建立的德意志國家博物館的民族政治意義就極敏感。當時德國剛剛統(tǒng)一不久，德意志博物館收集物品的領土范圍尚不明確。將館址選在紐倫堡乃是出于中世紀式的浪漫主義，將德國想象為傳承德意志第一帝國的光榮傳統(tǒng)�！沧�31〕在德意志博物館建立兩年后，馬克西姆林二世在慕尼黑建立了巴伐利亞國家博物館，以強調(diào)與巴伐利亞有關的魏特爾斯巴赫皇脈。又例如，1862年在華沙建立了“國家博物館，”盡管當時波蘭被俄、普、奧所瓜分，并不存在一個叫波蘭的國家。華沙國家博物館的收藏品有一部分其實并不存放在波蘭，而是存放在瑞士�！沧�32〕在民族主義的斗爭中，博物館能提供文化合理性，并將之轉(zhuǎn)化為政治合法性。博物館被用作一個構建民族歷史、民族范圍和民族身份的空間和場所。特定的群體通過博物館展示向世人宣告，在今天的多民族世界上，我們這個民族有自己特殊的品質(zhì)和傳統(tǒng)，必須與其它民族區(qū)分開來。民族博物館以其自己的方式提出了任何民族理應獨立建國的要求，盡管民族和國家事實上并不總是混然一體。

　　十九世紀末，在歐洲，民族已經(jīng)成為國家形式的民族，即民族國家。博物館也成為一種國家性的機構或設置，為國家擔負起開啟和教育國民的任務。這就是中國1911年以后的情形。更重要的是，許多民族主義運動已成為群眾運動。當時的種種國際博覽會成為博物館史上最早吸引廣大群眾參觀的展覽。1925年故宮博物館開館成為北京盛事，也是這種性質(zhì)的博物館事件。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后，博物館開始和國家的教育體制相結(jié)合，專門的博物館也成為學生獲取“專門知識”的一種教育場所，如郵政博物館、電訊博物館、軍事博物館等等。除了民智開啟和教育作用之外，博物館的一項最重要的任務便是支持國家權力的權威，為之提供文化和歷史的合法性依據(jù)。自十九世紀以來，就出現(xiàn)了一些特別為國家政治服務的博物館，如國家締造者或革命領袖的紀念博物館，或者將他們的故居改建而成的永久展覽場處，等等。它們當中不少不再涉及“民族”，而是直接成為國家體制的延伸和特定國家政權的象征，成為名副其實的國家政權意識形態(tài)博物館。

　　政權意識形態(tài)博物館的形成與一次大戰(zhàn)以后出現(xiàn)的新型極權政體有密切聯(lián)系。1917年蘇聯(lián)十月革命勝利后，1918年5月成立了博物館部，負責管理蘇聯(lián)的所有博物館，強調(diào)博物館的社會教育職能是向人民進行共產(chǎn)主義教育的重要陣地。蘇聯(lián)博物館在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時只有114座博物館，1920年即增至394座，1934年增至738座。其中歷史和革命博物館占有重要地位，如列寧格勒歷史博物館(1918)，莫斯科紅軍博物館(1919)，國立偉大的十月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博物館(1919)等。二十世紀二十和三十年代，法西斯國家十分重視利用博物館進行法西斯教育，鼓動戰(zhàn)爭狂熱，使這些國家的博物館成為軍國主義、種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宣傳場所，如意大利1926年建立的羅馬帝國博物館，1938年建立的墨索里尼博物館，納粹德國建立的祖國博物館和軍事博物館，日本文部省也于1932年接管了博物館協(xié)會，八博物館納入了官方的戰(zhàn)爭宣傳軌道之中�！沧�33〕

　　世界性歷史不同階段中形成了不同側(cè)重點的博物館。它們?nèi)缃裢瑫r存在于現(xiàn)代社會之中。無論博物館的側(cè)重點是自然歷史、民族文化、民族國家身份，還是政權意識形態(tài)合法性，它們所起到的與現(xiàn)代民族國家有關的作用不外乎三種。第一種作用是集藏具有民族特色物品，如古錢幣博物館、刺繡博物館、碑刻博物館、特類藝術博物館等等。第二種作用是敘述民族歷史和構塑民族身份，如國家歷史博物館、國家藝術博物館等等。它們的主要作用是通過展品及其歷史來敘述和構筑一種足以與其它民族群體相區(qū)分的集體身份。第三種作用是為國家提供權力象征或合法性依據(jù)，如革命博物館、領袖紀念堂、革命烈士紀念館等等。與這三種不同作用相一致的是三種不同性質(zhì)的集體記憶。第一種是行業(yè)、生活習俗、或藝術傳統(tǒng)記憶。第二種是群體歷史記憶，這里的歷史究竟包含怎樣的具體意義，往往是有爭議的，博物館因此成為不同集體記憶所必須爭奪的場所。第三種是現(xiàn)有政權的體制記憶，包括它的權力架構傳統(tǒng)、重要人物、主要敵手、政策先例、執(zhí)政史等等。政權的體制記憶是最脆弱、最敏感的，它需要用國家機器的暴力來維持，而維持這種記憶的博物館實際上就是一部意識形態(tài)機器。

　　一般來說，博物館代表的是一種由國家權力所認可的主流文化或主流秩序觀。博物館收藏品所體現(xiàn)的也是一種由國家權力所認可(或至少不反對)的集體記憶。具有另類記憶(反記憶)性質(zhì)的另類博物館(亦稱反博物館)則要到二十世紀下半葉才出現(xiàn)，其突出代表就是譴責國家暴力的猶太人大屠殺博物館和柬埔寨的赤柬暴行館�！沧�34〕如果有一天能建立文革博物館，那將也是一個另類記憶的博物館。這樣的文革博物館不會只是記錄文革時期人們的生活方式，不會只是一般的民俗博物館。它將挑戰(zhàn)現(xiàn)有國家權力主導的宏大歷史敘事和集體身份代表權威。它將要求人們在共同承擔人性災難責任的同時，重新回答“我們是誰”的問題。

　　民族身份構建和政權合法性的宣示往往會很微妙地結(jié)合在一起。例如，故宮博物館看起來是一座文物性博物院，但它對于任何一個可能的中國國家政權都會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國民黨在撤離大陸后仍維持一個“故宮博物院”，便是證明。正如哈里希(Tamara Hamlish)指出的那樣，故宮博物館的政治意義在于，它在為中國現(xiàn)有的政治權威服務(支持它的國家內(nèi)權威)時，也在全球(世界范圍內(nèi))為這個政治權威建立合法性。為了在當今全球群體中得到承認和尊重，中國需要有豐厚的文化遺產(chǎn)。在故宮博物館里，這一遺產(chǎn)得到了集中的體現(xiàn)，它體現(xiàn)為金碧輝煌的皇宮、數(shù)不清的藏品和由它們所凝聚的帝王歷史。帝王歷史被當作中國民族文化遺產(chǎn)的一個極為重要的部分。在各個不同朝代的陳列室中，許多本來并無聯(lián)系的物品把不同的帝王和朝代合成為一個“連貫”或者“連續(xù)”的合法統(tǒng)治史。文化遺產(chǎn)對于國家政權的用處在于，在全球環(huán)境和國際社會中，誰有了民族文化的合理繼承權，誰也就有了政權上的合法性�！沧�35〕

　　故宮在這個意義上實際是一個中國國家博物館。國家博物館展現(xiàn)的雖是“文化遺產(chǎn)”，打造的卻是國家合法性。正如阿索巴所說，“民族遺產(chǎn)是民族國家的臍帶�！薄沧�36〕博物館展現(xiàn)的是一個關于民族國家主權的完整概念。國家博物館以物品收藏記錄一個民族群體在時間和空間的存在。這些物品來源的疆域宣示了與之有關的國家政治勢力版圖。博物館將一個民族國家中一切具有代表意義的物品盡收于其中，因此成為國家權力體制的最佳象征。國家博物館既是國家權威和合法性的耀眼象征，又是國家歷史性秩序的獨特展示場所。沒有國家博物館，現(xiàn)代民族主義就會失去一個最重要的舞臺。

　　現(xiàn)代民族主義，正如安德森所指出的那樣，是一種有用的現(xiàn)實神話。在許多現(xiàn)代民族國家中，民族主義回答的是與群體有關的宏大生死延續(xù)問題，它在探求群體的存在意義中扮演了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沧�37〕這些作用以前是由宗教來發(fā)揮的。和宗教一樣，民族主義可以將有限的生命轉(zhuǎn)化為永恒的生存延續(xù)，將個人的渺小和短暫升華為群體的廣大和永恒。必然為死亡中止的個體生命在群體存在中得以延長，純屬偶然的個人生活事件在群體存在中獲得了深刻的意義。就連權力無限的“國家”，它的合法性也必須用“民族”來打造。任何國家權力都不可能永存，因此也只有在想象的民族中才能獲得一種想象的永恒。博物館是為想象民族的永恒而設置的，盡管博物館自己的歷史很短暫，而且也不可能永恒。

　　注釋：

　　1. 2. 3. 4. 5. 25. Martin Prosler， "Museum and Globalization."　In Sharon Macdonald and Gordon Fyfe， eds.， Theorizing Museums. Oxford:　Blackwell， 1996， pp. 22; 22; 22; 24; 25; 31. 他運用的是 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在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提出的全球化理論.

　　6. 參見《中國博物館學概論》，文化部文物局主編，文物出版社，1985，第6-7頁;王宏鈞主編，《中國博物館學基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75-82頁;《中國大百科全書》第42卷，文物，博物館，北京、上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會，1993，第748-749頁。

　　7. 14. 15. Roland Robertson，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London:　Sage， 1992， pp. 4ff， 50ff; 56; 58.

　　8. 11. 13. Gerrit W. Gong， "China"s Entry into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 eds.，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UK:　Clarendon Press， 1984， pp. 179; 181; 181.

　　9. 10. Masataka Banno， China and the West 1858-186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1; 243.

　　12. Mary C. Wright，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231.

　　16. 楊志剛:《中心與邊緣:中國博物館文化一瞥》，[粵海風]文化批評雜志，2002年第六期，www.anewfocus.com/yhf/yhf2002-6-8.htm

　　17. 馮天瑜，何曉明，周秋明:《中華文化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第993-4頁。

18. 19. 33.《中國百科全書》， 第749; 75; 565頁。

　　20. E. Scheicher. Die Kunst und Wunderkammer der Habsburger. Vienna:　Mot den Edition， 1979， p. 36ff.

　　21. F. Yeats， The Art of Memor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166-171.

　　22. M.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2， pp. 21， 44， 180.

　　23. M.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London:　Routlege， 1970， p. 52.

　　24. M. Hunter， "The Cabinet Institutionalized:　The Royal Society"s "Repository" and Its Background."　In O. Impey and A. MacGregor， eds.， The Origine of Museums. Oxford， UK:　Clarendon Press， 1985， p. 166.

　　26. 27.K. Hudson， A Social History of Museums. London:　Macmillan， 1975， pp. 31ff; 35.

　　28. G. D. Lewis， "Museums and Their Precursors:　A Brief World Survey."　In J. M. A. Thompson， ed.， Manuel of Curatorship:　A Guide to Museum Practice. London:　Butterworth-Heinemann， 1992.

　　29. 37. B.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f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83， p. 19.

　　30. H. Bansinger， Volkskunde. Tubingen:　Tubinger Vereinigung fur Volkskunde， 1987， pp. 40ff.

　　31. G. Bott， "Das germanische Nationalmuseum in Nurnbery - ein naionales Museum?" In M. L. von Plessen， ed.， Die nation und ihre Museum. Frankfurt:　Campus， 1992.

　　32. C. Stolzl， "Statt eines Vorwortes: Museumsgedanken."　In M.-L. von Plessen， ed.， Die nation und ihre Museum. Frankfurt:　Campus， 1992，

　　p. 15.

　　34. Andrew Hoskins， "Signs of the Holocaust:　Exhibiting Memory in a Mediated Age，"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25: 1 (2003)， pp. 7-22. Rachel Hughes， "The Abject Aetefacts of Memory:　Photographs from Cambodia"s Genocide."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25: 1 (2003)， pp. 2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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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ㄔ�載《文藝研究》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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