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本有關“重寫文學史”的論文集，文章全部選自《今天》“重寫文學史”專欄——這個專欄始于1991年第三、四期合刊號，終于2001年夏季號，歷時十年整。十年，一個學術性很強的專欄，在一個刊物上堅持這么多年，這在學術史上也不多見吧？何況，《今天》本來就是一個文學刊物，學術研究并不是它的重點。

　　須要說明的是：“重寫文學史”作為一個重要的歷史“重寫”活動，并不是《今天》首先發(fā)動的，開設這樣一個專欄，恰恰是擔心這個運動在經(jīng)歷“六四”之后半途而廢，覺得那就太可惜了。在1991年第三、四期合刊號的《今天》上，有一個關于開設“重寫文學史”專欄的“編者按”，文字不長，我這里把它引錄于下：

　　編者按：一九八八年，《上海文論》開辟了一個欄目——“重寫文學史”，由此引起了一場風波。在反對者看來，文學史（以及所有的“史”）是不準重寫的，可恰恰是歷史告訴我們：一切叫做歷史的東西都在歷史中不斷地被重寫。中國是崇尚歷史的國家，有人甚至把中國文化稱作“史官文化”；
因此歷史話語不僅享有特殊的、高高在上的位置，成為一種具有特別權威的話語，而且也成為權力激烈爭奪的對象。在這方面，康有為寫《新學偽經(jīng)考》、胡適寫《白話文學史》、范文瀾寫《中國通史簡編》，都是很好的例子。其實不管你“準”還是“不準”，歷史總是要被重新敘述的，文學史也是如此。真正值得研究的倒是：每個具體的“重寫”出來的新的歷史話語是如何被生產(chǎn)出來的，為什么會被重寫，重寫的歷史情景是什么，等等。

　　“重寫文學史”的欄目早就被停掉了，十分可惜。本刊早就有意接過這個話題，使之繼續(xù)。前不久正好收到王曉明先生的一篇來稿，與“重寫”有關，而王又恰是“重寫文學史”一事的始作俑者之一，這自然是個很好的機會。我們在本期鄭重辟出“重寫文學史”專欄，希望這個欄目會得到讀者的關心，也希望對這個題目有興趣的各方人士踴躍來稿，使“重寫”的事再度熱鬧起來。

　　現(xiàn)在回頭看看，當初開辟這樣一個專欄，就《今天》的性質和特色來說，并不合適，要是論到《今天》當時的處境，那就更不合適。我至今還清楚記得1990年那個寒冷的夏天，為復刊在挪威奧斯陸舉行第一次編輯部會議的情景：中原豈天上？尺土不能歸——一群詩人、作家突然之間無家可歸，成了“在路上”的漂泊者，行邁靡靡，中心遙遙，有誰能想得到，大家會在這遙遠的北歐相聚？并且，商量的事情不是怎么活下去，而是《今天》復刊？事過多年，到了今天，我還是想不大明白，這些人的激情和樂觀到底是從哪兒來的？簡直像布魯蓋爾的《盲人領盲》畫里那群瞎子，他們好像完全看不見眼前的現(xiàn)實是多么嚴峻：《今天》早在1980年就被迫�？�了，十年之后，而且是“六四”之后，再把這刊物在海外恢復出刊？在哪兒出版？誰來編輯？錢從哪兒來？稿子又從哪兒來？

　　有時候，奇跡的形成很平淡�！督裉臁凡坏�在1990年真的復刊了，而且一年之后，在1991年的三、四期合刊上開辟了“重寫文學史”專欄，并且堅持了十年。現(xiàn)在，當這個專欄幾乎要完全被人忘掉，正成為一縷煙塵漸漸消散的時候，我們有了機會從中遴選十篇文章，編輯成一本書，放在《今天》叢書里出版。

　　出版這樣一本書，當然有一個立此存照的意思，它是《今天》發(fā)展歷史的一部分，變成歷史紀錄是應該的。但是，除此之外，出這樣一本書，還有沒有別的意義？何況，近些年在國內，有關“重寫”和對“重寫”進行再討論的文章相當不少，有些還出了集子，這樣，再出一本差不多的書，到底有什么必要？這不能不是一個編輯者必須面對的問題。

　　實際上，自從北島囑我編選這樣一個集子，我就一直在琢磨：到底該怎么看《今天》開設“重寫文學史”專欄這件事？如果說在當時，開設這樣一個專欄主要是出于一種責任心，那么，在今天，在十五年之后，當二十一世紀在無數(shù)人的期待中拉開了序幕，而這序幕中演出的種種貪婪、瘋狂和殘忍（讓人想起“殘忍的四月”），讓全世界的人都目瞪口呆的時候，又該怎么看這件事？怎么看在“專欄”中發(fā)表的這些文章？怎么評價體現(xiàn)在這些文章中的寫作？還有，這些寫作和《今天》的關系又該怎么看？要知道，《今天》和“重寫”相遇，相當偶然。如果沒有“六四”，就沒有“重寫”的夭折，也沒有一群作家在海外的流亡，那壓根不會有“重寫”的歷史和《今天》的歷史的長達十年的重疊�？墒�，歷史本來就是偶然性造就的歷史，“重寫”既然已經(jīng)獲得了一個完全意外的環(huán)境和語境，這機遇是不是偶然就不那么重要了。我想，更重要的，是這個重疊給了我們一個機會，讓我們有可能把“重寫”不是放在“文學史”的學術傳統(tǒng)和學術機制里進行分析和討論，而是放在《今天》的歷史和命運里給與審視和評判。也許，由于這樣做，我們恰恰可以扔掉一些包袱，澄清一些遮蔽，給文學史的重寫一個新的方向，提出一些新的可能。

　　這樣做還有一個原因：國內有關“重寫”的批評和討論，雖因“六四”而終止，但自九十年代末，又死灰復燃，有了不少回顧和檢討，但是，這些討論很少提及《今天》開設“重寫”專欄這件事，似乎“重寫”和《今天》的歷史重疊根本沒發(fā)生過。這當然可以理解，以目前國內的政治環(huán)境而論，《今天》在今天仍然是個政治禁忌，讓它在官方主導的言論空間里得到公開的討論，恐怕是有困難。另外，由于《今天》通向國內的郵路常常被阻隔，很可能不少人沒有機會看到專欄里的文章。但是，我認為這些還都不足以說明這段重疊歷史為什么被忽視，事情如此恐怕還另有原因。文學史寫作，不管重寫不重寫，在文學史家和從事文學研究的學者們看來都是一個專門的行業(yè)，一個專門的領域，有規(guī)矩，有傳承，并且有各種機構和機制（專門的刊物、大學課程、各種研究機構、評價體系等等）為這些規(guī)矩和傳承作保證。《今天》是什么？一個自打出生起就在民間沉浮的一個民間刊物，可以說和維持、保證文學史生產(chǎn)的那些機構和機制一點關系都沒有。不僅如此，如果在《今天》和文學史寫作之間尋找什么聯(lián)系，那完全是一個顛覆和破壞的關系——正是《今天》的出現(xiàn)，還有在《今天》帶動下涌現(xiàn)的文學變革，使中國文學領域中的舊秩序，無論是“五四”之后形成的秩序，還是自《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之后形成的革命秩序（這兩個秩序之間有著又斷裂又連續(xù)的復雜關系），全都遭到質疑和顛覆；
而這舊秩序里，組織被破壞得最深刻，經(jīng)緯被撕扯的最破碎的部分，我以為恰恰是文學史寫作，因為文學史是任何一種文學秩序的最權威的設計師和保護神，因為文學史中潛伏著讓這個秩序得以正當存在的政治理由。換句話說，《今天》的挑戰(zhàn)和質疑的矛頭，并不是只指向文學寫作，而且也直接指向文學史寫作。

　　不過，也許由于這種挑戰(zhàn)關系在表面不那么直接，也許由于一切維持舊秩序的機制和機構的力量都非常頑固，在近些年的重寫文學史的討論中，并沒有人認真思考《今天》的出現(xiàn)和文學史寫作的這層關系，當然也就不會注意《今天》歷史和“重寫”歷史之間的重疊。

　　這在《今天》“重寫文學史”專欄中發(fā)表的共二十九篇論文里，就已經(jīng)有尖銳的表現(xiàn)：這些文字沒有任何一篇對這“重疊”的歷史有所關注和討論。很明顯，論文的作者們并沒有考慮在《今天》里發(fā)表“重寫”文章，和在其他理論或學術刊物“重寫”有什么不同�！督裉臁返奶厥鈿v史和它的特殊意義，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也許，激動文章撰寫者們的唯一念頭，是被無情腰斬的“重寫”竟然死里逃生，大家終于又有一個空間可以思考和寫作。這在當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個將要窒息而死的人，突然又可以呼吸，當然是大口喘氣要緊，誰也顧不上其他。但是，今天回顧起來，這個顧不上，還是可以追究，比如，如果那時候有人提出：這兒是《今天》，歡迎你們來繼續(xù)“重寫”，可是諸位能不能琢磨一下，你們的文學史寫作是否應該有所不同？是否應該嘗試一種新的寫作——因為這里是《今天》。如果有人（比如說是北島）提出這樣的問題，這些作者會怎么反應？會響應嗎？會嘗試嗎？

　　我想不會。因為無論“六四”帶來的沖擊是多么深刻，又無論這沖擊給知識界帶來多深刻的蛻變和分化，中國的學者、教授和批評家與學術體制的關系，在隨后的十幾年里不但沒有多少疏離，反而日趨緊密。這說起來這有點奇怪，可事實如此。檢閱“六四”之后中國知識分子和學術體制的關系，恰恰是一個結合越來越緊密的歷史，這和具體的某個人與學術體制之間建立了什么樣的感情形式，是緊張、對立（仔細推敲，這緊張和對立往往也不過是虛張聲勢），還是親密無間，可以說關系不大。即使是一些和體制之間確實存在著某種緊張關系的文化人，他也很難減低對體制的依賴，更不必說擺脫。某種程度上，1991至2001年發(fā)表于專欄中的多數(shù)論文，可以說已經(jīng)證明了這一點：對于一個從事文學史研究的人，脫離學術規(guī)范進行文學史寫作，那太難了，幾乎是不可能的。就拿在《今天》發(fā)表論文章的這些作者（這里主要是指國內來稿的作者）來說，明顯的，大家都想以自己的“重寫”，來對舊的文學史做出質疑和批判，但是，這樣做的同時，每一位作者又都同時在努力保持寫作的“學術性”，使其符合學術體制所要求的規(guī)范。如果放在一本正常、普通的學術論文集里，這種做法是當然的，沒有什么特別，只能如此。但是這些文字，還有這些文字所負載的學術性和學術規(guī)范出現(xiàn)在《今天》這本刊物里，就顯得十分不大協(xié)調，甚至怪異。我自己的經(jīng)驗就是如此，每當一輯“重寫”文章刊出時，不論這些文章寫得多么出色，心里總有點別扭，覺得它們不過是混跡在《今天》里，這兒其實不是它們呆著的地方。當時我說不清楚這種感覺是怎么回事，現(xiàn)在才明白，《今天》代表的寫作和學術性寫作之間，天然有一種不和諧，或者說敵對。也許這些“重寫”文章在客觀上和《今天》的寫作是盟友，是支援，是合作，但絕不是“一個戰(zhàn)壕里的戰(zhàn)友”。因為《今天》生來就是一切體制、也包括文學體制的敵人——在“我不相信”這面旗幟下，《今天》所追求的寫作永遠是拒絕和反抗的象征，是對現(xiàn)存世界的種種壓迫關系，對現(xiàn)今一切統(tǒng)治秩序進行批評和反抗的不屈不撓的表達。

　　我這樣說，當然并不意味著在《今天》歷史上出現(xiàn)的所有寫作都具有這樣不妥協(xié)的反抗性質。經(jīng)過了近三十年的發(fā)展，“今天”文學運動（或“今天”所代表的文學運動）像歷史上所有的文學運動一樣，有過起伏和曲折，分化和重組，危機和衰退。這樣一個漫長的運動，內部也當然不可能完全統(tǒng)一，被卷入其中的詩人、作家、批評家以及學者，在文學和政治立場上更不可能完全一致；
特別是刊物的作者，幾十年中出出進進，變化很大，比起八十年代初，不再有那么明顯的“圈子”色彩（但我要指出，仔細檢索，在刊物上經(jīng)常發(fā)表作品的無論詩人、小說家，還是學者，都還是一個相當穩(wěn)定的群體）。還有，世界上有什么東西能夠禁得起時間之流無情的激蕩沖刷？土崩瓦解，大浪淘沙，任何一個運動都不可能沒有種種調整和應變，《今天》自然也不能例外（對這些進行細致的分析和研究，我想是未來“今天”運動史研究者的一項有趣又引人入勝的工作）。但是，經(jīng)歷這一切變化之后，如果認真追索《今天》的歷史軌跡，我以為有一點非常重要：無論這個刊物，還是在它周圍聚集起來的反叛者，在根本的意義上從來沒有放棄自己的理想和目標。

　　也許有人會說，《今天》作為一個文學運動早就結束了，自1978年十二月創(chuàng)刊，至1980年十二月被迫�？�，那兩年前后，才是這一運動的發(fā)動和終止的大概時間。實際上，很多有關當代文學的著述也都持這樣的看法，例如，影響很大的洪子誠著作的《中國當代文學概說》一書，就是把《今天》放在“八十年代”的“新詩潮”這樣一個框架里敘述的�！督裉臁窙]有被當作一個獨立的文學運動來評價，而只是八十年代很多文學思潮中的一個詩歌思潮而已。這樣講《今天》的故事，顯然不符合事實。先不說此類故事忽略了以《今天》為象征的寫作有一個很長的醞釀期，其源頭深深隱藏于文革期間，甚至更遠，而且也忽略了《今天》在被迫�？�以后的曲折發(fā)展。把“今天”的寫作只歸結為詩歌寫作，而不是把它看成由詩歌打先鋒的一個全面的先鋒文學運動，當代文學研究就不可能看到這樣一個事實：這個運動并沒有隨著《今天》�？�而停止，相反，這個運動貫穿于整個八十年代（這給當代文學史研究帶來一些新的問題，例如“今天”的先鋒寫作和八十年代所謂“先鋒小說”或“試驗小說”的關系就需要仔細分析和梳理）。《今天》在海外復刊，不過是這個運動的一個必然的持續(xù)發(fā)展�；蛟S有人認為，1990年在海外復刊的《今天》，由于長期和國內隔膜，它已經(jīng)是個流亡刊物，(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完全和中國文學的實際發(fā)展脫節(jié) ，因此這是另一個《今天》，并不能和原來的老《今天》聯(lián)接，也構不成一個前后相繼的運動。這樣的說法有一個可疑的前提：像歷史上很多流亡作家從自己的祖國逃亡之后所編輯的刊物一樣，《今天》是一個立足于異鄉(xiāng)土地，主要以表達流亡作家的寫作為己任的刊物。事實上，剛復刊的時候，也確實有一些詩人提過類似的建議，如果接受這樣的建議，《今天》完全有可能走上流亡刊物的道路。但是，作為主編的北島，當時毫不猶疑的作了另外的選擇：雖然刊物不得已辦在國外，它的文學寫作一定要立足國內，它一定是一本中國文學雜志。這樣的決策為《今天》以后十余年的發(fā)展帶來很多困難和尷尬。首先是名和實之間的矛盾：面對“六四”之后的政治形勢，一個文學刊物，怎么可能在國外編輯，又立足于中國國內？其次，和國內作者聯(lián)系非常困難，編輯部時時都在為無米下鍋發(fā)愁，也常為刊物質量不能不由此下滑而感到焦慮。然而，似乎不可能的事竟然被做成了。今天檢索復刊后《今天》諸期的目錄，很容易就可以看出，無論詩歌、小說、散文、評論，還是學術文章，作者絕大多數(shù)都是來自國內——這是一本實實在在的中國文學刊物。我認為，清楚地肯定這個事實非常重要，因為它是怎樣評價“今天”文學運動的關鍵。

　　在整個九十年代，孤懸于海外的《今天》危機重重，無論是經(jīng)費的拮據(jù)，或是編輯上的困難，都有可能讓它隨時夭折，但是，更大的壓力還是來自國內外的文學環(huán)境。在《今天》的發(fā)動階段，雖然面臨著來自國家和警察方面的強大壓力，但是這也讓它比較容易獲得自己的反抗姿態(tài)，確立自己生命的意義。至八十年代中期，由于自《今天》發(fā)動的先鋒文學寫作獲得了普遍的響應，也由于《今天》被迫�？�，“今天”文學運動一度在表面上失去了獨立性，雖然它一直還是八十年代文學變革中最活躍、最具生命力的成分。當代文學史的很多研究，之所以把“今天”文學運動僅僅看成是一個“思潮”，正是因為看不到這個運動和其他文學運動的本質區(qū)別，以可漲可退的潮水作修辭來講述《今天》的歷史，顯然其中有嚴重的盲見�，F(xiàn)在回顧起來很清楚，《今天》和“今天”文學運動真正遇到的危機，恰恰是在世紀末，是在海外復刊成功之后。這倒不完全是由于刊物和國內文學發(fā)展的隔離和脫節(jié)，事實證明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彌補的，嚴重的問題倒是九十年代以來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形勢的巨大變化。冷戰(zhàn)結束，社會主義陣營突然崩潰，中國社會急劇轉型，這一切讓《今天》像冒險家奧德賽一樣，發(fā)現(xiàn)自己突然掉進了一個不但非常陌生而且充滿危險的世界里，過去獲得的一切，包括種種確立自己identity的經(jīng)驗和意義，一下子都成了問題。我們身在何處？我們是誰？我們要干什么？我們?yōu)槭裁创嬖�？《今天》當時存在著一個現(xiàn)實的危險：刊物可能會勉強辦下去，但是作為文學運動，它將像沙漠里的一條內河，漸漸在酷熱和干旱里流失蒸發(fā)，最后不知所終。

　　我不能夠在這里詳盡討論世紀末和新世紀初世界形勢的巨變，也不能詳盡討論《今天》的命運如何被這這大形勢左右影響的細枝末節(jié)，那將是以后文學史家的工作。我在這里只想著重指出，《今天》非常幸運——完全想不到的是，恰恰是一度黑云壓城的變幻形勢，在新世紀到來之際給了它生機，讓它作為一個先鋒運動在新的環(huán)境里不但獲得了與過去的連續(xù)性，而且獲得了新的意義。歷史喜歡捉弄人的命運，但這一次它卻表現(xiàn)了善意。

　　彼得·伯格（Peter Bürger）在對現(xiàn)代主義和先鋒派做了區(qū)分之后，把西方先鋒派描述為一種藝術的自覺（而不僅僅是語言的自覺），有了這種自覺，先鋒文學和藝術所攻擊和批判的對象，就不再是保守的、在特定歷史時期里具有宰制力的藝術風格、藝術傳統(tǒng)和藝術規(guī)范，而是維護這種傳統(tǒng)和規(guī)范的文學藝術體制本身。以今天的眼光來看，伯格有關現(xiàn)代藝術發(fā)展的歷史分析還是有不少問題，應該做細致的分析和批評，但無論如何，他圍繞藝術和體制之間的沖突來定義先鋒運動，是把握到了關鍵，這比英美文學批評對現(xiàn)代主義和先鋒派不加區(qū)分地搗漿糊，要高明得多（中國國內的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由于一直是跟隨英美批評的路線，所以自八十年代至今，在現(xiàn)代主義和先鋒派的認識上形成嚴重的混亂，這對如何看待“今天”先鋒運動，也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例如簡單地把“今天”的寫作看成是西方“現(xiàn)代派”的一個支流或是模仿）。因此，無論是對八十年代的《今天》，還是對今天的《今天》，或是對這個文學運動從過去到現(xiàn)在作整體性的評價的時候，緊緊抓住它和體制間的關系，我以為同樣是把握住了關鍵。在一定意義上，《今天》的出現(xiàn)是社會主義失敗的產(chǎn)物，因此，《今天》的抗議和反抗的對象就不僅是文學和藝術的體制，還包含著這些體制后面的制度安排和歷史含義。有這樣復雜的背景，不僅簡單地把“今天”文學運動和現(xiàn)代主義歷史過于緊密地地勾連起來是不恰當?shù)模�就是把它和二十世紀歐美先鋒運動作比擬，也需要十分謹慎。西方先鋒主義把反抗和批判的矛頭直指資產(chǎn)階級藝術體制，并且想以此克服“純文學”“純藝術”形成的藝術與生活的分離，尋找一條重新把藝術和生活實踐結合起來的道路（近二三十年成為西方藝術探索最前沿的裝置藝術熱潮，就是這種“尋找”的繼續(xù)，不過由于藝術市場和商品美學的壓迫，“尋找”已經(jīng)完全變形，形成一種非常病態(tài)的新的矯飾藝術），這種努力無疑有重要的意義，但是，這樣把革命目標過分集中于藝術體制的做法，也大大限制了它的事業(yè)和雄心，其文化政治上的內涵不能不比較狹隘。正如彼得·伯格指出的，藝術體制畢竟是資本主義社會系統(tǒng)中的一個子系統(tǒng)，西方先鋒派只以藝術體制作反抗對象，無論在目的上，還是方法上，都已經(jīng)隱含著深刻的矛盾和危機，其失敗是難免的。相較之下，“今天”文學運動的“先鋒性”就豐富得多。無論這一運動和文革的復雜淵源，還是這一運動與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聯(lián)系，以及它在全球化中獲得的機遇和位置，都使得《今天》和它推動的先鋒運動有著西方先鋒派無法比擬的深刻的政治文化內涵。當然，一個運動并不能僅靠其內在含義堅持和持久，如前所述，在九十年代，這個運動完全有可能半途而廢。幸運的是——我愿意在重復一次——是世界變革的大形勢，讓在半途上掙扎前行的《今天》不僅看到了希望，而且獲得了新的動力。在二十世紀的七十或八十年代，人們已經(jīng)預感到全球化浪潮將給世界帶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環(huán)境和新秩序（六十年代麥克盧漢提出“地球村”這個說法，可以說是對這預感的預感），至新世紀初，這種預感已經(jīng)變成了現(xiàn)實：濃云薄霧，頃刻散盡，一個全球化市場社會在刺眼的陽光下赫然現(xiàn)形。舊世界的一切，無論是國家、個人，還是文學、藝術，還有其它，都不得不在這新社會里被重新規(guī)劃，重新定位。

　　無論推動全球化的動力是什么，出于什么目的，全球化帶來的變化很多都大大出人意料，而且，其結果往往和人們對全球化的期待正相反對。阿爾君·阿帕杜萊（Arjun Appadurai）在討論全球化形成的新世界體系的時候指出：“全球互動的中心問題是文化同質化與文化異質化之間的緊張關系�！边@個緊張關系，可以說完全在市場和資本全球化的預期之外。它引起的嚴重后果，即全球化的勝利進軍同時也引來了致命的內在危機，在勝利者們的想象里更是無處容身。不過，對于一切反抗壓迫和專制的斗爭群體來說，這種緊張關系正好為他們的斗爭提供了新的空間。因為正是在這緊張關系的后面（或是里面），是被隱蔽起來的在全球范圍內發(fā)生的各種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體制之間的同質化和異質化的深刻矛盾。如果說，在漫長的二十世紀里，由于存在著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區(qū)分和對立，文化的生產(chǎn)和控制體制一直是不統(tǒng)一的、多元的、異質的，每一種體制都由于和某種政治經(jīng)濟制度有著特殊的依存關系而具有不同的特殊形態(tài)，那么，在全球化市場社會基本形成之后，這種多元局面正在消失，并且消失速度越來越快，本來有其特質的各類文化生產(chǎn)和控制體制都被劇烈改造而趨于一。文化體制上的同質化進程，已經(jīng)成為全球化進程中一個極其重要的內容。這在中國的改革里表現(xiàn)得非常明顯。舉一個例子，大約十五年前，中國的上千家文學期刊還都是官方刊物，但是不過十幾年的時間，隨著中國投身于全球化大潮，迅速成為全球市場社會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這些刊物（還有它們所依附的機構，比如出版社、作家協(xié)會）紛紛變色，無論生存還是發(fā)展，都已經(jīng)取決于它們對市場體制的依附程度，其“官辦”性質不是已經(jīng)有名無實，就是事實上形成官方和市場之間的某種合謀和合作。這真是讓人震驚：環(huán)顧中國，今天幾乎已經(jīng)沒有不再被市場體制控制的文學刊物——不錯，還有極少數(shù)幾家文學刊物在試圖采取某種妥協(xié)路線，以換取一方面對市場、一方面對官方的某種“獨立”姿態(tài)，不過，羅衾不耐五更寒，我看這是個夢，一個最終做不成的夢。不過，同質化只是全球化過程的一個方面，它的另一個方面，是全球范圍在人群、科技、金融、媒體和意識形態(tài)的大流動引起的異質化傾向，在全球化市場社會里不斷促成各種層面、各個方面的斷裂和差異。這種傾向對世界性文化體制的統(tǒng)一化、同一化過程到底會產(chǎn)生多大的阻礙和對抗的作用，還有待做更細致的考察和分析，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全球化中同時在發(fā)展的這兩種傾向，必然形成很大的張力，必然會形成很多裂隙和空間，在這些裂隙和空間里，堅持進行對抗的文學寫作又找到了堅持的可能——《今天》就體現(xiàn)了這種可能。今天可以說，十幾年的堅持，讓它幾乎變成了中國文學領域里幾乎是唯一的一個還沒有放棄自己目標的文學刊物，像漲潮中唯一的一塊沒有被淹沒的礁石。

　　要仔細分析為什么只有《今天》才有這樣的幸運，那要對《今天》的歷史發(fā)展作更仔細的分析，這恐怕要有待將來。不過，有些事情現(xiàn)在已經(jīng)可以看得比較清楚，恰恰是那些讓刊物處于常年窘迫的惡劣條件：沒有固定、經(jīng)常的資金支持，仍然和當年油印機印刷“出版”時代一樣，編輯部是由志愿人員組成的臨時“機構”（因此也從來沒有審查制度），刊物雖然在出版上要依賴出版社但并不能夠盈利，長期以來沒有發(fā)行渠道，因此刊物也不能進入市場實現(xiàn)為合法合格的商品——這一切，都在客觀上幫助了《今天》，讓它避免在全球同質化的過程中被吸納、被消化，始終保持住了自己對體制的警惕和疏離。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這些因素對《今天》的發(fā)展都是負面的，然而今天，正是憑借這些負面因素，《今天》不但堅持住了自己一貫的堅持，而且突然在“全球化”的背景里使自己的先鋒身影顯現(xiàn)的格外清晰。事實上，只要拿近來出版的《今天》和其它文學刊物稍作比較，就不難看出《今天》正在承擔的角色：在風暴間歇的空擋里，吸引那些疲倦不堪的鳥兒們落在自己這塊礁石上，以積蓄力量，繼續(xù)飛行。

　　以上是我對《今天》的先鋒性做的一個歷史說明，比起它漫長而坎坷的經(jīng)歷，特別是其中蘊藏的豐富的歷史經(jīng)驗，這說明顯得十分簡要，但是，如果把八十年代至今的“重寫”歷史拿來做一番對照，我想文學史寫作如何受制于體制，可以看得更為清楚。十多年前，為《今天》“重寫文學史”專欄撰稿的作者們今天還都很活躍，很多人都已經(jīng)是自己學領域中的權威人物�？墒�，如果《今天》再一次開設“重寫”專欄，再一次熱情邀請大家寫文章，還會有人寄來文章嗎？專欄還能再繼續(xù)十年嗎？我可以肯定，不會的。這不是因為這些人不再愿意為《今天》寫作，我相信，只要有機會，大家都愿意以自己的寫作支持《今天》。問題不在這兒，在別的地方�！督裉臁泛汀爸貙憽毕嘤�，無論對《今天》，還是對文學史寫作，都是一段插曲，這個插曲如今之所以不能再重復，更深刻的原因還在他們和體制的不同關系。今天，全球化對中國無所不在的改造的一個小小局部，就是學術體制迅速“和國際接軌”，不到十年的時間，學術性寫作——自然也包括文學史寫作，在國家嚴格管理下被很有中國特色地規(guī)范化、專業(yè)化、職業(yè)化，中國知識生產(chǎn)的格局已經(jīng)發(fā)生根本性的變化。在今天，不管自覺不自覺，愿意不愿意，寫作活動只能是跨國知識生產(chǎn)的一個部分，只能在服從體制的規(guī)劃、安排的前提下運筆行文。近些年出版的各類現(xiàn)當代文學史全部都是大學教科書，或至少也是為大學教學服務的輔助材料，就清楚反映了新體制的約束是多么強大。當然，某種對抗或是反抗總會發(fā)生�；仡檱鴥冉鼇韺Α爸貙憽钡挠懻�，試圖突破體制的束縛，為某種更具批判性的“重寫”開辟空間的嘗試，不是沒有，例如對錢立群、黃子平、陳平原三人提出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有關批評，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但是，認真檢閱就不難看出，這些批評無論在大的理論框架上，還是在具體的概念分析上，還都受制于學術體制在命題、方法、范疇等等方面的規(guī)定，要想有真正的解放性的突破，幾乎不可能。

　　幾乎不可能——既然是“幾乎”，就是說還有一點點可能，那么可能性在哪里？我以為，這時候回頭再看看《今天》歷史和“重寫”歷史的十年重疊，也許能給我們一些啟發(fā)。當年《今天》開設“重寫文學史專欄”是臨時起意，想到的只是讓“重寫”能夠繼續(xù)，并沒有想得更多，比如能不能嘗試一種體制外的文學史寫作？可是，今天在重新認識和評價《今天》和“重寫”歷史的十年重疊的時候，這樣提出問題應該是合情合理的：到底有沒有可能進行體制外的文學史寫作？為什么不試一試？實際上，已經(jīng)有人試過，詩人柏樺就寫了一本《左邊——毛澤東時代的抒情詩人》（香港牛津出版社，2001），在我看來那是一本很有特色的當代文學史。也許有人根本不承認那是文學史寫作，只是一本回憶錄�？墒俏曳催^來要問：到底什么是文學史？難道只有那些枯燥乏味的大學教科書才是文學史嗎？為什么不能以回憶錄的方式寫文學史？為什么不能憑借詩人、作家、編輯的個人經(jīng)驗和經(jīng)歷，并且以他個人的立場和評判來寫作文學史？為什么不能以某種文學形式的衰亡寫一部文學衰亡史？為什么不能以語言修辭的變遷和變化為線索寫一部修辭文學史？為什么不能以作家的交游活動為中心寫一部編年文學史？為什么不能以文學期刊的興衰作經(jīng)緯寫一部期刊文學史？

　　只要敢造反，路子其實多得很。

　　在體制外寫作應該是可能的，用寫作來對抗體制的壓迫應該是可能的�！督裉臁返臍v史證明這些都是可能的。但是，也許我們還是不能期待文學史寫作有什么根本性的改變，因為《今天》和“今天”先鋒寫作的存在，能證明文學史寫作當中也一定會出現(xiàn)一種先鋒運動嗎？恐怕不能。

　　2006年7月 24日寫于安娜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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