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平日讀書，很留意舊學者身上的小事，這些小事與學術(shù)無關(guān)，但那些學者卻因了這些小事更讓人肅然起敬。這些小事，多屬掌故趣聞一類，對這些東西，是想由小見大，從點滴處見寬闊。小事多了，也能說明大問題。

　　舊學者身上，都有一點讓人感動的東西，而我們現(xiàn)在要從新學者身上真正找一點讓人感動的東西倒很難。還是先說幾件事，再發(fā)感慨吧。

　　羅家倫在一篇懷念蔡元培的文章中說了這樣一件事。抗戰(zhàn)前兩年，蔡元培到南京，那時候汪精衛(wèi)還是行政院院長兼外交部長，他請蔡先生吃飯。蔡先生苦勸他改親日的行為，立定嚴正態(tài)度，以推進抗戰(zhàn)的國策。在座的都看見蔡先生的眼淚，滴在場盤里，和湯一道咽下去。

　　蔡元培先生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他是從舊時代過來的人，但他對自己的國家，自己的民族，是真愛，不然他不會落淚的，今日的讀書人，大概很難產(chǎn)生這種感情了。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記胡適1948年底和傅斯年同在南京度歲，一邊喝酒，一邊背誦陶淵明的《擬古》第9首，背完之后，兩人都流下了淚。胡適和傅斯年現(xiàn)在已不是什么忌諱的人物了，他們個人的政治選擇是一回事，但他們對國家的感情又是一回事，看胡適、傅斯年的一生，他們和蔡元培先生一樣，那是真愛這個國家。舊學者心中的這種感情是怎樣培養(yǎng)起來的呢？

　　1941年陳寅恪在香港時，廣州的偽組織和陳璧君都誘迫過他，偽北京大學亦來誘召，日本人及漢奸還曾以40萬港幣讓陳先生辦東亞文化協(xié)會及審定中小學教科書，但陳先生都拒絕了，而當時陳先生連離開香港的旅費都沒有。

　　從過去的學者身上，我們不免要想這樣的問題，就是文化傳統(tǒng)的影響。這些舊學者既是傳統(tǒng)的讀書人，又是新時代的開拓者，他們做人做事做學問的態(tài)度都是自然形成的，從舊到新，沒有什么障礙，可見讀書人總是分得清好壞的，好東西在哪里都好。新與舊的融合，使他們這些人給中國的讀書人樹立了個好榜樣。他們不僅在事關(guān)民族大義的問題上分得清是非，就是在個人做事的方式上，也有許多感人的東西。

　　羅家倫回憶他在北大的同學段書詒。段在病危的時候，醫(yī)生給他用了氧氣，他醒過來后卻用低微的聲音囑咐道：“外匯，少用一點。”這使當時在場的人都非常感動。

　　西南聯(lián)大時期，當時教育部想給聯(lián)大各院院長加薪，但這些院長們想到其他教授的艱苦生活，就主動拒絕了。類似的情況，在當時的知識分子當中是很多的。

　　這幾年研究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人，都試圖在那些舊知識分子身上發(fā)現(xiàn)思想資源和道德資源，但當人們發(fā)現(xiàn)這些資源的時候，就有一個常識問題談不過去，他們是在什么樣的環(huán)境里長大的？我們能否給培養(yǎng)了他們的那個環(huán)境以公平的認識？這樣想的時候，我們會不會有今不如昔之感呢？

　　為什么懷舊

　　1995年11月底，我為收集有關(guān)西南聯(lián)大的資料，曾去昆明一次，當時恰好許多西南聯(lián)大校友回昆明，紀念“一二•一”運動50周年和西南聯(lián)大校慶，我和當年的西南聯(lián)大學生一起交談，聽他們回憶和遐想，幾乎每日都沉浸在過去的歲月里……當時我感到最難忘的是這些聯(lián)大的學生那么容易懷舊，容易被往事牽走……后來我整理資料，看許多聯(lián)大學生的回憶，好像能理解一點他們的情緒，因為那些歲月中畢競有美好的東西。他們都已是70歲以上的老人，但他們懷念的也僅是自己的青年時代，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懷念自己的學生時代。

　　人老了是容易懷舊的，但所能憶起的，多數(shù)是溫馨的往事，不是一切過去都可以成為回憶的，就說那些聯(lián)大學生，為什么不懷念50年代60年代或以后的生活呢？所以，我漸漸明白了一點，所謂懷舊，多數(shù)是懷念那些失去了的好東西。

　　我這幾日正讀張冠生先生的一本書，名為《鄉(xiāng)土足音》，這本書是寫費孝通的。費孝通晚年，特別懷舊，我過去讀他的散文印象就很強烈，這次讀張冠生先生的書，又見到費孝通先生許多這方面的資料。在一次追思楚圖南的會上，費孝通說：“我們上一輩人，很多知識分子身上，都有那么一股勁，不去想個人榮辱和得失，腳踏實地，用自己的專長為社會做事情，始終都是一個樣子�，F(xiàn)在，這股勁不大看得到了。，應該把這一套接下去�！�

　　1995年9月，在南京師范大學，費孝通又說：“教育是干什么的，我們民盟討論過多次，大家認為，教育的目的應該是提高人民的素質(zhì)�？墒牵�素質(zhì)又是什么呢？不能空講，要有具體內(nèi)容，我說主要就是懂得做人的道理。所以，教育上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講做人的道理和規(guī)則。現(xiàn)在似乎不大講這個了，怎么做人不講了，光教你怎樣做一個工程師，怎樣操作電腦，怎樣考高分，教育變成一個很狹隘的東西了。比起來，我們上一代人倒清楚一點，抗戰(zhàn)時期，都懂得愛國，當個正派人，這是做人的根本。沒有了根本，怎么去做人做事呢……”為什么上代人知道教育的真詩而后來的人不懂了？因為文化精神不同了。1943年張清常先生給西南聯(lián)大師范學院附小寫過一首校歌，歌詞是這樣的：

　　在這里四季如春，

　　在這里有愛沒有恨。

　　我們要活潑精神，

　　守秩序，相敬相親。

　　我們讀書要認真，

　　知識要多，頭腦要清新。

　　能獨立判斷，能儉能勤，

　　發(fā)奮努力，好好的做個人。

　　如果一個孩子，從小唱著這樣的校歌長大，大概能做一個好人。因為能產(chǎn)生這樣的校歌的環(huán)境，是由許多文化因素構(gòu)成的，就說這首簡單的校歌，后人就不一定能寫得出，不是文人學者笨了，而是不興這個了，所以人們才常常懷舊。

　　過去的大學生的辯論

　　前兩年大學生辯論很時髦，但后來好像冷下來了，我沒有去細想冷下來的原因，但看過幾次當代大學生的辯論，感到這樣的辨論，不管怎么說，意義實在有限，辨論充其量不過是一場表演而已，而與其費時看這樣唇槍舌劍的表演，還不如去看一場話劇或讀一兩本金庸的小說。

　　大學生辯論，本是一種很好的形式，但光有這個形式，沒有實際內(nèi)容，辯論再精彩，也只是一時的口才較量，而沒有思想的力量。當代大學生辯論的弱點，不在于參加者的素質(zhì)和口才，而在于整個辯論中缺乏時代精神。而時代精神，簡單說，就是你所辯論的問題，是不是生活中真正存在的，是不是多數(shù)人都關(guān)心的。任何辯論，只有把握住這樣的問題，才能真正見出水平，不然辯來辯去，都是一些生活中不存在的問題，或者是憑常識一眼就能看出的問題。大學生辯論雖然看似一個形式，但由于大學生在當代社會中特有的角色，所以由這種角色傳達的是整個時代的文化精神。有時我看著那些聰明的大學生為一個常識甚至公理而無理辯三分時，我真覺得這是浪費他們的才華。那么真正的辯論應該是什么樣的呢？

　　前幾年，我在做《觀察》研究的時候，曾在圖書館見到過一本40年代末在南京出版的《大學評論》。在這本刊物的第2卷第10期上登載了一篇當時上海交大師生的辯論記錄。當時是1948年12月28日。這次辯論的主題是《和談是可能的嗎？》。正方：和談是可能的。反方：和談是不可能的。經(jīng)過兩小時的辯論，同學公斷結(jié)果，百分之六十五的人認為目前和平不可能，反方獲得大勝。

　　上海交大的這次辯論很有深度，而這深度首先來自于他們辯論的是一個現(xiàn)實生活中大家最關(guān)心最有傾向的問題，由于是真問題，辯論雙方才真正投入智慧和判斷，絕不是臨時從字典和辭書上查那些所謂的豐富知識。真正的辯論，有時口才、風度反而不重要了�！洞髮W評論》上那篇關(guān)于和平是否可能的辯論，50年后，依然具有很高的價值，從中可以看到40年代末中國知識界的整體價值取向，對于分析當時知識分子的政治選擇都是很生動的歷史資料。知識分子是最愛和平的，但當時多數(shù)知識分子認為和平不可能。在這些大問題上，上海交大的辯論給歷史學家留下了豐富的思考空間。這次辯論，從雙方的語言、邏輯和辯論的技巧看，都是今日大學生所望塵莫及的，這也反映了當時校園文化的風貌，歷史應該是一代勝過一代，但有時又不這么簡單。

　　做人的底線

　　這一兩年，經(jīng)常聽到朋友們在議論歷史上許多失節(jié)的文人或者官員，由此也多少涉及到對當代的一些評價，總的情緒是人都是復雜的，世事艱難，每個人都不容易，都有一個底線，在底線內(nèi)，都好說，都容易求得諒解，但過了這個底線，再要辯解，就有點說不過去了。

　　那么什么是底線呢？這個標準由誰來定？由誰裁判？我覺得底線雖無明文規(guī)定，但這個線在人們的心中，它是無形的，但又時時制約著人們的行為，特別是社會賢達的行為。

　　我所理解的底線有兩條，一條是帶有民族情感的，如外敵入侵時，應當持一什么立場。中國人最講這個，在這方面失節(jié)，通常不會被后世諒解。一條是帶有人道主義色彩的，如公然違反人類行為的準則，中國人好像不太在意這一點，所以許多在這方面過了底線的人很容易被諒解，這是很悲哀的。

　　經(jīng)常聽到這樣的說法：那樣的事給了誰都得做，環(huán)境使然，不做不行。不管持這種觀點的朋友有多少理由，我覺得過了底線，不管過去如何，總是一大污點。許久以來，我經(jīng)常聽到朋友們?yōu)橐恍┻^了底線的人辯解，聽聽他們的理由，好像也不無道理，但不能細想。如果照那種辯解的邏輯，似乎世界上的事就只是利害，而沒有是非了，這怎么可能呢？我讀過周佛海的日記，如果光聽他說，那理由也很讓人動心，但終究經(jīng)不起一問。周作人出任偽職，就北大當時的校產(chǎn)而言，是得到了保護，而且還有發(fā)展，但人們不會因為這就原諒了他，如果多幾個這樣做了而被原諒的例子，以后再遇上大事時，肯定選擇周作人的路的人要多起來，那時這個民族還有什么希望，所以這個底線不能過。當年燕京大學復校時，燕大教務長洪業(yè)曾替兩人說情，一個是燕大圖書館館長田洪都，日據(jù)時期他繼續(xù)主持圖書館，洪業(yè)說他為保護藏書，動機是好的，但沒法說服別的教授。另一個是容庚，他在偽北大教了書，洪業(yè)說容庚一向在抗日運動里很活躍，他還辦過愛國雜志《火把》，很多教授都給他投過稿，他在偽北大教書只是為求溫飽而已，但洪業(yè)同樣未能說服別的教授（陳毓賢《洪業(yè)傳》149頁，北京大學出版社）。如果這樣的教授可以原諒，那當年跋山涉水去了重慶和昆明的大學教授不是可去可不去嗎？但世上沒有這樣的道理，所以西南聯(lián)大回到當年的北平后，傅斯年代理胡適出掌北大，堅決不聘在偽北大供職的教授，這就是底線，不能過。由于事關(guān)民族大義，中國人在這一點上是有好傳統(tǒng)的。但我前面說的另一條底線，就不明顯了，有時過了這條線的人反而比沒過線的人還得意，這是因為中國人在人道主義這條線上沒有悠久的傳統(tǒng)，所以才有“寧可錯殺而不放過”的傳統(tǒng)。人道主義好像是西方的東西，聽起來很抽象，但我理解也很簡單，就是行善，不要做絕事。什么是不做絕事呢？就是人頭掉了是不會重長出來的，如此而已。這個底線也不能過，誰過了這個底線，或者誰原諒過了這條底線的人，好像都不會讓后人諒解。不管什么線，其實說到底是我們做人要先有一個最低的標準，過了這個線，就不是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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