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紀即將結(jié)束的時候，隨著東歐與蘇聯(lián)社會主義的瓦解，自由主義在整個世 界又重新大放異彩。它在90年代的中國也重新起步，成為現(xiàn)代化道路的一種可能性選擇。當代中國的社會政治思潮，基本形成了自由主義、民粹主義和新保守主義三種思潮互動的格局。自由主義思潮及其運動盡管受到了主流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權(quán)力的壓制，但在知識份子階層之中仍然具有很大的影響。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前途究竟如何，不僅取決于一系列社會政治因素，同時也有賴于自由主義自身的成熟。

　　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有兩種可供借鑒的資源。第一種資源是眾所周知的，即外來的西方自由主義理論及其歷史經(jīng)驗。然而人們往往忽視了中國的自由主義還有另一種本土的資源，這就是本世紀上半葉那一度相當活躍的自由主義思潮與運動。多少年過去了，它們沉淀在歲月的塵埃之中，幾乎被民族的集體記憶所忘卻。這些本土的經(jīng)驗與歷史一旦發(fā)掘出來，重新加以反思，對于90年代的中國自由主義來說，恰恰是一份獨特的、富有啟迪性的歷史遺產(chǎn)。

　　畢竟，中國也有自己的自由主義傳統(tǒng)，我們應(yīng)該加以珍惜。

　　一　修正的自由主義思潮

　　如果要追溯中國自由主義的起源，應(yīng)該從五四算起。在此之前，嚴復、梁啟超也宣傳介紹過西方的自由主義學理和思想，不過，自由主義對于他們而言，只是一種救亡圖存的權(quán)宜之計，而非終極性的價值追求。嚴格說起來，嚴、梁并不是自由主義者，只能算作自由主義的先驅(qū)。只是到了五四時代，當個性解放、人格獨立和自由、理性的價值在新型知識份子群體之中得到普遍確認，而且具有形而上的意義時，中國方才出現(xiàn)了真正意義上的自由主義者。

　　不過，有了自由主義者，不一定就意味著有了純正的自由主義。中國的自由主義可謂生不逢時，時運不濟。因為到了本世紀初，不說中國，就是在自由主義的大本營歐美諸國，自由主義也已經(jīng)亂了套，產(chǎn)生了各種雜交和變種。歐美的自由主義，從十七世紀的蘇格蘭學派的古典自由主義，經(jīng)十九世紀邊沁（Jeremy Bentham）的功利自由主義，發(fā)展到二十世紀初，由于傳統(tǒng)的自由主義思潮暴露出早期資本主義制度在宏觀經(jīng)濟控制和倫理道德上的種種弊病，開始與其他思想流派（如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等）雜交，呈現(xiàn)出各種各樣的修正趨勢：有美國杜威式的民主 自由主義，也有英國費邊社式的社會 自由主義。從整個世界大潮流來說，二十世紀上半葉正是各色各樣社會主義風頭十足的時候，相形之下，自由主義倒是風雨飄搖，步步后退，不斷地修正自己，弄得態(tài)度曖昧，面目不清。

　　殷海光曾經(jīng)說過：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先天不足，后天失調(diào)。按照殷先生的意思，先天不足，乃指自由主義并非中國土生土長的思想，而是美雨歐風吹進來的。在這里，我還想補充一層意思：即使是舶來品，五四時代的中國知識份子所進口的自由主義，也多是修正型的，而對自由主義的原典，如洛克（John Locke）、休謨（David Hume）、斯密（Adam Smith）等人的思想知之甚淺，對私有財產(chǎn)制度的合理性、個人自由的至上意義以及“看不見的手”的作用自然也體會不深。中國自由主義者的這種先天不足，使得中國的自由主義出生伊始就缺乏純正的性質(zhì)，而只是雜交的產(chǎn)物。再者，同樣是雜交，西方的修正型自由主義畢竟是從古典的一脈脫胎而來，對自由主義的那些最基本元素如市場經(jīng)濟、個人自由和政治民主，縱然千變?nèi)f化，還是守得�。�
中國的自由主義，一到緊要關(guān)頭，或面臨錯綜局面，就會有人背離，不是鼓吹“新式獨裁”，成為“新保守主義者”，就是放棄理性的立場，倒向激進的革命民粹主義。張東蓀是一個深受基爾特社會主義影響的自由主義者，但他對中國自由主義的這種“先天不足”有比較清醒的認識，他說：“就人類言，最理想的是一個民族經(jīng)過充分的個人主義的陶養(yǎng)以后，再走上社會主義或共產(chǎn)主義之路。中國沒有經(jīng)過個人主義文化的陶養(yǎng)而遽然來 到二十世紀是一個遺憾�！�

　　中國的自由主義思潮主要是從英美來的，一般被籠統(tǒng)地稱為英美的自由主義。實際上，從美國進口的自由主義與從英國進口的有很大的差別。來自美國的主要是杜威（John Dewey）的民主 自由主義。杜威曾經(jīng)在中國呆過二年，留下了著名的五大講演，其中就有社會政治哲學十六講。經(jīng)過其忠實信徒胡適的宣傳和發(fā)揮，杜威的影響更是如虎添翼。他給中國自由主義留下的精神禮物計有三項∶一是實驗主義的科學方法論，使胡適等人相信可以像知識研究那樣，科學地、分門別類地解決中國社會的各種具體問題 ；
二是漸進的、點滴的社會改造策略，鼓舞一批中國的自由主義者耐心地堅守文化教育陣地，從文化與社會的最基本改造做起；
三是將民主的含義大大地泛化，推廣到所有的領(lǐng)域，使得這一本來在古典自由主義辭典中純粹的政治概念，具有了更廣泛的社會屬性，因而也獲得了普遍的、崇高的神圣性質(zhì)。

　　二　社會民主主義成為主流

　　不過，在現(xiàn)代中國自由主義的舶來品中，最有影響的還不是美式的，而是英制的；
不是大名鼎鼎的杜威，而是一個現(xiàn)在已經(jīng)被我們忘得差不多的英國人，他就是拉斯（Harold Laski）。拉斯基是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英國著名的費邊主義思想家，他是費邊社的重要成員，后來成為英國工黨主要的理論家，1945年出任工黨的主席。盡管拉斯基沒有來過中國，但他在中國的信徒卻甚眾，而且都是自由主義陣營中的中堅人物，如羅隆 基、王造時、儲安平、張君勱等。他們將拉斯基的政治思想于中國廣泛傳播，其影響之大，幾乎成為現(xiàn)代中國自由主義之主流。20年代末是拉斯基在中國最走紅的時候。當時胡適、羅隆基、張君勱等一大批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云集上海，以《新月》雜志為中心，組織了一個費邊社式的小團體“平社”，翻譯拉斯基的著作，研討費邊主義的理論，并以此為借鑒，探求改造中國的自由主義方案。30年代以后，拉斯基在中國的風頭雖然有所減弱，但其理論已經(jīng)滲透到中國自由主義者的精神深處，無論是他們的政治思想，還是其社會改造方案，隨處可見費邊主義的深刻痕跡。

　　拉斯基的費邊主義，是一種修正的自由主義理論，他在保留自由主義基本原則的同時，力圖將它與社會主義的平等公正原則調(diào)和起來，從而在自由主義的框架內(nèi)部發(fā)展出一變種，即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想體系。這種試圖調(diào)和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新理論，對于中國自由主義者來說，幾乎是一個盼望已久的福音。因為當資本主義在中國開始起步的時候，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所暴露的種種問題在西方已經(jīng)遭到了各種各樣社會主義的嚴厲批判，已經(jīng)部分地（至少在倫理層面）失去了其合法性。西方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理論，幾乎是同時輸入中國的。古典的自由主義理論，作為一種替資本主義莊嚴辯護的學說，在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中是找不到任何對應(yīng)的精神資源的，而社會主義理論，無論是蘇俄式的，還是費邊式或基爾特式的，都有可能在中國歷史內(nèi)部獲得強有力的支持。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一方面是清醒地意識到資本主義發(fā)展的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又不可抑制地對社會主義懷有偏好，這一折磨人的思想困境，在處于20年代初社會主義論戰(zhàn)中的張東蓀身上，已經(jīng)表現(xiàn)得相當充分。盡管無可奈何的張東蓀最后是以一種笨拙的時間性分段策略（即首先發(fā)展資本主義，然后再實行社會主義原則）暫時安頓了內(nèi)心的困惑，但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們從來沒有放棄過“畢其功于一役”的努力。在空間的層面上，拉斯基的費邊主義巧妙地調(diào)和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使之形成一個整體性的社會改造方案。它的出現(xiàn)，自然令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們歡欣鼓舞，也難怪社會民主主義會成為現(xiàn)代中國自由主義的主潮了。

　　關(guān)于這種費邊社的自由主義思潮，留英回來的蕭乾曾經(jīng)為它作過一個恰當?shù)慕忉專?/p>

　　“自由主義者對外并不擁護十九世紀以富欺貧的自由貿(mào)易，對外也不支持作為資 本主義精髓的自由企業(yè)。在政治在文化上自由主義者尊重個人，因而也可說帶了頗濃的個人主義色彩，在經(jīng)濟上，見于貧富懸殊的必然惡果，自由主義者贊成合理的統(tǒng)制，因而社會主義的色彩也不淡。自由主義不過是個通用的代名詞，它可以換成進步主義，可以換為民主社會主義�！�

　　在現(xiàn)代中國屈指可數(shù)的自由主義政治理論中，無論是張君勱的國家社會主義、王造 時的主張與批評派觀點?還是當時產(chǎn)生了極大政治影響的羅隆基起草的民盟一大綱領(lǐng)，都可以看到社會民主主義的鮮明標記。用張君勱的話說，在政治領(lǐng)域是一種“修正的民主政治”，以多黨合作替代多黨競爭；
在經(jīng)濟領(lǐng)域則是一種“國家社會主義”即私人經(jīng)濟與國家經(jīng)濟、自由經(jīng)濟與計劃經(jīng)濟的混合體。這種在自由主義架構(gòu)內(nèi)部的“國家社會主義”，無非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而已。不過，資本主義自引進中國伊始，雖然被認為是國家富強必經(jīng)之途，但總是暗含某種道德上的貶義；
相反地，社會主義在現(xiàn)代中國則天生地大受歡迎，被想像為具有某種終極意義的社會烏托邦。即使是自由主義者，也很少有人公開自稱擁護資本主義，哪怕主張國家資本主義，也要以“社會主義”自命。

甚至連胡適，在20年代也一度對社會主義大有好感，他途經(jīng)莫斯科三天，參觀了幾處地方，就激動得連夜給國內(nèi)朋友寫信，為蘇俄“空前偉大的政治新試驗”大唱贊歌，并設(shè)想以“社會化”的方式建立一種所謂的“新自由主義”或“自由的社會主義”。至于英國費邊社社會主義以及基爾特社會主義，更是深得中國知識份子的青睞，成為自由主義思潮中一道最耀眼的風景線。

　　三　觀念的和行動的自由主義者

　　現(xiàn)代中國的自由主義，在五四時代還處于朦朧的混沌階段，與激進的革命民粹主義的界限模糊不清。到20、30年代，在杜威、拉斯基思想的催化下，漸漸分化出幾種自由 主義的思潮。不過，無論是胡適的實驗主義，還是張君勱、羅隆基的社會民主主義，都僅僅是思潮而已，而遠遠沒有成為擁有深厚學理資源的理論。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之所以對自由主義發(fā)生興趣，決非學理的因素，而是由于現(xiàn)實的社會問題所刺激。他們對自由主義學理的關(guān)切，要遠遜于對自由主義改革方案的設(shè)計。因此，現(xiàn)代中國的自由主義在 學理層面上并沒有多少研究的價值，真正有意義的，倒是思潮驅(qū)使下的運動??那種進 入政治操作層面的自由主義運動。不過，各種各樣的自由主義運動（如好政府運動、聯(lián)省自治運動、制憲救國運動、人權(quán)運動、憲政運動等）盡管在20、30年代就層出不窮，但真正形成規(guī)模、具有全社會影響的，還要等到40年代。

　　大規(guī)模的自由主義運動之所以到40年代才風起云涌，從自由主義者本身來說，是由 于組織化的因素。殷海光曾經(jīng)將運動中的活躍份子分為“觀念人物”與“行動人物”。他認為，在運動初始的宣傳階段，由“觀念人物”占主導地位，到進一步的組織階段，“行動人物”就脫穎而出。我們也可以將現(xiàn)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劃分為兩類人∶觀念的自由主義者與行動的自由主義者。所謂觀念的自由主義者，大都是知識體制里面的學院派人物，有著固定的職業(yè)和穩(wěn)定的收入；
通常曾留學英美或在國內(nèi)清華、燕京、圣約瀚等大學接受英美文化的熏陶。他們關(guān)心政治，卻是一種胡適所說的“不感興趣的興趣”，即不離開自己的專業(yè)崗位，以自己的專業(yè)知識為資源，通過大學講壇、同人社團 和公共傳媒等公共領(lǐng)域，傳播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對社會公共事務(wù)發(fā)表意見。

　　觀念的自由主義者以胡適為精神領(lǐng)袖，在20、30年代聚集在《努力周報》、《現(xiàn)代評論》、《新月》和《獨立評論》等刊物周圍，發(fā)揮著較大的輿論作用。這些文人書生，個人主義氣息極濃，各自有各自的信仰和觀念；
又有著文人相輕的傳統(tǒng)毛病，基本上是一盤散沙。盡管其中的一些活躍份子如胡適，有時候會以一種費邊社的方式，以個人的身分游說和影響政府中的高官，以推行自己的自由主義主張，但大部分人仍然堅守“君子群而不黨”的信念，極其自覺地保持著個人精神和身分的獨立性，拒絕直接參政，拒絕成為“組織人”，哪怕是組織反對黨。觀念的自由主義者作為一種社會道義和公共良知的存在，在自由主義運動中的作用相當巨大，尤其在起初的宣傳階段更是功不可抹。然而正如儲安平所評論的：“政治活動不能沒有領(lǐng)導人物，但是因為相輕及自傲在中作祟，所以在自由思想份子中很難產(chǎn)生領(lǐng)導人物；
政治活動是必須有組織和紀律的，但是因為自由份子的相通大都是道義的，不是權(quán)力的，所以很不容易發(fā)揮組織的力量。這些是自由份子根本上的弱點。”

　　有鑒于此，一些自由主義者不甘心僅僅停留在觀念和言論上，他們要進一步付諸行動，尤其是組織反對黨，以組織化的方式和權(quán)力化的運作推進自由主義運動。這些行動的自由主義者，(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對參政懷有強烈的興趣，都自認為有治國安邦的卓越才能。他們中的不少人，比如羅隆基、張君勱、王造時等，通常沒有固定的職業(yè)，今天在這個大學任教，明天在那個報社任主筆，幾乎成為半職業(yè)的政治活動家。如果說，觀念的自由主義者努力的主要層面在思想文化領(lǐng)域，因而更接受實驗主義的點滴改良觀，習慣于學科化地討論個別問題，拒絕思考改造中國的整體方案的話，那么，行動的自由主義者由于需要明確的行動綱領(lǐng)，卻熱衷于思考和設(shè)計整體性的社會政治改革方案。政綱確立之后，就是獨立組黨。1934年秋天，張君勱、張東蓀、羅隆基等人經(jīng)過幾年的籌備和醞釀，在北平建立了國家社會黨（簡稱國社黨）。但國社黨人數(shù)太少，影響也小，無力擔當自由主義運動的中堅。一直到1941年，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簡稱民盟）成立，意味著自由主義組織化的正式實現(xiàn)，也為大規(guī)模的自由主義運動提供了領(lǐng)頭羊和建制的保障。

　　四　戰(zhàn)后的自由主義運動

　　從1943年下半年開始，中國出現(xiàn)了一股強大的自由主義運動，圍繞著國民黨的“還政于民”、戰(zhàn)后中國政治秩序的安排等熱點問題，開展得轟轟烈烈，不僅在公共傳媒上占據(jù)了輿論的制高點，而且進入了實際的政治操作程序。前者自然是“觀念人物”的汗馬功勞，而后者則要歸功于以民盟為首的“行動人物”的不懈努力。

　　從成立之初到抗戰(zhàn)勝利的短短四年期間，民盟已經(jīng)迅速成長為遍布全國主要城鄉(xiāng)、擁有三千名盟員（大都為知識界精英）、僅次于國共的第三大黨。鑒于當時暫時出現(xiàn)的和平氣氛與力量均勢，民盟成為各方都要努力爭取的舉足輕重的砝碼。1945年秋天召開的民盟一大，宣布民盟是“一個具有獨立性與中立性的民主大集團”，其神圣使命是“把握住這個千載一時的機會，把中國造成一個十足道地的民主國家”。大會通過的政治報告及其綱領(lǐng)，可視作中國自由主義運動的大憲章。

　　在這部由羅隆基起草的自由主義大憲章中，中心的理念和架構(gòu)依然是社會民主主 義。社會民主主義思潮發(fā)展到40年代，在國際上變得更加洶涌澎湃。尤其是戰(zhàn)后英國工黨的執(zhí)政，給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以巨大的精神鼓舞。知識份子普遍認為戰(zhàn)后的中國民主模式，應(yīng)該也可以仿效英國工黨所施行的“中間道路”；
在政治上實行英美式的議會民主政治，在經(jīng)濟上參照蘇聯(lián)的社會主義平等原則，也就是所謂的“拿蘇聯(lián)的經(jīng)濟民主來，充實英美的政治民主�！�

　　盡管民盟的這一中間道路在學理上的依據(jù)并不充分，但它緊緊地抓住了中國當時兩大主要社會問題：國家政治體制的不民主與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公正，并富有針對性地提出了一個相對完整的施政改革方案。這一方案能夠在1946年初被國共兩方所接受，成為政協(xié)五項決議的藍本，證明了它的確是一個出色的、有效的改革綱領(lǐng)。在這以前，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如以胡適為代表的《努力》和《獨立評論》派）所關(guān)心的往往是都知識份子感受最深刻的政治不自由，而對社會底層（尤其是農(nóng)村）更關(guān)切的社會公正和經(jīng)濟平等問題漠然無視。這樣，他們既不能回應(yīng)民粹主義的深刻挑戰(zhàn)，即資本主義發(fā)展中 的社會公正問題；
也遠遠游離中國社會底層的最基本需求，也就是羅斯福著名的“四大自由”中所稱的“免于匱乏的自由”。民盟的社會民主主義中間道路，則成功地將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原則相結(jié)合，從而有效地回應(yīng)了民粹主義提出的深刻挑戰(zhàn)，滿足了社會底層的經(jīng)濟平等要求。

　　可惜的是，國共之間的分裂與內(nèi)戰(zhàn)，使得這一出色的社會民主主義綱領(lǐng)無法獲得其實踐的機會，中國也就從此與自由主義的中間道路失去交臂。一旦戰(zhàn)爭的暴力替代了理性的對話，自由主義也就失去了其生存的最基本空間。1947年民盟被迫解散，象征著自由主義運動在中國的毀滅性挫折。

　　五　最后一次回光返照

　　自由主義運動的失敗，固然有其不可抗拒的客觀情勢，但從其自身檢討，也有諸般因素值得反思。首先是社會基礎(chǔ)的單薄。一般地說來，自由主義運動總是由自由知識份子所發(fā)動，但它成功與否，并非完全取決于知識份子，而有賴于社會結(jié)構(gòu)的深刻變遷，尤其是中產(chǎn)階級的崛起。自由主義在輿論上的聲勢浩大，并不意味著社會層面的力量雄厚。精神的優(yōu)勢不能簡單地折換為物質(zhì)的實力。然而，中國的自由主義者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以為中國的社會是中間大、兩頭小，國共分別代表兩頭小的，而自己代表“那占人口大多數(shù)的中間層”，包括農(nóng)民、小知識份子、中產(chǎn)階級等等。但是在缺乏體制保 障的情況下，“代表者”與“?被代表者”根本無法建立利益上的固定聯(lián)系，所謂“代表”，只是一廂情愿的書生氣想像。而且，即使實現(xiàn)了自由選舉，真正主宰社會的，也并非那些在人數(shù)上占優(yōu)的底層民眾，而是控制了較多資源的階層。但作為自由知識份子政黨的民盟，與中產(chǎn)階級的精神與社會的聯(lián)系是那樣地脆弱，以致于后者從來不曾幻想民盟會是一個本階級利益的代表者。后來左翼份子批判民盟是“民族資產(chǎn)階級的政黨”，對于羅隆基他們來說，真是一個有苦說不出的冤枉。因為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從來不愿正視社會中利益集團的分化，只是抽象地宣稱自己代表“民眾”或者是“廣大的中間階層”！

　　另一方面，一場溫和的政治變革，不僅需要社會各階層的支持，同時也需要政府中開明的民主派人士的呼應(yīng)。在國民黨內(nèi)部，不是沒有這樣的民主派，比如以張群為首的“政學系”就屬于此類。在20、30年代，分別有王世杰、翁文灝、吳鼎昌等好幾批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入閣國民黨政府，他們成為“政學系”的中堅力量，也是促成二戰(zhàn)以后短暫的和平民主新局面的重要人物。長期以來，政府內(nèi)外的民主派人士保持著良好的個人私交，也有著千絲萬縷的政治聯(lián)系。如果這些人士能夠里應(yīng)外合，影響國民黨內(nèi)的最高決策層，那是有可能履行政協(xié)五項決議，實踐民盟提出的中間道路的（自然，也同時需要中共的通力合作）。然而，“政學系”這批官員雖然具有一定的民主意識，擁有出色的行政領(lǐng)導能力，卻缺乏明確的改革意向和政治主張，一旦蔣介石的意見為國民黨內(nèi)的強硬份子CC派和黃埔系所左右，“政學系”諸人立即顯得軟弱無力，束手無策。事實表明，他們只是一群出色的行政官僚而已，而不是有著堅定信念和果斷意志的政治家。體制內(nèi)部民主派的土崩瓦解，也預示著體制之外的自由主義運動，最終只能是一場徒勞的精神悲劇。

　　民盟的被迫解散，使得自由主義者的陣營迅速分化，一部分本來具有民粹主義傾向的人士向左轉(zhuǎn)，出走香港準備北上解放區(qū)；
而在戰(zhàn)后一直在時政上保持沉默的胡適，此時似乎與哈耶克（F.A. Hayek）為代表的西方“新古典自由主義”遙相呼應(yīng)，在僅有的幾次關(guān)于自由主義的演講和文章中，都強調(diào)民主政治與極權(quán)政治的不可調(diào)和，對極權(quán)政治在學理層面作出了尖銳的批評（胡適的這種“新古典自由主義”立場后來為殷海光所繼承）。他寧愿選擇威權(quán)主義的國民黨，而不愿與在他看來與蘇俄極權(quán)政治無異的中共合作。然而，一部分最堅定的自由主義者，在非此即彼的十字路口，拒絕以現(xiàn)實的邏輯作選擇，他們遵從內(nèi)心的信念和良知，以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堅守著自由主義的最后堡壘。

　　于是，在1948年初，自由主義在中國出現(xiàn)了一次悲壯的回光返照。在全國很有影響 的《大公報》異乎尋常地連續(xù)發(fā)表社評，論述自由主義者的信念、自由主義者的時代使命，公開亮出了自由主義的旗幟。聲譽顯著的《觀察》周刊也接連刊載了施復亮、楊人葆等人的文章，鼓吹自由主義；
而北平的一批名教授在國民黨內(nèi)開明人士的支持下，也成立了中國社會經(jīng)濟研究會，創(chuàng)辦《新路周刊》，提出了一個“政治制度化、制度民主化、民主社會化”的“初步主張”?。一時間，處于困頓中的自由主義在輿 論上形成了一次不大不小的高潮。有意思的是，在以前的自由主義運動中，哪怕是運動的最高潮，自由主義打的都是別人的旗號，比如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等等，自家的徽記反而躲在背后，彰而不顯。到了自由主義大受挫折，幾乎回天乏術(shù)之時，真正的旗幟反而義無反顧地亮出來了。這是自由主義最富道德勇氣和理性自覺的時刻，因為無論是“民主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在國民黨的三民主義與中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之中，都有對應(yīng)的框架可以接納，因而它們的內(nèi)涵也變得模糊不清、意義多歧。而自由主義，在國共兩黨那里，都被當作可怕的外來妖魔，遭到一致的痛斥和抵制。惟有這樣的旗幟，才是自由主義者的真正徽號，才是一面名副其實的大旗。遺憾的是，等到這面大旗理直氣壯地撐起的時候，迎接它的已經(jīng)不是燦爛的滿天朝霞，而是凄慘的落日余暉了。

　　美國學者格里德（Jerome B. Grieder）在評論中國的自由主義的悲劇時這樣寫道：“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失敗，并不是因為自由主義者本身沒有抓住為他們提供了的機會，而是因為他們不能創(chuàng)造他們所需要的機會。自由主義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中國那時正處于混亂之中，而自由主義所需要的是秩序。自由主義的失敗是因為，自由主義所假定應(yīng)當存在的共同價值標準在中國卻不存在，而自由主義又不能提供任何可以產(chǎn)生這類價值準則的手段。它的失敗是因為中國人的生活是由武力來塑造的，而自由主義的要求是，人應(yīng)靠理性來生活。簡言之，自由主義之所以在中國失敗，乃因為中國人的生活是淹沒在暴力和革命之中的，而自由主義則不能為暴力與革命的重大問題提供甚么答案。”

　　然而，歷史不能以成敗論英雄，更不能以此判斷真理與謬誤。雖然，自由主義在現(xiàn)代中國失敗了，但并不意味著它所選擇之方向最終是無意義的。很多東西的價值，要隔相當一段歷史歲月才看得清楚。自由主義的歷史傳統(tǒng)豈非如此？不管現(xiàn)代中國的自由主義是多么的幼稚，它留下的精神傳統(tǒng)，特別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想實驗，對未來中國的現(xiàn)代化道路選擇，很有可能是一筆價值連城的歷史遺產(chǎ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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