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桂蘭，女，北京市民。因丈夫趙長澤在一九四九年以前當過交通警察，在文革中被定為“歷史反革命”。他們夫婦必須出門戴著羞辱性的“歷史反革命”和“反革命老婆”的標識牌。由于這個牌子標明的“反革命”家屬的身份，王桂蘭有重病卻被醫(yī)院拒絕醫(yī)治。王桂蘭走投無路，服大量安眠藥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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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姥姥只有我母親和二姨兩個女兒。母親剛參加工作，姥爺就去世了，而二姨家境又貧寒，所以姥姥一直和我們一起過。

　　二姨和母親是截然相反的兩種人——母親好學習（兩次去日本留學）、事業(yè)心強、喜歡轟轟烈烈、心胸開闊、交際廣泛，她身體健康好運動，打籃球、排球、網球、爬山、劃船、騎自行車……她練就一副男兒性格，不愿受拘束，姥姥姥爺拿母親當兒子待；
二姨從小體弱多病、不愛上學、不愛參加工作、心眼小、愿意過溫馨的小家庭生活、不善于交際。母親是左嗓子，吹拉彈唱一竅不通；
二姨酷愛戲曲，聽到評劇就陪著落淚，聽到京劇就跟著哼哼。年輕時曾決心去當演員，但是姥爺覺得自己是京城營造業(yè)知名人物（北京著名的“長安大戲院”——第一座無立柱的兩層劇場，就是他設計、施工的），認為女兒做“戲子”有失自己的身份，堅決不同意。

　　如果是母親，可能早就叛離了家庭去實現(xiàn)自己的理想，而二姨天性怯弱，毫無反抗精神，及至姥爺去世，二姨也早已超過了學戲的年齡�？赡苁菫榱藦浹a這一終生的遺憾吧，她嫁給了同樣酷愛戲曲而且拉得一手絕妙的京胡的姨夫。姨夫家境貧寒，婚前，二姨常常在吃飯的時候，多盛些飯菜藏起來，偷偷送給姨夫吃。

　　姨夫對京胡的愛好，簡直達到了“癖”的程度——他經常半夜兩、三點起床，趕到京劇名角的琴師家，站在墻外偷聽人家怎樣練功。

　　他每年春節(jié)，都要去我家演奏一次。尤其是他拉的京劇曲牌“夜深沉”，每次我們全家老少都聽得如醉如癡。演奏完了，窗戶外面準趴滿了鄰居們好奇的腦袋。可是，藝術不能當飯吃。他必須去工作，他當過交通警、拉過洋車、去協(xié)和醫(yī)院做過會計……一旦業(yè)余愛好和工作發(fā)生沖突時，總是工作讓位，于是什么也干不長。剛結婚那兩年和我們一起過，可是姐倆的脾氣、兩家的生活習慣又那么不一致，所以最終還是分開了。母親介紹他到摩托車廠當了一名會計，以后再沒有離開那個單位。

　　做家長的可能都是這樣——子女當中，越是“沒出息”的、越是離自己遠的，她（他）越是惦念。

　　姥姥一到二姨家，盡管房間只是陰暗潮濕的狹長的一條，盡管只能容納三個人的一個通鋪就占去了房間的一半，她仿佛感覺這才是她最舒心的地方。

　　二姨喜愛生活，愿意收拾家務，這個簡樸的家被她安排得特別溫馨——僅有的幾件家具擦得锃亮，潔白的抹布永遠疊成整齊的方塊兒，干干松松地擺在桌角；
墻上貼著幾張喜氣、文雅的年畫；
枕邊是線裝的、發(fā)黃的《紅樓夢》、《三俠五義》等兩三本書，還有幾本租來的古裝小人書；
茶杯、飯碗都是那么小巧玲瓏，讓人不渴不餓都想用它們喝水、吃飯；
炒菜的鐵鏟兒磨得只有銅錢那么大，使用起來就像在玩“過家家”。

　　二姨不像母親說話那么直，嘴出奇地甜，往往說得姥姥心花怒放。姨夫和二姨說話常用京劇的“道白”：

　　“娘子，給我兩毛錢我去買豬肉黃醬是也——”

　　“相公，早去早回不要延誤時間哪——”二姨隨聲附和。逗得我哈哈笑個不停�？上�他們不會編唱詞，只能念，不能唱，否則和侯寶林先生說的相聲《戲迷》別無二致。

　　姨夫好說笑話，對我們晚輩又十分和氣，我特別愿意和他相處。別看我家的伙食比姨夫家的好，我反倒更愛吃他家的飯。最難忘的是姨夫用“支鍋”（陶制，像鍋，扣在火爐上，底部密布圓孔）烙的餅，又香又脆。

　　有一回姥姥和二姨去串門，姨夫留下來給我做飯吃。做飯前，他先征求我的意見，問我想吃什么。看我說不出來，就用商量的口氣說：“咱們吃‘小金魚’怎么樣？”我問“小金魚”是什么飯，他故意賣關子不肯說，吊我的胃口。等到他做的時候我才知道，原來就是用面做的“撥魚”。在家的話，可能我對它沒有一點兒興趣，可是跟姨夫在一起吃，覺得格外香。

　　回到家，想讓母親也好好奇，特意炫耀我吃了一頓“小金魚”，不料母親平淡地說了聲：“奧，你們吃的是撥魚。”弄得我大失所望。

　　在了解小孩兒心理方面，我更佩服姨夫和二姨。善解人意的二姨有一件讓姐姐永遠銘記的事：

　　“天色忽然暗了,雷聲隆隆、烏云翻滾,暴雨就要來了。我和鄰居的兩個女孩子,剛開始在院內一角過家家,此刻只有掃興地回屋。

　　‘還想玩兒嗎?’二姨溫和地說,‘來,我給你們出個主意�！�

　　她支起一把大的紅油紙傘,用幾只木凳、小板凳、洗衣搓板,在房檐下、墻根前搭起了一個有棚的小屋。她用棉花搓個燈捻，往小瓷盤里倒了些花生油，做了一盞小小的油燈、點燃，擺在‘小屋’里的‘桌子’上。哦，我們三個小姑娘，歡愉得無法形容！大女孩坐在中間，扶著傘把，我們兩個小的緊挨她坐在兩旁。幾張凳子圍成的‘墻’，把我們圍在當中。我緊摟懷里的毛巾娃娃，瑟縮起肩膀，抵御著風雨的涼氣，聽著唰唰的雨聲清脆地打在紙傘上。院子里滿是雨泡泡，而我們的小屋卻干干松松的。我的好娃娃、乖孩子，你暖和地偎在媽媽懷里，露出小腦袋，看看這有趣的情景吧！看那遙曳的小油燈，在昏暗的雨簾里，發(fā)出多么誘人、活潑的光焰！”

　　二姨有嚴重的哮喘病，不犯病的時候，經常到我家來。孩子們見她來了，都高興極了。哥哥還小的時候，二姨總是先和他溫習唱過多次的京劇，等二姨滿意了，就該滿足我們的要求——講她拿手的《濟公傳》——每次都讓我們笑疼了肚子、直不起腰。

　　姥姥偏疼二姨，也感慨他們夫妻的和睦。當初二姨要嫁給姨夫，姥姥可能也不贊成過，如今看到他們雖然生活并不富裕，卻能夠相親相愛，對她也是個不小的安慰，跟親戚們常說：“真是一對恩愛的夫妻呀……”

　　由于身體不好，二姨幾乎沒有工作過，自然談不上犯錯誤，姨夫又是窮苦的出身，按理說在“文革”時應該平安無事，可是災難并沒有饒過他們。能找出來他們的全部“罪過”，就是姨夫在解放前當過半年的交通警。

　　老實人總是最吃虧的。假如姨夫自己不坦白這段歷史，誰還能記得他當過警察？況且過去又沒有戶口檔案。結果“文革”一開始，就把他定成了“歷史反革命”，免去了他的會計職務，下放到車間當一名沒人愛干的“爐前工”。

　　這是鈑金車間最苦最累的工種，負責給鉚工提供燒紅的鉚釘——一旦鉚釘燒到了合適的火候，必須盡快地把它們一個個從火爐里夾出來、送出去。他變成了令人眼花繚亂的機器，要一刻不停地重復幾百上千次一樣的動作，一批完了，稍做休息下一批鉚釘又到了火候。之所以這么緊張，是因為稍一拖延鉚釘就會燒化，提前取出鉚釘又太硬。夏天就不用說了，即使冬天，在爐前站久了，皮帶的金屬扣都烤得火燙，經常把胳膊燙出燎泡。

　　他們老老實實地繡了標明“身份”的布牌，縫在衣服上——淺色衣服是黑布白線繡字；
深色衣服是白布黑線繡字。他們沒有母親膽兒大，敢在沒熟人的地方換上沒布牌的衣服，而是走到哪里都戴著“身份”——“歷史反革命”、“反革命老婆”。

　　二姨的哮喘越來越厲害，根本離不開醫(yī)院，可是大夫看到她的“身份”，不敢給她看病、開藥方，有時候沒進醫(yī)院的大門就被轟出來了。更讓她絕望的是，到一家親戚那里去串門，本來想訴訴苦悶、得到安慰，沒想到人家見了她的“身份”，惟恐帶來麻煩，硬是沒讓她進門，還說了些不中聽的話。我家，隨時有被抄的危險，她自然不敢登門。

　　病痛、羞辱、擔驚受怕，讓二姨臥床不起了。有人送來了口信，姥姥去二姨家照顧她，同時也為了躲開抄家的恐怖。

　　幾天以后，我家就遭到了抄家的劫難�！凹t衛(wèi)兵”押著母親快到家的時候，得到了鄰居小孩的報信，姐姐躲到了二姨家。

　　此時二姨住的是公婆留下的一間寬敞的北房，有兩戶鄰居但自成一個獨立的跨院。在屋門以外，姐姐就聽見二姨每喘一口氣帶來的呻吟和姨夫的嘆息聲。

　　姐姐輕輕敲了敲門上的玻璃，姨夫掀開玻璃后的布簾，僅僅露條窄縫，驚恐地辨認來人是誰。看清了是姐姐，急忙讓她進屋，又急忙關嚴了門，就像做了賊。他狐疑地打量姐姐，問道：“是不是被抄了家？”

　　姐姐不想增加他的恐懼，裝做沒事似的說：“沒有，我就是來看看二姨的病�！�

　　姨夫突然驚訝道：“噫！你怎么還敢穿裙子？”然后規(guī)勸說，“這年頭還是少走動好。你不拉小提琴了吧？別拉啦，我的胡琴都讓人砸啦。”

　　姥姥痛苦地看著女兒每分每秒地受著罪，想不出解救的辦法，只能用手輕輕地拍著二姨的后背，希望憋在氣管里的痰能夠痛快地吐出來。

　　二姨已經幾天不能平躺，只能倚坐在床上費力地大口喘氣。因為缺氧，浮腫的臉變成了紫紅色。見姐姐來，她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是艱難地點點頭。呆了一會兒，姐姐實在不忍心看著二姨的難受樣，起身告辭要走。

　　“孩子，”姨父也站起來：“我就不留你啦�！�

　　“等等……”二姨從劇喘中，掙扎著指指床邊的五屜柜：“抽屜……開開……衣服……”她艱難地說出這幾個字，又是一陣劇烈的咳嗽，一口口地吐著帶血絲的痰。

　　姨父不解地拉開了一個大抽屜，里面都是二姨的半新不舊的衣服。

　　“米……米黃色的……”二姨紫脹著臉，無比艱難地指指那些衣服，喘得上氣不接下氣。

　　姨父找出一件米黃色咔嘰布西式舊上衣，二姨搖搖頭；
姨父又找出一件九成新的、同樣質料和樣式的上衣，二姨點頭：

　　“穿上……送你的……”

　　“二姨，您留著穿吧�！�

　　“穿上……”她閉了閉眼，又是一陣抖肺搜腸般的咳嗽。姥姥心疼地流下了眼,一手輕輕地拍她的背,一手用手絹擦去淚水。

　　“既然你二姨想送給你，”二姨父遞給姐姐：“你就穿吧。她或許怕你冷，穿上吧�！�

　　姐姐只有穿上了，正合身。幾天以后她才明白，那是疼愛她的二姨與她永別的紀念品。一天夜里，二姨吃了大量的安眠藥自殺了。

　　我和弟弟幫助姨夫料理后事，正碰上街道積極份子來通知姨夫搬家——因為姨夫家只有一口人了，又是“反革命”，無權居住二十來平米的北房，讓他搬到胡同里另一個大雜院兒的一間十多平米的南房去住。

　　來送通知的是個很會說話的老太太，她看周圍沒有外人，還安慰了姨夫幾句：“您不用太難過，就當是她出了差，出了趟長差�！薄白⌒↑c兒的房子還剩房錢呢。您說是吧？”

　　姨夫苦笑著陪她說著話，直表示馬上就搬家。倒是人家沒催得那么緊，允許他拖延幾天。

　　我們以為姥姥失去最疼愛的女兒，一定難過得死去活來。沒想到她倒很坦然，對我們說，死了比活受罪強。

　　沒有了二姨，姥姥把姨夫當兒子看待，經常去看他，幫他料理家務。

后來我家遇到了新的一輪災難，姥姥就躲到姨夫那里去住。

　　姥姥去世以后，我們又都在外地，和姨夫斷了聯(lián)系。七十年代，苦悶、孤獨的他鬼使神差般地又匆匆找了一位農村戶口的老伴。沒想到此次婚姻沒有給他帶來幸福，反而讓他更加苦惱。七八年的一個夜晚，他和二姨一樣，也是吃了大量的安眠藥自殺了。

　　一生清貧簡樸、膽小怕事的二姨、姨夫，終于到陰間團聚去了。生前脾氣、愛好處處相同的一對恩愛夫妻，想不到連死的方式都那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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