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一段時間，中國許多學者就美國是否應該攻打伊拉克問題分為“反戰(zhàn)”和“挺戰(zhàn)”兩派，并由此掀起一輪民間討論外交的熱潮。這件事情一方面說明了美伊爭端影響巨大，另一方面更反映出這樣熱烈的民間論政在以前實在是太少了，正因為其稀少，才讓制造千篇一律的輿論的人們與早已習慣這種輿論的人們深感驚諤和表示極大的關注。

　　就個人而言，在美伊爭端上我是屬于“反戰(zhàn)”派的。但本人認為，此次民間論政的最大意義不在于所論內容的對與錯，而在于論政本身在國人的思想中可能產生深刻的反響和可能激發(fā)國人對民間論政的熱情與后續(xù)的實際行動，甚至可能對當前的中國外交政策乃至今后對外關系產生微妙而深遠的影響。如果這些“可能”都將變成現(xiàn)實的話，那么無論兩派的立場如何，我想他們在行動上都是對的。

　　作為一名學習和研究國際關系的人士，我更關注此次民間論政對中國外交可能產生的影響，并愿意就此談一點相關看法。

　　中國外交需要強大的國內輿論支持

　　熟悉國際政治與國際關系的人都知道，目前活躍于國際社會的不再是被專業(yè)外交人士所控制的精英外交，而是首腦外交、大眾外交和民主外交。在公開化的國際社會里，誰掌握或利用了輿論的力量，誰就有可能在國際舞臺上占據(jù)有利的位置。美國能夠拋開聯(lián)合國轟炸南聯(lián)盟，其依據(jù)就是西方媒體所報道的南聯(lián)盟軍隊在科索沃“大規(guī)模地違反人權”。試想，如果沒有這些新聞在美國民眾中所激起的道義感，美國國內是不可能同意當時的克林頓政府去科索沃投炸彈的，美國的歐洲盟國也不會去在自己的家門口去燒這把火（其結果是剛誕生的歐元對美元匯率直線下跌）。不但是國際輿論有如此巨大的作用，國內輿論也隨時能成為一國外交的利器。美國政府在對外打交道時，就很善于以國內輿論（在很多時候表現(xiàn)為國會壓力）來迫使對方作出讓步。

　　客觀而言，中國國內輿論的力量還是薄弱的，連對本國政府決策的影響都非常有限，更不要說影響外國政府的決策了。外國政府在與中國政府交往時，心里都明白：中國媒體的聲音實際上就是中國政府的聲音，既然如此，與政府打交道足矣，何必再去考慮中國的國內輿論。在這樣的情況下，當一項中國政府的外交決策真正代表中國多數(shù)人的愿意和利益時，外國政府也往往只是將其視為單純的政府決策，而不會認為它代表了多數(shù)中國人的真實愿望，從而是不可忽視的，也是難以改變的。一項單純的政府決策，既容易自身發(fā)生變化也較容易通過國際協(xié)商所改變。而當一項外交政策真正為國內多數(shù)人所推動、所認可時，外國政府想要改變它，就必須付出更多的“政策成本”。一段時間，朝鮮核危機是國際社會關注的中心。我們偶爾可以在電視上看到朝鮮百萬群眾集會，振臂高呼支持當局某項政策的場面，但我們知道這只是假象，不能代表朝鮮人民的真正心聲，這項政策只是當局甚至可能僅是個人的意見。這樣的政策隨時可能被外來的一樁援助、一種姿態(tài)甚至是當局領導人自己所改變，而當這項政策改變時，那些曾經“堅決支持”的群眾可能根本就會不置一詞。當然，這樣的政策所真正依賴的可能是當局所掌握的其它力量，如武力，但當一項政策缺乏民意支持時，其效果不能不大打折扣。

　　輿論對政府外交政策的支持在于它是真實的，從而是強大的。如果外國政府意識到一項中國政府的外交政策真正得到了多數(shù)中國人發(fā)自內心的支持時，它是不可能漠然置之的。如果它支持，它會倍受鼓舞；
如果它反對，它就必須考慮反對是不是能奏效；
如果它想改變這項政策，它不但必須和中國政府打交道，還必須以實際行動來考慮中國人民的需求，作出更大的讓步，付出更多的“政策成本”。

　　輿論對政府外交政策的支持還在于它有著與政府外交不一樣的渠道和表達方式，從而與政府外交形成合力，更有利于外交政策的成功。在很多外交場合中，政府的話不可能說得十分的絕對，因為政府必須為自己的每一句話承擔責任，但在措詞得當?shù)耐瑫r所付出的代價是表達會失去相應的分量。而輿論可以用一種肯定甚至是激情的語氣把政府的真正要求表露出來，其好處在于既可以不承擔外交上的責任，又可以直接把中國人的要求和感情表達得最有分量、最有效果。政府和輿論，一正一輔，相互作用，才更有可能為中國的外交奏出一曲強勁的樂章。

　　輿論力量可為中國外交提供更多的回旋余地

　　或許有人問：要是輿論與當時中國政府的外交政策不一致怎么辦？我認為，出現(xiàn)這種情況是正常的，而且在很多情況下是一件好事。

　　總的來說，政府應該代表人民的利益，因此，政府決策包括外交決策在內應該是代表大多數(shù)人利益的，與主流輿論也應該是大致吻合的。當然，政府決策與輿論不可能完全一致，政府在對外決策中必須考慮本國的實力、利益以及有關國家的反映等種種因素，而輿論就可以不涉及這些。而且，政府決策與民間論政的角度也不是完全一樣的。但輿論畢竟不可能直接作用于政府決策，尤其是與公眾利益關聯(lián)度較小的外交決策，因此，當輿論與政府決策相差不大時，它一般不可能改變政府決策，也難以減弱或抵消政府決策的力量。如果輿論與政府決策出現(xiàn)了較大的偏差，政府就應該反省自己，因為在民主社會，當政府政策不能和大多數(shù)人的意見保持一致時，政府政策就必須改變，這不是簡單的對與錯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輿論能給政府以較多的壓力來使之改正政策，符合民意，當然是一件好事。

　　輿論與政府外交決策不相一致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它可以為中國外交提供更多的回旋余地。在目前的中國外交中，基本上只有一個聲音對外說話，這固然更加高效有序，但實際上是放棄了自己可以使用的許多籌碼。外交是一項妥協(xié)的工作，可使用的籌碼越多，所獲得的利益就可能更大。對代表國家的行政機構而言，權力機構（或立法機構）、司法機構、政治反對派和新聞輿論既是制約它的力量，也是便于它開展外交工作的籌碼。許多國家在談判過程中，或是談判已經完成，甚至已草簽協(xié)議的時候，又以輿論壓力、國會通不過為由要求重新談判，或是拖延執(zhí)行。當然，這種情況可能會對一個國家的信譽產生影響，但實際結果是，利用這些籌碼的國家在下一次談判中往往得到了比以前更多的讓步和更好的要價。

　　民間論政，還是要多一點理性，少一點情緒

　　民間論政可能也會有一些負面影響，如容易激化民族情緒等。但在民主社會，民間論政不但是在總體上于國于民有利的事情，而且是應該而且必須提倡的事情，否則，民主一詞就名不符實。當然，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公民，特別是作為有較高文化程度的知識分子，在論政方面還是必須有一些規(guī)范或者說有一些標準。別的不講，至少在對外關系方面，本人認為，民間論政應多一點理性，少一些情緒，多談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才能真正于國于民有利。

　　在國際關系中，極端民族主義危害很大，它常常導致盲目排外，還可能演變成為恐怖主義，而不正確的輿論常常就是誕生極端民族主義的溫床。這方面，法國的情況是一例。法國是一個民主社會，正因為如此，極端民族主義也很容易在部分輿論中得到響應，結果差點導致極右冀領導人勒龐當選為法國總統(tǒng)。當然，極端民族主義在中國根基不深，特別是在對外關系中一直影響不大，但中國的媒體也應防微杜漸，不要讓輿論成為極端民族主義滋生地。這就要求我們在論政時要以理論事，以事實服人，不要情緒化，動不動就反這反那。中國的對外政策絕不能受極端民族主義的左右。

　　另外，由于國際社會仍處于無政府狀態(tài)，沒有一個能真正代表全人類利益的機構，各國在國際交往、外交決策中只能在本國利益的基礎上進行折衷，忽視了這個基礎，只會損害我國外交工作，只能導致外交工作的大失敗。因此，民間人士在論政時應理性地考慮到這一點，在論及對外關系中還是應以是否符合我國國家利益為辨別是非的根本標準。我們提倡在國際關系中尊重民主，尊重全人類的共同利益，但如果全以民主、獨裁或是以人道、全人類共同利益來為外交工作劃線，那不但于事無補，還會對我國外交工作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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