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元旦，《中學生》雜志向魯迅提出這樣一個問題：

　　“假如先生面前站著一個中學生，處此內憂外患交迫的非常時代，將對他講怎樣的話，作努力的方針？”

　　魯迅的回答是：

　　“編輯先生：請先生也許我回問你一句，就是：我們現(xiàn)在有言論的自由么？假如先生說‘不’，那么我知道一定也不會怪我不作聲的。假如先生竟以‘面前站著一個中學生’之名，一定要我說一點，那么，我說。第一步要努力爭取言論自由”。（《二心集•答中學生雜志社問》）

　　可以說，魯迅為“爭取言論自由”努力了一輩子，早在1912年1月，民國伊始，他在給故鄉(xiāng)紹興的《越鐸日報》寫的《越鐸出世詞》中，就提出報紙的宗旨為“抒自由之言議，盡個人之天權，促共和之進行，尺政治之得失�！蓖�年他給紹興《天覺報》的賀電“敬祝天覺出版自由”。然而他生活的年代，他思想、寫作、翻譯、辦刊的二十多年，孫中山等手創(chuàng)的共和轉瞬即逝，從袁世凱到“城頭變幻大王旗”的軍閥混戰(zhàn)時期，至國民黨殺人如麻的“清黨”之后，離言論自由不是越來越近，而是越來越遠了，盡管《越鐸日報》因為批評都督王金發(fā)就領教了編輯部被搗毀的滋味，在北京時期他也寫下過“連發(fā)表思想都要犯罪，講幾句話也為難”（《熱風•來了》）這樣憤激的話，但文網(wǎng)之密、“政府”“壓制言論的網(wǎng)”之嚴密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實際上是整九個年頭），好在他住在租界，還能跟國民黨檢查官捉迷藏，他自稱“鉆網(wǎng)”（《兩地書》）。在現(xiàn)實的黑暗與苦悶中，“重寫歷史”成了魯迅晚年�？M回心頭的一個想法，其中他特別提到了“文禍史”。1935年，他曾問唐?|“能不能編寫一部中國文網(wǎng)史”。其實這樣的文網(wǎng)史至今尚未完成，圍繞著魯迅本人展開的文網(wǎng)史也是一個空白。散木先生的《于無聲處聽驚雷——魯迅與文網(wǎng)》細致地描畫了魯迅一生、尤其是最后十年在國民黨文網(wǎng)中的斗爭史，折射出時代的光和影，以我粗陋的閱讀視野，這還是第一部研究“魯迅與文網(wǎng)”這一重大話題的專著。雖然魯迅似乎成了老掉牙的題目，但“魯迅與言論自由”將是一個永遠新鮮而激動人心的話題。本書的另一個重要意義是，它打破了長期主導魯迅研究界的“魯迅中心論”，在許多魯迅專家那里，魯迅是絕對的中心，他成了20世紀前半葉中國思想史、文學史、文化史的中心，位居正統(tǒng)、廟堂，而不是多元中的一元，所以魯迅的選擇、取向，從價值觀到文風都被全盤肯定，而與魯迅不同的路向選擇則被一概否定，一句話，魯迅是神不是人，魯迅是不容質疑、不容批評的。散木站在一個普通人的視角，披閱史料，鉤沉史實，回到了歷史，并從人類主流文明的平臺上重新審視作為人的魯迅，在客觀評價魯迅的同時，也對魯迅生前極力否定的“論敵”及他們推動言論自由、保障人權的貢獻作了公允的評價。

　　一

　　國民黨政權在血泊中浮起后，魯迅痛感 “言論的路很窄小，不是過激，便是反動”。他初到上海，他創(chuàng)辦的《莽原》一期因為刊載了俄國文學作品的譯文而被扣，他曾鐘愛的《語絲》被迫減少了“對于社會現(xiàn)象的批評”，“多登中篇作品”，終于辦不下去了，被迫�？�。1928年、1929年這兩年，他甚至受到了 “極少寫稿，沒處投稿”的威脅。到30年代， “沒有了任意說話的地方”，“壓迫是透頂了！”。1934年2月，國民黨一口氣查禁149種書刊，魯迅已出版的著作全部成了禁書，他經(jīng)常投稿的幾個報刊有不少被封了。黎烈文、張梓生也被迫相繼離開《申報•自由談》，這一年12月（即史量才遭國民黨特務暗殺不久），他給劉煒明寫的信中說：“在日報上，我已經(jīng)沒有發(fā)表的地方”。

　　1935年，他在《花邊文學•序言》中說：一篇文章“副刊編輯先抽去幾根骨頭，總編輯又抽去幾根骨頭，檢查官又抽去幾根骨頭”，真是痛心疾首。國民黨從事先的書稿審查到事后的禁書、查禁刊物等，無所不用，為什么收效不是很好，沒能做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達到一種聲音的目的，“原因之一是上海租界的存在，那些‘詆毀黨國’、‘誘惑青年’的書刊，‘大都在租界內各小書坊寄售”（《于無聲處聽驚雷——魯迅與文網(wǎng)》，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2年12月版，101頁，以下只標明頁碼）。魯迅許多被查禁的書籍、他為瞿秋白編印的《海上述林》等，“以及幾乎國民黨查禁的各種進步書籍都是內山書店書架上常備的書目，左翼作家翻譯的近三百多種書都能在這里看到，原因無他，就是因‘治外法權

　　庇護下日人書店無法查禁’而已。”（82頁）

　　魯迅的文章被檢查官刪節(jié)、甚至全文檢扣都是家常便飯，好在他結集出版時把扣發(fā)的文稿通通收入，并一一說明。被刪節(jié)了的文句，也一一按原稿補足，并加黑點。當時的書局幾乎清一色都是民營的，報刊也以民營為主，魯迅的書有銷路，魯迅的文章有讀者，出版商也好，報館老板、編輯也好，愿冒一點小風險的人畢竟還是有的。散木轉引許欽文的回憶說：“尤其左翼文學走紅之后，那時，‘在雜志上只要登著魯迅文章銷路就可以保險，只要有兩種書開起書店來就總可以發(fā)達’”。（219頁）《申報》是一份歷史悠久、有廣泛讀者的老牌大報，從1933年到1934年，魯迅在“自由談”發(fā)表了大量雜文，僅結集的就有《偽自由書》、《準風月談》等，而且史量才給了魯迅特別的待遇，一般文章的稿酬是千字五到十元，“魯迅則用與不用一概照付稿酬，千字三十元”。（219頁）

　　有人統(tǒng)計，魯迅一生共在103家報刊發(fā)表過742篇文章（包括《晨報》、《京報》、《申報》、《世界日報》、《中華日報》、《國民新報》等15家日報、《新青年》、《語絲》等78家期刊以及9家外文報刊），其目的就是“利用一切機會，打破包圍著我們的黑暗和沉默”。但也據(jù)說他曾謝絕為著名的《大公報》、《立報》、《國聞周報》寫稿，本書作為個案也分析了他拒絕為故鄉(xiāng)的《越風》半月刊寫稿的心路。

　　在上海租界的最后九年，魯迅大量寫作雜文、翻譯外國作品，出版了大量雜文集、譯作。有些作品書店不敢出，他經(jīng)常就自己印刷、出版，隨便編一個名稱（如“三閑書屋”等），不僅以這種形式出自己的作品，蕭紅、蕭軍的成名作《生死場》、《八月的鄉(xiāng)村》也是這樣出世的。這恐怕也只是租界環(huán)境下才有可能。難怪魯迅說：“審查諸公的刪掉關于我的文章，為時已久，他們是想把我的名字從中國驅除，不過這也是一種頗費事的工作�！币惨虼怂�才能靠寫作、翻譯維持一家人的生活，以一個“自由撰稿人”的身份保持獨立的批判。《為了內在自由的第二種外部自由》專門討論了魯迅的經(jīng)濟收入，即使在“禁錮得比罐頭還嚴密”的年代，魯迅最后九年的稿酬、版稅收入還是相當于今天的210萬元，月均相當于2萬元以上（而之前北京的十四年，月均不過相當于9000多元），正是這一經(jīng)濟保障有力地支撐著魯迅在“文禁如毛，緹騎遍地”的黑暗年代繼續(xù)戰(zhàn)斗下去。如果沒有租界的存在，這一切又何以可能，正如書中引“商務”老人高鳳池的話說，“關乎國家、民族和社會命運最顯豁的事業(yè)是銀行、報館、書業(yè)，那么，這三樣東西在中國沒有一個地方能與上海相抗衡了�！保�216頁）近代報業(yè)、出版業(yè)集中上海的關鍵原因就在于租界，本著求實的態(tài)度，作者絲毫也不想遮掩這一點，他直言：
“租界是言論和出版相對自由的一個場所，所以，上海之書局、報館甚至大學之多，都超出了中國其他任何一個地方。一個狹仄的地盤內卻有這樣一塊敞開的社會空間和公共平臺，這真是歷史的吊詭。”（77頁）難怪北大多事之秋，胡適、傅斯年等甚至主張遷到上海租界來�！坝赏ㄉ炭诎抖�‘國中之國’，外國人在租界建立了與其母國相類的統(tǒng)治秩序，并擁有治外法權等特權，但同時又舶來其母國的制度文化、價值觀念。這一方面構成對中國主權的侵犯和損害，另一方面也為反對政府的各種政治勢力提供了一個相對隱蔽和安全的空間，尤其是言論和出版，租界內外有著判然不同的情景�！保�80頁）應中國當局的壓力，和穩(wěn)定租界自身統(tǒng)治秩序的需要，租界有時“也參與文網(wǎng)的建構”，給青年魯迅深刻影響的“蘇報案”就是在租界發(fā)生的。無論怎么說，沒有租界，我們將無法想象魯迅晚期的文章、文集有問世的機會。1933年，離柔石等“左聯(lián)五烈士”被殺害已整整兩年，“當時上海的報章都不敢載這件事”，魯迅憤然寫下傳誦不衰的名篇《為了忘卻的紀念》，《現(xiàn)代》雜志編輯施蟄存回憶：“這篇文章曾在兩個雜志的編輯室里擱了好幾天，編輯先生不敢用，才轉給我�！泵鎸�這枚“炸彈”，施蟄存也“有點躊躇”、“不敢決斷”，“請老板張靜廬先生拿主意。張讀后沉吟不決，考慮了兩三天，毅然決定：上！‘那理由是：一舍不得魯迅這篇異乎尋常的杰作被扼殺，或被別的刊物取得發(fā)表的榮譽。二經(jīng)仔細研究，這篇文章沒有直接觸犯統(tǒng)治者的語句，在租界里發(fā)表，頂不上什么大罪名”。（157頁）重讀這篇和《紀念劉和珍君》前后輝映的名文，我們固然不能忘記張靜廬、施蟄存，但也不能忘記那是在租界。

　　二

　　在國民黨的恢恢文網(wǎng)下，形形色色的文人露出了形形色色的嘴臉，魯迅的態(tài)度當然是一個都不放過，“一個都不寬恕”，在他的筆下多少人現(xiàn)出了原形，以他的筆“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但不能諱言他的無比“刻毒”的筆也傷了不少人，比如他僅憑傳聞就斷定：“梁實秋教授掌青島大學圖書館時，將我的譯作驅除�！绷簩嵡锓裾J了這一說法，當時在青島大學讀書的臧克家也表示這是“不可能的”。（279頁）“不管是正面的敵人，還是‘砍傷了櫻桃樹’的‘童年華盛頓’們，‘無論它對面是什么’，魯迅只有兩個字：‘戰(zhàn)斗’——‘當然要戰(zhàn)斗下去�！�（166頁）這是魯迅的悲哀，而不是魯迅的偉大之處。

　　曾是“創(chuàng)造社”保姆的泰東圖書局老板趙南公在屢遭查禁、罰款，乃至三次租界當局拘捕后退縮了。與魯迅至少有十四年交情、見面、通信達700多次的“北新書局”老板李小峰，在“遭一再封門、一再迫害”之后，到1934年2月，這家對新文學貢獻至大、出版過魯迅大量著作的書局終于與“魯迅無緣矣”。為了出版“新文學大系”，“良友”不得不出版檢查官項德言的垃圾小說，還要支付高額的稿酬。1934年2月，國民黨一次查禁左翼圖書149種，涉及到28個作家、“幾乎上海各主要的書店二十五家”。中國出版界由“開明”領銜、二十多家書店二次聯(lián)名請愿，最后“官員”、“出版家”和“編輯”開會磋商，事為魯迅所知，他在《且介亭雜文二集•后記》中以嘲諷的口吻記了一筆：會上“有一位雜志編輯先生某甲，獻議先將原稿送給官廳，待到經(jīng)過檢查，得了許可，這才付印。文字固然決不會‘反動’了，而店主的血本也得保全，真所謂公私兼利”。這是日后書刊原稿審查制度的由來，“某甲”指的是施蟄存，對于“獻策”的指控，他本人是否定的。但不久以寫“新感覺派”小說知名的穆時英當上圖書雜志審查委員則是事實。上海“書籍雜志檢查處”設立后，“許多‘文學家’的失業(yè)問題消失了，還有些改悔的革命作家們，反對文學與政治相關的‘第三種人’們，也都坐上了檢查官的椅子。”（130頁）真是“荊天棘地”，烏云滿天，“魯迅冷眼望去，‘所見的只是狐虎的跋扈和雉兔的偷生’�！保�117頁）

　　曹聚仁在文網(wǎng)重壓下的“悔過和退出”也讓魯迅失望，1936年初，他們辦了一個文藝刊物《海燕》，以曹為發(fā)行人，文網(wǎng)編織者找他“談話”，“曹說出刊物的編輯和作者，繼而聲明退出，而《海燕》也不久就被查封了�！保�110頁）對曹主辦的“帶些學究氣”的《濤聲》，魯迅也頗有微詞。

　　對于故鄉(xiāng)浙江，魯迅晚年更是耿耿于懷，掌握上海文網(wǎng)生殺大權的多為浙人，如潘公展、朱應鵬、穆時英以及魯迅懷疑的杜衡等，論敵之一王平陵雖非浙人，卻畢業(yè)于浙江第一師范。不過故鄉(xiāng)既有呈請通緝魯迅的許紹棣、葉溯中之類，也有陳布雷、邵力子（更不用說蔡元培）這樣人品高潔的清流，他們與那些渾渾噩噩的濁流、唯唯諾諾的奴才不可同日而語。曾為新聞界翹楚的陳布雷、邵力子雖入侯門、身居高位，畢竟對言論自由有切身的體會，“他們希望政府‘俯輿就情”，更對魯迅充滿敬仰；
加上一層鄉(xiāng)誼之情，多少也會影響國民黨對魯迅的態(tài)度。特別是陳布雷，身居要沖，是國民黨宣傳工作的主持和決策人物，魯迅著作的大量流布，和他是應該有些關系的”（57頁）甚至在魯迅去世八年后，戰(zhàn)時首都重慶舉行紀念活動，國民黨“軍統(tǒng)”頭目鄭介民“主張發(fā)布新聞，指出魯迅曾受日本浪人內山完造之津貼以破壞之”�！昂迷陉惒祭紫壬鷪宰�，這才避免了一場無聊的鬧劇�！保�468頁）《魯迅全集》能在1938年順利出版也與邵力子、陳布雷等不無關系，(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魯迅舊日學生荊有麟托人請陳布雷向時任國民黨中宣部長的邵力子等通融，在盡快做了審核，并特別指示：“對此一代文豪，決不能有絲毫之摧殘�！保�489頁）

　　即使在普通的“小”檢查官中也不乏“對魯迅的著作網(wǎng)開一面”者，“1934年甘肅‘審查處’呈請封禁魯迅翻譯的《表》，中央‘審委會’的王勉之批道：‘此書頗富有教育意義，毫未牽涉到政治問題……不必檢扣�！保�57頁）

　　魯迅之所以能在文網(wǎng)恢恢中繼續(xù)他的寫作生涯，堅持他毫不留情的批判，不能不提及陳布雷、邵力子他們，這一問題恐怕還是第一次正面提出。

　　三

　　在國民黨疏而有漏的文網(wǎng)下，魯迅的最后十年，以其獨特的“隱晦曲折”、“冷嘲熱諷”的雜文形式堅持獨立的社會批判和文化批判，并在“看不見的戰(zhàn)線”上與國民黨的郵電檢查作斗爭。在楊杏佛被殺害之后，他曾說過“只要我還活著，我總要拿起筆來對付他們的手槍的”。在給日本友人增田涉的信中，他曾說：“文壇所受的壓迫一天一天吃緊，然而我仍悠然度日”。在無所不在的文網(wǎng)面前，他沒有屈服，而是進行了長期的、韌性的反抗，他向來反對赤膊上陣，而主張打“壕溝戰(zhàn)”，在他看來，“震駭一時的犧牲，不如深沉的韌性的戰(zhàn)斗”�！皯�(zhàn)斗當首先守住營壘，若專一沖鋒，而反遭復滅，乃無謀之勇，非真勇也”。

　　在他眼中，用真姓名無異是“無謀之勇”，這是他所不屑的。于是，漫天花雨般的“筆名”戰(zhàn)術成了他重要的選擇，《沖破重重文網(wǎng)的利器——筆名》集中討論了這個問題，他一生至少用過130多個筆名，僅在《申報》就用過41個，在《中華日報》用過13個，在只問目的、不論手段的他看來，“區(qū)區(qū)假名真名”只不過是“小事也哉”（406頁），那么多讓人防不勝防的筆名只是為了“和檢查官們打一仗”。一個刊物如果辦不下去了，他的對策也是換名字，《萌芽》曾改名《新地》，《前哨》曾改名《文學導報》，《拓荒者》曾改名《海燕》，不過最后也都沒能幸免查封、停刊的命運。

　　筆名還是真名，曲折或者直接，這是一個深不可測的陷阱，魯迅承認自己的文字往往“吞吞吐吐”，“含糊的居多”，所以他自稱是“上了鐐銬的跳舞”，類似于“植物被壓在石頭下，只好彎曲的生長”。雖然在回答《中學生》提問時他也說過“第一步要努力爭取言論自由”，但當胡適、羅隆基等知識分子以真姓名和直截了當?shù)难哉摖幦∵@一自由時，他嗤之以鼻，嘲弄他們是賈府的“焦大”，焦大的罵，是要賈府好，他們遭到查抄、迫害，是主奴之間有些“隔膜”，做奴才的“越俎代庖”、“不識諱忌”，最終還是會得到主子寵愛的。還說：“要知道現(xiàn)在雖比先前光明，但也比先前利害，一說開去，是連性命都要送掉的�！崩顨W梵在《“批評空間”的開創(chuàng)——從〈申報〉“自由談”談起》中認為“魯迅的問題就在于他為了怕送掉性命而沒有‘說開去’！”這不是“說”或“不說”的問題，而是“如何說”，“如何‘說開去’，如何找尋空隙，建立一個說話的新模式”，在這個問題上，魯迅“沒有太大的貢獻”，“魯迅在這個時期的‘說法’和所寫的游戲文章（特別是和檢查官作的語言捉迷藏游戲），并沒有建立一個新的公共論政的模式�！保ā冬F(xiàn)代性的追求》，三聯(lián)書店2000年版，20頁）總之，這種隱晦曲折的雜文無助于開創(chuàng)真正的“批評空間”。

　　這當然是持“魯迅中心論”的護神者所不能同意的，他們以為捍衛(wèi)魯迅就是魯迅什么都是對的，同樣深深熱愛魯迅的散木也以平實的語氣回答了這個無法回避的問題：

　　“他對中國黑暗社會的揭露和對國民黨專制體制的抨擊由于是用雜文的形式來表示、用曲折的方式來表露，一定程度上，影響到它的傳播范圍和影響力，即他所說的‘意思都極平常，說話也往往很晦澀”�！�… 在中國這樣一個教育極其落后、受眾的文化程度相當有限的條件下，魯迅的文字對他們來說本身就是一種障礙。”（369頁）

　　“基于生活環(huán)境的限制，上海時的魯迅既無法再進行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學史研究，文網(wǎng)的語境又使得他的社會批判不能暢達地被表達出來，就只得進入一種惡性循環(huán)：文網(wǎng)逼迫他用晦澀的文字表達他的憤懣和批判，這種憤懣和批判又因一次次的文網(wǎng)升級而更加曲折和曖昧，這也許也是魯迅晚年的一種悲哀�！保�370頁）

　　這就為作者肯定魯迅、同時也肯定胡適掃清了道路，魯迅與胡適兩種截然不同的取向，在一個多元社會，完全是可以同時并存的。當蘇雪林大罵魯迅和“魯迅宗教”時，向來寬容的他嚴肅地批評了蘇的“褊狹和成見”。胡適說魯迅攻擊我們，“其實何損于我們一絲一毫？”他還為《魯迅全集》的出版而盡力（親筆寫信給商務印書館的王云五）。而魯迅的態(tài)度完全是另一種，他承認自己寫文章、辦刊物，總是“黨同伐異”， 辦語絲時不發(fā)徐志摩的作品，辦《莽原》時堅決不登接近“新月派”的來稿�？墒窃诒霍斞干�前罵得狗頭噴血的“新月派”中，葉公超、甚至梁實秋等都對魯迅的文學成就、包括雜文給予了客觀、公正的評價。這是一個值得后人深思的問題。

　　作者進一步認識到，一個自由、昌明的社會，不會盛行“惡毒、仇恨、暴力、黑暗的” 奴隸語言，而一個“充滿著不公正和黑暗的社會”，“‘魯迅話語’就會依然存在”，魯迅生前覺察到了這樣的悲哀，“他的文字因為它所抨擊的時弊的存在而存在著�！保�373頁）這才是更大、更深的悲哀。

　　魯迅已逝，文網(wǎng)依然，魯迅之后的文網(wǎng)史已進入作者的研究視野，那又將是一個沉重卻無法繞過的大題目。

　　2003 年2月6日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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