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平衡社會利益需求為目標的改革，正遭遇一場由官員考核和財政體制內發(fā)引起的劫難。這場劫難表面破壞的是政府的形象，實則最終要損害政府治理國家的能力。

　　看過武俠小說的人都清楚，每當英雄俠客施展出蓋世武功——如《天龍八部》里邊的喬峰，一使出降龍十八掌，便猶如秋風掃落葉一般勢不可擋，因此，可以在江湖上輕而易舉地推行自己的價值標準，從而達到平衡利益的目標。政府跟英雄俠客當然有區(qū)別，因為它畢竟不是人，所以練不成降龍十八掌，也使不了乾坤大挪移，所以，政府的武功很特別，我們管它叫作制度。每個國家的政府，都有成千上萬的制度，就像成千上萬種武功一樣，分別掌握在不同部門的手里。而政府喪失治理國家的能力，就好比英雄俠客被廢掉了全身的武功一樣，再也無法像以前那樣去行俠仗義、懲惡揚善。

　　在《改革失靈的罪魁禍首是誰》一文，我詳細講解了利益混淆所帶來的改革失靈的現象。眾所周知，改革是一個解構和重建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利用手中的權力搗亂了人們原有的預期，因而，如果新的制度無法為人們確立穩(wěn)定和清晰的預期，顯而易見的是，人們就會陷入一種利益的迷茫。在一個社會里邊，光是付出而沒有自己的利益，哪怕再有奉獻精神的人，也遲早會變得消極和頹廢。因為在利益的地形圖里邊，如果他們找不到自己的座標，自然就搞不清楚自己為什么而活。所以，我在該文得出了一個結論：改革失靈的罪魁禍首正是利益的混淆。

　　不過，即使作了這樣一個大膽的結論，我卻沒有就利益混淆是如何廢掉政府武功的問題作出分析，從而給本文的寫作留下了空間。

　　事實上，舉凡每一次改革，我們均可以發(fā)現，政府并沒有故意去回避利益分配的問題。由于設計和推動改革的人心里很清楚，政府是不可以擁有財富的，只有人民才能做財富的主人。因而如果不首先解決利益分配的問題，新的制度就根本運行不了。譬如在新農村建設戰(zhàn)略背景下出臺的一系列惠農政策，無一不信誓旦旦地說要倡導和厲行“工業(yè)反哺農業(yè)、城市支持鄉(xiāng)村”的價值觀念。但是，為什么幾乎所有改革，到了要來評估成果的時候，都被發(fā)現結果事與愿違。譬如以減輕農民負擔為目標的稅費改革，后來農民確實獲得了一些好處，但是揣在懷里一會兒功夫，就被急漲的生產成本抵消掉了。類似的事情同樣發(fā)生在精簡機構的改革上，結果政府瘦不了身，反而多出了一個精簡辦。這豈非笑死老百姓！

　　在政府推動每一次改革之前，總會習慣性地給出一些利益上的承諾，甚至打著平衡社會利益的旗號，以期獲得不同社會群體的支持。因此，一旦這些承諾在現實中得不到兌現，老百姓得不到其應得的好處，就很可能倒戈相向，成為抵制改革的中堅力量。這也是，為什么每一次改革的流產或者失敗，政府都要蒙上一層新的信任危機的根本原因。

　　政府被廢掉了武功，才導致它給不了當初答應了要給老百姓的利益。同時，因為民間社會構不成對權力的監(jiān)督和約束，所以政府的運作基本便處于失范的狀態(tài)。這就進一步造成，幾乎每一次不成功的改革，最終都淪為“為權力腐敗增加新的機會”的惡劣結果。嗟乎哉，悲之大者，莫出于此！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改革失靈的根源實際是現有的自上而下的官員考核選拔和無法框定的財稅政策在作怪。在這兩大頑疾的影響下，政府沒有能力去滿足和落實各利益集團的利益訴求，無怪乎秦暉教授針對土地制度改革的討論，直言“農民的土地問題實則是公民權的問題”。壞的制度引火燒身，才導致了政府的自廢武功，在沒有任何根基的條件下，再去練新的武功，自然便是一場無用功。由此可見，金庸的小說里邊常常寫道，一個人如果練習了兩種相生相克的功夫，很可能就會導致走火入魔，甚或武功全廢的惡果。原來是非常有道理的。

　　憲法雖有明文規(guī)定，國家的權力來源于人民，然而在自上而下的現有官員選拔體制下，任何一級官員的烏紗帽都是上級領導給的，人大的投票充其量不過是“走過場”，跟普通老百姓就更加是毫不相關。因此，當官的只需向上級負責就行了，把底下的官員或老百姓得罪光了仿佛都不要緊。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法律和制度把對領導的監(jiān)督權許諾給了底下的官員或者老百姓，但是因為缺乏相應的程序保障，他們無法確確實實地享受到這些寫在紙上的法益。地方長官一權獨大，如果他不愿意堅守普世的道德價值理念，極有可能利用手中的權力去做壞事，把公有的資源和財富導向私人的領域。這就是所謂的損公肥私了。明白的人都想得通這個道理，政府的利益和官員的個人利益沒有了界線，官員便可以巧妙地利用老百姓認識上的誤區(qū)，假公共利益之名來為私人利益之實。只需要利用一個人的力量，就可以輕易地驅動一個縣、一個市甚至一個省的政府，讓它完全按照自己一個人的好惡和意思來運作，甚至可以惘然不顧法律和政策的約束。這是多么可怕的事？政府的武功就是這樣被廢掉的。

　　只要利益不清，那些懷著不良動機的壞官僚便獲得了混水摸魚的機會，加上遇到改革期間人們預期上的混亂，他們要利用手中的權力去謀私利就更加是神不知鬼不覺。對此，很多人又會指出，利益不清，對壞官僚和好官僚的機會應該是同等的。特別是最近，執(zhí)政黨進行了一系列的官員道德素質教育，如先進性教育、“八榮八恥”教育等等，說不定好官僚一多起來，就會良幣驅除劣幣了。說這話的人可能還沒有好好地認識我國現有的財稅政策。按照我們現在這種財政資源分配的方式，必然產生地方利益和國家利益的沖突。而所有的改革無一不是采取逐層分解攤派成本的方式來進行的，在官員政治考核的壓力下，地方利益和國家整體利益很可能便產生對立。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能期望，官員放棄自己的個人政治利益去滿足國家的整體利益嗎？至少我是持一種消極的態(tài)度。因此，權力失范、官員腐敗幾乎可說是具有必然性的。

　　在政治考核和財政不公的雙重壓力下，政府就算有再好的武功，也要被廢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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