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泉先生在“官僚特權階層，蘇聯解體的致命根源”一文中，一開頭就寫道：“帶頭搞垮蘇共和蘇聯的，就是這些逐步形成的官僚特權階層。蘇聯‘亡黨亡國’的悲劇，正是官僚特權階層與親西方社會精英聯合行動的結果，是官僚特權階層—社會精英的一次集體背叛

　　1917年，列寧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在‘二戰(zhàn)’中，蘇聯戰(zhàn)勝了德國法西斯，挽救了人類文明。隨后，蘇聯成為可同世界頭號強國美國平起平坐的‘超級大國’。但到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隨著蘇共的垮臺，蘇聯也突然解體，出現‘亡黨亡國’的慘劇。

　　一個迅速崛起的世界強國，經過幾十年的發(fā)展，怎么會突然垮臺呢？堡壘是從內部攻破的，應該說問題出在執(zhí)政的蘇聯共產黨內部。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蘇共的路線方針和領導體制犯了錯誤，導致出現一個官僚特權階層，他們脫離廣大群眾，利用權力圖謀私利，最后與知識分子中的親西方精英結合起來，拋棄社會主義方向，選擇資本主義道路，干出了集體背叛的罪惡勾當”。

　　王文的上述論斷應該說沒有錯，遺憾的是沒有進一步論證“蘇聯為什么會出現這樣一個特權階層”？

　　王文中還提到，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在美國寫的回憶錄中透露“連勃列日涅夫自己也不再相信社會主義的勝利、馬列主義的原則或者共產主義的前途”。

　　要知道勃列日涅夫掌權的十四年正是蘇聯最強大的時代，正是在這個時代，蘇聯成了與美國平起平坐的兩大世界霸權。那么作為堅持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念的蘇共最高領導人，為什么偏偏在這個時候“不再相信社會主義的勝利、馬列主義的原則或者共產主義的前途”了呢？王文同樣也沒有進一步論述。

　　唯物史觀告訴我們，某種思潮的出現、社會的演變，歸根結底應從其社會的經濟政治制度方面去找。那么蘇聯實行的是什么樣的經濟政治制度呢？經濟上蘇聯實行的的是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我們知道，人與財產的關系說到底就是人對財產的兩種權力：人對財產的“所有權”和人對財產的“支配權”。所有權是支配權的保障，支配權是所有權的體現。舉例來說，某個人對銀行里的一筆錢有所有權，但他無權對這筆錢自由支配，那么他對這筆錢的所有權就毫無意義。在“全民所有制”下，某個企業(yè)名義上是“全民所有”，但全民不可能對這國企業(yè)的生產消費和利潤分配進行支配，它的生產消費和利潤分配只能由蘇聯共產黨指定的人來實行，這樣一來，所謂的“全民所有制”實際上變成了蘇聯共產黨的“黨所有制”，全民所有制是空的！甚至說是騙人的！

　　在政治制度方面，蘇聯實行的是蘇共一黨專政，黨權高于法律、高于憲法，黨權受不到任何制約，而黨權最后落實到哪里呢？落實到大大小小的一把手身上。我們知道，人是動物界的一類，動物都有一種自私的本能，人也不例外。為了防止某個人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損害他人的利益，就必須訂立一種社會契約，當你追求自己的利益時，不能損害他人的利益。對于那些掌握了公共權利的官員更應該如此。為此由誰來掌握公共權力，就必須由人民來選擇，當掌握了公共權力的官員不稱職或利用手中的權利貪污受賄以權謀私時，人民有權撤換他或交于獨立的司法機關審判他，這就是民主制度。由于人的自私的本能，在民主制度下，官員的貪污受賄以權謀私也在所難免，但實行了民主制度后，有了多黨監(jiān)督和新聞自由，任何官員的貪污受賄以權謀私都可以被揭露出來，哪怕是掌握最高權力的總統也在所難免。因此，實行了民主制度的國家，掌握公共權力的執(zhí)政黨的官員不可能形成一個特權階層，官員的貪污受賄只可能是個案。反觀蘇聯。由于實行的是一黨專政，那些掌握了公共權力的大小蘇共官員，出于自私的本能，為了維護自身的既得利益，從而形成有一個特權階層就是必然的了。不僅蘇聯，世界上任何一個實行一黨專政的國家，無不形成一個特權階層，古今中外，概沒例外。

　　過去我在政協接觸過不少上級下發(fā)的學習材料，都把蘇共的垮臺和蘇聯的解體歸罪于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搞亂了人民的思想和葉利欽對蘇共的公然背叛，這實際上違背了唯物史觀。雖然戈、葉兩氏對蘇共的垮臺和蘇聯的解體負有很大的責任，但個人決定不了歷史，蘇共垮臺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是其不合理的政治經濟制度。連蘇共最高領導人勃列日涅夫最后也“不再相信社會主義的勝利、馬列主義的原則或者共產主義的前途”，其改變原因恐怕也在這里。

　　二00七年一月十日

　　注：

　　王正泉：官僚特權階層，蘇聯解體的致命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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