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4年英國查爾斯王子在海格里夫（Highgrove，位于英格蘭西部格羅斯特郡，屬于英國王室直轄領地）以及其他王室領地開始其有機農業(yè)的實驗以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很多英國人是不以為然的。他們覺得這不啻是否定了高效高產的“現代”農業(yè)。他們對他進行了激烈抨擊，說他“無知”、“傲慢”、“虛偽”�！短┪钍繄蟆飞嫌腥苏f他所提倡的“直覺的智慧”（這與有機農業(yè)的實驗密切相關）是“危險的胡說八道”；
《獨立報》上則有人說若采用他的思路，讓每個農民都搞什么有機耕作，世界上六十幾億人口中將有二十多億人沒飯吃。直至2000年，一些左翼人士仍在批評查爾斯攻擊自哥白尼、笛卡爾以來的所有進步思想家，說他極端保守，說他反科學、反理性、反進步，沉迷于落后的傳統(tǒng)甚至神秘主義。

　　二十二年過去了，英國有機耕作面積增加了一百多倍，海格羅夫也幾乎成為有機農業(yè)的圣地。更讓查爾斯志滿意得的是，可持續(xù)農業(yè)已成為各方共識，近年來歐盟大幅度修改農業(yè)補貼政策，比先前更強調可持續(xù)性而非產量，甚至在斯洛文尼亞等國建立了大片“有機生態(tài)區(qū)”（Organic Bioregion）。歐盟新的農業(yè)補貼政策不僅使有機耕作的農田比例明顯增加，而且使取得有機認證的農田比例也明顯增加了。更值得注意的是，有機農業(yè)不僅沒有剝奪人們的飯碗，反而為一些發(fā)展中國家?guī)�來了機會，因為有機農業(yè)是勞動密集型產業(yè)，而發(fā)展中國家恰恰富于勞動力。事實上，中國和古巴等社會主義國家上世紀末以來一直大力發(fā)展有機農業(yè)。2004年中國有機耕作面積達到1999年的十倍。目前中國的有機農產品出口已占農產品總出口的一個很大比例（當然，有機農產品的國內消費環(huán)境尚有待改善；
國內市場上大約有10%甚至更多的“有機”食品并非有機），一些省份（如黑龍江）的農業(yè)生產因此上了一個新臺階。據國外媒體報道，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有機農業(yè)國。大概意識到有機農業(yè)是世界潮流，不可阻擋，近兩年激進人士也不再以“反進步”、“搞倒退”的名義來批評它了。

　　那么為什么有機農業(yè)能夠打破左派與右派、進步與保守、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楚河漢界呢？首先，它比“現代化”耕作更為環(huán)保。何以見得？因為它不使用化肥、農藥、生長激素、抗生素和除草劑。不使用這些東西意味著什么？意味著石油煤炭消耗的減少（生產農業(yè)增效品得消耗能量），而石油煤炭消耗的減少最終意味著二氧化碳和其他有害物質排放的減少；
不使用農業(yè)增效品，也意味著能更有效地保持土壤中的有機物質，使土壤的礦物質結構處于一種更為自然和平衡的狀態(tài)，而如果土壤得到了保護，這最終又有利于農業(yè)乃至環(huán)境的可持續(xù)性。其次，有機農業(yè)的產量雖然明顯低于“現代”農業(yè)，但有機食品有自然的口感和味道，對當今人類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要知道，1970年代以來出生的中國人可能不知道他們每天吃的所謂“黃瓜”、“西紅柿”其實并不是黃瓜、西紅柿，因為大量使用化肥、農藥生產出來的“黃瓜”、“西紅柿”根本沒有自然產品所應有的清香、醇郁的口味；
他們可能也不知道每天吃的所謂“豬肉”和“雞肉”其實并不是豬肉、雞肉，因為大量使用生長激素、抗生素生產出來的“豬肉”、“雞肉”根本就沒有自然產品所應有的濃濃的鮮味和富于彈性的質地。更重要的是，有機食品也更健康�，F在有先天性缺陷的嬰兒和患疑難病癥的人數有明顯增多的趨勢，這除了與環(huán)境長期惡化有密切關系以外，與長期以來我們食用非有機食品亦即大量使用農藥、除草劑、生長激素和抗生素生產出來的食品難道沒有一點關聯(lián)？

　　有機農業(yè)是“現代”農業(yè)的邏輯發(fā)展而非對它的反動。但查爾斯并非先知。在西方，他的實驗的思想淵源可追溯到浪漫主義運動時期對現代性的反思；
在中國，返樸歸真的思想運動更可追溯到兩千五百年以前的老莊時代。從歷史趨勢來看，工業(yè)化、現代化使西方和中國都遭遇到人口壓力；
人們首先不得不依靠“現代農業(yè)”養(yǎng)活大量人口，只是在此之后才意識到這種生產方式并非最合理，而傳統(tǒng)的耕作方式雖然產量較低，但它所生產出來的農產品不僅更有利于身體健康，也更有利于環(huán)境的可持續(xù)性。在此意義上可以說，有機農業(yè)是社會經濟發(fā)展的產物，是進步而非倒退，是一種比“現代農業(yè)”更先進、更現代的生產方式。

　　二

　　與海格羅夫的實驗密切相關的，是查爾斯在龐德伯里鎮(zhèn)（Poundbury，位于英格蘭西蘭部的多塞特地區(qū)，屬于英國王室直轄領地）進行的傳統(tǒng)而環(huán)保居住方式的實驗。想當初，查爾斯方面拋出龐德伯里計劃時，建筑師、城鎮(zhèn)規(guī)劃者和經濟學家有多少人激烈反對！現如今，龐德伯里已然是一個名聞遐邇的傳統(tǒng)人居模范鎮(zhèn)，國內國外----包括美國這種一流的發(fā)達國家和沙特這種富裕的阿拉伯國家----來這個偏遠小鎮(zhèn)朝圣的規(guī)劃者和高官絡繹不絕。

　　但龐德伯里并非一種高科技實驗，而是一種低科技實驗。這實驗靠的是回歸傳統(tǒng)這一根本理念。所以，這里不僅能看到地熱利用和雨水收集設施，也能看用蘆葦席過濾排瀉物的傳統(tǒng)設施。這些設施對于節(jié)約能源、保護環(huán)境乃至有機耕作是不可或缺的。查爾斯認為，傳統(tǒng)居住方式不僅更環(huán)保、更健康、更合乎人性，而且完全能夠適應現代市場的運作。如果這種居住方式能得到推廣，所收到的效果將與某些發(fā)達國家或比爾·蓋茨之類富豪斥巨資進行的實驗----那種完全依賴高科技的昂貴的環(huán)保房或環(huán)保大樓實驗----的效果沒有什么不同。

　　除了稀稀落落幾家不大的工廠以及學校、郵局外，龐德伯里全是居民房。這些房子是按照傳統(tǒng)農舍的樣式、沿幾米寬的小街修建起來的，所用材料大多是當地使用了上千年的傳統(tǒng)材料，連人行道也是用鵝卵石而非水泥鋪成的。這里絕對看不到我國一些富裕起來的城鎮(zhèn)動輒寬達七八十米的炫耀性“大道”。也不可能看到，因為房屋規(guī)劃得很密集，路面也十分狹窄。大多數道路其實只是巷子，只夠步行者和騎自行車者通行。雖然也有稍稍寬一點的“大路”（avenue），能通汽車，但它們統(tǒng)統(tǒng)被修成“之”字形或蛇形，這樣就能方便步行者，或者說故意讓駕車者找不到北，使他們只能以較慢的速度開車，既不會制造太多噪聲，也不會跟行人搶道或占去太多的步行者空間。人們購物只需步行，或騎自行車去商鋪，而不是駕車去超級市場----這里壓根兒就沒有現代化都市或現代化農村那無可逃避的超級市場或購物中心，有的只是遍布各處的方便的商鋪。大人上班、小孩上學也只需步行或騎自行車。孩子們要想出去玩玩，一出門便投入大自然的懷抱----樹林、山丘、草地、河流和有機管理的農田就在不遠處，它們就是龐德伯里的有機組成部分。由于房屋密集，一出門便會碰到人，所以這里鄰居間交往頻繁，孩子們決不會像在現代化都市和現代化農村那樣缺乏玩伴。

　　很顯然，龐德伯里正在興起一種以步行者為本的生活方式。這是一種更為深刻的以人為本，其最大特點在于它拋棄了“現代”生活以車為本的理念，將汽車----一種對于“現代”生活來說表面上看不可或缺、實際上卻是可有可無的代步工具----置于邊緣位置。其結果不僅是空氣污染和噪聲污染大大減少，龐德伯里變得更為宜居，而且人類從公路、加油站那里奪回了不少空間，可以種更多的樹木和花草（去過深圳和北京的人應知道，深圳一百米寬的深南大道、北京那窄不了多少的長安街不僅占去了大量空間，對步行者來說也很不方便、很不友好），更不用說無需開車、沒有堵車又為人們節(jié)省了多少時間。但龐德伯里模式還有一個好處，它很容易被人忽視卻意義深遠，那就是這里的人們每天得步行上班上學，而步行有利于健康。去過美國的人應當知道，紐約、波士頓一類的大城市里人們的身材明顯比城鎮(zhèn)和農村的美國人苗條；
既去過美國又去過歐洲的人都知道，歐洲的胖人比美國少得多。原因何在？原因在于，住在城市里，人們較少開車，而較少開車意味著你必須多走路，意味著你每天出門、回家必須步行相當長一段距離，這樣你身上的脂肪就更有可能被燃燒掉，同時你的心血管和呼吸系統(tǒng)也得到了鍛煉。住在城市里，你即便有車，也必須更多地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先進的荷蘭等國更有大量騎自行車的人口），因為堵車會浪費時間，甚至可能使你無法準點上班；
泊車不僅是耗時，還得花錢。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就沒有這些麻煩；
同樣重要的是，乘地鐵和享有“優(yōu)先”地位的巴士，你按時到達上班地點就有了保障。相比之下，城鎮(zhèn)和農村的美國人的生活模式是一出門便開車，回家也是把車徑直開進自家的小車庫，幾乎不用步行，或者說很少步行。這樣一種生活模式怎么不導致大量人口患上肥胖癥呢？

　　龐德伯里的意義不僅僅在于它是一種環(huán)保、健康的生活方式。與它恰成對照的，是現代化都市動輒高幾十層的大樓或現代化農村動輒占地一英畝以上的“獨立家庭房”（independent family house）。住在這種環(huán)境中，明明是鄰居卻可以行同路人，老死不相往來。在前一種情況下，亦即住在現代化高樓的公寓里，鄰里之間缺乏交流是因為人們被局限在一個個高度區(qū)隔、封閉的空間里，除了在電梯里有幾十秒到一兩分鐘時間能夠邂逅，其他時間幾乎見不著面，更不用說拉拉家常了；
在后一種情況下，即在現代化農村擁有一幢帶巨大花園甚至游泳沲的獨立房子（這在美國農村或大城市郊區(qū)相當普遍），鄰里間缺乏交流是因為每家每戶占據了太多空間，彼此之間相隔太遠，故而隨機、閑散的交流幾乎不可能；
如果沒有特別的事由，甚至根本沒有交流。相比之下，龐德伯里代表了一種傳統(tǒng)而新型的居住模式，因為這里能找到自然、愜意的人際交流，能找到“現代”生活中久違的、合乎人性的鄰里關系。

　　由于現代化城鎮(zhèn)或現代化農村式居住模式占據了太多空間，或者說由于單位面積上居住的人口太少，人均占有的公路和其他基礎設施的面積勢必太大，人均開車的時間和消耗的資源勢必太多。這是一種巨大的資源浪費----不僅是時間的浪費、能源的浪費，還有汽車零部件的消耗、維持公路和加油站（這本身也占去了不少空間）所需物質的消耗，以及與汽車有關的其他物質的消耗，更不用說汽車文化所導致的極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了。這些消耗對于某一特定地區(qū)而言也許并非十分明顯，甚至看不出什么直接后果（如果我們有機會來到美國某個城市，不難發(fā)現這里的空氣和環(huán)境質量比中國城市好得多），但對于地球生態(tài)系統(tǒng)而言卻是一種巨大壓力，因為無論在美國還是在中國，無論在俄羅斯還是在澳大利亞排放的二氧化碳，最終都會進入地球的大氣循環(huán)，都會產生“溫室效應”，都會加劇全球變暖，而眾所周知，美國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是發(fā)展中國家人均排放量的數十甚至數百倍。

　　由此不難看出，龐德伯里模式對于地球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可持續(xù)性具有深遠的意義。

　　但龐伯里決不是一個貧窮、落后的山村，而是一個使用互聯(lián)網的現代化小城。

　　三

　　從長遠看，查爾斯的先鋒性可能更在于龐德伯里實驗，但由于他在海格羅夫和其他王室領地的農業(yè)實驗已產生了較大影響，英國“土壤協(xié)會”（有機種植公司的行業(yè)團體）主任帕特里克·霍爾頓認為，他已是“可持續(xù)農業(yè)運動當之無愧的全球領袖”。這一判斷可能有點言過其實。如果可持續(xù)農業(yè)真有一個什么“全球領袖”的話，那也更可能是美國的“有機農場主”（organic farmer）、詩人、散文家溫德爾·伯里（Wendell Berry）。他的名氣遠不如查爾斯大，因為早在1970年代初，他便告別了大學教職，告別了城市生活，當上了農民，開始他的有機耕種和鄉(xiāng)居生活的實驗了。查爾斯只是他的一個粉絲，一個跟進者。查爾斯做同樣的事情之所以比伯里有更明顯的宣傳效果，不僅是因為他有巨大的王室領地，能夠進行規(guī)模大得多的實驗，也是因為他有英國王位的繼承者這一極為特殊的身份。

　　最后應指出的是，即便在可持續(xù)農業(yè)已然成為全球共識的情況下，查爾斯也并不是沒有批評者。例如有英國左翼人士指出，幾年前查爾斯在希臘偏遠山區(qū)一個修道院做演講期間，曾經在油燈下準備其演講詞；
適成對照的是，他去該修道院所乘坐的船，卻是價值三千多萬美元、世界上最豪華的游艇之一----“亞歷山大號”（這是希臘船王約翰·拉齊斯的諸多玩具之一）。有比這更大的自相矛盾嗎？在這艘超級豪華的游艇上，最現代化的裝修和設備一應俱全，根本不是質樸、簡陋的修道院所能比擬。另外，最近查爾斯將他的一幢房子重新裝修了一遍，耗資兩千七八百萬美元，其格調又是極豪華、極現代（盡管有一些表明其高貴品味的傳統(tǒng)明清家具），這不又跟他提倡的傳統(tǒng)居住方式形成了鮮明的反差？

　　作為英國王位的繼承人，作為一個擁有巨大影響力的符號性人物，如果查爾斯能不那么養(yǎng)尊處優(yōu)，而是實實在在過一種更傳統(tǒng)、更簡樸的生活，并在這種生活中把有機農業(yè)和傳統(tǒng)人居實驗繼續(xù)進行下去，海格羅夫和寵德伯里的先鋒意義一定會更加彰顯。

　　本文的短版本發(fā)表于《讀書》2007年第1期

　　參考材料：

　　1 Sandy Mitchell, “Prince Charles’s Backyard”, National Geographic, May 2006.

　　2Organic Farming: Policies and Prospects----“Learning from EU, a Summary of Europe’s organic farming policy”, www.newfarm..org/books/reviews/aug04/policies.shtml。

　　3Richard Tyler, “Britain’s Prince Charles Attacks Science”, http://wsw.org/articles/2000/may2000/char-m2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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