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傳達出濃郁的本土氣息的莫過于沈從文的作品。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當我們試圖回眸尋找具有中國本土特性的歷史敘事時，首先想到的就是沈從文筆下的湘西這個最富有地域色彩的文學世界。湘西作為苗族和土家族世代聚居的地區(qū)，是一塊尚未被儒家文化和現(xiàn)代文明徹底同化的土地，衡量這片土地上生民的生存方式，也自有另一套價值規(guī)范和準則。沈從文的獨特處正在于力圖以湘西本真和原初的眼光去呈現(xiàn)那個世界，實現(xiàn)著他作一個\"地方風景的記錄人\"的愿望。他以帶有幾分固執(zhí)的\"鄉(xiāng)下人\"姿態(tài)執(zhí)迷地創(chuàng)造了鄉(xiāng)土景觀，\"不管將來發(fā)展成什么局面，湘西舊社會的面貌與聲音，恐懼和希望，總算在沈從文的鄉(xiāng)土文學作品中保存了下來。\"因此，他筆下的湘西世界構成了鄉(xiāng)土地域文化的一個范本，\"幫助我們懂得，地區(qū)特征是中國歷史中的一股社會力量\"1。當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不可避免地走向世界文學的一體化進程的時候，沈從文正是以鄉(xiāng)下人的固執(zhí)的目光，為我們保留了本土文化的最后的背影。

　　但是，這個本土形象在沈從文研究界卻漸漸成為一個本質化的唯一形象。研究者們只偏重于把沈從文看成一個地域作家，在強調沈從文的本土性和地域性的時候，往往又漠視了他的復雜性。尤其到了40年代，展現(xiàn)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新的沈從文，一個現(xiàn)代想像和國家想像的建構者。但是這個與歷史、文化甚至政治語境絞結糾纏的沈從文，這個在地域敘事中熱切思考和回應現(xiàn)代性和民族國家問題的沈從文卻更容易被我們忽略。而這個有文化關懷和政治熱情的沈從文，集中映現(xiàn)在充斥著傳媒符碼的《長河》中。

　　沈從文創(chuàng)作于四十年代初期的長篇小說《長河》2中一個有意味的現(xiàn)象是頻繁出現(xiàn)了報刊的字樣，既有如《創(chuàng)造》、《解放》、《申報》、《中央日報》、天津《大公報》等一些現(xiàn)代報刊史上重要的報刊，也涉及到省報、沅陵縣報等地方性報紙。這些傳媒字眼的大量出現(xiàn)或許是值得深入探究的。能不能把它們作為一種現(xiàn)代大眾傳媒符碼來把握？在一部描寫湘西少數(shù)民族地域史的追求\"江河小說\"模式的創(chuàng)作中為什么會如此頻繁地出現(xiàn)大眾傳媒符碼？沈從文是在什么樣的具體語境中運用這些傳媒符碼的？通過傳媒符碼的運用，沈從文在建構什么樣的想像？這些符碼又是怎樣以一種小說文本內的結構性因素參與了小說敘事意義的生成，從而成為小說文化幻景的一部分？這都是令人感興趣的問題。

　　《長河》中復現(xiàn)次數(shù)最多的是《申報》3的字樣，一共出現(xiàn)了十六次。在小說故事的發(fā)生地--湘西辰河中部的小口岸呂家坪，《申報》的讀者群主要有兩類，一類是直接讀者群，主要是地方行政人員（如小說中提到的\"稅局中人\"）和民間的士紳階層。小說中士紳的代表，是在當?shù)嘏e足輕重的商會會長和橘子園主人滕長順，他們都是《申報》的二十多年的讀者，是直接閱讀《申報》的主體，《申報》既是他們從中了解天下大事的途徑，又是一種身份、階層乃至權力資本的象征4。呂家坪還有另一類《申報》的間接讀者，代表人物就是小說的貫穿性的主人公老水手的形象，他是楓樹坳的祠堂看守人，看守的就是橘子園主人滕長順的祠堂。小說中兩次寫到他是\"老《申報》間接讀者，用耳朵從會長一類人口中讀消息\"，證明《申報》已經(jīng)從士紳階層輻射到平民百姓，構成了整個湘西社會獲得消息的重要來源。

　　但是，由此而過高估計《申報》所表征的大眾傳媒在《長河》時代的湘西所產生的作用，則會陷入過度闡釋的陷阱。湘西世界還有另外一個公共輿論空間，而且是占據(jù)更主導地位的空間，這就是湘西大眾口耳相遞的傳聞和道聽途說的消息，構成了老中國更具普遍性的鄉(xiāng)土口頭傳聞空間。老水手正是這一口頭傳聞輿論空間中的真正主角甚至是明星。他可謂是傳統(tǒng)傳媒方式--鄉(xiāng)土傳聞的化身，其本人就是一個微型的消息與新聞的集散地。沈從文動用了很大氣力寫老水手對消息的匯集與傳播：\"老水手到了呂家坪鎮(zhèn)上，向商會會長轉達橘子園主人的話語，在會長家同樣聽到了下面在調兵遣將的消息……還可從那些船老板和水手方面，打聽出一些下河新聞。他還希望聽些新聞，明天可過河到長順家去報告。\"因此橘子園主人滕長順見到他總是會問：\"有新聞沒有？\"小說敘事者接下來的干預性解釋是：\"話中實有點說笑意思，因為村子里唯有老水手愛打聽消息，新聞格外多。\"5

　　\"消息\"和\"新聞\"是小說《長河》的關鍵詞。小說一開始，寫的就是老水手坐守祠堂，一邊擺攤子，一邊聽各路人談各路消息：

　　祠堂既臨官道，并且濱河，來往人多，過路人和弄船人經(jīng)過坳上時，必坐下來歇歇腳，吸一口煙，松松肩上負擔……聽生意人談談各樣行市，聽弄船人談談下河新聞，以及農產物下運水腳行情，一條辰河水面上船家得失氣運。遇到縣里跑公事人，還可知道最近城里衙門的功令，及保安隊調動消息。

　　祠堂\"既臨官道，并且濱河\"，而官道與河流，在湘西都是傳播資訊的最重要的渠道。其中的那條辰河，更是沈從文圖騰一般的符碼，所負載的諸如經(jīng)濟學、社會學、文化學、人類學乃至主題學方面的語義，在沈從文的作品中怎樣詮釋都是不會過分的。沈從文的讀者都熟悉他的創(chuàng)作談《我的寫作與水的關系》：

　　我雖離開了那條河流，我所寫的故事，卻多數(shù)是水邊的故事。故事中我最滿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為背景，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為我在水邊船上所見到的人物性格。我文字中一點憂郁氣氛，便因為被過去十五年前南方的陰雨天氣影響而來，我文字風格，假若還有些值得注意處，那只因為我記得水上人的言語太多了。

　　這篇發(fā)表于1934年，與《邊城》寫作差不多同期的文字強調的尚是\"水\"對沈從文作品的環(huán)境背景、人物性格以及文字風格的影響，但到了《長河》中，\"水\"尤其負載了在交通和資訊方面的功能。這對于考察沈從文后期創(chuàng)作視野的變化是有啟示性的。如果說，《邊城》中的河流凸顯出的主要是民俗學和人類學方面的價值，那么，在《長河》中，它在政治經(jīng)濟、交通運輸和資訊傳播方面的作用則被沈從文充分渲染。老水手坐守的正是水陸交通要道，來來往往的人，經(jīng)過老水手的祠堂時，\"必坐下來歇歇腳\"，同時交流各種小道消息�！堕L河》故事情節(jié)的相當重要的組成部分，就是寫傳聞與消息的傳播。它塑造的是鄉(xiāng)土社會中的典型公眾輿論空間，楓樹坳祠堂從而與魯迅的咸亨酒店，老舍的裕泰大茶館，沙汀的其香居茶館，一起構成了鄉(xiāng)土公共空間的象征。

　　正是這種由小道消息和口頭傳聞所構成的鄉(xiāng)土輿論空間，構成了《申報》登場的具體語境。《申報》的地位是在與民間傳聞的對比中顯現(xiàn)出來的。這種民間口頭傳播的消息大都是小道消息，其中又以謠言為主，缺乏可信度。而湘西人，尤其是那些關心外部世界和國家大事的當?shù)厥考�，他們了解到的更\"真實可靠\"同時也更重要的新聞都來自現(xiàn)代傳媒。比如小說寫到商會會長：\"會長原是個老《申報》讀者，二十年來天下大事，都是從老《申報》上知道的。\"有人告訴他說老蔣明年要帶兵和日本打一仗，他就表示不相信，因為他有更準確的消息來源：\"世界大戰(zhàn)要民國三十年發(fā)生，現(xiàn)在才二十五年，早得很！天津《大公報》上就說起過！\"

　　由此可以看出，《申報》和《大公報》一類的現(xiàn)代大眾傳媒，建構了不同于鄉(xiāng)土傳聞的另一種話語和輿論空間。它帶給湘西以\"天下大事\"，帶來的是不同于真假難辨的口頭傳聞的另一種\"真實\"性的新聞。當然這個\"真實\"是要打上引號的，換句話說，在我們今天看來，報紙的真實其實是建構出來的。但是在當時湘西人眼中，報紙才是真正可信任的資訊途徑。小說中寫到：\"老《申報》到地照例要十一二天，會長還是相信國家重要事總會從報上看得出。報上有的才是真事情，報上不說多半不可靠。\"在今天看來，遲到十一二天的報紙早失掉了時效性6，但是至少它的\"真實\"性是不容質疑的。這就是現(xiàn)代傳媒所塑造的神話之一，即真實性的神話。

　　我所關注的問題是，在《長河》的敘事中，湘西這兩種輿論空間--鄉(xiāng)土傳聞與現(xiàn)代傳媒--塑造著民眾不同的想像方式，從而也決定了湘西民眾對外部消息的重述與重塑，進而決定了他們對外部世界的想像。對我的議題來說，被傳播的消息是什么不是最主要的，更主要的是這些消息在湘西經(jīng)過了怎樣的改造和變形，又怎樣介入和影響了湘西民眾的生活世界。這時，我注意到了《長河》中的另一個關鍵詞--\"新生活\"運動。湘西的兩種輿論空間所塑造的不同想像方式，集中表現(xiàn)在貫穿《長河》始終的關于\"新生活\"運動的話題上。

　　\"新生活\"運動是1934年初由蔣介石親自倡導、發(fā)起的一場全國范圍內的所謂\"文化復興運動\"。它所涵括的內容相當廣泛，其核心是要恢復以\"禮、義、廉、恥\"為代表的傳統(tǒng)道德規(guī)范和儒家價值觀。1934年2月19日，蔣介石在南昌的總理擴大紀念周集會上做了題為《新生活運動之要義》的講演，提出要使\"一般人民都能除舊布新，過一種符合禮義廉恥的新生活\"，\"開始一個新生活運動\"，標志著歷時十五年之久的新生活運動的開端。此后短短幾個月里，新生活運動組織迅速遍及全國二十多個省市，張貼標語、散發(fā)傳單、提燈游行、組織檢查、發(fā)表演說，一時間好不熱鬧7�！堕L河》中就集中描述了湖南的常德轟轟烈烈的新生活運動的情形，毗鄰的湘西也行將被它波及，這也說明國民黨建立的統(tǒng)一民族國家的政權，還是有它在行政上的覆蓋能力的，連湘西的普通百姓都感覺到\"新生活\"陰影的籠罩。

　　\"新生活\"由此構成了《長河》中的另一重要符碼，這一字眼一共出現(xiàn)了整整五十次之多，既表現(xiàn)了外部世界的重大事件對湘西的影響，又標識著作者潛在的政治關懷。它顯然是一種具有鮮明的政治色彩的符碼，它的頻繁出現(xiàn)既生成著小說的政治語境，又顯示著風格特征，與你讀《邊城》的感覺是不一樣的�！哆叧恰肥且粋�相對自足而純粹的民俗世界，它拒斥的就是\"申報\"、\"新生活\"一類的字眼兒；
而當《長河》充斥著關涉外部世界的異質性語匯時，小說所建構的語義空間也顯然與《邊城》有所不同。

　　對\"新生活\"運動的描述在《長河》中是以兩種形態(tài)表現(xiàn)的，一是通過民間傳聞和小道消息的固有的鄉(xiāng)土傳播途徑，二是以商會會長為代表的士紳階層讀《申報》所得到的印象。

　　小說一開始，寫的就是老水手坐守祠堂，聽幾個過路的鄉(xiāng)下人談新生活運動，這就是\"新生活\"在湘西民間口頭傳聞中的最初呈現(xiàn)，被渲染成一副兇神惡煞般的模樣，使鄉(xiāng)下人感到的是大難臨頭般的憂慮和恐慌，比如小說這樣寫一個背著豬籠的婦人的反應：

　　婦人把話問夠后，簡單的心斷定\"新生活\"當真又要上來了，不免惶恐之至。她想起家中床下磚地中埋藏的那二十四塊現(xiàn)洋錢，異常不安，認為情形實在不妥，還得趁早想辦法，于是背起豬籠，忙匆匆的趕路走了。兩只小豬大約也間接受了點驚恐，一路尖起聲音叫下坳去。

　　《長河》接下來花費了許多筆墨寫水手們談論在常德所見到的\"新生活\"實施情形，寫呂家坪人對\"新生活\"的傳聞和議論，\"新生活\"在小說中演化成滑稽可笑的面目。小說中有一段寫湘西人對\"新生活\"的嘲弄：

　　譬如走路要靠左，衣扣得扣好，不許赤腳赤背膊，凡事要快，要清潔……如此或如彼，這些事由水手說來，不覺得危險可怕，倒是麻煩可笑。請想想，這些事情若移到鄉(xiāng)下來，將成個什么。走路必靠左，鄉(xiāng)下人怎么混在一處趕場？不許脫光一身怎么下水拉船？凡事要爭快，過渡船大家搶先，不把船踏翻嗎？船上灘下灘，不碰撞打架嗎？事事物物要清潔，那人家怎么做霉豆腐和豆瓣醬？澆菜用不用大糞？過日子要衛(wèi)生，鄉(xiāng)下人從哪里來衛(wèi)生丸子？紐扣要扣好，天熱時不悶人發(fā)痧？

　　類似的段落在小說中集中出現(xiàn)過四、五處之多，可見沈從文非常重視\"新生活\"所指稱的政治話語空間8。但沈從文所關心的并不是新生活運動的本意，他描述的其實是鄉(xiāng)下人對\"新生活\"自己的觀感和想像，是鄉(xiāng)土輿論空間對國家大事件的態(tài)度和重塑，是民間話語以狂歡節(jié)的方式對官方話語的改造9。沈從文的策略是回避自己對\"新生活\"運動的直接判斷，而是讓湘西世界的公共輿論空間自行呈現(xiàn)對\"新生活\"的認知和想像。但是小說中敘事者諷喻的口吻卻還是透露了作者對\"新生活\"運動的調侃與嘲弄的態(tài)度。沈從文的政治關懷通過對新生活運動的調侃得到了充分的傳達。

　　小說自然夸張了鄉(xiāng)下百姓對\"新生活\"的驚恐與調侃。但\"新生活\"之所以讓鄉(xiāng)下人感到可笑和恐懼，主要是因為它以一種夸張變形的不真實的方式在民間流傳。而與傳播小道消息的弄船人、老水手乃至背豬籠的婦人不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稅局中人、會長們是《申報》的讀者，\"新生活運動的演說，早從報紙看到了\"10。因此，對于\"新生活\"即將來到湘西的傳言，會長就有了自己的\"權威\"判斷：\"會長以為這是全國都要辦的事情，一時間可上不來�？v上河要辦，一定是大城里先辦，鄉(xiāng)下暫時不用辦……他的推測是根據(jù)老《申報》的小社評表示的意見。\"

　　會長的權威性其實來自于現(xiàn)代傳媒的權威性�，F(xiàn)代大眾傳媒正是以其\"真實性\"與權威性的幻覺實行對社會輿論空間的宰控。它也正是如此介入了湘西這樣看似封閉保守的傳統(tǒng)社會，在民間固有的新聞傳播途徑和輿論導向方式之外發(fā)揮著結構性的作用。這種作用尤其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層面：一是建構湘西人對外部世界和所謂\"現(xiàn)代\"的具體想像。對湘西這樣的偏僻的鄉(xiāng)土，現(xiàn)代大眾傳媒是展現(xiàn)\"現(xiàn)代\"視野的最佳途徑。二是塑造國民現(xiàn)代素質和民主法制公正等現(xiàn)代意識11。三是輔助集權國家在具體的行政權力之外實施新聞與輿論的控制，傳播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這種對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的傳播以及對國家想像的建構，尤其是大眾傳媒的重要的功能。沈從文的《長河》顯示出，現(xiàn)代民族國家意識的建構過程，與現(xiàn)代大眾傳媒之間有著盤根錯節(jié)的關系。與國家機器有形的管制不同，大眾傳媒在無形中建構著一種統(tǒng)一的\"民族國家\"想像性圖景，并塑造著國民對于\"國家\"的信仰�！堕L河》中的湘西士紳和普通百姓就每每流露出相信國家的樸素情感：

　　長順是個老《申報》讀者，目擊身經(jīng)近二十年的變，雖不大相信官，可相信國家。對于官，永遠懷著嫌惡敬畏之忱，對于國家，不免有了一點兒\"信仰\"。這點信仰和愛，和他的家業(yè)性情相稱，且和二十年來所得的社會經(jīng)驗相稱。他有種單純而誠實的信念，相信國家不打仗，能統(tǒng)一，究竟好多了。國運和家運一樣，一切事得慢慢來，慢慢的會好轉的。

　　會長說：\"親家，樹大就經(jīng)得起攀搖。中國在進步，《申報》上說得好，國家慢慢的有了中心，什么事都容易辦。要改良，會慢慢改良的！\"

　　長順的想法恐怕是有代表性的，中國的相當一部分老百姓也是這樣，\"不大相信官，可相信國家\"。長順和會長代表的湘西士紳，就有這樣一種相信國家的意識，而且這種國家意識是與《申報》的灌輸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的。作者有意忽略了《申報》在中國現(xiàn)代傳媒史中的特殊位置和具體特點，如辦報方針及其演變、不同歷史階段所選擇的意識形態(tài)策略以及與政權和國家主義之間的復雜絞結的關系等等12，沈從文更是把《申報》籠統(tǒng)地看成現(xiàn)代傳媒的象征和標識，所以它更是一個符碼。但正是作為大眾傳媒符碼的《申報》在塑造湘西百姓的\"國家\"意識，傳播國家主義意識形態(tài)方面起著顯而易見的作用13。無論是橘園主人，還是商會會長，其對\"國家\"的意識和\"信仰\"，都得益于《申報》（當然更包括《中央日報》）二十多年潛移默化的熏陶。至于老水手這類\"老《申報》的間接讀者\"，則更加迷信傳媒的權威性，并且更其天真地相信報紙是上傳下達的最好方式，甚至于相信蔣委員長也能通過《申報》了解到湘西一隅發(fā)生的事情14。

　　從某種意義上說，《申報》所代表的現(xiàn)代傳媒已經(jīng)構成了《長河》所描繪的湘西社會中一個值得重視的\"公共空間\"15。湘西人最早讀《申報》的時間暫時無法考察。但沈從文至少在尚未離鄉(xiāng)的青年時代，就已是《申報》等報刊的忠實讀者16。據(jù)《從文自傳》，在一、二十年代之交，\"軍閥間暫時休戰(zhàn)，\"聯(lián)省自治\"的口號喊的極響，\"兵工筑路墾荒\"，\"辦學校\"，\"興實業(yè)\"，幾個題目正給許多人在京、滬及各省報紙上討論\"。沈從文或許還沒有能力在報紙上參與這樣的討論，但當時地方為了\"促進鄉(xiāng)治的實現(xiàn)與實施，還籌辦了個地方刊物，置辦了一部大印報機，設立了一個報館\"。沈從文則臨時調到新報館作了校對。不知這是否可以看成沈從文后來踏上文學之旅，進而經(jīng)常與現(xiàn)代傳媒打交道的一個開始。但影響了沈從文一生的一個關鍵時刻畢竟在進入報館后來臨了。與他同住一間房子的一個印刷工人，\"因為在長沙地方得風氣之先，由于\"五四\"運動影響，成了個進步工人\"，買了好些新書新雜志，讀的已經(jīng)是五四時期的《改造》、《超人》、《創(chuàng)造周報》。這種新的閱讀視野迅速征服了沈從文，\"我對于新書投了降，不再看《花間集》，不再寫《曹娥碑》，卻喜歡看《新潮》、《改造》了\"。沈從文還把現(xiàn)代傳媒帶給他的影響訴諸行動17，直至他從湘西走出來，成為現(xiàn)代傳媒的一個主角18。

　　這種受新書報和新思想的感召而迎來人生轉捩點的偉人\"創(chuàng)始\"神話在現(xiàn)代人物傳記中司空見慣，已經(jīng)沒有什么特殊意味可言了。但沈從文所描繪的湘西與現(xiàn)代傳媒的關系有助于我們理解為什么《長河》中如此頻繁地出現(xiàn)傳媒符碼。它的功能是有多重性的。現(xiàn)代傳媒既展示著一個嶄新的現(xiàn)代視野，也意味著溝通湘西與外部世界的具體途徑，同時建構著湘西人對于天下和國家的具體想像。有研究者通過對邸報的研究指出：

　　明清時期的邸報能夠跨越地域隔閡，造成知識分子與朝廷、天下的聯(lián)系，建立他們對天下國家的具體感。它的媒介功能構成了一個個人參與、觀看公共事物的場域。當邸報（包括小報）透過行政系統(tǒng)或商品行銷由權力中心向外擴散，以至于構成傳播網(wǎng)絡時，它也就成為一個\"天下\"人共同觀看的\"舞臺\"……他們擁有一個共同的\"公共場域\"19。

　　現(xiàn)代大眾傳媒類似的功用則更明顯。它一方面提供著民眾辨識、想像\"天下國家\"的具體化的情境，另一方面，傳媒本身也是一個社會活動場域，聚焦著民眾的目光，充當著國家政策和國家政治經(jīng)濟生活的權威解釋者和無冕發(fā)言人，同時也是現(xiàn)代生活和民族國家形象的最重要的具體建構者。我們往往忽略了大眾傳媒的這種建構的作用，以為傳媒只是在客觀報道和紀錄天下的事情，其實傳媒不僅在具體影響著我們的生活，而且在具體建構著我們的生活，甚至傳媒就是我們的生活本身。所以阿爾都塞早就指出：媒介看起來似乎在反映現(xiàn)實，\"而實際上是構建現(xiàn)實\"20�！渡陥蟆纷鳛楝F(xiàn)代傳媒作用于湘西世界，也有一種構建現(xiàn)實的作用。體現(xiàn)在《長河》中，則是對\"國家\"想像的建構。而以《申報》為代表的現(xiàn)代傳媒則是現(xiàn)代國家的政治與經(jīng)濟生活以及國家權力與統(tǒng)治對湘西宰控手段的一種既具體而又無形的體現(xiàn)。從這個意義上說，自進入現(xiàn)代以后，湘西社會就不再具有維持世外桃源之純潔的可能性和現(xiàn)實性21。

　　考察《長河》中的傳媒符碼的意義正在這里。傳媒符碼的存在揭示了湘西社會的歷史性，揭示湘西與天下國家的一體化的圖景。正是《申報》這類現(xiàn)代傳媒持續(xù)地作用于湘西關于外部世界以及\"國家\"的具體想像，同時也構成了建構湘西社會關于\"國家\"意識和想像的重要環(huán)節(jié)，使湘西這一少數(shù)民族聚居的偏僻角隅得以把自己與民族國家這一想像的共同體聯(lián)系起來，把自己想像為民族國家中的一部分22。從這個意義上說，現(xiàn)代傳媒在塑造國家主義意識形態(tài)方面可謂功不可沒。

　　國家主義話語在《長河》中的介入，也同時復雜化了這部文本的政治傾向。以往的某些研究（譬如美國學者金介甫）有可能過度地強調了沈從文的少數(shù)民族立場，過度強調了沈從文的\"力爭湘西自治\"的政治理想，可能是把西方語境中對中國地方性以及差異性問題的關注過多地帶入了沈從文研究。盡管在沈從文那里，對湘西自治的主張與對民族國家的認同之間可能沒有矛盾，但是研究者們過于強調其自治理想這一維度，則可能會忽略沈從文對于民族國家在心理和情感意義上的認同的一面。尤其《長河》時期更表現(xiàn)出這種認同感23。因此，對《長河》的概括至少應該包含兩個方面：一方面《長河》是一部試圖以江河小說的形式寫湘西地方史的地域主義小說24，另一方面，《長河》中建構的對\"國家\"以及\"現(xiàn)代\"范疇的想像，則使小說表現(xiàn)出超越湘西一隅的更廣闊的政治與文化的包容性視野。

　　這就涉及到了沈從文一貫堅持的表述策略，即\"鄉(xiāng)下人\"與\"城里人\"的對舉。沈從文常常自稱是鄉(xiāng)下人，他在小說中經(jīng)常建構的也是\"鄉(xiāng)下人\"與\"城里人\"的二元格局。這種二元格局背后隱含的語義并非是少數(shù)民族和現(xiàn)代國家之間的對立，而是鄉(xiāng)土與都市的對峙、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沖突。小說中敘述者有這樣的聲音：\"雖說民國來五族共和，城里人，城里事情，總之和鄉(xiāng)下人都太隔遠了。\"作者在肯定和認同\"五族共和\"的前提下把問題轉化為\"鄉(xiāng)下人\"與\"城里人\"的距離。這種\"鄉(xiāng)下人\"與\"城里人\"的距離，也許揭示的是現(xiàn)代中國歷史進程中所遭遇的更本質的問題。對鄉(xiāng)土與都市、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始終如一的關注，使沈從文成為自覺思索現(xiàn)代性問題的作家。而在《長河》中，沈從文比在其它文本中更集中建構的正是關于\"現(xiàn)代\"的想像。正像他在《長河》題記中指出的那樣：\"\"現(xiàn)代\"二字已到了湘西。\"那么，在小說文本中，\"現(xiàn)代\"究竟是如何被具體感知的？又是經(jīng)由何種途徑和方式被獲得理解的？沈從文建構的是一種什么樣的\"現(xiàn)代\"想像？

　　美國一學者指出：\"大眾媒體為不同群體理解其他群體的生活提供了手段。他們的理解是通過建構社會不同階層的形象來進行的；
這些形象總是從主導階級的視角來界定的。\"25盡管《長河》所描述的湘西世界關于\"城里人\"的想像，在很大程度上來自于大眾傳媒的塑造，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沈從文并沒有通過所謂\"主導階級的視角\"來理解城市，相反，他卻是站在\"鄉(xiāng)下人\"的立場來建構對\"城里人\"以及都市生活的想像：

　　城里大學堂教書的，一個時刻拿的薪水，抵得過家中長工一年收入！花兩塊錢買一個小紙條，走進一個黑暗暗大廳子里去，冬暖夏涼。坐下來不多一會兒，就可看臺上的影子戲，真刀真槍打仗殺人，一死幾百幾千，死去的都可活回來，坐在柜臺邊用小麥管子吃橘子水和牛奶！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全蘇州到處都是水，人家全泡在水里。杭州有個西湖，大水塘子種荷花養(yǎng)魚，四面山上全是廟宇，和尚尼姑都穿綢緞袍子，每早上敲木魚鐃鈸，沿湖唱歌。……總之，如此或如彼，這些事述說到鄉(xiāng)下人印象中時，完全如哈哈鏡一樣，因為曲度不同，必然都成為不可思議的驚奇動人場面。

　　聲音是敘事者的，但模仿的是鄉(xiāng)下人的口吻，給人的感覺就像中國人看西洋景一樣，都市生活在鄉(xiāng)下人的敘述中就有一種奇觀效應。當然細細分辨，敘事者的口吻中還有一種嘲笑，又譬如下面一段：

　　頂可笑的還是城里人把橘子當補藥，價錢貴得和燕窩高麗參差不多，還是從外洋用船運回來的。橘子上印有洋字，用紙包了，紙上也有字，說明補什么，應當怎么吃。若買回來依照方法擠水吃，就補人；
不依照方法，不算數(shù)。說來竟千真萬確，自然更使得出橘子地方的人不覺好笑。

　　這種嘲笑是沈從文的，還是鄉(xiāng)下人的，也許是難以分辨的。但這種觀照都市的視角，卻是典型的鄉(xiāng)下人視角。

　　沈從文在都市輾轉了近二十年，但是對\"鄉(xiāng)下人\"的那份自我體認仍沒有舍棄，或許在自我期許之外更構成了文本寫作的表義策略26。在《長河》中，\"鄉(xiāng)下人\"則成為一種視角，傳達著湘西人對\"城里人\"的想像。盡管沈從文早期小說中丑化城里人的描寫策略有所改變，但那份\"如哈哈鏡一樣\"的夸張和變形卻一如既往。而背后，則是沈從文在《長河》題記中表達的對\"現(xiàn)代\"沖擊下的湘西的憂慮：\"農村社會所保有那點正直樸素人情美，幾幾乎快要消失無余，代替而來的卻是近二十年實際社會培養(yǎng)成功的一種唯實唯利庸俗人生觀。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經(jīng)被常識所摧毀，然而做人時的義利取舍是非辨別也隨同泯滅了。\"現(xiàn)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體的東西，不過是點綴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輸入，上等紙煙和各樣罐頭在各階層間作廣泛的消費。抽象的東西，竟只有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際世故。\"這是對現(xiàn)代沖擊下鄉(xiāng)土生存方式的隱憂，也是對\"現(xiàn)代\"本身的反思。沈從文因此成為中國現(xiàn)代的文化守成主義思潮的重要一環(huán)27。與那些處處強調革新與改造的激進主義者不同，沈從文更看重傳統(tǒng)與鄉(xiāng)土生存方式及觀念形態(tài)，如正直樸素人情美、做人時的義利取舍是非辨別，甚至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等等。換句話說，這些傳統(tǒng)的存在是不能被一下子拋棄的，即使被替代，也要看看替代物好不好，不是一提到\"現(xiàn)代\"，就都是好的。\"現(xiàn)代\"在沈從文那里，不是一個\"進步\"的代名詞，它必須在中國語境中檢驗，在鄉(xiāng)土語境中檢驗，在沈從文的湘西敘事中檢驗28。因此，沈從文對現(xiàn)代的反思就提供了中國現(xiàn)代作家認知\"現(xiàn)代性\"的別一種視野。(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它與魯迅的現(xiàn)代或者李金發(fā)的現(xiàn)代，與胡適的現(xiàn)代或者吳宓的現(xiàn)代都有些不同，它復雜化了對中國\"現(xiàn)代性\" 的理解和體認，從而有助于把一個非同質化的\"現(xiàn)代\"范疇引入到中國現(xiàn)代歷史的進程中來，使\"現(xiàn)代\"自身成為一個蘊涵著多維的甚至悖反的內容的存在。

　　因此，沈從文通過\"鄉(xiāng)下人\"的視角對\"現(xiàn)代\"的想像有助于我們認識中國現(xiàn)代性語境的豐富性。德里克認為，\"對現(xiàn)代性體驗的結果卻是歷史的喪失以及和過去的斷裂\"。沈從文正是意識到這種斷裂的存在并進而屢屢表達自己的杞憂。\"現(xiàn)代\"在他這里是個需要具體分析的范疇，是無法直接納入一個籠統(tǒng)的\"現(xiàn)代性\"的宏大敘事之中的。至少在沈從文理解中，現(xiàn)代的理念與現(xiàn)代的具體表現(xiàn)方式其實是分裂的，\"現(xiàn)代\"在湘西要么變了味，要么就只剩下皮毛。在《長河》時代，\"現(xiàn)代\"在湘西還是一個異質的存在物，還沒有變成湘西的內部的同質的東西。湘西依舊殘存的地域特征與異質的現(xiàn)代因素是糾纏在一起的，這種糾纏更印證著德里克所謂\"中國是一個有著多種空間性和時間性的國家\"29。這使沈從文所需要處理的觀念和視野的矛盾從來就不像有些學者所描繪的那么單一。譬如中國的本土學者就突出強調沈從文的文化視野，而忽略了在諸如《長河》這類作品中表現(xiàn)出的政治關懷和熱情30。而西方學者則過于強調沈從文作品的地域性特征以及對于地方自治的追求，而忽略（或者視而不見？）了《長河》在國家與現(xiàn)代想像問題上的復雜性。

　　《長河》最終體現(xiàn)出的是國家主義與地域話語之間的張力。而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激進與守成的維度又參雜在國家與自治話語之間，使《長河》成為一個內部開放的話語空間。多種話語和權力形態(tài)的絞結，使小說呈現(xiàn)出的秩序圖景是極不穩(wěn)定的，各種話語也處在一個非平衡狀態(tài)的張力場中，左右沖撞，四處奔突。小說中每每體現(xiàn)出一種兩難的境地；
同時不穩(wěn)定的秩序圖景作用于小說的敘事形態(tài)，也使小說顯示出一種動態(tài)的敘事格局。讀《長河》你會感到內心很喧囂，既有閱讀情緒上的浮躁，也有意識形態(tài)上的困惑，你與作者一樣尋找不到出路。這就是因為小說缺乏內在的遠景形象，既是一種文化遠景，也是意識形態(tài)遠景。所以沈從文面臨的矛盾是，一方面他要寫長河式的詩史般的大敘事，另一方面則是歷史的長河究竟要流向哪里，又是作者無法企及的�！堕L河》的敘事視野中缺乏一個新的歷史觀念和歷史景象的維度31。而文化視野以及意識形態(tài)遠景的缺乏，則使沈從文甚至無法給故事中湘西世界的復雜局面一個哪怕是想像性的解決。如果說《邊城》的結尾已經(jīng)預示著湘西自足的田園圖景的破碎，那么，《長河》則表現(xiàn)出一種未完成性32。當湘西世界向何處去的問題與國家形象和現(xiàn)代視野糾纏在一起的時候，已經(jīng)不是沈從文在紙上所能解決的。雖然《長河》題記中說：\"作品設計注重在將常與變錯綜，寫出\"過去\"\"當前\"與那個發(fā)展中的\"未來\"。\"但是在1942年寫作《長河》的時候，這個\"未來\"尚遙遙無期。各種現(xiàn)實性的政治話語以及現(xiàn)代性話語的介入，使得《長河》真正要處理的主題遠不如《邊城》那么單純�！堕L河》標志著沈從文從文化理想向政治理想，從審美想像向意識形態(tài)想像的過渡，這使《長河》不同于《邊城》的人類學屬性，而充分展示了意識形態(tài)特征。而《申報》所象征的現(xiàn)代傳媒的介入，無疑更加彰顯了這種意識形態(tài)屬性�！堕L河》的意義就生成于關于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鄉(xiāng)土傳聞與大眾傳媒、民族國家與區(qū)域自治、文化關懷與政治熱情之間的夾縫中。

　　以《申報》為代表的現(xiàn)代報刊因此以一種大眾傳媒符碼的方式構成了小說文本內部的結構性因素，同時也就作為一種政治、文化符碼參與了小說敘事的生成，進而成為小說文化幻景的一部分，在《長河》中由一種外在于小說世界的傳媒形象\"變成了敘事意義的生產者\"33，最終凝聚了沈從文《長河》時期的政治想像和文化想像。在研究界所樂于勾勒的一般視野中，沈從文的湘西世界是一個自足而封閉的世外桃源，其象征就是1934年的《邊城》。而從《邊城》到《長河》，沈從文的湘西世界似乎完成了一個歷史階段的跨越，仿佛是從\"前史\"一下子邁進了\"現(xiàn)代史\"。這與《長河》直接處理了湘西社會的\"現(xiàn)代\"想像和\"國家\"想像，直接介入了\"現(xiàn)代性\"語境以及現(xiàn)實政治語境大有關系。而這種\"現(xiàn)代性\"和現(xiàn)實政治語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通過小說中具體的傳媒符碼建構的。

　　2002年9月6日一稿

　　2003年1月1日二稿于京北育新花園

　　注釋

　　1 金介甫：《沈從文傳》，4頁，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0。

　　2 《長河》創(chuàng)作于1939到1942年，據(jù)沈從文的《長河》題記，小說本來要寫四卷，但最終只有第一卷問世。對這部小說國內學術評論界重視的不夠，但是夏志清在《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中就曾經(jīng)說\"《長河》最能夠充分體現(xiàn)沈從文藝術天才的的各個方面\"。此外最喜歡《長河》的可能是沈從文的表侄，畫家黃永玉：\"我讓《長河》深深地吸引住的是從文表叔文體中醞釀著新的變格。他寫小說不再光是為了有教養(yǎng)的外省人和文字、文體行家甚至他聰明的學生了。我發(fā)現(xiàn)這是他與故鄉(xiāng)父老子弟秉燭夜談的第一本知心的書。一個重要的開端。\"\"為什么淺嘗輒止了呢？它應該是《戰(zhàn)爭與和平》那么厚的一部東西的�。≌障嫖魅吮痉值目捶�，這是一部最像湘西人的書，可惜太短。\"（巴金 黃永玉等著：《長河不盡流--懷念沈從文先生》，452頁，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9）

　　3 《申報》是中國歷史上辦報時間最長的大報之一，1872年在上海創(chuàng)刊，1949年終刊。它對十九世紀末葉到二十世紀前半葉的中國報業(yè)史以及對民間閱讀的影響力是難以估價的�！渡陥蟆吩诿耖g甚至成了報紙的代名詞。比如江浙一帶至今在民間語言中仍把報紙稱為\"申報紙\"。比如我親耳聽到寧波老人說\"把申報紙整整好\"，盡管現(xiàn)在已經(jīng)不再有什么《申報》。徐鑄成回憶說：\"在我幼年的江南窮鄉(xiāng)僻壤，都是把《申報》和報紙當作同義語的。比如，新媳婦要回娘家，會叫他的男人：\"這些東西不好帶，拿張申報紙來包包。\"雖然撿出的可能是《新聞報》，或者是別的報紙。\"所以人們往往尊稱《申報》為\"老申報\"（《報海舊聞》，8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4 在湘西這樣偏僻的鄉(xiāng)土一隅，讀《申報》肯定標志著身份，同時也標志著權力。

　　5 在二十世紀初葉到二、三十年代的具有前現(xiàn)代特征的湘西，考察新聞與消息傳播的具體方式、途徑與速度是令人著迷的話題。外邊世界的消息傳聞、政府的政令舉措以及國家和世界的重大事變究竟是怎樣傳到偏僻的湘西一隅的？鄉(xiāng)土傳聞和現(xiàn)代傳媒這兩種形式在湘西社會輿論空間中各占據(jù)著什么樣的位置，又分別起著什么樣的相同和不同的作用？外部世界的新聞與消息怎樣作用于當?shù)厝说南胂瘢坑秩绾卧谒麄兊挠洃浿谐掷m(xù)？外部世界發(fā)生的大事件在鄉(xiāng)土記憶中持續(xù)的時間與資訊發(fā)達程度之間又有怎樣的一種關系？在湘西這樣保留了鄉(xiāng)土特征的前現(xiàn)代社會，曾經(jīng)發(fā)生過的某一重大事變譬如袁世凱稱帝或革命軍北伐，即使過了很久，仍會持續(xù)占據(jù)人們的記憶和話題的中心�！堕L河》描寫的故事發(fā)生在1936年，但\"在當?shù)厝诵闹�，還老只記著護國討袁時，蔡鍔帶兵在這里與北方軍隊作戰(zhàn)，印象深刻\"，因此小說中的人物二姑娘仍然在問\"不是下頭南軍和北軍又開了火，兵隊要退上來？\"這樣落伍了十多年的問題。

　　6 消息的傳播在不同的歷史時空和地域中，它的時效性也有所不同。在前現(xiàn)代社會中，遲到十一二天的報紙在當?shù)厝丝磥硪苍S仍具有時效性。當然，湘西也有時效性更強的更\"現(xiàn)代\"的傳媒，那就是當?shù)豛"福音堂\"的牧師才有的無線電，用小說中人物的話說，\"天下消息當天都知道\"。

　　7 參見關志鋼：《新生活運動研究》，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

　　8 小說還借鄉(xiāng)下人的口吻諷刺了一下蔣介石：\"我聽高村人說，他船到辰州府，就在河邊眼看到\"新生活\"下船，人馬可真多！機關槍，機關炮，六子連，七子針，十三太保，什么都有。委員司令騎在大白馬上，把手那么叉著對民眾說話，（鼻子嗡嗡的，摹仿長官聲調）諸位同胞，諸位同志，諸位父老兄弟姊妹，我是\"新生活\"。我是司令官。我要奮斗！\"據(jù)金介甫，沈從文在八十年代與他談話中說，這里的委員司令指的就是蔣介石。參見金介甫：《沈從文傳》，399頁，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0。

　　9 考察民間話語對官方話語的狂歡節(jié)式的改造，《長河》中的民間輿論空間對\"新生活\"的敘述和想像是一個絕好的例子。\"新生活\"在湘西民間傳播的過程，由此是可以作為一個傳播學的具體生動的案例進行分析的，從中可以考察鄉(xiāng)土社會口頭傳聞所具有的一系列特征。

　　10 《申報》刊載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綱要》（附新生活須知）是在1934年5月15日第10版（署名蔣中正的重要文章放在10版，這在今天似乎是不可想象的）。《申報》此后仍陸續(xù)刊有關于\"新生活\"運動的報道。

　　11 譬如小說借保安隊長的師爺之口說出的地方報紙--沅陵縣報上\"凡事公正，公買公賣\"的宣傳和主張，以現(xiàn)代傳媒的方式傳達出來，就有別于鄉(xiāng)土觀念形態(tài)，而有了一種現(xiàn)代意味。

　　12 這方面的相關研究可參見徐載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報史料》，北京：新華出版社，1988。宋軍：《〈申報〉的興衰》，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馬光仁主編：《上海新聞史（1850-1949）》，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

　　13 1872年《申報》創(chuàng)刊號告白稱：\"凡國家之政治，風俗之變遷，中外交涉之要務，商賈貿易之利弊，與夫一切可驚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聽聞者，靡不畢載，務求其真實無妄，使觀者明白易曉，不為浮夸之樣，不述荒唐之誤，庶幾留心時務者于此可以得其概，而出謀生理者于此亦不至受其欺。此新聞之作，固大有益于天下也。\"《申報》在漫長的辦報歷史中大體上堅持了初衷。即使在蔣介石統(tǒng)一中國之后，作為以新聞時事政論商務為主的報紙，它也有別于《中央日報》一類的固守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黨報，尤其在三十年代初期，《申報》批評政府，抨擊時政，遭到了國民黨政府的查禁，從1932年7月16日起，《申報》全部被上海警備司令部扣在市郵政局的地下室內，一律不準郵往外地。嚴格說來，《申報》并不是大力提倡國家主義的報紙（考察歷史上的《申報》與國家意識形態(tài)之間的盤根錯節(jié)的關系是另一篇文章的議題），但恰恰是這樣一份報紙同樣參與了塑造湘西人的國家意識的過程。這就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證明了現(xiàn)代傳媒在塑造民族國家，使國家成為一個想像的共同體的過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14 《長河》原著中是這樣寫的：\"話既由油坊而起，老水手是個老《申報》間接讀者，于是推己及人忖度著：\"我們南京那個老總，知不知道這里開油業(yè)公司的事情？我們?yōu)槭裁床坏莻�報，讓他從報上知道？他一定也看老《申報》，他還派人辦《中央日報》，應當知道。\"\"

　　15 這個\"空間\"主要是文本中建構的空間，或者說是沈從文所建構的湘西社會的可能存在的想像圖景。至于這個圖景是不是湘西社會本來固有的，不是本文處理的問題。當然可能湘西社會傳媒空間的真實圖景就是《長河》所描述的那樣，但即使如此，我們也不能根據(jù)小說來指認湘西的歷史真實。我們必須區(qū)分兩個層面，一個是文本中建構的，一個是湘西實有的。我只能處理第一個層面的問題，即文本內部的問題。所以我強調《長河》中的傳媒符碼是文本內部因素，而且是結構性的因素。我的真正的興趣其實是從文本的內部邏輯出發(fā)，探討文本的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問題。或者說，是沈從文在文本中所處理和建構的問題，是沈從文反映在《長河》中的觀念視野。當然，進一步追究沈從文有沒有把他自己對國家的想像移植到了湘西世界之中，進一步追究《長河》中的國家話語是湘西社會所固有的，還是屬于沈從文自己的觀念領域內部的問題，也會是有意思的。我們的困難在于無法確認哪些是湘西社會原初的圖景，哪些是沈從文自己建構出來的想像。我們很難做關于二十世紀初的湘西在田野和實證方面的研究，即使有這方面的資料與條件，也很難還原世紀初到三十年代湘西本來的真實形態(tài)，尤其國家想像問題更屬于觀念畛域，是很難訴諸實證研究的。

　　16 《從文自傳》中回憶，沈從文在軍隊中受一個司令官的秘書的影響，\"同一個老書記約好，三人各出四毛錢，訂一份《申報》來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報紙買成郵花寄往上海后，報還不曾寄來，我就仿佛看了報，且相信他的話，報紙是了不得的東西，我且儼然就從報紙上學會許多事情了\"。《沈從文文集》，第九卷，172頁�；ǔ浅霭嫔� 三聯(lián)書店香港分店，1984。

　　17 《從文自傳·一個轉機》：\"我常�？吹綀蠹埳掀胀ㄐ侣剻谡f的賣報童子讀書、補鍋匠捐款興學等記載，便想，自己讀書既毫無機會，捐款興學倒必須做到。有一次得了十天的薪餉就全部買了郵票，封進一個信封里，另外又寫了一張信箋，說明自己捐款興學的意思。末尾署名\"隱名兵士\"，悄悄把信寄到上�！睹駠�日報·覺悟》編輯處去，請求轉交\"工讀團\"。\"《沈從文文集》，第九卷，221頁�；ǔ浅霭嫔� 三聯(lián)書店香港分店，1984。

　　18 這個主角曾出演過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編輯的角色，尤其以《論\"海派\"》一文，直接引發(fā)了轟動三十年代中國文壇的\"京派和海派\"大論戰(zhàn)，諸多文化人包括魯迅都卷入了這場論爭。

　　19王鴻泰：《社會的想象與想象的社會--明清的信息傳播與\"公共社會\"》，陳平原 王德威 商偉編：《晚明與晚清：歷史傳承與文化創(chuàng)新》，139頁。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20 參見尼克·史蒂文森：《理解媒介文化》，64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21 正是在與充斥著現(xiàn)代傳媒符碼的《長河》的對比中，沈從文的《邊城》中的田園牧歌世界昭示了它的十足的想像性，它只有人類學意義上的自足性，是一個文化烏托邦。因此它不是一個現(xiàn)實之物，而是一個象征之物。所以《邊城》的核心語言，是一種象征表意和意象表意的語言，比如小說中的\"渡船\"、\"碾坊\"、倒掉的白塔的意象，二老儺送嚇唬翠翠時說的話：\"大魚來咬了你\"，甚至\"虎耳草\"這類風物志意義上的意象，都是一種象征性表意語言。而一部文本中象征表意居多，文本的語言就是一種靜態(tài)圖景和畫面占據(jù)主導地位的語言。這使《邊城》的敘事節(jié)奏相對較慢，而《長河》的節(jié)奏就快得多�！堕L河》第一卷的故事時間大概只有幾天，它在短短的時間段中容納了更多的情節(jié)。

　　22 而從湘西社會的現(xiàn)實層面考慮，對\"國家\"的認同也是保證自身安全乃至生存的一種策略。沈從文到了1981年仍在說：\"必須把湘西當成中國的湘西，才不至于出問題。\"沈從文：《〈沈從文散文選〉題記》，《沈從文文集》，第十一卷，80頁�；ǔ浅霭嫔� 三聯(lián)書店香港分店，1984

　　23 這種對于\"國家\"意識的關注和傳達恐怕還與《長河》寫作的抗戰(zhàn)歷史背景有關。抗戰(zhàn)爆發(fā)不久，沈從文就在老家將\"同鄉(xiāng)文武大老\"（湘西沅陵行署第一屆主任陳渠珍和苗民領袖龍云飛）請到家中懇談，\"結論就是\"家鄉(xiāng)人責任重大艱巨，務必要識大體，顧大局，盡全力支持這個有關國家存亡的戰(zhàn)事，內部絕對不宜再亂\"\"（沈從文：《〈散文選譯〉序》，《沈從文文集》，第十一卷，87頁。花城出版社 三聯(lián)書店香港分店，1984）。1938年冬，沈從文還致信給\"湘西幾個在鄉(xiāng)軍人\"，提醒他們\"莫錯過這千載難逢的報國機會\"（沈從文：《莫錯過這千載難逢的報國機會》，《沈從文文集》，第十二卷，361頁。花城出版社 三聯(lián)書店香港分店，1984）。

　　24 沈從文筆下的\"關鍵詞\"之一是\"照例\"�！堕L河》的第一章《人與地》也\"照例\"是從湘西的人文與地理寫起，勾勒居住在辰河\"兩岸的人民近三十年來的大略情形\"，使這一章表現(xiàn)出風物志的傾向。\"照例\"字樣的頻頻出現(xiàn)，標識著《長河》以\"江河小說\"的形式書寫恒常的地方史的意向和動機。沈從文在《長河》題記中這樣自述：\"作品起始寫到的，即是習慣下的種種存在；
事事都受習慣控制，所以貨幣和物產，于這一片小小地方活動流轉時所形成的各種生活樣式與生活理想，都若在一個無可避免的情形中發(fā)展。\"所以，在\"常\"與\"變\"中，小說先寫的是\"常\"，是習慣下的種種存在。小說從\"洞庭多橘柚\"寫起，寫辰河沿岸百里都是橘園，繼而寫到橘子的買賣，既寫民俗、地方風物，又寫了經(jīng)濟，即題記中所說\"貨幣和物產\"。這就是一種江河小說的模式�！堕L河》的開頭表現(xiàn)出的沈從文的視野很開闊，也很大氣。

　　25 戴安娜·克蘭：《文化生產：媒體與都市藝術》，90頁，南京：譯林出版社，2001。

　　26 至少在沈從文寫作生涯的二、三十年代，\"鄉(xiāng)下人\"的立場使他在作為\"城里人\"的讀者閱讀期待視野中有一種新奇和陌生感，他的創(chuàng)作也更容易\"出彩\"。

　　27 這方面的論述參見劉洪濤：《〈邊城〉：牧歌與中國形象》，《文學評論》，2002，1。

　　28 回到作家的敘事中去還原歷史，去把現(xiàn)代想像具體化，從而避免把現(xiàn)代性的問題本質化，是一個可以嘗試的做法。一旦回到歷史敘事中，現(xiàn)代性就自然呈現(xiàn)出一種多元景觀。所以我關心對現(xiàn)代小說進行敘事分析，譬如通過沈從文的鄉(xiāng)土敘事，可以更具體地考察各種各樣的觀念范疇--譬如現(xiàn)代性--是怎樣在他的小說情境中展開的，這些問題又是怎樣內在化為一種小說中的歷史境遇的。杰姆遜即主張把\"現(xiàn)代性\"歷史化、階段化，就是說它不是一個本質性的概念，并不是有一個本真的，原初的，正宗的現(xiàn)代性存在于那里，現(xiàn)代性是必須還原到歷史語境中來處理的問題。杰姆遜甚至認為現(xiàn)代性不是一個概念，而是一個敘事范疇：\"當我們把\"現(xiàn)代性\"這個詞僅僅運用于過去，它就會是一個有用的概念，能幫助我們生產出不同的歷史敘事。\"（參見杰姆遜：《現(xiàn)代性的神話》，《上海文學》，2002，10）這種說法的好處是使現(xiàn)代性的范疇成為一種敘事，成為一種可在歷史敘事中進行分析的范疇，現(xiàn)代性的真實視野也必須在歷史敘事中展開。杰姆遜說：\"只有現(xiàn)代性的歷史境遇才能獲得敘事形式，\"反過來我們也可以說，只有在小說家的敘事形式中才能獲得現(xiàn)代性的歷史境遇。

　　29 德里克：《后現(xiàn)代主義與中國歷史》，《中國學術》，2001年第1期，38頁。

　　30 沈從文的這種政治熱情在《長河》中的傳媒符碼、\"新生活\"代表的政治符碼以及追求自治的理念中都得到體現(xiàn)。

　　31 比如《紅樓夢》就是一部無法展現(xiàn)歷史遠景形象的小說，它的最終結局只能是寂滅。用《紅樓夢》的語言來說即是\"空\"，或者說是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凈，用魯迅的經(jīng)典概括，則是\"悲涼之霧，遍被華林\"。這使《紅樓夢》成為一個關于真正的頹敗的文學和歷史寓言。所以遠景形象對于一部小說中的觀念視野是隱含著的重要內容。

　　32 這不僅是指《長河》只寫出了第一卷，而主要是指小說在想像秩序和意識形態(tài)圖景的意義上有一種\"未完成性\"，小說沒有繼續(xù)寫下去當與此有內在的關聯(lián)。

　　33 孟悅：《中國文學\"現(xiàn)代性\"與張愛玲》，王曉明主編：《批評空間的開創(chuàng)》，341頁，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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