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奇生：從“容共”到“容國”：1924－1927年國共黨際關系再考察
發(fā)布時間:2020-06-04 來源: 幽默笑話 點擊： 
1924－1927年間的國共關系，一直是民國史和中共黨史研究領域的一大熱點。而兩黨“黨內合作”形式又是其中極具爭議的焦點之一。幾乎從國民黨改組之日起，國共之間的爭端在很大程度上即是由“黨內合作”這一形式引發(fā)的。在三年多的時間里，國共兩黨不僅對相互關系的認知和表述各有不同，而且各自的表述與客觀事實之間亦存有相當?shù)牟罹�。加�?927年以后，兩黨的歷史參與者難免從各自的立場來塑造有關這一段歷史的記憶，乃至在數(shù)十年后的今天，海峽兩岸學者以及大陸學者之間對這一段歷史的描述和表述尚存有較大差距。[①]
事實上，這個時期國共兩黨關系一直處于動態(tài)變化之中。兩黨合作的形式、內容和表述亦隨著兩黨力量對比的變化而有所調整和改換。這個時期國共關系演變的復雜情形，實際遠非過去人們認知中的“容共”或“聯(lián)共”等語詞所能簡單概括。本文試圖考察這個時期國共對相互關系的認知和表述的變化，以及兩黨地方組織和普通黨員之間的黨際互動狀態(tài)，進而描述兩黨黨權的強弱對比和組織力量變化的實際情形，或有助于加深人們對這個時期國共關系復雜情形的理解。
一、 從“容共”到“聯(lián)共”：國共對相互關系的認知和表述
一般認為，1923年6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和1924年1月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各自正式確立了兩黨合作的政策。但值得注意的是，兩黨在做出這一決策的時候，各自對于相互關系的認知和表述，實際上是存有差異的。
首先，在兩黨關系的表述上，共產國際和中共方面一開始即將兩黨關系稱之為“合作”關系�！豆伯a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關于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系問題的決議》（ 1923年1月12日）稱：“共產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認為，國民黨與年青的中國共產黨合作是必要的”。[②]中共三大《關于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稱：“共產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議決中國共產黨須與中國國民黨合作，共產黨黨員應加入國民黨，中國共產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議決，此次全國大會亦通過此議決�！盵③]觀此可知，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從一開始就將國共關系定性為“合作”關系，并鄭重其事地以決議的形式正式確立下來。
而國民黨方面則有所不同，在最初兩年多的時間里，一直沒有正式認同兩黨關系為“合作”關系；
國民黨一大沒有象中共三大那樣通過一個關于兩黨關系的專門性決議。李云漢認為，國民黨一大確定“容共”的標志，是1月28日大會討論國民黨章程審查委員會報告案，有關“容共”問題即包括在這一案中。[④]查該案討論“容共”問題的原委，起因于代表方瑞麟的臨時提議，要求在國民黨章程中明文規(guī)定“本黨黨員不得加入他黨”。針對方瑞麟的主張，中共代表李大釗發(fā)表了一個聲明，表示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服從國民黨的主義，并遵守其黨章。經過多位代表的激烈辯論，大會最后表決，多數(shù)代表贊成“黨員不得加入他黨不必明文規(guī)定于章程”[⑤]。李云漢認為，這一表決，標志著“國民黨的容共政策遂告確定”。實際上，提案中并未對兩黨關系的相關原則做出正面、直接和具體明確的規(guī)定。
其次，孫中山在國民黨一大上先后發(fā)表過七次演說（包括開會詞和閉會詞）。[⑥]在其中關于民生主義的一次演說中，孫中山專門就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一事做出解釋，既批評黨內“老同志”思想穩(wěn)健為“不及”，也批評“新同志”思想猛進為“太過”，強調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并無沖突，不過范圍有大小而已，聲稱“新青年”一方已“誠心悅服本黨三民主義，改共產黨員為國民黨員”。[⑦]這是孫中山在國民黨一大上針對兩黨關系所做的惟一一次演說，其意為消泯國民黨內“老同志”對接納共產黨員所產生的疑慮。除此之外，孫即使在開會詞和閉會詞中亦未提及兩黨關系。
與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分別就國共關系做出專門性的決議相比，國民黨一大確定“容共”政策的過程帶有某種消極性和模糊性。國民黨一大宣言既未提及兩黨關系，國民黨一大前后的輿論宣傳，亦著力宣示其黨務革新的意義，對與蘇俄和中共的關系幾乎沒有正面提及。
國民黨一大何以未就兩黨關系形成專門性決議和明文寫進大會宣言，一或避免“赤化”嫌疑而有意淡化宣傳[⑧]；
亦或此事早經孫中山定奪于前，且中共加入既成事實，大會只在化解國民黨內反對意見而已。除此之外，更直接的因素，當在孫中山當時的意識中，并不認為國共關系是一種黨際之間的“合作”關系。在孫看來，中國共產黨不過是一班“自以為是”的“中國少年學生”，是“北京一班新青年”的小組織。[⑨]
“（孫）博士曾對國民黨人說，中國的共產黨完全不值一提，都是些在政治上沒有修養(yǎng)的年輕人，不值得重視。”[⑩]在這種心態(tài)下，國共關系未被孫中山列為國民黨改組大會中的重要議案，自是情理中事。在表述上，孫中山當時的提法是“改共產黨員為國民黨員”、“共產黨員紛紛加入本黨”。[11]所謂兩黨“合作”，在最初兩年多的時間里，只是共產國際和中共單方面的提法。
當然，孫中山輕視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政黨的存在，并未影響他對年青有為的中共分子個人的重用。如他解釋任命中共黨員譚平山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這一要職時，就明確表示他看重譚“有能力和有才智”[12]�？梢哉f，孫中山在國民黨改組前后賦予部分中共黨員以相當職務和權力時，更多的是看重中共黨員個人的才干，而非出于兩黨之間職位和其它政治資源分配等方面的考量。
國共關系建立后，中共黨員和青年團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對“以個人身份加入”的解釋，國共兩黨形式上尚無大的分歧。如李大釗在國民黨一大上發(fā)表聲明稱：“我們加入本黨，是一個一個的加入的，不是把一個團體加入的，可以說我們跨黨，不能說是黨內有黨。因為第三國際是一個世界的組織，中國共產主義的團體是第三國際在中國的支部，所以我們只可以一個一個的加入本黨，本〔不〕能把一個世界的組織納入一個國民的組織。中國國民黨只能容納我們這一班的個人，不能容納我們所曾加入的國際的團體。我們可以加入中國國民黨去從事國民革命的運動，但我們不能因為加入中國國民黨，便脫離了國際的組織�！盵13]依李之意，中共作為第三國際的支部，是一個世界的組織，而國民黨只是一個國內組織，后者無法容納前者。故只能以個人身份加入。李的言意中，隱含著幾分自得。其時國共兩黨都有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之類的認知[14]，作為國際組織支部的中共，似無形中感覺比國內政黨的國民黨要高出一籌[15]。中共的這種“國際性”，當時也為國民黨人所認同。如汪精衛(wèi)在李大釗聲明后表示：“黨員跨黨一層亦可不必過慮，且從前既已許之，固經過慎重考量，矧共產黨又系國際的團體，更何礙于本黨乎？”[16]在汪之意，中共既為國際團體，不必顧慮中共會在國內與國民黨爭衡。據(jù)汪精衛(wèi)追述，早在1922年李大釗加入國民黨時，曾向孫中山聲明自己不能退出共產黨，孫中山明確表示說：“這不要緊，你盡管一面作第三國際黨員，一面加入本黨幫助我�！盵17]孫視中共黨員為第三國際黨員，亦認可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之外的獨立存在。
1924年8月，國民黨中央執(zhí)委會對國民黨員頒發(fā)訓令，內稱中國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后，“仍不脫離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在本黨之外”存在�！爸劣诩尤氡军h以后，仍不脫離中國共產黨，則以中國共產黨為第三國際之一支派，與國內角立之政黨，性質不同”。[18]國民黨人強調中共組織的“國際性”，含有中共不會與國民黨角立爭雄的某些意味。
但事實上，中共基于其階級基礎的自我優(yōu)越感及其自恃與世界革命的直接聯(lián)系，與國民黨頡頏的意識甚為明顯。在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后，一再強調其自主獨立性，強調兩黨關系是合作而非合并：“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絕不是整個的共產黨來加入國民黨，而是共產黨員以個人的資格加入的，并且不是共產黨每個黨員都加入，所加入的不過是一部分。共產黨在國民黨外有自己的獨立組織，有自己的一切機關，有自己的政綱與策略�！盵19]
依照國共雙方的上述解釋，意味著國共關系自始就存有兩重性：中共黨員個人加入國民黨，即形成一種“黨內合作”關系；
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之外獨立存在，兩黨關系又是一種“黨外合作”關系。若從國民黨的角度言，即既是“容共”，又是“聯(lián)共”�！叭莨病笔恰叭菁{共產分子”；
“聯(lián)共”乃“聯(lián)合共產黨”。從這個意義上說，單獨稱“容共”或單獨稱“聯(lián)共”，都難以完整表述國共關系的這種兩重性。
盡管兩黨對“以個人身份加入”的解釋無明顯分歧，但由于“以個人身份加入”的含義本身存有兩重性，國共在對相互關系的認知和表述上實際各有側重。在國民黨一方，最初只強調接納個體的“共產分子”。而中共則反復強調兩黨關系是“合作”關系。中共最初雖未明說這種“合作”是一種對等合作，但欲與國民黨平起平坐之意則甚明顯。
1924年8月21日，國民黨中央全會討論國共黨員糾紛問題。瞿秋白和鮑羅廷亦與會。會議決議在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之下設立國際聯(lián)絡委員會，其主要職務在“協(xié)商中國共產黨之活動與中國國民黨有關系者之聯(lián)絡方法”。上海中共中央獲悉這一消息后，十分震怒，馬上致電廣州鮑羅廷和瞿秋白：禁止在國民黨的會議上進行任何有關共產黨問題的辯論，禁止瞿秋白以黨的名義在國民黨的會議上發(fā)言，拒絕承認國民黨下屬的為解決兩黨間問題而設立的國際聯(lián)絡委員會。[20]陳獨秀認為，孫中山的目的，“在于把中國共產黨置于國民黨的領導之下”，鮑羅廷中了孫中山的圈套。[21]顯然中共欲與國民黨平起平坐。若承認國民黨下屬的國際聯(lián)絡委員會有解決兩黨問題之全權，即意味著承認國共關系為一種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這正是上海中共中央十分震怒的原因。
在表述上，國共雙方開始并沒有使用“容共”、“聯(lián)共”之類的提法。據(jù)臺灣出版的《國父全集》，最早所見“容共”的提法是孫中山于1924年3月2日發(fā)表的《通告黨員釋本黨改組容共意義書》[22]。但據(jù)黃彥考證，孫中山的這一通告原稿本無標題（據(jù)稱原稿現(xiàn)藏于臺北國民黨黨史館），1924年3月2日《中國國民黨周刊》第10期發(fā)表時，題為《總理致海內外同志訓詞》。1940年代國民黨黨史會纂修林一廠主編《總理史跡稿》時，才將標題改為《通告黨員釋本黨改組容共意義書》。黃彥稱，在所有的孫中山著作和孫中山逝世前國民黨文件中，都看不到有“容共”的提法。[23]
國民黨文件中，最早出現(xiàn)的與“容共”相似的提法，是“容納中國共產黨分子”。1925年5月25日，國民黨一屆三中全會通過《對全體黨員之訓令決議案》，該決議案內提到：“然因容納中國共產黨分子加入本黨之故，社會對于吾黨之疑慮，及吾黨同志間之糾紛，由是引起”�！叭魏坞A級無不聞共產二字而卻走，及見本黨容納中國共產黨分子之加入，率驚恐相顧，以為大禍之將臨�！盵24]這是國民黨官方文件中較早有關“容納中國共產黨分子”之提法。[25]在此后一段時間里，“容納共產分子”之類的提法漸成習慣用語。
中共在最初一段時間里也是認同“容納共產分子”之類提法的。其后隨著中共勢力的日長以及與國民黨抗衡意識的增強，“聯(lián)共”才逐漸取代“容納共產分子”的提法�！奥�(lián)共”一詞，據(jù)筆者有限的查閱，最早見于瞿秋白在1925年秋冬間所做的一次題為《國民革命與階級斗爭》的講演。內稱：“在開會（指西山會議）以前，林森、鄒魯電汪精衛(wèi)謂廣州執(zhí)行委員違反孫先生的聯(lián)共主義，而他們現(xiàn)在居然聯(lián)絡段祺瑞在北京開會，這是不是實行中山主義？”[26]“聯(lián)共”被稱作一種主義，當是瞿秋白個人所獨創(chuàng)。
1926年3月12日，中共中央在《孫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紀念日告中國國民黨黨員書》中，首次在正式文件中使用“聯(lián)共”一詞。文中涉及孫中山和國民黨對共產黨的政策時，有8處用“聯(lián)共”表述，1處用“容納共產派”表述，1處用“黨內合作”表述。[27]此后，“聯(lián)共”一詞逐漸在中共人物的言論中頻繁使用。與此同時，“三大政策”的概念亦逐漸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共提出“聯(lián)共”的前后，國民黨亦開始承認國共關系為“兩黨合作”關系。
國民黨正式承認國共關系為“兩黨合作”關系，并采取兩黨合作的具體措施的，是1926年5月召開的二屆二中全會。以往研究者大多關注這次會議所通過的《整理黨務案》對中共所加的種種限制，如規(guī)定不得懷疑和批評孫中山及三民主義；
加入國民黨的中共黨員名冊須交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主席保存；
在國民黨高級黨部任職的中共黨員人數(shù)不得超過1／3，(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并不得充任國民黨中央機關之部長等。限制中共，自是蔣介石提出《整理黨務案》的初衷和重要考量，但另一方面，蔣也看到中共勢力的迅速增長，而不得不承認“兩黨合作”這一客觀事實，從而首次以大會決議案的形式確認“兩黨合作”關系。會議不僅在提法上用“兩黨合作”來表述[28]，而且決議組織兩黨聯(lián)席會議[29]，“審查兩黨黨員妨礙兩黨合作之行動、言論及兩黨糾紛問題，并協(xié)定兩黨有連帶關系之各種重要事件”。規(guī)定國民黨員對于共產黨員，或共產黨員對于國民黨員，有懷疑或不滿之處，應呈訴或報告于各該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提交本會議審查后，交各該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分別執(zhí)行。聯(lián)席會議由5名國民黨代表和3名共產黨代表組成；
兩黨代表分別有代表本黨之全權。[30]
兩黨聯(lián)席會議顯然與1924年8月國民黨一屆二中全會所設立的國際聯(lián)絡委員會不同。國際聯(lián)絡委員會是國民黨中政會下屬的一個國民黨黨內機構，而兩黨聯(lián)席會議則是兩黨對等的黨際聯(lián)絡機構。這意味著國民黨正式以聯(lián)席會議的形式確立了兩黨對等的合作關系。
據(jù)蔣介石日記記載，《整理黨務案》提出前，曾多次與鮑羅廷磋商“國共妥協(xié)條件”[31]。故《整理黨務案》在某種意義上也可視作鮑蔣妥協(xié)的產物。蔣在1927年2月的一次演說中，曾聲稱“兩黨合作之議，最初發(fā)于本人之主張”，即指他所提《整理黨務案》。[32]
《整理黨務案》通過后，中共中央發(fā)表了一封致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信。中共在信中大致表達了這樣兩層意思：一是強調兩黨合作政策早已確定，兩黨聯(lián)盟也早已成為事實；
二是《整理黨務案》是國民黨內部的決議，與中共無涉，亦即否認該案對中共具有約束力。對于成立兩黨聯(lián)席會議一事，中共在信中沒有明確表示可否。[33]而譚平山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則對聯(lián)席會議持相當肯定態(tài)度，認為組織聯(lián)席會議對中國革命非常重要，“這不僅從消極方面來說，可以消除兩黨之間的沖突，而且從積極方面來說，還能同國民黨一起制定中國革命的具體策略和方法。此外，這次聯(lián)合全會使共產黨在權利上與國民黨處于平等地位。因此，共產黨能夠爭取到合法地位�！盵34]顯然中共中央亦注意到了《整理黨務案》的另一面。王若飛后來認定這就是“由容共到聯(lián)共，黨內合作到黨外合作”[35]。李劍農在1930年出版的《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一書中亦認為，《整理黨務案》的提出，標志著國民黨的“容共”政策從此變?yōu)榱恕奥?lián)共”政策。[36]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對《整理黨務案》攻擊最力的不是中共，而是西山會議派。西山會議派所看重的正是《整理黨務案》所承認的“兩黨合作”的“名分”。西山會議派認為，《整理黨務案》是廣州國民黨中央與共產黨訂立的妥協(xié)條件，將“容納共產分子”變?yōu)椤皟牲h合作”，意味著國民黨從此將變成“國共聯(lián)合黨”。[37]在當時西山會議派的認知中，《整理黨務案》亦是國民黨由“容共”向“聯(lián)共”轉變的標志。
自《整理黨務案》提出后，蔣介石在多數(shù)場合都將國共關系表述為兩黨“合作”。如1926年7月24日蔣在復張繼書中寫道：“本黨與共產黨合作，為總理與仲愷兄在日所確定，革命勢力必求團結，共產黨主義雖與本黨有別，其致力革命則人所共認”；
“本黨所尚須討論者，非與共產黨應否合作之原則，在與共產黨如何合作之方法”；
“惟愛黨必以其道，因革命勢力必求團結，不能懷疑及于總理所定與共產黨合作之政策”。[38]諸如此類的表述，與中共所稱的“聯(lián)共”實無歧異。
1926年8月25日，蔣介石在國民黨湖南省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演說時，對國共關系的表述實際即是“聯(lián)共”。茲引述如下：
本黨同志現(xiàn)在應該明白何者為革命派，何者為反革命派。中國共產黨是革命派，我們應該聯(lián)絡。先總理要聯(lián)合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革命勢力方能增長，革命精神方能發(fā)展。但在同志有許多懷疑者，引起許多的糾紛。西山會議派對于本黨自相傾軋，亦即以此。殊不知中國共產黨本是中國革命一部分的力量，有人說聯(lián)合后恐國民黨將為共產黨所消滅，為具有新知識腦筋清白者，決不出此無稽之談。我們要知道，共產黨不僅有組織有紀律，而且比國民黨組織紀律嚴厲得多，對于革命有步趨、策略、方針、政綱，與其他團體不同。國民黨除與共產黨合作外，尚有何黨何派可與之聯(lián)合？現(xiàn)在已可看得明白，革命黨不僅不與共產黨分離，且應日日團結，方能擴大力量，適合本黨的政策。如放棄、排除，使共產黨在革命工作上受打擊，而本黨處領導民眾地位，離開共產黨，所受打擊更大些。故現(xiàn)在可說共產黨消滅本黨，是自己恐惶，只要自己努力向前奮斗，依照政綱進行，不僅共產黨不能消滅國民黨，且可為國民黨輔助；
如不努力奮斗，不聯(lián)合共產黨亦必終歸于消滅。所以，對于共產黨必不用其懷疑。且須知本黨在領導民眾地位，民眾向本黨團結，革命方可成功；
反是，則是自殺。此為本黨應注意的最大問題，兄弟所以特提出來要請各位格外注意。[39]
大約到1926年底1927年初，“聯(lián)共”的提法亦開始在國民黨報刊上頻繁出現(xiàn)。有時“聯(lián)共”與“容共”交相使用，不分彼此，如《廣州民國日報》副刊《現(xiàn)代青年》1927年4月8日刊載一篇文章，標題為《我們?yōu)槭裁匆獡碜o三大政策――聯(lián)俄、容共、扶植農工》，正文首句為：“近來黨內的同志和友黨的人們都高叫起擁護三大政策（聯(lián)俄、聯(lián)共、扶植農工）來了！”標題中為“容共”，正文中為“聯(lián)共”，“容共”與“聯(lián)共”似乎通用。又《現(xiàn)代青年》第73期《編者的話》提到，不少讀者來信質問和請求解釋“容共”與“聯(lián)共”的區(qū)別。亦說明當時“容共”與“聯(lián)共”兩種提法之并存。其時，被中共指為國民黨左派的甘乃光對“聯(lián)共”與“容共”有另一種解釋，即認為共產黨分子內存在著兩種成份，一種是純粹共產黨，一種是跨黨的共產黨。國民黨既“聯(lián)絡共產黨純粹分子”，又“容納共產黨跨黨分子”。[40]
1926年底1927年初，“聯(lián)共”與“容共”雖在國民黨報刊上交相出現(xiàn)，但稱“聯(lián)共”者漸多，而提“容共”者漸少。這意味著不少國民黨人亦逐漸認同“聯(lián)共”的提法。到“四一二”前夕，“聯(lián)共政策”已是一個“口號常呼著，標語常寫著”的詞語。[41]
二 《向導》式的文字與中共的話語強勢
當1923年中共黨員開始加入國民黨時，黨員人數(shù)不過400多人，而當時國民黨黨員號稱20萬。盡管如此，當時中共黨人不僅沒有顧慮可能被國民黨吞并和溶化，相反抱有要充當革命動力去推動國民黨革命的意圖。他們堅信自己的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進代表，是人類社會未來的主人翁，具有高度的政治使命感和強烈的階級優(yōu)越意識。在那時中共“新青年”的眼中，國民黨人的形象已是“老朽不堪”。曾幾何時，加入同盟會的革命黨精英亦曾是一批急進青年。如1911年7月18日孫中山致鄧澤如書中即稱：“金山致公總堂雖系洪門以反清復明為宗旨，然向多老朽頑錮，向無進取之氣，故嘗與吾黨少年勇進之輩積不相寧�！盵42]無奈時代變換的步伐實在太快，不過十余年的時間，當年視別人為“老朽頑錮”的“少年勇進之輩”，又很快被比他們更年青更急進的五四少年視為“老朽”。
民國2年后，國民黨即因宋教仁被刺及其他主要領袖被迫流亡國外，而一度與國內的政治文化主流疏離。在1915年因“二十一條”而起的全國性的反日運動中，國民黨人在民族矛盾和國內政爭之間處于兩難境地，內部意見分歧，基本上置身事外。及至次年的護國之役，唱主角的乃是進步黨，國民黨只起到輔助的作用。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國民黨大體上仍在運動主流之外。[43]1923年7月《前鋒》雜志創(chuàng)刊號有文質問國民黨曰：“民國八年學生大運動的時候國民黨在什么地方？民國四年反對日本二十一條要求的運動中有沒有國民黨？……無怪乎五四運動的學生把國民黨忘掉，去年北京雙十節(jié)紀念在中央公園開會，學生工人到者數(shù)千人，連創(chuàng)造民國的國民黨名字多沒有提起……革命黨不能，而北京大學卻能做革命思想的中心，這種事實實在不能令人滿意�！盵44]這頗能代表五四新青年對改組前國民黨的觀感。國民黨的舊旗幟，顯然已對五四一代新青年失去吸引力。
李云漢認為，“當時的國民心理一致傾向國民黨，共產黨的旗幟不足以號召群眾”[45]。這一認知顯然與當時的“國民心理”不盡相符。當時固不存在舉國“一致”的“國民心理”，而國共兩黨的旗幟，誰更有號召力，關鍵要看是對什么樣的“群眾”和“國民”。如就社會底層民眾而言，他們所傳聞的共產黨，也許囿于“共產公妻”的浮面印象而視共產黨為洪水猛獸。[46]而對那時尊西崇新的知識青年而言，則可能又是另一番情形。羅志田研究五四前后思想文化運動與政治運動的關系時，即發(fā)現(xiàn)“社會主義”的招牌在那時具有相當?shù)奈�，盡管各派所標榜的“社會主義”的實際內涵可能相差甚遠[47]。這當然仍是相對部分人群而言。事實上，當孫中山聲稱其“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時，在某種意義上即是為了迎合五四新青年對社會主義的信仰，或者說是為了將當時知識青年對社會主義的崇拜，吸引和轉移到對其三民主義的信仰上來。在那時城市知識青年的社會時尚認同中，“新青年”和“進步青年”的標準和表征，即以信奉主義為歸趨，而且在崇洋趨新的風氣下，主義愈新，對“新青年”愈具有吸引力[48]。當時有社會輿論指稱：“現(xiàn)在的一般青年，未免太愛學時髦了……不談政治則已，一談政治，至少也要共產主義，再不然，還要無政府主義�！盵49]此類言論雖不無夸張，但仍反映出五四以后知識青年的急進化程度。
正因如此，當國民黨一大宣布改組時，北洋舊陣營一方的輿論大肆宣揚國民黨已“赤化”、“過激”，而在“新青年”一方，卻嫌國民黨不夠進步。當馬林提議中國共產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員加入國民黨時，幾乎遭到后者的一致反對。在當時中共新青年眼中，老國民黨人是前時代人物，是落伍者，加入國民黨，意味著共產黨退化。[50]陳獨秀在致維經斯基的信中所持反對加入國民黨的理由之一，即是國民黨“在廣東以外之各省人民視之，仍是一爭權奪利之政黨，共產黨倘加入該黨，則在社會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會），永無發(fā)展之機會”[51]。當時共產黨潛在的社會信仰群體主要是五四知識青年。如以代際來劃分，改組前的國民黨與新生的共產黨大致分別代表了辛亥一代和五四一代。孫中山容納共產黨分子的一個重要考量，即是要將這批五四新青年吸納到他的革命隊伍中來。在當時孫中山的認知中，國共兩黨的分別，一是“老同志”，一是“新青年”。[52]“老同志”固然疑慮“本黨名義被彼利用”，而“新青年”更擔心與“老同志”合流會失去青年社會的信仰。
當共產國際強迫中共黨員和青年團員加入國民黨后，中共中央諄諄告誡其黨員不要對國民黨人存嫌惡藐視心理和不屑與之為伍的成見，亦不可有驕矜自炫的辭色，而應該對他們努力“扶持”、“誘導”和“掖進”。[53]實際上，中共中央讓其黨員去“扶持”、“誘導”和“掖進”國民黨，本身即是一種居高臨下的“驕矜”姿態(tài)。而這種姿態(tài)，與中共黨員受容于國民黨的“黨內合作”形式顯然是不相適應的。
事實上，國民黨方面最早反對國共合作的，主要是一批“老同志”。從馮自由到西山會議派諸人均是。這其間實不無代際沖突的因素。孫中山改組國民黨時，倚賴的主要不是元老派，而是黨內的少壯派和中共新青年。對國民黨元老派來說，眼見這些后進少年輕而易舉躍居黨內高位，難免心有不服。在國共合作初期，像廖仲愷、汪精衛(wèi)、胡漢民、蔣介石這批國民黨少壯派和中共新青年相處尚屬融洽，多被中共視為左派或中派；
而被中共視為右派的，則多是國民黨內的“老同志”。中共最初在國民黨內的斗爭矛頭亦主要指向“老國民黨員”，認為只有將那些“國民黨老朽”清除出去，才能組織一個新國民黨。[54]
在國民黨內部，“老同志”和少壯派之間亦不無沖突。國共之爭和國民黨內部的左右之爭最初幾乎表現(xiàn)為老少之爭。如國民黨改組后不久，戴季陶即已深切感受到國民黨舊同志與共產黨新青年之間的差距：“今日最能奮斗之青年，大多數(shù)皆為共產黨，而國民黨舊同志之腐敗退嬰，已無可諱�！盵55]戴于失望之余，憤而辭卸黨內一切職務，一度不復與聞黨事。此時年近40的蔣介石，亦常流露出對國民黨“老同志”的不滿。如他曾在一次國民黨中央全會上公開指責：“許多老黨員，應該知道他自己已是暮氣沉沉，差不多已成為骨董，只能陳列著，不能有什么實用�，F(xiàn)在最革命的差不多都是青年分子�！笔Y在致張繼的一函中甚至認為，“總理革命四十年而未成功，(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其原因甚多，然亦未始非一般老同志從旁掣肘，使總理不能徑行其志之所致。”蔣在私下場合更是埋怨“本黨老同志實不行也。” [56]李云漢認為，廖仲愷被害的一個主要原因，亦與他時常流露出對國民黨老同志的不滿而招人懷恨有關。[57]
由于革命是青年人的事業(yè)，故青年最革命、最能奮斗之觀念，漸成為國共兩黨的共識。與此相對，“老”也就于無形中成了“老朽”、“保守”的代名詞。以至于與“老”字相關的稱謂，都難免暗含貶意。如西山會議派即指責中共將孫中山稱為“老革命家”是別有用心，不懷善意。鄒魯指出：“猶記十三年冬，共產黨在廣東編平民學校教科書，稱總理為老革命家，革命家而下一‘老’字，何等深刻！說[沒]想這‘老’字至今通移到我們國民黨的黨員來了，其消滅本黨的陰謀，須一個一夕（引者注：原文如此），卻可于此見出”[58]。連“老革命家”也成了一個貶義詞，可見當時革命話語的主導權已完全掌控在青年一代之手。崇新與鄙老，幾成為當時“新青年”流行的價值觀。
青年最革命、最能奮斗，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了政黨競相爭奪的對象。五四前后的中國都市社會，正游離出一大群“有些知識而又沒有充分知識”、就業(yè)無道、謀生乏術、前途渺茫而對社會現(xiàn)實產生疏離和不滿情緒的中小知識青年。他們自然也成為國共兩黨都想吸納的政治資源。大革命時期國共兩黨的有生力量正是這批中小知識青年。
共產黨自稱是無產階級的政黨，大革命時期亦將其注意力開始投向工人和農民階層。不過，在實際動員過程中，中共的意識形態(tài)宣傳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為社會底層的工人和農民所接受，尚值得探討。以當時中共機關報《向導》為例。該刊曾刊登一封名叫“冬原”的讀者來信。來信以“冬原”家鄉(xiāng)的情形為例，說明農民不僅看不懂《向導》，也買不起《向導》，進而指責《向導》與其說是給無產階級看的東西，還不如說是給資產階級看的東西：
如貴刊者，實在是給資產階級看的東西，我們苦人不但看不懂，買也買不起了。所以我要問你們：你們是希望資產階級覺悟讓步，而盡量的給他們《向導》看呢？還是主張無產階級起來革命而盡量的給他們《向導》看呢？……里面雖寫著“工人、農民、兵士們！起來！起（來）！”等話，但我老實告訴你們……他們買一塊豆腐要吃驚，更說不到買《向導》了。因為《向導》究竟是廢紙，包油條的廢紙。他們并沒有聽著你們叫；
他們也未曾看著《向導》這樣東西的。你們的文字太深了……你們那些“列寧”、“馬克思”、“實際”、“封建”、“軍閥”，他們確實看不懂，比較看得懂的，是“共產”兩字，你們想，這是多么恐怖的“共產”！所以你們現(xiàn)在既不瞎想帝國主義讓步，卻偏偏又要受過很好的教育的朋友才能看得懂的東西，需要革命而不知革命為何物者卻偏偏不能給他看懂。這是一個什么的向導？[59]
這封讀者來信頗能說明當時中共精英在意識形態(tài)社會化過程中的“自說自話”。啟蒙者與被啟蒙者之間兩不搭界。啟蒙者實際上是在對自己臆想中的被啟蒙者布道。而真正的被啟蒙者渾然不覺。當時《向導》并非免費贈閱，每份定價6分，對當時的農民來說，10文一塊的豆腐已不敢問津。更重要的是，《向導》的文字非中等文化程度者不能看懂。20年代初的江蘇南通，在張謇主導下大力發(fā)展實業(yè)、教育，以“地方自治”著稱一時。即使在南通這樣開風氣之先的地區(qū)，其市民識阿拉伯數(shù)字者也不過百分之二三。[60]在這樣的社會大背景下，革命者在宣傳其革命理論時，是否考慮過其宣傳對象的接受能力呢？試想那時處于社會最底層的工人農民，他們連阿拉伯數(shù)字尚且不識，遑論“列寧”、“馬克思”等洋導師以及“狄克推多”、“蘇維�！�、“軍閥”等洋名詞了。[61]
實際上，那時的革命者未必不知他們所要喚起的民眾的接受能力。如1926年4月中共中央特印發(fā)了一本名為《我們今后怎樣工作》的小冊子，要求每個黨員必讀。在這本小冊子中，中央鑒于過去宣傳口號提得過高，未能深入群眾，提醒今后的宣傳要顧及群眾心理，適合群眾要求，“群眾有時很糊涂，我們便不能太過聰明，使他們離開我們，這時我們不妨也隨著糊涂一點，引導他們由糊涂的路走到聰明的路”[62]。此時的革命知識分子自以為比“糊涂”的群眾要“聰明”，顯然自我感覺良好。[63]喚醒民眾，啟蒙民眾，是五四后革命知識分子自任的一大使命。但如何喚醒？如何啟蒙？顯然還處在摸索之中�！断驅А酚浾咴诖饛汀岸睍r亦承認：“不用說賣錢，不用說《向導》式的文字，即使用極通俗的言辭，無代價的向農民去說，他們也不愿意來聽，即來聽亦難使他們了解……可知革命的理論是一回事，革命思想的通俗化文〔又〕是一回事”�！啊断驅А分荒芡ㄋ谆�，我們是承認的，然而中國革命中萬分需要《向導》一類的刊物，這應該也是公認的事實，顧此則失彼；
《向導》既然擔起指導中國革命理論和策略的責任，自不能兼顧通俗化……馬克思的《資本論》是共產主義的經典，然而一般工人又何嘗能看懂呢？難道馬克思也是希望資產階級覺悟讓步，而著作《資本論》給他們看嗎？不過他方面革命思想之通俗化，亦是刻不容緩的事。本報讀者來信亦常有提及之者�！盵64]
《向導》記者以“中國革命中萬分需要《向導》一類的刊物”為由，認為不能“顧此而失彼”。這實際透露出《向導》在工人農民之外，還存在著另一個潛在的讀者群。這個潛在的讀者群正是廣大的中小知識青年。據(jù)1925年4月青年團廣州地委的報告，《向導》“在廣州只知識者看，一般工農群眾一因國語白話，二因意義深奧，很少看得明白。”[65]除《向導》外，那時廣州青年團還辦了一份《平民周刊》。該刊雖名為《平民周刊》，但“閱者多非平民，故宣傳意義，不外對非平民說：要注重平民教育”[66]。
名為面向“平民”，實則“對非平民說”，恐怕是這個時期中共宣傳刊物的共同特征�！断驅А肥降奈淖譄o疑適合那群趨新崇洋而又急進化的“非平民”的知識青年的胃口。中共精英擔心，《向導》和《平民周刊》若真通俗到能讓普通工人和農民看懂，又恐失去這群知識青年讀者�！邦櫞藙t失彼”即此之謂也。
事實上，《向導》亦明白它所宣揚的革命理論不可能直接為工人和農民所接受。從這個意義上講，“冬原”指責《向導》不是給無產階級看的，而是給資產階級看的，亦不無道理。依中共的階級劃分，中小知識青年即屬于小資產階級。廣大中小知識青年的作用，正是介于中共上層精英和底層民眾之間，充當兩者溝通的橋梁和革命的媒介。中共精英先向廣大中小知識青年灌輸革命理論，然后再通過他們深入民眾中去動員和喚起民眾。其時共產國際鑒于中共的相當一部分黨員和工農群眾都是文盲，曾要求中共廣泛利用學生黨員建立一支為工農組織服務的干部隊伍，給工農群眾讀報講報，宣讀和講解黨的號召書和小冊子。[67]
以今天的眼光觀之，《向導》式的文字并無新奇之處，然在當時人看來，《向導》中充滿了時髦和洋化的語言詞匯，象“實際”、“封建”之類的詞語，在“冬原”眼中即很新鮮。據(jù)當時擔任《向導》和《新青年》校對工作的鄭超麟后來回憶，兩刊上的一些文章帶有莫斯科東方大學或上海大學講義的味道，有的稿子甚至是直接從莫斯科帶回來的。還有的文章和啟事是用半文言寫的。[68]但正是這些洋化和半文言的詞匯頗迎合那時趨新崇洋而又半新不舊的“新青年”的胃口，以至于當時一些“新青年”以讀《向導》和《中國青年》為時尚。有一名“新青年”在給上�！睹駠請蟆犯娇队X悟》的信中寫道：“慚愧！象我這樣年紀比較還輕，而受過中等教育程度以上的人，今朝才認識我所應該走的路――重新登記加入國民革命……我有時雖在讀小說、詩歌、文藝一類書之外，也看過幾本《中國青年》《向導》一類的雜志，但這不算我的誠意的研究，不過拿它做我文字或談話的點綴資料罷�！盵69]《向導》和《中國青年》的文字竟成了受過中等教育的“新青年”們用做談話和作文的點綴資料，可見兩刊在那時“新青年”心目中的“新潮”形象，以及兩刊在“新青年”群體中之流行。這種流行，從另一側面折射出當時“新青年”的急進化程度。[70]
從《向導》和《中國青年》的讀者群來看，其影響面顯已遠遠超出了中共黨員和青年團員的范圍。據(jù)1925年11月維經斯基給共產國際的報告，是時《向導》的印數(shù)已達3萬份，并在全國許多地方翻印。[71]到1926年7月北伐前夕，《向導》自稱銷數(shù)達5萬份。[72]5萬之數(shù)是否屬實，尚待考證。至少此前的3萬之數(shù)當屬可信，因為這是內部報告的數(shù)字。當時《向導》的發(fā)行是有價銷售，3萬之數(shù)在那時全國刊物銷量中當居前列。北伐途中有人發(fā)現(xiàn)，即使在江西贛州這樣的內地小城，一個書鋪每期能代售《向導》七八十份，《中國青年》五六十份。[73]《向導》的大量讀者來信也反映出它在當時廣大“新青年”中受歡迎的程度，其中很多自稱是國民黨青年。1926年《向導匯刊》第4集出版時，其廣告詞寫道：“本報自4年前出版至今，一向便是全國最急進的刊物。”[74]敢于以“最急進”來自我標榜和招攬，顯示當時中國社會已形成了一個相當大的趨于“急進”的社會群體。
當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于1922年春提議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時，一個重要的理由即是中共若不與國民黨合作，則宣傳的前景將十分暗淡。[75]后來的事實表明，馬林的推測并不正確。事實上，國共合作后，中共在意識形態(tài)宣傳方面仍保持自己獨立的旗幟。恰恰在這一方面，中共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優(yōu)勢。相比之下，國民黨在意識形態(tài)宣傳方面卻自嘆不如。改組后的國民黨雖擁有《廣州民國日報》和上�！睹駠請蟆返却笮忘h報，但兩報均側重新聞報道，不似《向導》、《新青年》和《中國青年》那樣專門致力于意識形態(tài)理論宣傳。甚至《廣州民國日報》的社論文字亦有時照搬《向導》上的言論。[76]當時一些國民黨青年埋怨國民黨除了《三民主義》教條和偶爾發(fā)幾個宣言、訓令外，沒有一個像中共《向導》那樣的中樞言論機關，亦缺少面向青年的政治理論讀物。[77]一位國民黨青年深有感慨地說：“我們這幾年來所看見的刊物是些什么？我們誰都不能否認是《向導》、《中國青年》、《人民周刊》、《少年先鋒》……然而這些刊物只是為共產主義而宣傳�！盵78]在國民黨方面竟沒有一個刊物可以與《向導》相抗衡。當時連西山會議派亦慨嘆“本黨宣傳工夫不如共產派，很可慮的�！盵79]
這個時期的國共之爭，很少在輿論宣傳上公開對峙。西山會議派的分共反共，雖在上�！睹駠請蟆飞献鲞^短期的宣傳，實際只發(fā)表過屈指可數(shù)的幾篇文字。國民黨內只有戴季陶一人公開著書立說，試圖與中共在意識形態(tài)上對壘。但戴所發(fā)表的文字，其理論的攻擊力實在有限，而且剛一出籠，就遭到中共的文字圍剿，戴幾乎沒有回擊便偃旗息鼓。中共贈以“戴季陶主義”的帽子，實在是有些抬舉了他。這個時期的幾位中共領袖如陳獨秀、瞿秋白等人，相當大一部分精力都投放在理論宣傳上。[80]而在國民黨內，自孫中山去世后，已無人堪與中共的陳獨秀、瞿秋白等進行理論對壘。大革命時期中共在思想戰(zhàn)線上的交戰(zhàn)對手主要是國家主義派。這個時期與《向導》進行正面交鋒的，一直是《醒獅》。對西山會議派和其他國民黨右派的批判只是其偏鋒而已。
不少研究者考證，北伐時期耳熟口順的“三大政策”口號并非孫中山原創(chuàng)，而是中共對孫中山晚年所行政策概括后提出的一個口號。實際上，這個時期許多風靡的口號均是中共首先提出來的。如“國民革命”這個名詞雖早在1906年由孫中山、黃興、章太炎等起草的《軍政府宣言》中就出現(xiàn)過，但此后的16年間不見再使用[81]，直到1922年陳獨秀重新賦予它新的內涵后，才逐漸風靡。此后，“國民革命”這一口號亦為國民黨人采用，很快成為一個全國普遍的口號。[82]
又如這個時期“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這兩個響亮的口號，亦是中共最早提出的。陳獨秀曾對這兩個口號的提出和流行過程做過說明：
這兩個口號，是我們分析并歸納中國一切亂源而定出的，始終是我們一切政策之骨干；
然而最初喊出這兩個口號的時候，我們的聲勢非常之孤，研究系的報上，笑我們扛出“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兩塊招牌，尤其“打倒帝國主義”這一個口號，民眾多不了解，甚至有人說是海外奇談；
但后來革命的工人和學生首先采用了，國民黨中一部分革命派也采用了，到現(xiàn)在，一部分進步的教授和商人也采用了，甚至于國民黨中的反動派和一班工賊，他們向民眾攻擊共產黨，有時不得不自稱他們也反對帝國主義，因為他們恐怕若不如此說，(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民眾會馬上看出他們是帝國主義者的走狗；
因此，我們可以看出本報（《向導》）所號召的“打倒帝國主義”這一口號已經深入民眾了。[83]
當然，一個口號從提出到“深入民眾”，畢竟有一個過程。如什么是“軍閥”，什么是“帝國主義”，“民眾”就在很長時間內不大理解。“軍閥”是一個從日本照搬過來的名詞。中共在1926年5月的一次黨內通告中還提醒其黨員在宣傳時不要太抽象，“如軍閥及帝國主義二字為群眾所不易了解，便只簡說張作霖的軍隊如何如何不好，日本人如何如何侵略中國”[84]。據(jù)稱當時“一般自命為知識階級的人，對于‘帝國主義’，常常要鬧笑話，常常要誤解”。最常見的誤解，是將帝國主義理解為有皇帝的國家的主義。[85]甚至于“打倒”之類詞語，也要反復解釋，“民眾”才能理解。故陳獨秀所稱“這一口號已經深入民眾”，實際恐怕還只“深入”到受過初等和中等教育的知識青年這一群體中。
大革命時期另一對著名的詞語“左派”“右派”和“左傾”“右傾”，亦是由中共從共產國際引進后，才風靡一時的。當時《東方雜志》有文說：“現(xiàn)代的世界，鬧的亂紛紛的，不都是為了左右之爭嗎？各國國會中都有左黨和右黨；
各政團中都有左派和右派；
便是批判個人的思想行為，比較保守的，便算是右傾，比較急進的，便又說是左傾了。差不多現(xiàn)代一切的思想沖突，政治沖突，都不外是一種‘左右之爭’�！盵86]在中共的宣導下，“左傾”、“右傾”、“左派”“右派”很快成為流行一時的名詞。當時西山會議派即指出，即使反對共產黨者，亦不知不覺中使用共產黨制造的“左傾”、“右傾”等“怪名詞”。[87]甚至國民黨右派的民治主義同志會也攻擊共產黨“右傾”、“卑劣”。[88]在國民黨清黨反共以后，一些地方實力派仍爭相表白自己“不右傾，不腐化”[89]。將“右傾”與“卑劣”、“腐化”并列，亦可見當時人們對“右傾”的認知。
左派與右派之分，最初只是急進與穩(wěn)健，或急進與保守之分，但在中共意識形態(tài)宣導下，左比右好，寧左勿右[90]，逐漸演變?yōu)檫@個時期一種強勢的社會認知。蔡和森談到，在孫中山逝世后，國民黨青年黨員群趨左傾，人人爭當左派�！霸S多國民黨青年黨員不僅以右派為恥，而且聽著中派這個名詞亦很不高興�！盵91]1926年8月，顧孟余在與維經斯基的一次談話中亦提到：“一些國民黨左派比共產黨人更左”，在一段時間里，汪精衛(wèi)甚至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論述問題。[92]汪精衛(wèi)當時有一句名言：“革命的反帝國主義的向左去；
不革命的不反帝國主義的向右去�！盵93]影響所及，連后來陳公博成立改組派時，亦聲稱自己是國民黨左派，而不愿別人稱他們?yōu)椤案慕M派”[94]。
晚清以來，先后歷經“中西之爭”，“新舊之爭”以及“革命”與“改良”之爭，到20年代，在激進主義思潮的沖擊下，與“革命”相對峙的已不再是“改良”，而是“反革命”。由于“革命”具有無可置疑的絕對正當性和合法性，故將“反革命”的頭銜加諸不同政見者和政治敵對勢力之上，即意味著剝奪其存在的合法性。到“四一二”政變前夕，蔣介石亦聲稱“我自信是最革命的一個！誰反對我的，誰就是反革命！”[95]顯然蔣已意識到，誰壟斷了“革命”話語的解釋權，即可置對方為“反革命”。從此以后，國共雙方互相指責對方為反革命，以剝奪對方存在的合法性。從晚清的“革命”與“改良”，到20年代的“革命”與“反革命”，其間不難窺視出近代中國革命話語的流變。在這一過程中，“革命”語匯日趨于專斷，同時又隱含著相當?shù)娜我庑浴96]
“四一二”政變后，蔣介石宣布禁止使用“左派”、“右派”等“怪名詞”。他說：“年來共產黨分化我黨政策，無所不用其極，造作‘左派’、‘右派’、‘西山會議派’、‘新右派’等等名詞，任意加于本黨同志之上。受之者如被符魘，立即癱瘓而退�！盵97]中共所造的“怪名詞”具有“符魘”之力，亦可見其影響和聲威之大。實際上，在此之前，蔣介石自己亦曾受中共話語影響而分“左”“右”，如1925年12月25日蔣在《忠告海內外各黨部同志書》中，指責西山會議派“是真不自知其早已向右去，立于反革命地位，而徒怨他人分別左右，豈不可怪！如精衛(wèi)同志向左向右之說為不當，乃反不如直言之曰革命與反革命二者之分為當乎，吾同志盍不自反而徒責人也�！盵98]正是這位認為“徒怨他人分別左右，豈不可怪”者，一年之后亦開始“怨他人分別左右”了。
除了尚左貶右外，“無”比“資”好，亦成為這個時期一種主流認知。依照中共的革命理論，“越向上層的資產階級越富于妥協(xié)性，越向下層的無產階級，越富于革命性”。影響所及，當時趨于急進的“新青年”紛紛以無產階級自居。當時有輿論指出：“現(xiàn)在有一部分青年學生，動不動受了經濟壓迫，便說自己是無產階級，所以要起來革命。其實無產階級是什么東西，他還沒有認識清楚……凡是沒有錢用的，都自稱是無產階級�！盵99]更有意思的是，國民黨人亦不愿別人稱他們的黨為資產階級政黨，認為那是對國民黨的輕蔑和侮辱。[100]這種對資產階級的態(tài)度，大概與五四以后中國各派對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持不同程度的批判有關[101]。當中共將國民黨重新定性為“各階級合作的黨”時，國民黨人便十分樂意地接受了。但也有的國民黨左派青年仍欲與共產黨爭著代表無產階級，聲稱：“在國民革命期間，本黨是代表各階級的；
迨國民革命成功，進而實行節(jié)制資本，平均地權，以達到大同的時候，本黨是代表無產階級的。”[102]還有的聲稱：“因為中國已經有了共產黨代表無產階級，便認為國民黨是代表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黨。這是只知道共產黨代表無產階級，而不知道國民黨同樣是代表無產階級�！盵103]“無產階級”成為搶手貨，雖與五四以來知識分子中流行的平民意識不無關聯(lián)，而中共意識形態(tài)的強勢宣導當是更直接的因素。
中共認為，國民革命是社會革命的過渡。共產黨先幫助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完成國民革命，然后再進行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依照這一革命程序，國共關系成了“現(xiàn)在”與“未來”的關系：即現(xiàn)在是國民黨的時代，將來是共產黨的時代。中共這類富有前瞻性的革命話語十分迎合當時一些急進“新青年”的胃口。
不僅如此，國民革命是社會革命之過渡的觀點，也于無形中潛移默化了像吳稚暉這樣的國民黨“老同志”。當吳稚暉于1927年4月1日以國民黨中央監(jiān)察委員名義彈劾共產黨時，其立論即是沿用這一觀點。吳在彈劾文中引述他3月6日與陳獨秀的一次“閑談”�！伴e談”中，吳問陳：“你定中國實行列寧式共產主義是若干年？”陳答曰“二十年”。吳聞后駭極，曰：“如此國民黨生命止剩十九年了。前年總理答越飛，國民黨國民革命完成應需三十年。若你們共產黨急迫至此，未免取得〔代〕國民黨的生命太快了一點，應當通融商量才好！”[104]吳陳對談的立論基點，正是國民黨革命是共產黨革命過渡這一觀念，兩人的分歧僅在過渡期之長短。吳文公開發(fā)表后，西山會議派即批評吳氏立論錯誤，認為吳氏實已承認共產主義之可行，不過要求緩進而已。[105]
“三大政策”口號的提出及其風靡一時，是這個時期中共話語威力的又一最佳例證�！叭笳摺备拍钤�1926年10月前后正式定型，隨后迅速傳播，到1927年春夏間即已成為最流行的口號。當時有文這樣描述其風靡的情形：“近來黨內的同志和友黨的人們都高叫起擁護三大政策來了！有些人拍出通電來表示赤誠擁護三大政策；
有些人嚴辭質問別一個人是不是始終如一的擁護三大政策；
無論甚么團體開會都要議決擁護三大政策；
無論甚么刊物出版都看得見擁護三大政策；
在大會場中的演說和口號里最容易聽見的就是擁護三大政策；
在標語和傳單上最容易看見的，也惟有三大政策�！盵106]一個口號能產生如此大的轟動效應，難怪當時國民黨人認為中共的宣傳口號具有一種無形的魔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大政策”口號流行的同時，還有“五大政策”之說[107]。但它在當時的影響，遠沒有“三大政策”那樣風靡。
胡漢民在“四一二”清黨后，對中共的口號威力仍心存余悸，認為口號是中共的一大利器，“即社會上耳熟口順恬不為怪者……多半為共產黨所制造”，“國民黨人忽焉不察，隨聲呼喝，不久而社會觀聽為之動搖，遂至黨內外誤會，紛亂之事，層見層出。智者莫由究詰，勇者無法自存�！盵108]
中共除以自己旗幟宣傳其意識形態(tài)外，還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和控制了國民黨的意識形態(tài)宣傳。如中共在孫中山逝世后的宣傳綱要中，規(guī)定“宣傳中山的三民主義，應以一九二四年一月民黨大會的宣言、黨綱、政綱為根據(jù)”；
“切戒拿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作比較，對于民主主義亦不可多作解釋�！盵109]說明孫中山的那句“三民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的名言，并不為中共黨人所歡迎。據(jù)當時蘇俄代表報告，國民革命軍政治部所頒軍隊政治課教學大綱中，既有關于軍閥制度、帝國主義的課程，也有關于馬克思和列寧的課程，唯獨沒有關于孫中山和三民主義的課程。[110]1925年11月中共中央通告中提到：“在宣傳上，我們應改變以前的態(tài)度，變消極的不談三民主義而為積極的解釋三民主義，各地可在國民黨黨員中組織三民主義學會，根據(jù)國民黨第一次大會宣言，及我們的理論，解釋三民主義�！盵111]此后，中共中央在關于國民軍中工作方針的決議中又強調“不宜宣傳空洞抽象的三民主義，更不要宣傳什么建國方略和五權憲法”，“宜宣傳孫中山的革命策略，如聯(lián)俄、聯(lián)共、擁護工農利益的民生主義”等。[112]據(jù)此，大約此前政治部所頒軍隊政治課教學大綱是中共“消極不談三民主義”的產物；
而此后“三大政策”口號的提出，則又是中共“積極解釋三民主義”的結果。中共顯然不認同孫中山的建國方略、五權憲法和“空洞抽象的的三民主義”。
要之，從“消極不談三民主義”，到“積極解釋三民主義”，頗能反映當時中共對國民黨思想輿論的主導。蔣介石在“中山艦事件”后的一次總理紀念周中慨嘆：“現(xiàn)在本黨有許多黨員，無論在什么地方，甚至于在黨部開會，連三民主義提也不敢提起，簡直視三民主義為不足道的東西，這還成什么黨員！”[113]蔣在此段話中實際表述了國民黨員對三民主義的兩種態(tài)度，一種是不敢提，一種是不屑提。蔣雖未指稱這兩種態(tài)度是受中共的影響，而其言外之意則甚顯明。尤其是“不敢提”，顯是指受外力的制約。蔣的話有多少事實根據(jù)，尚待考察。據(jù)《現(xiàn)代青年》的資料反映，當時一些國民黨青年隱然已有言論不自由之感。他們感到“只有C.Y.說話，沒有國民黨員說話的空氣”[114]；
共產黨人可以盡情地批評國民黨，而沒有人說他是“反國”；
而國民黨員若批評共產黨，則“一定要受‘反共’或‘右派’的大罪名”，“為甚么我黨黨員又不能這樣批評監(jiān)督共產黨呢？本黨容納共產黨政策，仿佛像變?yōu)楣伯a黨容納國民黨政策了！”[115]
另一方面，在中共意識形態(tài)的強勢宣導下，國民黨青年大批左傾化。由于孫中山晚年曾反復強調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使本來就信仰模糊的國民黨青年莫衷一是。在缺乏思想“抗體”的情況下，面對中共意識形態(tài)的強勢引導，國民黨青年紛紛改宗轉黨也就不可避免了。
三、 從“容共”到“容國”：國共組織運作及權勢易位
改組初期的國民黨號稱有黨員20萬，實際則是一盤散沙，而且當時其黨員數(shù)量并非實數(shù)，如1922年達林會見孫中山時，即對孫將十萬雇傭兵亦看作自己的黨員表示驚訝[116]。改組前，廣州國民黨分部號稱有3萬黨員，改組登記時才3000，不過1／10。在初履廣州的鮑羅廷眼中，改組前的國民黨“作為一支有組織的力量已經完全不存在”，因為黨同黨員沒有任何聯(lián)系。[117]除了圍繞在孫中山身邊的少數(shù)國民黨精英外，改組前的國民黨實際上是一個無組織、無群眾的徒有其名的政黨。
正是在這樣一個組織空虛的國民黨內，中共以一個人數(shù)不過400余人的小黨，利用國民黨改組后急謀發(fā)展的機會，很快在國民黨地方組織中取得支配地位。盡管中共在國共合作初期深恐引起國民黨人的妒嫉而有所約束，但在1924年5月中共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擴大會議后即漸取積極發(fā)展路線，并迅速展示出中共在組織和宣傳方面的明顯優(yōu)勢。改組之后不久，戴季陶即已感覺到兩黨的差異：“蓋一方則舊日同志，絕不覺悟，不合群，不努力；
一方則共產黨之擴張發(fā)展，日進無已”[118]。他顯然為此深懷憂慮。
如果說，改組初期的戴季陶所看到的還僅是某種潛在趨勢的話，(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那么，到國民黨二大召開前后，國共兩黨的組織力量對比已明顯形成逆轉之勢。如1926年2月10日維經斯基在給共產國際執(zhí)委會的報告中談到：“共產黨實際上領導著國民黨。小小的共產黨處于國民黨的機構之中，在組織和發(fā)展國民黨”；
“共產黨的影響太大了，很難劃清兩黨之間的界限，幾乎所有領導權都掌握在共產黨人手里。我們在那里的同志問，是否應該使國民黨擺脫共產黨的影響享有更多一些自由呢？”[119]維經斯基的說法可能有浮夸的成份，但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影響增大則是事實。據(jù)譚平山稱，在1926年1月國民黨二大召開前后，已有大約90％的國民黨地方組織處于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的領導之下。[120]
一般認為，“中山艦事件”后，特別是蔣介石《整理黨務案》提出后，中共在國民黨內的影響力顯著下降。這其實只是一種表象�！墩睃h務案》雖使中共黨員從國民黨中央部長級的幾個職位上退了下來，但并未影響到中共對國民黨地方組織的控制。據(jù)當時中共廣東區(qū)委書記陳延年等人給共產國際的報告，經過“三二О事件”和“五一五”之后，中共在組織上和政治上取得了更多的獨立性，也更加深入到群眾中去，在群眾中加強了自己的影響。[121]1926年8月，國民黨左派顧孟余在與維經斯基的一次談話中提到，在省一級的地方黨部，以及大量基層組織中，共產黨人均占多數(shù)，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共產黨人即使處于少數(shù)，也能通過其黨團來領導國民黨。[122]
同時期來自中共高層的報告進一步證實了顧孟余的這一說法。據(jù)1926年11月陳獨秀關于國民黨問題的報告，廣東、上海、北京、湖南等幾個重要地區(qū)的國民黨組織都處于共產黨“包辦”之下（“包辦”一詞系出自中共黨人之口），以至于廣東、上海的資產階級亦情愿直接與中共合作，而覺得國民黨沒有什么用。在北京，“所有工作皆守常在那里提調，幾乎K.M.T.就是李守�！盵123]。在上海，據(jù)當時中共上海區(qū)委的報告，上海國民黨黨部處于中共的“包辦”之下，以至于“一般民眾的心目中，上海特別市黨部等于C.P.”[124]。“還有許多負民校（當時中共對國民黨的代稱——引者注）工作責任的同志，在民校的組織系統(tǒng)之下，不受民校指揮，不與民校上級黨部發(fā)生關系，沒有經過民校手續(xù)，而徑自執(zhí)行我們黨的行動策略�！盵125]這類情形并非中共上海區(qū)委的獨特現(xiàn)象。如1926年8月23日，中共中央發(fā)出第12號通告，訓令“各地國民黨省黨部市黨部尤其是上海黨部，應速發(fā)表很嚴正的宣言，公開反對孫傳芳書函。內容要點是……”[126]中共中央居然能直接向國民黨各省市黨部下發(fā)訓令，亦可見其“包辦”之一斑。
在“包辦”國民黨地方組織的同時，中共還從國民黨青年中吸收黨團員。早在中共三大議決國共合作之際，中共中央即提出：“我們加入國民黨，但仍舊保存我們的組織，并須努力從各工人團體中，從國民黨左派中，吸收真有階級覺悟的革命分子，漸漸擴大我們的組織，謹嚴我們的紀律，以立強大的群眾共產黨之基礎�！盵127]不過在國共合作之初，中共對自身組織的發(fā)展一直持謹慎態(tài)度，對吸收新黨員控制甚嚴；
而且在國民黨內比較自我約束，其精力主要放在發(fā)展和擴充國民黨組織上。[128]自1924年5月中共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擴大會議后，中共逐漸轉變策略，開始注意在國民黨內發(fā)展組織力量。中共的做法很快引起國民黨人的警覺。1924年6、7月間，部分國民黨員提出彈劾案，指責共產黨破壞國民黨，其中之一是共產黨“在國民黨原有的黨員中，吸收所謂階級覺悟的分子，成立一個國民黨的左派”。8月中旬，國民黨中央全會討論彈劾案，又有國民黨代表提出：“國民黨員不得任意加入其他政黨，凡共產黨員加入本黨者，應專從本黨工作，不得援引本黨黨員重新加入共產黨及為共產黨征求黨員�！盵129]對此，陳獨秀回復說：“在國民黨內成立一個左派，直算是進步，不是破壞……若指吸收有階級覺悟的分子入共產黨，這乃階級分化、政黨分化之必然的社會現(xiàn)象，非人力所能攔阻。而且淺薄些說，為什么只許共產黨黨員加入國民黨，而不許國民黨黨員加入共產黨呢？”[130]
1925年7月，戴季陶在《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一書中也指責中共在國民黨員中擴張C.Y.和C.P.的組織。對此，陳獨秀并不否認，只是回復說，“在事實上，據(jù)我所知，年來由國民黨員加入C.P.的很少很少，比較C.P.加入國民黨的大約不及百分之二，比較由C.P.介紹加入國民黨的大約不及千分之五。”[131]如果陳獨秀所提供的數(shù)字屬實的話，則此時國民黨員轉入中共者尚少。不過，陳回避了國民黨員轉入C.Y.的人數(shù)。而當時國民黨青年改宗轉黨者，一般是先入C.Y.，再由C.Y.轉入C.P.。
1926年1月18日，國民黨二大上有代表提出，國民黨員加入共產黨時，要得到該地黨部的許可。此議一出，當即遭到與會中共代表的反對。張國燾聲稱，世界各國政黨的黨員，入黨出黨都有充分的自由。而且國民黨員加入共產黨的，實數(shù)不過共產黨員人數(shù)的3％。[132]張所說3％是否確系實數(shù)，尚待考證，但此問題提到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上討論，說明已引起國民黨人的高度重視。5月17日，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通過《整理黨務第二決議案》規(guī)定：“本黨黨員未受準予脫黨以前，不得加入其他黨籍，如既脫本黨黨籍而加入他黨者，不得再入本黨�！盵133]以決議的形式來對國民黨員改宗轉黨加以限制，本身即反映出問題已有相當?shù)膰乐匦�。�?jù)稱在這一決議頒布后，中共方面曾聲明，今后將不從國民黨員中吸收新黨員[134]，但實際并未執(zhí)行。同年9月，共產國際執(zhí)委會遠東局使團在關于廣州政治和黨派關系的調查報告中談到，在中山艦事件后的數(shù)月里，從國民黨轉到共產黨里來的大學生多達300人。當時廣州中共黨員總數(shù)為2000人，其中學生知識分子黨員約400人。[135]也就是說，從國民黨方面轉過來的黨員約占廣州中共黨員總數(shù)的1／7，占知識分子黨員的3／4。這類情形自然會引起國民黨高層的警覺。1926年9月國民黨代表邵力子在給共產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的報告中，對共產黨人提出兩點批評：一是挑撥工農群眾與國民黨的關系，使國民黨難以贏得工農的信任；
二是“竭力要把國民黨的年輕左派吸收到共產黨組織中去，結果是國民黨內幾乎沒有純粹的國民黨左派”[136]。
在中共意識形態(tài)的強勢主導下，基層國民黨青年大量左傾化。如中共中央在1926年9月的一份報告中談到，在蔣介石視為其基本勢力的黃埔軍校學生中，左派分子占80％以上。[137]這些左派國民黨青年實際成了中共的后備力量和群眾基礎。當時國共兩黨內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即國民黨成了共產黨的預備學校。如1926年8月上海中共組織的一份文件中提到：“一直到現(xiàn)在，我們學生同志普遍的有個觀念，以為國民黨是C.Y.的預備學校，C.Y.是C.P.的預備學校�！盵138]與此同時，西山會議派也指責中共“認國民黨為預備學校，以共產黨為正式班，國民黨是他們的過程”[139]。一些國民黨左派亦慨嘆“國民黨已經成了入共產黨的橋梁！”[140]其時《現(xiàn)代青年》有文批評“做了國民黨員又加入共產黨”的行為是“叛黨”行為，擔心“脫黨叛黨者日益多，而本黨前途乃有莫大的危險�！盵141]
一種觀念的普遍化，自是大量事實逐漸累積的結果。國民黨員的大量加入共產黨，實際上改變了國共合作的初始形式。亦即由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單向流動，發(fā)展為一種國共黨員之間的雙向互動。國共合作之初，中共黨員和青年團員人數(shù)甚少，幾乎全部加入了國民黨。但一年以后，即1925年1月中共“四大”決議：“今后我們的黨員及在我們指導之下無黨的產業(yè)工人，必須有工作上的需要才加入國民黨�！盵142]同年10月，中共中央擴大執(zhí)行委員會在國共關系議決案中再次強調：“非必要時，我們的新同志不再加入國民黨，不擔任國民黨的工作，尤其是高級黨部（完全在我們勢力支配之下的黨部不在此限）�！盵143]
如果上述決議認真執(zhí)行了的話，則意味著大革命時期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只是少數(shù)，沒有加入的反而是多數(shù)。因為中共黨員人數(shù)主要是在四大以后迅速增長的。在四大以前，中共黨員僅950人，而到1927年五大時增至57967人[144]。特別是1926年4月以后的一年時間里，中共新增黨員約4.5萬人。這些新增黨員加入國民黨的比例未見統(tǒng)計。如果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依照中央規(guī)定的話，則大革命后期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者只是少數(shù)。
當中共決定新同志非必要時不再加入國民黨后，中共黨員可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跨黨黨員，一部分是純粹黨員。國民黨也同樣由跨黨黨員和純粹黨員兩部分組成。兩黨的跨黨黨員中又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先入中共，再加入國民黨；
另一類是先入國民黨，再加入中共。前期跨黨者主要是前一種情形，后期跨黨者主要是后一種情形。
對中共而言，黨內誰是跨黨黨員，誰是純粹黨員，自然心中有數(shù)；
而對國民黨而言，誰是跨黨黨員，誰是純粹黨員，并不清楚。因為中共黨員的身份一直是秘密的。1926年5月蔣介石在《整理黨務案》中，要求中共將黨員名冊提交一份給國民黨中央，但中共沒有提交。蔣介石曾聲稱：“究竟哪個是真正的黨員，哪個是跨黨的黨員，究竟哪個是忠實的中央執(zhí)行委員，哪個是跨黨的中央執(zhí)行委員，不說各位同志不明白，要懷疑，就是我做主席的，也弄不明白�！盵145]蔣的這段表述顯有夸大之嫌，因當時參加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的中共黨員的身份早已是公開的秘密；
至于對普通黨員的黨籍分辨不清則屬實情。
中共黨員身份的這種秘密性，一直令國民黨人感到不安，覺得自己在明處，對方在暗處；
國民黨的家底，中共一目了然；
而中共對其黨員發(fā)號施令，國民黨卻不知底細；
“國民黨黨務，共產黨員可以操縱，而共產黨黨務，國民黨員絕對不能參加”[146]。從國民黨改組之日起，中共即在國民黨內開展秘密黨團活動。[147]國民黨人認為，中共黨員既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則在國民黨內不應進行秘密黨團活動，否則就是“黨內有黨”。當國民黨發(fā)現(xiàn)中共黨員和青年團員在國民黨內有黨團活動時，即明確表示不能容許，認為“既有黨團作用，則已失其為本黨黨員之實質與精神，完全不忠實于本黨，且其行為尤不光明”[148]。而中共方面則認為，“既準跨黨，便不能無黨團之嫌疑。國民黨外既然有一共產黨存在，則國民黨內便不能使共產派無一致之行動。況既謂之派，思想言論必有相類之處，既有黨外之黨，則其一致行動更無可疑�！盵149]
孫中山最初不愿與中共實行黨外聯(lián)合，而只同意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意在不愿中共“獨樹一幟而與吾黨爭衡”。未料隨著事態(tài)的發(fā)展，國民黨人越來越感覺不安的，正是這種“黨內有黨”的合作方式。尤其是中共黨團在國民黨內的秘密運作，最使國民黨人深懷戒懼。[150]本來國民黨亦可采取黨團的方式對付中共。國民黨一大所定總章中，專門列有“黨團”一章，規(guī)定在秘密、公開或半公開的非黨團體內，組織黨團，“在非黨中擴大本黨勢力，并指揮其活動”[151]。這與中共黨團的有關規(guī)定并無二致。若此，國共雙方均可能在對方黨內開展黨團活動，以擴張本黨的勢力。鄒魯回憶，在他擔任國民黨中央青年部長期間，曾在廣東各校員生中組織國民黨黨團對付共產黨在青年學生中的活動；
同時還不斷派人加入共產黨，去偵察對方的情形。[152]
但國民黨很快發(fā)現(xiàn)，在組織競爭方面遠非中共對手。國民黨改組后，除了黨員數(shù)量急劇擴充外，其組織內聚功能并未得到增強，形式上仿效俄共組織體制，實際上仍是一盤散沙[153]。相反，中共及其青年團在人數(shù)上雖遠不及國民黨，其組織內聚力卻相當強，在國民黨內很快形成一種“反客為主”的態(tài)勢[154]，以至于使國民黨人感到，“所謂兩黨合作，事實上成為國民黨的分子的個體與共產黨整個的團體的聯(lián)絡，所謂國民黨容納共產黨，事實上變?yōu)閲顸h分子不是為共產黨所溶化，便是受共產黨所包圍�！盵155]其時以國民黨左派面目出現(xiàn)的甘乃光亦認為，由于中共在國民黨內有黨團組織的運用，而國民黨內的純粹黨員因松弛散漫而無法與之抗衡，其結果，“則我們常常說國民黨容納共產黨分子，恐怕在事實上是共產黨容納國民黨分子了”[156]。
隨著國民黨左派青年不斷加入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青年團，許多國民黨人感覺到國共合作的形式在發(fā)生變化。一方面，中共訓令其新黨員非必要時不再加入國民黨，而另一方面，國民黨青年卻不斷涌入共產黨。(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其時，有國民黨人慨嘆：“本黨容納共產黨政策，仿佛像變?yōu)楣伯a黨容納國民黨政策了！”[157]到國共合作后期，這種慨嘆在國民黨內幾乎成了一種共鳴�！冬F(xiàn)代青年》上有文這樣寫道：
“容共”政策，年來所得的結果怎樣呢？在外說得了不少的成績，但在內來說，我敢老實不客氣的說，已經不是國民黨“容共”，實是共產黨“容國”了，試看國民黨青年，革命性豐富一點的，因為國民黨組織散漫，紀律不嚴之故，無人指揮，欲工作而無從，最容易被人拉入共產黨，那國民黨已經成了入共產黨的橋梁。這種事實，誰都不能否認的。[158]
當中共由“容共”改稱“聯(lián)共”的時候，國民黨人卻感到國共關系在發(fā)生主客易位，擔心國民黨“容共”，有演化為共產黨“容國”的危險。這雖是國民黨人的一種內在危機意識，但仍提醒我們，這個時期的國共關系遠非一種靜態(tài)的“容共”關系，而是處于動態(tài)變化之中。這種變化正是國共兩黨組織力量競爭、較量的結果。
四、結 論
本文主要考察了1924年國民黨一大到1927年“四一二”政變以前國共黨際關系的演變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國共兩黨對相互關系的認知和表述既不盡一致，而且隨著兩黨力量對比的不斷變化，這種認知和表述亦發(fā)生相應的變化。中共從決定其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之日起，即稱兩黨關系是“合作”關系，強調中共在國民黨之外的獨立存在，并力圖與國民黨相頡頏，抵制孫中山欲置共產黨于國民黨領導之下的意圖。其后，中共隨著自身勢力的不斷發(fā)展壯大，與國民黨抗衡的意識亦日趨明顯。在對兩黨關系的表述上，逐漸以“聯(lián)共”取代了“容納共產分子”的提法。
國民黨方面，孫中山始終不承認與共產黨平起平坐，雖然承認中共在國民黨之外獨立存在，但一直未曾宣示兩黨關系是一種“合作”關系。直至1926年5月，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才正式承認“兩黨合作”，并以聯(lián)席會議的形式將兩黨對等合作關系確立下來。
在兩黨關系的表述上，如果將“容共”解釋為“容納共產分子”，“聯(lián)共”解釋為“聯(lián)合共產黨”的話，那么，“容共”與“聯(lián)共”正好表述了這個時期國共關系的一體兩面。無論“容共”還是“聯(lián)共”，都難以單獨完整地表述這個時期國共關系的這種兩重性及其動態(tài)演變過程。但也因為這種兩重性的存在，國共兩黨在認知和表述上各有側重，國民黨強調“容共”的一面，而中共強調“聯(lián)共”的一面。這自然是兩黨爭奪領導權的反映。
在人們長期以來的認知中，這個時期的國共關系即是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事實上，這種認知只能反映國共合作初期的情形，而不能概括1924－1927年間國共關系的全貌。因為1925年以后，中共中央規(guī)定“非必要時新同志不再加入國民黨”，意味著此后加入國民黨的中共黨員只是其中一部分而非全部；
另一方面，大批國民黨青年涌入共產黨，這實際上改變了國共合作的初始形式，亦即由最初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單向流動，發(fā)展為兩黨黨員之間的雙向互動。到后期，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者漸少，而國民黨青年加入中共者漸多。一些國民黨人擔心國民黨“容共”，有轉化為共產黨“容國”之勢。
另一方面，中共在宣傳和組織方面所嶄示的優(yōu)勢，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國民黨人感到共產黨有“反客為主”的態(tài)勢。從“國民革命”、“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等中心口號的提出，到“左派”、“右派”、“三大政策”等名詞的流行，充分顯示了中共在意識形態(tài)社會化過程中的強勢和政治影響力。到國共合作中后期，中共對國民黨地方組織和民眾運動的日趨“包辦”，以及中共組織的嚴密與國民黨組織的松弛散漫，更進一步強化了國民黨人對共產黨“容國”的危機意識。這種危機意識，有可能成為加速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的因素。
中共在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主導和對國民黨地方組織的掌控，使國民黨基層青年黨員大批左傾化，乃至國民黨在清黨反共以后的相當一段時間里，仍未能徹底消泯中共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在南京政權建立以后的數(shù)年間，南京中央對地方黨部的控制能力甚為薄弱，不少地方黨部和黨員時常與蔣介石主導下的南京中央相頡頏。以左派面目出現(xiàn)的改組派之所以在國民黨地方組織中擁有廣泛的黨員群眾基礎，亦是這種流風余韻的結果。南京中央之所以要對“三大”代表加以指派而不愿由地方黨部選舉產生，擔心無法控扼地方黨部的行為自是其一大考量。[159]其時眾多地方黨部和大批左派國民黨青年聚集在改組派的旗幟下公然向南京中央權威挑戰(zhàn)。這并非陳公博或汪精衛(wèi)比蔣介石更具領袖魅力，只是改組派所提出的一些理論迎合了廣大基層左派國民黨青年的胃口。
但中共在意識形態(tài)宣導和組織運作方面的成功，并未能保證它在此次革命中取得最終勝利。合作破裂后，國共雙方都總結各自的經驗和教訓。毛澤東從中得出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著名論斷。蔣介石亦得出，國共之間只能拚武力，不能拚黨力，如果國民黨也搞起工農運動，不管成敗如何，“均逃不出共產黨之掌握”，“共產黨何其巧，而吾黨同志何其愚乎！”[160]他甚至斷言，若“共產黨從新起來，三個月后，國民黨便會分散”[161]。足見中共的組織運作技巧給蔣介石留下了刻骨銘心的印象。
（原文刊發(fā)于《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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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云漢：《從容共到清黨》（臺北，及人書局1966年初版，1973年和1987年兩次影印再版）一書可視為臺灣學者在這方面研究的經典之作。李著認為，中共利用國民黨“容共”“從中牟利，竊奪黨權”，若非蔣中正斷然武力清黨，則國民黨早已于此時被消滅（見該書導論）。大陸學者的問題意識集中于探討大革命的領導權，傳統(tǒng)觀點強調中共是大革命的領導者，較近的看法則傾向于中共沒有掌握大革命的領導權。大陸相關研究論著不勝枚舉，此處主要列舉如下3篇：張?zhí)蕖兜谝淮螄鴥雀锩鼞?zhàn)爭時期“三權”考析》，《黨史文匯》1993年第5期；
陶用舒《論大革命時期的領導者》，《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7年第26卷第5期；
劉國華《關于“黨內合作”形式的哲學思考》，《黨史研究資料》1998年第2期。
[②]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lián)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436頁；
另，郭恒鈺認為，當時共產國際把無產階級的共產黨和資產階級政黨的聯(lián)盟關系不說是“兩黨合作”，而稱之為“統(tǒng)一戰(zhàn)線”，進而認為1923－1927年的國共關系不是“第一次國共合作”，而是“國共統(tǒng)一戰(zhàn)線”（見《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9年版，第2－6頁）。郭的這一說法顯與史實不盡相符。
[③]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第一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統(tǒng)一戰(zhàn)線文件選編》，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9頁。
[④] 李云漢：《從容共到清黨》，臺北，及人書局1987年影印版，第176頁。
[⑤]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上），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0－54頁。
[⑥] 七次演說分別是：1月20日上午開會詞；
1月20日下午演述中國的現(xiàn)狀及國民黨改組問題；
1月20日下午關于組織國民政府之說明；
1月21日下午關于民生主義之演說；
1月23日下午對于宣言旨趣之說明；
1月25日上午關于列寧逝世之演說；
1月30日下午閉會詞。見《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上），第4－79頁。
[⑦] 《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上），第21－22頁。
[⑧] 此點從當時國民黨一再對“赤化”辟謠可以見之。
[⑨] 孫中山：《批鄧澤如等的上書》（1923年11月29日），《孫中山全集》第8卷，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458頁；
《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上），第21頁。
[⑩] 《中共廣東區(qū)委聯(lián)席會議記錄》（1924年10月），引自楊奎松《孫中山與共產黨—基于俄國因素的歷史考察》，《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65頁。
[11] 《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上），第21－22頁。
[12] 孫中山：《與〈順天時報〉記者的談話》（1925年1月），《孫中山集外集補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65頁。
[13] 《北京李代表意見書》，《中國國民黨周刊》第10期，1924年3月2日。
[14] 這一認知非中共所獨有，即國民黨人如汪精衛(wèi)、胡漢民、蔣介石等人言論中亦常出現(xiàn)類似提法。1926年12月27日《現(xiàn)代青年》第1期所刊《中國國民革命與俄國無產階級革命》一文稱：“中國國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這句話是現(xiàn)在很流行的。”
[15] 國共合作初期，中共黨人比較強調其黨的國際色彩，如1924年9月《向導》第83期刊陳獨秀《我們的回答》一文稱：“以一個革命的黨要取消別個革命的黨，已經是不應該，何況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一個支部！中國國民黨若認真因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加入了國民黨之故，便要取消中國共產黨；
并且中國共產黨若也因此自己承認取消，這豈非中國人在世界革命史上要鬧出特別新奇的笑話！”
[16] 《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上），第53頁。
[17] 汪精衛(wèi)：《中國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政治報告》，《政治周報》第5期，第12頁。
[18] 《中共中央第一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統(tǒng)一戰(zhàn)線文件選編》，第459－462頁。
[19] 述之：《國民黨中之左右派的爭斗與共產黨》，《向導周報》第138期，1925年12月10日。
[20] 《中共中央致鮑羅廷、瞿秋白電》（1924年8月27日），引自楊奎松《陳獨秀與共產國際—兼談陳獨秀的“右傾”問題》，《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92頁。
[21] 《陳獨秀給維經斯基的信》（1924年9月7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lián)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528－529頁。
[22]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印：《國父全集》第1冊，臺北，1973年版，第889頁。
[23] 黃彥：《關于國民黨一大宣言的幾個問題》，中國孫中山研究學會編：《孫中山和他的時代》（中），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238－1239頁。
[24] 《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上），第121－122頁。
[25] 1924年8月，中國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曾對國民黨員頒發(fā)一訓令。據(jù)李云漢《從容共到清黨》載，該訓令名為《中國國民黨關于容納共產分子之訓令》（第330、343頁）。又查國民黨黨史會所編《革命文獻》，該訓令題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zhí)委會頒發(fā)有關容納共產分子問題之訓令》（《革命文獻》第16輯，臺北，1957年版，第2773－2776頁）。再查最早發(fā)表該訓令的《中國國民黨周刊》第40期（1924年9月28日），其標題為《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對于全體黨員之訓令》，訓令標題和正文中均無“容納共產分子”或類似提法�？芍稄娜莨驳角妩h》及《革命文獻》兩書均對原標題作了修改；
另或兩書根據(jù)國民黨黨史會檔案所藏訓令原件，而原件無標題，收錄時作者和編者自擬標題。此處暫存疑待考。
[26]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篇》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91頁。
[27] 《中共中央第一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統(tǒng)一戰(zhàn)線文件選編》，第174－178頁。
[28] 在此之前，國民黨內已有人將國共關系表述為“合作”關系，如1924年8月21日國民黨中央全會上，監(jiān)察委員李石曾函稱：“弟非國際共產黨，亦非參與兩黨合作之人，但兩黨既已合作如前，萬不宜分裂于后”（引自《從容共到清黨》第329頁）。但這只是代表個人的言論，國民黨官方文件中出現(xiàn)兩黨“合作”提法，則自《整理黨務案》始。
[29] 據(jù)《蔣介石年譜》載，《整理黨務案》最初成形于1926年4月3日向國民黨中央提出的《請整軍、肅黨，準期北伐》建議，成立聯(lián)席會議一事，亦于此次建議書中提出。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檔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554－558頁。(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30] 《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下），第712－716頁。
[31]《蔣介石年譜初稿》，第586－587頁。
[32] 《蔣介石自稱為最高機關之首席，共產黨橫暴已極，將累及國民黨》，原載《順天時報》，引自季嘯風、沈友益主編：《中華民國史史料外編》第22冊，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4頁。
[33] 《中共中央第一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統(tǒng)一戰(zhàn)線文件選編》，第217－219頁。
[34]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譯：《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1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84頁。
[35] 王若飛：《關于大革命時期的中國共產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共黨史革命史論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13頁。
[36] 李劍農：《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上海太平洋書店1930年版，第628頁。
[37] 居正編：《清黨實錄》，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3輯，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293－297、484－485頁。
[38] 參見《蔣介石年譜初稿》，第624－625頁。
[39] 蔣介石：《在國民黨湖南省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報告政治黨務情形》，原載1926年8月26－30日長沙《大公報》，引自《蔣介石言論集》第3集，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63－164頁。
[40] 甘乃光：《我們現(xiàn)在對于一般革命分子的態(tài)度》，《廣州民國日報》附刊《現(xiàn)代青年》（以下簡稱《現(xiàn)代青年》）第13期，1927年1月11日。
[41] 李焰生：《“容共政策”與“聯(lián)共政策”》，《現(xiàn)代青年》第73期，1927年4月9日。
[42] 見鄧澤如藏《孫中山先生二十年手札》首卷，1927年廣州述志公司影印本。引自《孫中山和他的時代》（中），第1373頁。
[43] 羅志田：《歷史創(chuàng)造者對歷史的再創(chuàng)造：修改五四歷史記憶的一次嘗試》，《四川大學學報》2000年第5期。
[44] 《共產國際、聯(lián)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第523－526頁。
[45] 《從容共到清黨》，第455頁。
[46] 如《大公報》1927年7月1日社評稱：“共產黨之稱，出于日譯，普通社會，初不知共產主義作何解，而就‘共產’二字以釋其義，則有類奪人之產以為己有，故共產公妻，相提并論，常人聞之，如洪水猛獸�！�
[47] 羅志田：《走向“政治解決”的“中國文藝復興”》，《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
[48] 詳見王奇生《論國民黨改組后的社會構成與基層組織》，《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
[49] 袁同疇：《一封談論“戀愛問題”的信》，1926年12月5日上�！睹駠請蟆犯娇队X悟》。
[50] 《鄭超麟回憶錄（1919－1931）》，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7－88頁。
[51] 《中共中央第一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統(tǒng)一戰(zhàn)線文件選編》，第1頁。
[52] 《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上），第21頁。
[53] 《中共中央第一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統(tǒng)一戰(zhàn)線文件選編》，第46－47頁。
[54] 《聯(lián)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第443－448頁。
[55] 《戴季陶致蔣中正函》（1925年12月12日），引自《從容共到清黨》，第399－400頁。
[56] 《蔣介石年譜初稿》，第590－591、625、741頁。
[57] 《從容共到清黨》，第381頁。
[58] 海濱：《〈向導〉中的“反赤”“赤”》，《清黨實錄》，第431頁。
[59] 冬原：《豆腐漲價與向導周報》，《向導周報》第166期，“讀者之聲”，1926年8月6日。
[60] 1921年張謇在《通告城區(qū)父老昨日一日之觀念》中談到，南通劇場實行對號入座，座位號為阿拉伯數(shù)字，結果多數(shù)市民不識，張謇遂覺不當，并慨言曰：“蓋社會未受普通教育者多，識阿拉伯文數(shù)目者不過百之二三，知中國文之為右上右行，外國文之為左上左行者更減�！币姟稄堝廊返�4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66－467頁。
[61] 如1927年1月4日《現(xiàn)代青年》第7期“答問”中，有讀者來信詢問“什么是狄克推多制？蘇維埃的意義是什么？”來信讀者是一名法律�？茖W校學生�？梢娂词巩敃r的知識青年，也不全明了那些洋名詞的含意。
[62] 《中共中央第一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統(tǒng)一戰(zhàn)線文件選編》，第202頁。
[63] 這尚是中國知識分子與“群眾”關系的初始階段。此后，漸漸地覺得在“群眾”面前自慚形穢，愧為啟蒙之師，進而跟在“群眾”的后面跑，乃中國知識分子與“群眾”關系的第二階段。再到后來，知識分子變成必須接受“群眾”“再教育”的對象，乃中國知識分子與“群眾”關系的第三階段。此三步曲大致反映了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與“群眾”之間主客易位的過程。
[64] 《向導周報》第166期，“讀者之聲”，1926年8月6日。
[65] 廣東省檔案館等編印：《廣東青年運動歷史資料》第1輯，1986年版，第412頁。
[66]《廣東青年運動歷史資料》第1輯，第413頁。
[67]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lián)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下），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版，第81頁。
[68] 《鄭超麟回憶錄（1919－1931）》，第91－92頁。
[69] 宮孟：《我們所應該走的路》，1926年12月12日上�！睹駠請蟆犯娇队X悟》。
[70] 這個時期“新青年”的急進化，從他們對胡適等新文化運動領袖的態(tài)度上亦表現(xiàn)出來，如1927年1月24日《現(xiàn)代青年》第23期所刊《胡適之的高明謙讓》一文，開篇即稱“落伍的胡適之！”與之相對的，是他們對魯迅的推崇，如同刊1927年1月27日第26期專門為當時魯迅的廣州之行發(fā)了一期�？�，刊首語稱：“中國思想界的權威，時代的戰(zhàn)士，青年叛徒的領袖魯迅先生應中大之聘，已于日前由廈門跑到我們赤色的廣州來了！這個消息傳到一般青年的耳鼓里，想沒有一個不竭誠地表示熱烈的歡迎的罷！”有意思的是，當魯迅到廣州后，覺得當時外省人傳說中可奇可怕的赤色之都廣州，仍然很舊，未見有多少新氣象�？梢婔斞钢边M更有過之。
[71] 《聯(lián)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第736頁。
[72] 《新青年》第5號封底廣告，1926年7月25日。
[73] 朱其華：《一九二七年底回憶》，新新書局（出版時間不詳），第50頁。
[74]《向導周報》第179期封三廣告，1926年10月25日。
[75] 《馬林給共產國際執(zhí)委會的報告》，《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頁。
[76] 如1925年4月團廣州地委報告中談到：《向導》“107期晚寄到廣州，明朝廣州《民國日報》關于中山死之評論，竟出一樣口氣”。《廣東青年運動歷史資料》第1輯，第412頁。
[77] 麗婉女士：《告國民黨青年》；
朱節(jié)山：《對現(xiàn)代青年的要求》，分別見《現(xiàn)代青年》第19期、第25期（1927年1月18日、1月26日）。
[78] 格孚：《一封信》，《現(xiàn)代青年》第69期，1927年4月4日。
[79] 武：《對青年軍人所說的一席話》，《清黨實錄》，第468頁。
[80] 如陳獨秀在1924年1月至1927年4月間，共計發(fā)表文章438篇。這一數(shù)字是據(jù)1984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編輯出版的《陳獨秀文章選編》統(tǒng)計而成，既是“選編”，實際發(fā)表的尚不止此數(shù)。
[81] 金沖及：《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建立》，見沙健孫主編《中國共產黨通史》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15－116頁。
[82] 1922年陳獨秀在《向導周報》第2期發(fā)表的《造國論》中提出“國民革命”口號，代替先前所提的“民主革命”口號。
[83] 陳獨秀：《本報三年來革命政策之概觀》，《向導周報》第128期，1925年9月7日。
[84] 《中共中央第一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統(tǒng)一戰(zhàn)線文件選編》，第210頁。
[85] YT：《對于帝國主義的誤解》，《新黎里報》（江蘇吳江縣）第50期，1925年8月16日。陳獨秀在《什么是帝國主義？什么是軍閥？》一文亦談到對帝國主義的望文生義的誤解，見《向導周報》第149期，1926年4月13日。
[86] W生：《右傾和左傾的問題》，《東方雜志》第22卷第20號（1925年），第102頁。
[87] 居正編：《清黨實錄》，第499頁。
[88] 仁靜：《暴動》，《中國青年》第111期，1926年1月23日。
[89] 如1927年10月13日《時事新報》報道，《粵中李（濟�。⿵垼òl(fā)奎）之融洽，不右傾不腐化，共同肅清葉賀》。
[90] 中共三大討論國共合作問題時，張國燾提出反對加入國民黨的理由之一，即是“我們寧可保持左，左的錯誤比右的錯誤容易改正”（《斯內夫利特筆記》，《共產國際、聯(lián)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第468頁）。1926年元旦中共廣東區(qū)委在《對國民黨第二次大會宣言》中亦聲稱：“左傾政策即最革命的政策，即最合乎革命運動要求的政策”（廣東省檔案館等編：《廣東區(qū)黨、團研究史料》，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3頁）。
[91] 和森：《何謂國民黨左派》，《向導周報》第113期，1925年5月3日。
[92] 《聯(lián)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第401頁。
[93] 引自蔣介石：《忠告海內外各黨部同志書》（1925年12月25日），《蔣介石年譜初稿》，第486頁。
[94] 1930年8月4日《申報》有一篇題為《陳公博自認非改組派》的新聞報道：“陳公博云，吾與汪等系左派，不是改組派，市上所貼反對改組派標語，不是罵吾等云�！�
[95] 蔣介石：《對第一二師同學訓話》（1927年4月4日），《蔣介石言論集》第4集，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213頁。
[96] 關于近代中國革命話語的專斷性和任意性，黃金麟《革命與反革命：清黨再思考》（《新史學》2000年第11卷第1期，臺北）一文做過很好的揭示。
[97] 蔣介石：《謹告全國國民黨同志書》（1927年4月），1927年5月16日《時事新報》；
引自《蔣介石言論集》第4集，第258頁。
[98] 《蔣介石年譜初稿》，第486頁。
[99] 健行：《國民黨左派與共產黨》，《現(xiàn)代青年》第3期，1926年12月29日。
[100] 陳獨秀：《國民黨與勞動運動》，《西山會議派連資產階級還不如》，分別見《向導周報》第71期、第190期（1924年6月18日、1927年3月6日）。
[101] 參見羅志田：《走向“政治解決”的“中國文藝復興”》，《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第134頁。
[102] 沙白：《呼喊的回聲》，《現(xiàn)代青年》第44期，1927年3月1日。
[103] 贊育：《孫文主義的進步性》，《現(xiàn)代青年》第57期，1927年3月17日。
[104] 《中國國民黨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委員吳敬恒呈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文》（1927年4月1日），《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資料選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106頁。
[105] 竟成：《吳敬恒先生呈文觀》，《清黨實錄》，第488頁。
[106] 格孚：《我們?yōu)槭裁匆獡碜o三大政策――聯(lián)俄、容共、扶助農工？》，《現(xiàn)代青年》第7S期（注：原文如此），1927年4月8日。
[107] 如《廣州民國日報》副刊《現(xiàn)代青年》上就多次出現(xiàn)“五大政策”的提法：1927年1月20日國民黨廣東省黨部編《假期學生黨務工作須知》中，列有18條“現(xiàn)時認為最應向民眾宣傳之問題”，其中第3條，即為“中國國民黨五大政策”；
3月22日曾盛鎮(zhèn)《怎樣做一個國民黨黨員》一文中提到：“黨員要明白國民革命，為目前唯一出路；
三民主義，是指導中國國民革命的正確理論；
了解總理五大政策—聯(lián)俄，聯(lián)共，扶助農工，開國民會議，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是保證國民革命成功的根本政策”；
3月26日張冠英《由讀遺囑看書籍呼口號說到CY》一文中提到：“在現(xiàn)在經濟落后淪于次殖民地狀態(tài)的中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我們要知道最適合國情和客觀需要的主義政策，除卻總理手創(chuàng)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國方略及五大政策而外，恐亦再好沒有了”；
4月4日蘊真《主義與政策》一文中提到：“在眼前民生主義有平均地權，節(jié)制資本兩個方法，尚有聯(lián)俄，聯(lián)共，農工，除廢[廢除]不平等條約，開國民會議五大政策”。以上四處中，有兩處提到了“五大政策”的具體內容，即在聯(lián)俄，聯(lián)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基礎上增加了開國民會議和取消不平等條約兩項。另外兩處未列出具體內容，似乎“五大政策”早已為人們所熟知而無須詳解一樣�！冬F(xiàn)代青年》是國民黨左派的一個言論陣地。作者多為國民黨左派青年�！拔宕笳摺笔欠駷樗麄兯瓌�(chuàng)，尚待進一步考證。
[108] 引自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臺北，國民黨中央黨史會1978年版，第395頁。
[109] 《中共中央第一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統(tǒng)一戰(zhàn)線文件選編》，第91－92頁。
[110] 《聯(lián)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第332頁。
[111] 《中共中央第一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統(tǒng)一戰(zhàn)線文件選編》，第151頁。
[112] 《中共中央第一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統(tǒng)一戰(zhàn)線文件選編》，第280頁。
[113] 《蔣介石年譜初稿》，第563頁。
[114] 《代郵》，《現(xiàn)代青年》第6S期（注：原文如此），1927年3月23日。
[115] 逸云：《讀了〈中國共產黨的敵人是誰〉以后》，《現(xiàn)代青年》第60期，1927年3月21日。
[116] 達林：《中國回憶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11頁。
[117] 《聯(lián)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第367頁。
[118] 戴季陶致蔣中正函（1925年12月12日），引自《從容共到清黨》，第399－400頁。
[119] 《聯(lián)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第44、60頁。
[120] 譚平山：《中國革命黨宣言草案》，引自杰柳辛、科斯佳耶娃《大革命時期的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16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214頁。
[121] 《聯(lián)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第456頁。
[122] 《聯(lián)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第422－423頁。
[123] 《中共中央第一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統(tǒng)一戰(zhàn)線文件選編》，第291－292頁。
[124] 《中央擴大會議關于上海工作計劃決議案》（1926年7月），中央檔案館、上海檔案館編印：《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中共上海區(qū)委文件1925－1926）》，1986年版，第306頁。
[125] 《上海區(qū)委通告樞字第94號—民校工作及應注意各點（1926年12月5日）》，中央檔案館、上海檔案館編�。骸渡虾８锩鼩v史文件匯集（中共上海區(qū)委文件1926－1927）》，1986年版，第90－92頁。
[126] 《中共中央第一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統(tǒng)一戰(zhàn)線文件選編》，第251頁。
[127] 《關于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1923年6月），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16頁。
[128] 如1924年5月中共上海地方組織的一份報告內稱：“現(xiàn)在新黨員一時實不見增加，其原因大概是：（一）因同志現(xiàn)注意國民黨中的工作，所以對于一般人，都介紹他進國民黨去了；
（二）介紹為本黨同志，務在嚴極，故新黨員人數(shù)自然不易驟增。”《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卷，第203－204頁。
[129] 引自《從容共到清黨》，第325－326頁。
[130] 陳獨秀：《我們的回答》，《向導周報》第83期，1924年9月17日。
[131] 《給戴季陶的一封信》（1925年9月11日），《陳獨秀文章選編》（下），第85頁。
[132] 《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上），第383－384頁。
[133] 《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下），第715頁。
[134] 《聯(lián)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第332－333頁。
[135] 《聯(lián)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第468－469、487頁。
[136] 《聯(lián)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第522頁。
[137] 《中共中央第一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統(tǒng)一戰(zhàn)線文件選編》，第261頁。
[138] 《上海法界部委對中央擴大會決議案的意見書》（1926年8月29日），中央檔案館、上海檔案館編�。骸渡虾８锩鼩v史文件匯集（中共上海區(qū)委宣傳部組織部等文件1925－1927）》，1986年版，第364頁。
[139] 《清黨實錄》，第436頁。
[140] 李焰生：《“容共”政策與“聯(lián)共”政策》，《現(xiàn)代青年》第73期，1927年4月9日。
[141] 有成：《正告少數(shù)‘無所謂’的黨員》，《現(xiàn)代青年》1927年1月4日第7期。
[142] 《中共中央第一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統(tǒng)一戰(zhàn)線文件選編》，第90頁。
[143] 《中共中央第一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統(tǒng)一戰(zhàn)線文件選編》，第144頁。
[144] 引自〈美〉詹姆斯·R·湯森等著，顧速等譯：《中國政治》，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3頁。另，蔡和森1926年4月在遠東書記處會議上的報告中指出，中共黨員人數(shù)為1.2萬人，其中90％加入了國民黨（《聯(lián)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第229－230頁）。如此高的比例，似與中共中央關于“非必要時新同志不再加入國民黨”的決議不相一致�？赡艿慕忉專皇遣毯蜕占瘮�(shù)據(jù)時，中共中央的決議執(zhí)行時間不長，而且各地執(zhí)行情況不一，據(jù)蔡觀察，上海等地在中央作出決議后，加入國民黨的中共黨員比例在下降；
另一種可能是，不少“新同志”是從國民黨中吸收而來，他們加入中共后，沒有脫離國民黨籍。
[145] 蔣介石：《南昌總部第14次紀念周演講詞》（1927年2月21日），見《蔣介石言論集》第4集，第136頁。
[146] 李焰生：《“容共”政策與“聯(lián)共”政策》，《現(xiàn)代青年》第73期，1927年4月9日。
[147] 國民黨一大期間中共與會代表召開黨團會議的記錄，見《聯(lián)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第453－454頁。
[148] 張繼等三監(jiān)察委員彈劾共產黨文，引自《從容共到清黨》，第303－304頁。
[149] 瞿秋白對于三監(jiān)察委員彈劾案答辯詞，引自《從容共到清黨》，第326－327頁。
[150] 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冊，東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84－85頁。
[151] 《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上），第100－101頁。
[152] 鄒魯：《回顧錄》，岳麓書社2000年版，第133頁。
[153] 詳見王奇生《論國民黨改組后的社會構成與基層組織》，《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
[154] 如西山會議派稱：“從前本黨容許共產黨的加入，是使共產黨黨員附合于本黨，然而他們加入以后，竟演成了反從為主的形勢，轉像本黨附合于共產黨似的”（《清黨實錄》第420頁）；
又如1927年4月7日《時事新報》發(fā)表一篇署名為“中國國民黨員楊耀唐”的文章，內稱：“我昨日讀了兩黨領袖的宣言，總覺得以共產黨是主，國民黨是客”（《讀了國共兩黨領袖宣言后的懷疑及提議并勉勵中國國民黨忠實黨員一致努力奮斗》）
[155] 周應湘：《復CY的一封信》，《現(xiàn)代青年》第77期，1927年4月14日。
[156] 甘乃光：《我們現(xiàn)在對于一般革命分子的態(tài)度》，《現(xiàn)代青年》第13期，1927年1月11日。
[157] 逸云：《讀了〈中國共產黨的敵人是誰〉以后》，《現(xiàn)代青年》第60期，1927年3月21日。
[158] 李焰生：《“容共”政策與“聯(lián)共”政策》，《現(xiàn)代青年》第73期，1927年4月9日。
[159] 參見王奇生《黨政關系：國民黨黨治在地方層級的運作，1927－1937》，《中國社會科學》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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