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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學勤:遲到的理解

        發(fā)布時間:2020-06-04 來源: 幽默笑話 點擊:

          

          顧準遺篇──《從理想主義到經(jīng)驗主義》,在香港三聯(lián)書店出版,海內(nèi)外產(chǎn)生相當影響。人們痛惜顧準去世太早,得到理解太晚,這樣的思想史悲劇過去有,現(xiàn)在有,將來卻不該再發(fā)生了。為此,本文作者走訪了顧準六弟、《從理想主義到經(jīng)驗主義》一書編輯者──陳敏之先生,F(xiàn)根據(jù)陳敏之先生回憶,介紹顧準先生蒙冤受難以及晚年臨終的情況,以回應知識界、思想界對這位已故思想家的懷念。

          顧準早期在中共黨內(nèi)命運多蹇?箲(zhàn)前后,他在上海領導職委工作,因與領導意見相左,即遭批判。1949年后任華東財政部副部長,上海市財政局局長兼稅務局局長。終因剛直不阿,言行殊異,連遭厄運,而且一次比一次深重,再也沒有抬起頭來。

          第一次冤案發(fā)生在1952年。當時,黨內(nèi)在稅收具體作法上發(fā)生分歧。來自北京方面的指示是,發(fā)動工商聯(lián)成員民主評議。顧準則認為,這一作法可能引起很不公平的后果,應該利用上海民族資本企業(yè)帳冊俱全這一現(xiàn)代條件,通過“查賬征稅”的辦法,完成稅收任務。1952年2月28日,《解放日報》在頭版頭條赫然刊出顧準“錯誤”──目無組織,自以為是,違反黨的政策,與黨對抗。

          之后,顧準即被撤銷一切職務,調(diào)離上海。

          第二次冤案發(fā)生在1957年。當時,顧準隨中國科學院組團赴黑龍江,勘察中蘇邊境水利資源。顧準為維護中方主權,抵制前蘇聯(lián)大國沙文主義,觸犯時忌。人未返京,一份反動言論集已整理在案。公開見報的罪名是這樣一句話:“現(xiàn)在,讓老和尚出來認錯已晚了。”顧準抵京,立刻被扣上右派帽子,新賬、老賬一起算,反復批斗。

          第三次冤案發(fā)生在1965年。顧準有一外甥,時在清華大學念水利,在同學中組織了一個“馬列主義研究會”。在學校清理思想運動中,這個研究會的頭頭主動坦白交待,引起康生注意?瞪庥麖念櫆氏率,順藤摸瓜,把同在中國科學院經(jīng)濟所的孫冶方、張聞天編織在一起,打成有組織的反黨集團。隔離四個多月的嚴厲審查,證明在組織上毫無瓜葛,顧準卻因此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在全國范圍內(nèi),如此兩次戴上右派帽子者,實屬罕見。

          六十年代的政治氣候下,顧準上述遭遇,勢必禍及妻子兒女。子女出于對父親的不理解,與之疏遠,乃至斷絕關系,不難理解。1966年,顧準被迫與妻子離婚,搬離家庭。次年回去取書籍衣物,久喚門不開,后來還是鄰居幫助他把東西搬下了樓。不久,又被迫簽具了斷絕父子、父女關系的聲明。從此,顧準蜇居中科院一斗室,以冷饅頭度日,再也沒有邁進過家門。

          也就是在這段日子里,顧準開始了他憂憤滿懷的十年研究計劃。但是,他內(nèi)心卻割不斷對家庭子女的鐘情。1962、1963年苦熬心力,譯述兩大本著作,部分原因即為了掙點稿費,借以改善家庭經(jīng)濟。1969年那么艱困的條件下,他還是買了一只表,準備送給長女;
        同是在這一時期,他另外準備了一套被褥,打算有一天孩子們會去看他時能用上。離家分居時,他什么也沒帶出,后來思念心切,從陳敏之處收集子女的照片,一一粘貼在照相簿中。1972年從河南干校回北京,他探詢到子女地址,曾寫信要求會見,信中說,“現(xiàn)在還談不上我對你們盡什么責任,不過,我積存了一些錢(補發(fā)的生活費)和糧票,可以資助你們!毙胖兴,是他剛回北京后拍的八張半身照片,并特別說明,如果子女和親屬中誰看到了想要,可以給他。此外,還有一張他在艱難歲月中節(jié)省下來的油票。

         。保梗罚茨辏乖拢惷糁熬,與顧準相處了半個月。顧準勸陳敏之,勿為時勢所動,從頭研究西方史、中國史,并商定了京滬兩地的通信討論方式。《從理想主義到經(jīng)驗主義》一書輯錄的顧準思想,就是后來兩地通信答疑的結果。在那次會見中,顧準不止一次地提到他對子女的思念之情。陳敏之勸他,這實在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他似乎同意了這個結論。有一次,他們一起坐在紫竹院湖畔的長椅上,周圍異常寂靜。顧準情緒激動,長嘆一聲說:“這個問題,在我總算解決了。”其實,這個問題只不過是深埋在心底而已。他心中蘊藏舔犢之情,隨時都會迸發(fā)出來。后來病危臨終,他對七弟反復說:“我想他們,想得好苦呵,想得好苦呵!”

          另一方面,顧準又是個孝子。他雖年屆六十,卻始終經(jīng)常牽記九十高齡的老母。從幾個弟妹的童年時代起,顧準即肩負起全部家庭生活的重擔,幾十年來一直和母親生活在一起,可以說相依為命。1965年,顧準處境惡化,不得不將母親遷至太原三妹處。1966年,母親隨三妹一家遷來北京,住處與顧準相去不遠。終因形勢所迫,咫尺天涯,母子始終未能見面。

          不能見面的原因并不復雜。顧準妹夫當時正任部級官員,為避免對他有所影響,顧準和母親只能回避。1972年前后,母親曾提出想見見顧準,遭委婉拒絕。年底,陳敏之赴京,也曾設想安排母子見面,亦未如愿。離京前,陳敏之與其妹只能達成這樣的協(xié)議:將來母親病危進醫(yī)院,立即通知顧準,讓母子在醫(yī)院見面。

         。保梗罚茨辏保痹鲁,顧準咯血不止,先于母親住進了醫(yī)院。11月16日,經(jīng)濟所黨內(nèi)外群眾經(jīng)過討論,一致同意給顧準摘除右派帽子。通知抵達病床,顧準的生命只剩下十七天時間了。母親聞訊后提出,要到醫(yī)院去:“已經(jīng)十年不見,想去見見。我本來想在我病倒的時候,讓老五(指顧準)來服侍我,想不到他現(xiàn)在竟要先我而去了!崩先耸青咧鴾I水說這番話的。噙忍十年的淚水,再也忍不住,默默流淌下來。

          老人態(tài)度很堅決。路遠,可以找出租汽車;
        樓高,有電梯、手推車。最后還是陳敏之勸阻了母親,不料卻因此造成陳敏之的終生悔恨──母子十年生離,臨終死別,顧準走在了母親前面,還是未能相見!陳敏之當時深慮母子見面一慟,會產(chǎn)生更大的悲劇,故而加以勸阻。事后證明,他由此造成的愧疚卻再也不能彌補了。

          顧準臨終前,欲見子女亦不得。陳敏之為疏通其子女對父親一生的理解,1974年11月9日,曾給顧準長女、長子寫有一信。此信在當時顧準尚未摘帽,政治氣候尚未解凍的氛圍中,需要一些膽識。即使在今天,亦可一讀:
        “歷史上有許多先驅(qū)者(社會、政治、哲學、自然科學各個領域),不被當代的人們所理解,被視為異端,這種情況并不罕見。你們的爸爸雖然還不能說是這樣的先驅(qū)者,但是據(jù)我所了解,我敢斷言,你們對你們的爸爸實際上一點不理解。他比我和你們的目光要遠大得多。許多年來,他不過是在探索著當代和未來的許多根本問題的答案,如此而已。如果認為作這樣的探索就是一種該死的異端,那他決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果有人以有他為辱,我卻以有他這樣的哥哥為榮。

          在家庭關系上,他深深地愛著你們的媽媽。自從你們的媽媽不幸去世以后,他又把全部愛情傾注在你們身上。我相信,這一點,你們是會感覺到的。這一次,他又向我表示:希望和你們兄妹五人都見見面。他還問我:如果他這次不幸死去的話,你們會不會去看他?對于這個問題,我當然無法代你們答復,這只能由你們自己答復。

          【──顧準用鉛筆在此處加注:如果我臨死的話,我還是希望見見你們。一是請你們原諒(媽媽說我害人,我實在害了你們),二是祝福你們。】

          關于你們爸爸所說的‘害了你們’,我想作一個注解。一個忠實于自己的信念作探索的人,往往不能兩全──既忠實于自己的信念,又顧及家庭,這就是演成目前的悲劇所在!

          陳敏之后來將這一悲劇稱為“兩代人的悲劇”。然而,有道者不孤,即使是在那個黑暗年代,顧準的精神與思想在青年一代中也不是沒有感召者、敬仰者。與陳敏之上述信件相隔八天,臨終前顧準收到了一個年青姑娘來信。這封信更可一讀:“獲悉你病重的消息,真是悲痛萬分!我實在無法用語言來形容我此時此刻的心情。我不能失掉你,你是我的啟萌(蒙)老師,是你教給我怎樣做一個高尚的人,純潔的人,一個對人類有所供(貢)獻的人。

          幾年來我們在一起的那些日子(指經(jīng)濟所一鍋端到河南息縣勞動)象電影一樣在我眼前出現(xiàn)。東岳(河南息縣所屬)的月光下你告訴我要像小孩撿石子一樣為自己收集知識財富,從那時起我才下了活一生學習一生的決心。你對我講一個人在任何時候都要為自己尋找一個目標,即使明知這個目標是自欺其(欺)人的,也要向著這個目標去奮斗,否則你生活就沒有中心。在這一點上你就是這樣做的,你對我起了以身做(作)則的作用。

          聽說你的孩子還是不懇(肯)來看你。我想你也不必過于為此傷心,我就是你的親女兒。盡管不是親生的,難道我還不能代替他們嗎?

          我知道淚水是救不了你的,只有用我今后的努力和實際行動來實現(xiàn)你在我身上寄托的希望,這樣才是對你最大的安慰。”

          這封信寫于1974年11月18日。每一個中國人都會記得,這是個什么年月。顧準當時讀信,即在病榻上流下了眼淚。

          此信作者叫徐方,小名咪咪,是經(jīng)濟所張純音女士(已故)之女。1969年11月,經(jīng)濟所遷離北京時,咪咪十五歲,隨母南遷。在干校期間,咪咪給予顧準最難得的關心和理解。她常常偷偷地送一些奶粉給顧準補養(yǎng)身體。她對顧準的同情隨著理解加深與時俱增,以至顧準成了她年幼心靈最敬仰的人。她與顧準的忘年之交,后來在顧準的遺囑中得到了反映。

          遺囑立于11月15日。當時,陳敏之根據(jù)顧準病中口述,整理出一份如下初稿:

          我與學問、政治已無能為力,這是我唯一的遺憾。

          我熱愛生活,我知道生活在人間的日子已經(jīng)有限,我將勇敢地迎接死亡來臨。

          對于所有關心我的朋友和同志,尤其是于里夫、耕漠兩位老友對我真摯的關注,表示衷心的感謝。

          我生前所用全部遺物交給重之(注:顧準幼子);
        在京存款(補發(fā)的生活費,現(xiàn)由六弟交給母親保存)交給淑林,并入媽媽的遺存;
        在上海現(xiàn)由六弟保存的存款伍百元贈于里夫老友。

          我所有的全部書籍交給六弟并由他全權處理。遺稿(一)有關希臘史部分交給吳敬璉同志;
        (二)其他部分均由六弟全權處理。請六弟選擇一些紀念物品代我送給張純音同志和她的女兒咪咪。

          醫(yī)院認為:我的病例特殊,如果需要,我的遺體愿供解剖。我的骨灰倒在三里河中國科學院大樓(前經(jīng)委大樓)前面的小河里。

          祝福我的孩子們。

          顧準看完初稿,認為前面兩段是空話,刪掉。關于遺體供醫(yī)院解剖,是他囑咐陳敏之后添進去的。11月17日修改稿抄錄了兩份,由他過目以后簽了字。

          令人感慨的是,顧準遺囑的最后一句話,還是“祝福孩子們”。當時陪伴他的一位老友為之黯然,稱之為“英雄肝膽,兒女心腸”。使人欣慰的是,顧準這份“英雄肝膽,兒女心腸”終于在他去世之后得到了理解。

          顧準于1974年12月3日凌晨去世。彌留時,經(jīng)濟所吳敬璉在身邊。這個當時還年輕的經(jīng)濟學家,遵囑接過顧準有關希臘史研究遺稿,以后協(xié)助《希臘城邦制度》一書出版。那本書在八十年代初的大學校園內(nèi)廣泛流傳,教育了包括本文作者在內(nèi)的整整一代人。

         。保梗福材昵昂,顧準子女獲悉陳敏之處保存有一份父親的通信筆記,向他索要去傳閱。這份筆記就是后來陳敏之整理出版的《從理想主義到經(jīng)驗主義》。1984年2月,大女兒寄來了一份“讀者附記”。“附記”說:

          “我逐年追蹤著父親一生,一九五七年以后,他是一步一步從地獄中淌過來的呀!他的深刻的思索常常是在數(shù)不完的批斗、侮辱甚至挨打之中完成的,在他最需要親人的時候,親人遠離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索,包含著更多的真理。人生只有一個父親,對于這樣的父親,我們做了些什么呢?”

          “附記”引用了愛因斯坦悼念居里夫人時說過的話:

          第一流人物對于時代和歷史進程的意義,在其道德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方面還要大。即使后者,它們?nèi)Q于品格的程度,也遠超過通常所認為的那樣。

          知父莫如女,盡管這是一份遲到的理解。然而,遲遲不解顧準者,又何止他一個女兒?我們整個社會都是在十年之后驀然回首,驚訝顧準之先知、顧準之預見!而這個社會最需要思想的時候,這個社會卻已經(jīng)把它所產(chǎn)生的思想家悄悄扼殺了。

          “附記”隨之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這一問題之意義遠遠超越了顧準及其親人的家庭悲劇:

          “真正嚴峻地擺在面前的,是需要解決這樣的一個悖論──為什么我們和父親都有強烈的愛國心,都愿意獻身于比個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標而卻長期視為殊途?強調(diào)分離時間太久,搞技術工作理論水平低等等,都僅僅是外部的原因;
        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們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準則,為什么容不進新鮮的、可能是更為科學的內(nèi)容?究竟是哪一部分需要審查、更新,以避免今后對親人以至社會再做蠢事?對于一個愿意嚴肅生活的人,必須有勇氣正視、解答這些問題,并且承受代價!

          不愧是顧準的女兒,她理解父親,遲到了十年,卻提出了一個十年后的今天也未必已解決的問題。遺憾的是,顧準已聽不到這一追問了。他把追問留給了活著的每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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