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曾國藩對應著孔子一樣，曾國藩以后的維新者和革命家構成了漢末陳藩李膺那樣的文化精英的歷史回聲。漢末以降，作為社會頭腦階層的中國知識分子隨著文化氣脈的式微走向沒落，逐漸從歷史舞臺的中心滑向邊緣，從社會政治的廟堂之高退向隱逸山林的江湖之遠。知識分子的歷史意味由此歸結，以后的社會頭腦階層再也沒有了相對獨立的群體性或集團性。直到明末，才出現(xiàn)些許由知識分子結群的萌芽。

　　然而，等到歷史的一個輪回行將走完之際，在中國晚近歷史由曾國藩等一代經世致用英才開啟的近代，相繼涌現(xiàn)了一大批在才能、人格、品性等各方面都足以與漢末文化精英媲美的志士仁人。他們以空前的熱情．空前的勇氣和空前的犧牲精神在中國晚近歷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他們如同夜空中閃爍的群星，我在此稱選擇章太炎只是因為這是其中最有代表性又最具歷史的標記意味的一顆。無論作為思想家還是革命家，亦無論作為學者還是作為志士，章太炎都具有為其他人所沒能具有的純粹性。這種純粹性不是標記在他們的領袖地位上，而是體現(xiàn)在他的頑童品性上。

　　正是這樣的頑童品性，我把章太炎稱作中國晚近歷史上最可愛的人。而且無獨有偶，這個最可愛的人與曾國藩一樣也是一個最有爭議的人。相形之下，人們對孫中山沒有爭議，所以孫中山不可愛；
還有人們對魯迅也很少爭議，所以魯迅也不可愛。正如在人際社會中，最有爭議的人物往往是最可疑的人一樣；
在歷史長河中，最有爭議的人物往往是最重要最有意味的人物。人際之間，我寧愿相信一個有爭議的人而不愿相信一個沒有爭議的人；
同樣，我面對歷史的時候，又往往把最沒有爭議的歷史人物看作是歷史上的某個牌位，某座靈堂，從而把最有爭議的歷史人物看作是歷史的鮮活的生命；
因為他們具有人所具有的一切，同時又標記了歷史生命的各個側面，甚至包括對他們的爭議，都含有爭議固有的歷史內容。

　　在中國晚近歷史上幾乎所有風云人物之中，章太炎也許可算作唯一的一個孩子。他不僅以一個孩子的造型而且以一顆孩子才有的童心在歷史上刻下了他的印痕，宛如孫悟空一個跟頭翻到天邊在其中一顆參天大樹上留下的稚氣十足的身體語言。章太炎的頑童品性決定了他不是生在書齋中的浮士德，而是策馬出征的唐．吉訶德。浮士德被引誘出書齋是因為欲望這個魔鬼，唐．吉訶德的渴望征戰(zhàn)則是由于一副俠義心腸的驅使。俠義構成章太炎的頑童品格，童心構成章太炎的頑童本性。透過章太炎的革命生涯，這種由俠義和童心組成的頑童品性如同唐．吉訶德的長矛瘦馬一樣令人矚目地呈現(xiàn)出來。這種品性不象曾國藩的事功那樣乃是無言的，而是有言的，并且喋喋不休乃至著作等身。然而，聽完章太炎的所有言論，人們只消細細一品，便不覺莞爾。一個如此博學多聞的大學問家，說出來的全部都是孩子氣十足的無心快語。所謂無心乃是內心的純粹所抵達的毫無心計的境界；
所謂快語，乃是因內心的純粹而來的在語言表述上的歡快和自得其樂。章太炎不在乎別人能否分享他的快樂，所以在語言上絲毫不向通俗妥協(xié)讓步。這樣的頑童品性一如他在其革命生涯中從來不計較個人會擔當怎樣的風險，動輒便作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之舉，而且往往不是去打虎，而是去祭虎，去犧牲，去準備拋頭顱灑熱血。即便是這種血性，在章太炎也是緣自他的頑童品性。

　　基于這樣的品性，章太炎痛責袁世凱，章太炎批評孫中山；
也是因為這樣的品性，使魯迅對他不無嫉妒，使一些忠誠于白話文的文學青年對他不可理解�？傊�，章太炎是一個十分有趣的歷史人物，無論在革命業(yè)績還是學術思想上，他都沒有十分醒目的特殊建樹，但又無論作為革命家還是思想家學問家，他都留下了不可忽略的歷史和學術的標記。作為一個孩子，章太炎在革命和著述上同樣沒有野心；
作為一個孩子，章太炎又做出了其他革命家做不出的事績，說出了其他學問家說不出的見解。章太水如同一汪碧水，水面上遮蓋著密密的浮萍；
人們平時只見浮萍不見碧水，唯有清風拂過，吹開浮萍，才現(xiàn)出碧水的清澈和碧水的純凈。而所謂清風，則是一種以童心閱讀童心所產生的心靈的互相感應。閱讀章太炎的頑童品性心須以童心為閱讀前提，象魯迅那樣的世事洞明和人情練達，讀章太炎只能讀出二三事，并且會作出朝前朝后的是非判斷。這種是非判斷與其說在于章太炎的功過得失，不如說是判斷者本人的心理投影。

　　作為一個革命家，章太炎是混沌的。章太炎不是經由周密的計劃或懷抱遠大的理想投身革命的，而是憑著他一派天然渾成的頑童品性去體味革命的。革命在章太炎既沒有兌現(xiàn)烏托邦的意味，也沒有打天下坐江山的抱負，而是一種仗義行俠，一如唐．吉訶德的出征天下。這種體味革命的孩子氣在于體味本身的詩意上，或者說，章太炎的革命與其說是學者的，不如說是詩人的，與其說是頭腦的思考結果，不如說是內心的體悟使然。因此，章太炎的革命生涯從來都是跟著革命走，而不是領著革命行；
革命行走到哪一步，章太炎的體悟也就跟到哪一步。維新時期，章太炎的革命意識僅止“通三統(tǒng)”那樣的革政思想；
維新失敗之后，章太炎寫了《駁康有為論革命書》；
辛亥革命前后，章太炎發(fā)表《代議然否論》；
二次革命之前，章太炎傾向于統(tǒng)一集權；
袁世凱、張勛之流的倒行逆施，又把章太炎推向“地方自治”；
及至“自治”運動幻滅，章太炎只好退回書齋，講經救國；
但一見日本軍隊侵入，章太炎又拍案而起，激烈主張抗日。終其一生，章太炎都沒能成為魯迅所斷言的那種“寧靜的學者”，而是作為一個不安的詩人，不斷地呼吸著歷史的風云，不斷地體味著革命的意味。章太炎不是一個成敗意義上的革命家，不是一個破壞了什么或者建設了什么的革命家，而是一個就革命本身意味而言的革命家。因為革命本身的涵義不是奪取政權的暴動，而是源自內心的仗義行俠和自由抒情。革命家的本性不在于成為執(zhí)政者的目標，而在于在路上的流浪。革命的自由本性是在在路上的流浪中敞開的，一如鮮花在陽光雨露的交替下開放。真正的革命在實質上不是基于復仇的沖動和奪權的欲望，而是基于內心之于自由的向往，內心之于詩意的抒發(fā)。章太炎的童心決定了他是一個詩人意義上的革命家，而不是領袖或造反意義上的革命家。而且，章太炎革命的這種童心這種詩性不是象曾國藩后來的“倚天照�！本辰缒菢有薜玫�，而是天生的，與生俱來的。

　　與曾國藩一生的生命修煉不同，章太炎一生的基點是童心的抒發(fā)，是其頑童品性的自由徜徉。因為是這樣的品性，所以章太炎從來不把在別人看來是絕大的風險放在眼里；
也因為這樣的品性，章太炎歷經劫難，卻什么人都傷害不了他。因此，章太炎的革命與其說是一種書生學人的事功業(yè)績，不如說是一種生命的奇跡，一個生命的傳奇故事。沉重的歷史在章太炎的革命面前與其說是吱嘎吱嘎地走過的，不如說是歡快地流過的。每每在章太炎把自己拋入一個令人懸心的危難處境之后，總有一個讓人舒心的結局接踵而止。章太炎的傳奇故事盡管不斷地再現(xiàn)著漢末黨錮史案的悲壯和凝重，但這些故事在章太炎本人卻如同米老鼠唐老鴨那樣的美國卡通片一樣充滿戲劇性和喜劇性。這里的秘密在于，章太炎的革命始終以一個孩子的天真無邪穿梭在一片虎狼之地。孩子者，極善也；
虎狼者，極惡也；
邪不壓正，惡不傷善。極惡者傷不了極善者。因為惡要傷人的前提是人須有惡。人若無惡，又何來惡之傷害？無論是滿清朝廷還是袁世凱，均為中國晚近歷史上的至惡之物至惡之人，它們制造了無數的烈士，但他們都奈何不了章太炎這位至善之士。人們盡可以在章太炎故事中找出種種偶然性，或者找出歷史上倡言童心說的李贄作為反證，但章太炎的故事就是這樣一個奇跡，一個大孩子的傳奇。

　　用庸置疑，當年章太炎在《蘇報》案發(fā)時挺身前往，指著自己的鼻子說“余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的時候，人們的確為此震驚。及至鄒容報案，整個故事的傳奇性已經風靡天下了。然而，同樣的坐牢，章太炎安然無恙，但鄒容卻喪身囹圄之中。人們當然可以說這純屬偶然，而且也從來沒有人在這個故事中發(fā)現(xiàn)童心的意味。但我卻從鄒容之死中看到了章太炎之所以不死的童心背景。因為從表面上看，鄒容較之章太炎年少，只是章太炎的小弟；
但較之于二人的內心，章太炎是個孩童，而鄒容卻渴望長大，以急迫的建功立業(yè)之心替代去了他原來也曾有過的一顆赤子之心。比較一下鄒容的《革命軍》和章太炎的《序〈革命軍〉》，人們不難發(fā)現(xiàn)，與其說是鄒容更顯得年少氣盛，不如說是章太炎更顯得赤誠天真。相形之下，鄒容也孩子氣，但他的孩子氣在于年少，不象章太炎那樣在于童心。年少者容易躊躇滿志，或者張揚暴力，或者獨立寒秋，由此而氣盛；
而童心者則一派天然，好惡系之不在于志向，而在于心感。如果說作為“革命軍中馬前卒”的鄒容是可愛的，那么章太炎則更可愛。就因為章太炎的更可愛，使他身陷囹圄而安然無恙，而鄒容的可愛卻應在了“馬前卒”的犧牲上，因為鄒容的可愛所系在其志向，支撐著志向的又往往是意志，而不是童心。童心沒有志向，章太炎的革命從來不立志如何如何。正因為童心沒有志向，所以無論怎樣出生入死，卻都百病不侵，百害不傷。也正因為鄒容的革命所基于的不是童心而是志向而是意志，所以入獄之后會為疾病所侵，為疾病所害。疾病者，心之缺也。疾病無以侵害童心，因為童心無缺；
但疾病往往會摧折人的意志或人的志向，使躊躇滿志者中途夭折，從而“長使英雄淚滿襟”。

　　如果說《蘇報案》是章太炎革命的頑童品性的一例，那么后來的責罵袁世凱則是章太炎革命的頑童品性的又一例。章太炎的責袁與他的《蘇報案》一樣為眾所周知，但袁世凱的不殺章太炎卻是一個人人都不曾細想的謎團。當然，人們對此又可以找出諸多客觀因素偶然因素，但人們誰也不曾把這個謎團的謎底歸結于章太炎的童心。因為這個謎團的謎底在于：嬰孩棄地，虎狼不食。袁世凱乃虎狼之輩，早在軟禁章太炎之前已有暗殺宋教仁的先例。倘若挨了別人，無論是孫中山黃興還是其他反袁領袖反袁人物，袁世凱都不會輕易放過。但偏偏是這個章太炎，無論章太炎如何責罵袁世凱，袁世凱都不會加害。按說，假如袁世凱出于利害關系的考慮，在稱帝之前不殺章太炎，在稱帝之后應該無所顧忌了；
即便稱帝之后不便殺，臨死之前總該解解心頭之恨吧；
但袁世凱至死都沒動章太炎一根毫發(fā)。在章太炎被軟禁之時，章太炎本人都作了獻身的準備，“時危挺劍入長安，流血先爭五步著”；
但袁世凱不但不讓他流血，而且還以禮相待，親自手書下人八條保護準則，其中包括：“飲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計”，“毀物罵人，聽其自便，毀后再購，罵則聽之”，諸如此類的條款。

　　仿佛是為了作一個嬰孩棄地虎狼不食的佐證，章太炎的長女擔憂父親的安危，親自上京，以圖照料。結果，章太炎平安無事，倒是章太炎的這個女兒枉送了性命。不僅如此，嬰孩棄地虎狼不食還有另外許多佐證。比如后來章太炎幫助孫中山護法去云南游說唐繼堯時，章太炎十分孩子氣地特制了兩面特大的紅旗，讓人扛著先導，以壯行色。章太炎一點不曾留意這兩面大書著他大元帥府秘書長名義的旗幟,在規(guī)模上超過了唐繼堯帥旗的三分之一。于是唐繼堯的副官如此告訴了唐繼堯，結果唐繼堯卻一笑了之，命令這位副官好好照料章太炎。與章太炎同時代的各路英雄好漢，一個個都恨不得我吃了你，你吞了我；
連陶成章那樣的革命黨領袖都會遭到另一派革命黨的暗殺，一如宋教仁遭到袁世凱的毒手。然而偏偏是章太炎，無論怎樣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批評這個，責斥那個，卻始終平安無事。他曾激烈反對過孫中山，但孫中山卻從來沒有為難過他，反而不斷地向他致電，請他合作。蔣介石當權之后，章太炎始終持不合作態(tài)度，但蔣介石不僅不介意，還在章太炎講學蘇州時特意派人送去一筆贊助。如此等等。

　　基于虎狼不食的這片童心，章太炎的革命乃是一種仗義行俠。當然，章太炎的行俠方式不是挺劍，而是秉筆。章太炎革命的行俠風格幾乎就是光復會的革命綱領：“光復漢族，還我山河，以身許國，功成而退。”在當時的革命會黨中間，光復會是最具行俠特色的一個會黨。如果說章太炎的行俠還僅僅是秉筆，那么徐錫麟和秋瑾的行俠則全然為挺劍了。徐錫麟和秋瑾與章太炎一樣，是革命的傳奇人物�；蛟S是某種歷史原因，光復會這個浙籍會黨的一些領袖人物特別富于犧牲精神。明末顧炎武的反清活動，清初歷次著名的文字獄，使浙江文人對滿清王朝抱有深仇大恨和不妥協(xié)的反抗傳統(tǒng)。為此，陶成章專門撰寫了《浙案紀略》，以示革命的淵源。相比于孫中山同盟會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章太炎、陶成章和徐錫麟秋瑾他（她）們的光復會顯然更少奪取政權的意識，更多仗義行俠的古風。光復會幾乎是漢末黨錮精英一個直接的歷史呼應，(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無論在人物形象還是行事風格上，都具有一種生命本然的純粹性。

　　因為是仗義行俠，所以章太炎的革命始終不摻帶政治野心。章太炎之于革命的選擇不是以身許國，便是功成身退。正是這樣的俠義心腸，使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后提出了“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口號；
也正是這樣的俠義心腸，使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后重建中華的關鍵時刻選擇袁世凱而冷淡孫中山。不管章太炎的這個口號和這個選擇之中摻雜了多少人際關系成份，其根本成因卻來自章太炎革命和孫中山革命在內心指向和人格構建上的差異。章太炎的革命沒有孫中山那樣的奪取政權上的精心籌劃。章太炎不著重革命之后對江山的擁有，因此也就不看重政黨在革命中的作用，尤其是在奪取政權上的作用。由此產生的天真便是：既然我章太炎不看重政權和政黨，那么你孫中山也不該看重政權和政黨；
既然我們革命黨人全都不以此為重，那么推翻了滿清王朝之后讓袁世凱做總統(tǒng)也未嘗不可。

　　章太炎革命的仗義行俠意味使章太炎更多地從個人行為上考慮革命，而不是著重于從社會成效或歷史意義上衡量得失。這是他有別于孫中山之處，也是他有別于宋教仁之處。孫中山是一個具有強烈的領袖意識的革命者，他不是把革命看作是仗義行俠的個人行為，而是把他的個人行為看作是革命的象征和歷史的進程。孫中山雖然不象洪秀全那樣把革命全然等同于身體的叛亂，但孫中山和洪秀全一樣有著明確的江山意識，只是孫中山把天王的理想改成了大總統(tǒng)的稱號。孫中山渴望統(tǒng)一天下，渴望成為名正言順的大總統(tǒng)；
不管這種渴望在孫中山是多么難以如愿，他的大總統(tǒng)稱號不是臨時的就是非常的，但孫中山革命的動因卻與這種渴望緊密相聯(lián)。

　　章太炎革命的行俠品格也有別于宋教仁。宋教仁雖然沒有孫中山那樣的領袖意識，但他不象章太炎那樣總是詩意盎然。宋教仁是平和的，實際的，清醒的，極其具有操作能力的。宋教仁的努力和孫中山也不一樣。宋教仁的努力不是想以新的一統(tǒng)天下替代舊的一統(tǒng)天下。宋教仁的努力是想在中國社會政治結構中引進全新的西方因素，通過國會制約總統(tǒng)，消除獨裁的陰影，杜絕稱帝的可能。也即是說，宋教仁是想通過建立國會的努力，在中國古老的圣賢帝王民眾的社會政治結構中插入全新的民主因素，以立法．司法．執(zhí)法三權分立的形式在原有的帝王位置上構成具有頭腦意味的中樞系統(tǒng)，從而使帝王在形式和實質上的徹底消亡成為可能。宋教仁是一個杰佛遜式的政治家；
遺憾的只是袁世凱卻不是華盛頓，所以宋教仁是他最危險最名符其實的的死敵，而孫中山只是他的競爭對手。宋教仁的成功意味著帝制的徹底死亡，不管其帝制被冠之以總統(tǒng)的名義還是主席的稱號；
于是袁世凱代表過去、當下、將來的所有具有大一統(tǒng)雄心的帝王，把宋教仁的努力扼殺在了歷史的搖籃里。相形之下，光復會志士如徐錫麟秋瑾們的殉身只是革命的傳奇，而宋教仁的被刺卻蘊含了真正的歷史悲劇的意味。

　　當然，章太炎在當時不可能看到這樣的意味，因為他不是一個象宋教仁那樣經由頭腦的慎密思考行事的革命者，而是憑借內心的感觸四處行俠的大俠客。宋教仁的被刺在章太炎的感受不是某種歷史可能性的受阻，而是一個他所敬愛的革命同志的遇難，從而將一腔悲憤變成口誅筆伐扔到袁世凱頭上。也即是說，在宋教仁的遇難和袁世凱的專橫面前，章太炎感受到的與其說是其歷史內容，不如說是其個人品性。正如章太炎革命的行俠風格是基于他的個人品性一樣，章太炎對一個歷史事件的判斷也基于他對人性善惡的辨別。正是出于這種人性善惡的辨別而不是出于對歷史要求的體悟，章太炎在袁世凱以后的政府首腦人物中傾向于黎元洪，因為黎元洪具有儒雅的書生氣質。也正是出于這種人性善惡的辨別，章太炎本能的感覺觸及到了某種歷史要求的難以付諸實現(xiàn)的歷史課題。章太炎將民國以后的歷屆元首分為三類，一類是袁世凱式的“梟鷙”，于國于民有“威福自專之患”；
一類是黎元洪式的“仁柔”，一旦“將相上逼”，無法安于其位；
一類是孫中山式的“狂妄”，狂妄者“勢稍強則與梟鷙者同，勢稍弱又與仁柔者同”；
而在這三類人之間，有梟鷙者時，仁柔者狂妄者“又必不能與爭”。

　　章太炎的這種觸及雖然是相當直覺的，但他的感受卻表明了在專制王朝結束后，新的共和國的建立缺乏文化心理上的人性基礎。因為中國歷史上的帝制不僅是社會政治結構的基本構成因素，而且有著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基礎。所謂皇帝，不僅端坐在朝廷之中，而且深居于人心之內，西方人是沒有上帝也要造一個上帝，中國人是沒有皇帝也要造一個皇帝。袁世凱稱帝雖然愚蠢，然而率直。袁世凱稱帝作為一個象征，道出了在推翻帝制以后的一些中國政治領袖的心聲。袁世凱的愚蠢只是在于，他將大一統(tǒng)的集權專制簡單地等同于了赤裸裸的帝制，而不懂得不選擇帝制照樣可以獲得大一統(tǒng)的集權專制。因為專制的關鍵不在于形式上是否要穿龍袍登龍庭，而在于個人意志的是否強橫。偶若個人的強橫足以達到如同章太炎所說的“梟鷙”程度，那么即便有仁柔者有狂妄者也是必不能與爭的。

　　章太炎的童心感觸的方式雖然不以人性善惡為轉移，但歷史的文化心理卻是革命的內在基礎。或許章太炎和光復會的仗義行俠過于浪漫，過于詩化，過于注重生命體驗和個人品性，但這樣的風范卻道出了革命的本真意味。毋庸置疑，在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刻需要的不是章太炎式的俠義心腸，而是宋教仁式的冷靜頭腦；
但同樣毋庸置疑的是，歷史的轉折又往往是為生命的浪漫激情所推動的。這種激情不具備實際的操作意味，但這種激情的不計功利不計得失的獻身精神和俠義風格卻給歷史刻出了應有的審美向度。歷史并不象唯物史學家說的那樣完全由物欲推動的。雖然物欲和利益是歷史的一種動力，但宗教和審美也同樣是歷史的動力。

　　歷史作為一個由身體、頭腦、內心三個層面組成的完整的生命，身體的需要僅僅是歷史演化的一個層面的動力，頭腦層面上的智力開發(fā)和內心層面上的審美導引則是歷史在另外二個層面上的動因。西方人對此表達得很清楚，西方人不全都是唯物主義者。在《圣經》中，亞當是吃了智慧之果才開始了走出伊甸園的歷史。在《伊里亞特》中，是因為美麗的海倫才有一場著名的戰(zhàn)爭。《圣經》沒有說亞當由于要吃東西才被逐出伊甸園，《伊里亞特》史詩也沒有把人們對于海倫的邪念作為戰(zhàn)爭的動因。也許只有在唯物主義時代的中國人的觀念中，才把食色的欲望看成是歷史的全部動因。事實上，在歷史關鍵時刻，審美比食色更具有創(chuàng)造的激情。人們也許會忘記清末時代他們吃了什么，但他們誰也不會忘記那個時代的徐錫麟秋瑾們?yōu)樗麄冏隽耸裁�。只有在一個社會墮落到了極端唯物的時候，人們才會忘卻歷史上的革命傳奇，而津津樂道于種種清宮御膳。

　　當然，指出章太炎革命的這種審美意味，并不意指宋教仁的努力了無生命氣息。在中國晚近歷史的這場推翻帝制建立民國的革命中，宋教仁式的實際操作是和章太炎式的仗義行俠相輔相成的兩個輪子。一個輪子是實際的，頭腦的；
一個輪子是浪漫的，內心的。內心的輪子經激情轉換到頭腦的輪子上，頭腦的輪子再經由操作將歷史的審美向度落實為歷史的社會現(xiàn)實。兩個輪子互為依存，一如人們用雙腳行走一樣，一前一后，交替行進。然而，宋教仁的遇難使革命頓時殘缺，從而使革命一下子從內心頭腦層面跌落到身體層面。因為內心的向度不經由頭腦層面的操作，其生命的能量就無法轉換成現(xiàn)實的秩序和歷史的結構。當時的章太炎于此自然不可能有全然的洞見和全知全能式的表達，但他有關三類首腦人物的論述卻表明了對革命喪失了頭腦而只好聽憑首腦人物的品性主宰的結果的遺憾。章太炎的論述雖然很孩子氣，但這個大孩子的直覺卻是準確而有力的，因為章太炎直覺地感受到了革命從內心頭腦層面向身體層面的滑落�；�于這樣的感受，章太炎轉向了他的另一個直覺，即走“自治”和“聯(lián)省自治”道路的主張。如果可以把章太炎的直覺看作一面鏡子的話，那么這面鏡子所照射出的一個革命的歷史性轉折則不在于象征辛亥革命成功后國民政府的成立，而在于象征中國社會政治結構由帝王或專制轉向國會式民主的一個歷史契機的失落的宋教仁遇難。

　　似乎可以把這個歷史契機的失落看作是歷史性的頭腦的懸置和頭腦的闕如。所謂頭腦的懸置意指具有西方頭腦文化意味的民主政治體制在宋教仁遇難之后的長期擱淺，所謂頭腦闕如則意指象宋教仁那樣有頭腦的領袖人物在以后的中國晚近歷史上的長期空缺。對此，章太炎無疑痛心疾首。章太炎對宋教仁懷有深深的敬意，并一直稱許宋教仁的為相才能。其實，中國晚近歷史上并不缺少內心的浪漫，但鮮有冷靜的頭腦。當然，內心浪漫如章太炎者，又可謂絕無僅有。因此，正如我把章太炎稱之為中國晚近歷史上最可愛的人，我把宋教仁稱之為中國晚近歷史上最難得的人。一旦這個最難得的人在最關鍵的時刻遇害，那么最可愛的人從此便失去了其革命在實際操作上的支撐點。由此，革命的內心輪子由于革命的頭腦輪子的殘缺逐漸停止轉動。章太炎在宋教仁遇刺以后的革命活動已經喪失了現(xiàn)實性和操作性，而只是一種純粹精神的漫無邊際的徜徉。

　　在宋教仁遇難以后，章太炎的革命失去了早先的歷史活力。他協(xié)助孫中山從事的護法運動，不過是將在宋教仁未能如愿以償的革命理想莫名其妙地寄托在了孫中山身上的盲目忙乎。他雖然不以孫中山為然，但他在當時還不知道孫中山乃是名付其實的孫大炮，有力，但空洞。孫中山是一個大而無當的革命家，熱情洋溢，志大才疏，說得周到，做得蒼白，而且內心深處還有一統(tǒng)天下的情結。章太炎相助孫中山護法是真誠的，并且在云南唐繼光處還那么講求革命在外觀上的美感；
但一旦發(fā)現(xiàn)孫中山的大總統(tǒng)情結，章太炎便馬上與孫中山分道揚鑣，打道回府。因為孫中山的非常大總統(tǒng)稱號使他想起了袁世凱，狂妄者一得勢便成梟鷙。作為一個革命的大孩子，章太炎不能總是洞若觀火，不能時時清醒，但他能保持始終如一的真誠，保持始終如一的不做違心事。基此，他把自已的革命活動始終限定在內心的自由向度上，一旦發(fā)現(xiàn)他所參與的革命具有身體叛亂的意味，他馬上走開，并且毫無畏懼地大聲斥責。事實上，章太炎并沒有錯看后來的孫中山。從非常大總統(tǒng)到扶助工農聯(lián)俄聯(lián)共，孫中山革命在大總統(tǒng)情結的左右下逐步從頭腦層面滑向了身體層面。及至蔣介石登臺，革命由暴力和軍事獨裁而徹底身體化。

　　章太炎雖然只憑童心而不以智慧感受孫中山的革命，但他的感受是準確的。因為這樣的感受，章太炎在蔣介石獨裁的時刻還對孫中山的墮落耿耿于懷，以致遭到了國民黨人的通緝和恫嚇。當那些革命的小癟三可以肆無忌憚地威脅一個革命的老前輩時，孫中山革命的墮落和身體意味暴力意味專制意味也就可想而知了。作為當年行刺陶成章的刺客，蔣介石受到孫中山的青睞以致最后接了孫中山的班，并非偶然。因為蔣介石的軍事獨裁乃是孫中山的大總統(tǒng)美夢的順理成章的續(xù)篇。由此可見，章太炎對孫中山的批評比他對袁世凱的責罵更具有歷史價值，只是由于孫中山的后繼者們對孫中山的一味美化，致使章太炎的聲音被人們很不經意地疏忽了。

　　章太炎憑著意心的直覺，察覺出了孫中山革命后來的身體意味；
同樣憑著童心的直覺，章太炎洞見了專制獨裁和大一統(tǒng)的血肉關系。為此，章太炎轉向地方自治和聯(lián)省自治的主張和努力。對章太炎的這一轉變，人們總是糾纏于當時的各種具體成因和各種人際因素，而忽略了章太炎這一轉變背后的歷史文化意味。也許即便章太炎本人都沒有深透地說清楚他致力于地方自治的意義所在，但人們心須看到的是，章太炎的這個主張和這種努力無意中把準了歷史的脈搏。按照中國歷史自先秦到秦始皇以來的大輪回，中國歷史的走出帝制走出專制的步伐和中國社會走出大一統(tǒng)的步伐是完全一致的。正如帝制專制與大一統(tǒng)情同手足，民主政體與地方聯(lián)邦互為依托。中央政府的民主體制必定以地方省市的聯(lián)邦為前提，反之，社會要大一統(tǒng)，那么政治就只能是專制政體。不管地方自治和各省聯(lián)邦采取軍事割據形式，還是采取經濟文化的相對獨立形式，都將是對中央專制政體的挑戰(zhàn)，對中央民主政體的呼喚。雖然無論在社會政治層面上還是在歷史文化層面上，章太炎對他熱衷的地方自治和聯(lián)省自治都沒能闡述清楚，但他憑借直覺感受行事的種種努力，卻無意中給后人留下了一個饒有意味的啟迪。

　　縱觀章太炎的革命生涯，他的每一步都是不加思索地跨出的，但他的每一步都奇妙地踩在歷史的脈搏上。因為是基于童心，章太炎的革命奇妙地與歷史同呼吸共命運；
因為是仗義行俠，章太炎的革命準確地表達了內心的渴望和歷史的要求。如果說章太炎革命的頑童品性構成了中國晚近歷史的傳奇，那么有關這個傳奇的解讀所解讀出的正好是歷史的本質形象。與此相應，(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解讀章太炎有關歷史論述的無心快語，則標出了歷史的生命向度和生命本質的心靈指南。

　　正如讀章太炎革命要讀他仗義行俠的頑童品性，讀章太炎的著述要讀他隨心所欲的信口開河；
而在章太炎的著述中，最為隨心所欲最為信口開河的當推他的俱分進化論。作為中國晚近歷史上的一位蓋世學者，章太炎自有為一般學人所不可企及的學識。然而就章太炎自身的學識而言，則是學大于識，學多于識。雖然章太炎的學問都以他自已的識見貫穿和表述，但相對而言，章太炎的學問廣博，涉獵國學、西學、佛學乃至印度的吠檀多等古老的學問，并且于每一領域均有自己的心得；
可是章太炎的識見卻不如他的學問那樣繽紛，較之于同時代的王國維則鮮有自成一說的獨到建樹。

　　正如章太炎的革命是心隨革命走而不是心引革命行，章太炎的學識是識見隨學問走而不是識見引學問行。章太炎的學問走到哪里，他的心得也就跟到哪里；
而他的俱分進化論則是唯一的一個例外，不再是識隨學走，而是以他的識見穿透了西學的進化論，提出了一個十分獨到的見解。當然，這種穿越如同他的革命一樣，不是頭腦的思考結果，而是童心的感受所致。

　　在中國晚近歷史上的西學東漸過程中，達爾文和斯賓寒的進化論和后來的馬克思的唯物論及其歷史決定論是對中國人產生最大影響的學說。正如唯物論迎合了中國文化固有的身體性，進化論契合了中國人求強大求進步求發(fā)展的心理愿望。進化論打碎了中國文化原有的順其自然或聽天由命的習性，激發(fā)了中國人的要強心和競爭心。幾乎晚近歷史上的歷代革命家或改革家，都受到進化論的影響。進步和落后的觀念在中國大地上深入人心，家喻戶曉，連魯迅那樣號稱思想深刻于萬事萬物都能一眼透底的人物都無以超越進化論給出的思維框架。甚至到了八、九十年代，年青的中國學子都無以走出進化論的藩籬，將西方的先鋒文學和現(xiàn)代思潮等同于新人新事新氣象之類的求新求進步求超前求領先，以致把思想文化變成了一個體育競技場地。因為達爾文說人是從猿猴進化來的，而人與猿的區(qū)別就在于思想的有無，于是人們競相思想，即便在沒有思想的年代里也要刻苦學習某種思想，以便防止自已退化到猿猴的地步。又因為馬克思說社會形態(tài)也是進化的，于是五、六十年代的中國人就為自己的社會感到驕傲自豪，并且對地球上其他三分之二的人類深表同情，不斷地許諾要去解放他們。

　　進化論在中國晚近歷史上既是一種激勵，又是一種安慰；
激勵中國人求上進，安慰中國人已經進步了，如此等等。幾乎沒有人對進化論提出真正的懷疑。當年魯迅曾經感嘆過自己進化論思想在年輕一代總是勝于年老一代上的轟毀，但他轉而迷戀了階級論；
殊不知，階級論乃是另一種形式的進化論；
所以魯迅始終生活在進化論的陰影下，為進步所累，為斗爭所苦。在整個晚近歷史上，也許只有章太炎的俱分進化論跳出了進化論的框框，因為章太炎不象魯迅他們那樣總是以二分性的頭腦思考問題，而是以不二分的童心感受各種思想。

　　凡是用頭腦思考進化論的人們，都不可能超越進化論。比如馬克思用頭腦思考進化論，結果他的學說無意中成了進化論的某種翻版。因為頭腦是進化論的雙重淵源，既是進化論在生理發(fā)生學上的淵源，又是進化論在思維發(fā)生學上的淵源。可以說，頭腦是進化論的立論結果，也是進化論的立論原因。進化論為什么產生在西方而不是產生在東方產生在中國，就因為西方文化的頭腦性質。頭腦文化是進化論的土壤，也是進化論的陽光雨露。因為頭腦在本質上是理性的邏輯的，一如進化論說進化是直線的遞進的。頭腦是進化論的天然盟友，一如內心是輪回說的天然襁褓。西方的頭腦文化主理性主邏輯，就必然走向進化論；
東方的內修文化重直覺重感悟，就必然信奉輪回說。在西方人的進化論經由嚴復那樣的留學生介紹到中國以后，中國的有識之士大多以頭腦去迎接這個學說，而不是用內心去體會這個學識，所以幾乎每一個接觸進化論的中國知識分子都對此深信不疑。然而偏偏是章太炎，給出了他獨到的闡說。其原因一則在于章太炎的童心，一則在于章太炎之于佛學的研習和心得。章太炎不象其他人完全用頭腦去思考進化論，而是用童心去感受進化論，用佛法去衡量進化論，結果他發(fā)現(xiàn)，進化是俱分的；
“若以道德言，則善亦進化，惡亦進化；
若以生計言，則樂亦進化，苦亦進化”。

　　章太炎的俱分進化論是達爾文斯賓塞乃至馬克思都不曾考慮過的。因為這些西方思想家以科學家自居，他們科學地研究他們的研究對象；
而所謂科學，又是以物為對象，而不是以人為中心；
即便是人，在科學研究面前也得簡化為物，然后作為對象進入科學家的視野或者進入科學地思考一切的思想家的頭腦。這些思想家和科學家不會在思考社會進化和生物進化的時候關注章太炎說的善惡苦樂。因為在科學研究和理性頭腦面前，人類社會的歷史不是有情眾生的善惡苦樂，而是以頭腦發(fā)達為標記的生物進化，或者以生產工具為標記的社會生產方式。按照那樣的科學頭腦和理性頭腦，他們認定頭腦越發(fā)達，人類就越進化；
社會越發(fā)達，文明就越進步。在此，所謂進化，都是頭腦給出的標記，都是以頭腦為標記的衡量結果。西方人也許直到二十世紀才發(fā)現(xiàn)章太炎的俱分進化所表述的內容：人類越進化文明越進步自然就越遭殃，社會就越無序。與二分的頭腦相應，科學乃是雙刃利器。科學帶來日新月異的技術文明物質文明，科學也帶來危害性越來越大破壞力越來越強的環(huán)境污染和原子彈核武器。文明不是伴隨著幸福而是伴隨著罪惡進步著，人類也不是伴隨著快樂而是伴隨著苦難進化著。其實，進化的這種俱分性，早在歌德的《浮士德》中便已有所描繪。其一，引誘浮士德走出書齋的不是海倫那樣的女神，而是梅菲斯特那樣的魔鬼；
其二，浮士德走出書齋后的每一個進化論意義上的歷史進步和文明創(chuàng)造都伴隨著罪孽伴隨著鮮血伴隨著有情眾生所付出的生命代價。在西方文化歷史上，歌德是一個鮮見的雙面人，他一面用頭腦思考，向往進步，向往革命，向往創(chuàng)造；
一面又用內心感受，呼喚生命，呼喚自然，言說理論是灰色的、生命之樹常綠云云。當然，歌德不會想到，在他之后的中國晚近歷史上會有一個章太炎式的頑童，不是受著梅菲斯特的引誘，也不是受著杜西尼婭的驅使，而是因為一顆童心，走進革命，走進歷史，走進頭腦構造的學說進化論。

　　章太炎的俱分進化論以十分孩子氣的闡述向進化論提出了一個東方智者式的質疑，你們講生物進化社會進化生存競爭人類文明，怎么能忽略人性的善惡和有情眾生的苦樂呢？假如善惡苦樂是可以忽略不計的，那么你們立論基點的人性意味何在呢？假如你們不在人的立場上考慮問題，那么你們又在什么立場上考慮問題呢？假如你們可以拋卻人的立場而立足于生物的立場，那么你們本身不就嘲笑了你們的進化論嗎？假如你們立足于社會的立場或生產方式的立場，那么進化論與人的生命又有什么關系呢？．．．．．．用章太炎自己的話來說則是”曩時之善惡為小，而今之善惡為大；
曩時之苦樂為小，今之苦樂為大。然則以求善、求樂為目的者，果以進化為最幸耶？其抑以進化為最不幸耶？進化之實不可非，而進化之用無所取，自標吾論曰《俱分進化論》”。

　　當然，章太炎一方面發(fā)現(xiàn)了進化的俱分性，發(fā)現(xiàn)了進化之用的無所取，另一方面又沒能從進化論本身的局限性上指出其弊端所在。因為章太炎的俱分進化畢竟只是基于童心而不是發(fā)自佛心。童心和佛心的區(qū)別在于：童心是直觀的本能的質樸的，佛心是通觀的全息的智睿的。從童心到佛心得經由一個人心的轉換。童心無邪，但要變成佛心得經歷世俗的人心。正如無童心者欲得佛心須回歸童心一樣，有童心者欲得佛心須不避世俗的凡人之心。章太炎終其一生都停留于童心。章太炎入世，但避俗；
章太炎革命，但不涉世務；
同樣，章太炎看出進化的俱分性，但并不明白進化論的根本癥結所在。章太炎的童心使他在使用語言時力求典雅高貴，不流于通俗平白；
但這樣的孩子氣導致他總是僅止于說對而不能說透。章太炎在論述進化的俱分性時是說對的，但沒有說透；
章太炎在講演《國學概論》中提及白話文時也是說對的，但也沒有說透。因為童心具有準確的感受力直觀力，但沒有透徹的穿透力通達力。因此，章太炎在指出進化之用無所取的同時又認為進化論實不可非。章太炎不知道他提出的進化的俱分性實際上已經對進化論作了質疑，于進化論有了非議。就象章太炎會糊里糊涂地提出一個十分有意味的革命口號或政治主張一樣，諸如“革命軍起，革命黨消”“地方自治、聯(lián)省自治”之類，章太炎的闡述進化的俱分性時也是懵懂的不知其所以然的。然而，僅僅憑借著他那童心十足的知其然，章太炎也能說出一些相當獨到的見解。

　　章太炎的《俱分進化論》在進化的俱分性和俱分性背后的非進化意味上沒能深入下去，但在以進化的俱分性之于歷史的觀照上卻極有見地。我指的是章太炎論述中國歷史的那一段。他說“中國有宋以后，有退化而無進化，善亦愈退，惡亦愈退”。然后他例舉了先秦和漢唐的人文氣象，以證實他所說的這種退化。雖然章太炎沒有細想，歷史既然有進有退，那么就不是進化的，而是輪回的，但章太炎就此已經以一種孩子的直覺看出了中國歷史的生命軌跡。

　　這種生命軌跡在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一文中被表述為文化的春夏秋冬，周而復始。斯賓格勒在對進化論的批判上遠較章太炎徹底，但斯賓格勒在論及中國歷史時卻沒有象章太炎那么細致。然而兩人的基本看法卻不謀而合：中國歷史不是進化的，而是退化的；
不是發(fā)展的，而是衰敗的。只是斯賓格勒將退化的起點定在先秦之后，章太炎將退化的起點定在有宋以來。章太炎和斯賓格勒的共同點在于他們都把歷史看作是文化的、生命的，或者說從生命輪回的角度描述了歷史。他們都沒有象進化論者們那樣把歷史看作是生物的社會的物質的文明的。相對于斯賓格勒的文化立場，章太炎在《俱分進化論》中十分有趣地說道有情眾生。章太炎借用佛經術語，以有情眾生的善惡苦樂非難了進化論的科學觀和唯物性。

　　當然，《俱分進化論》最有意味的還不在于文章本身的獨到，而在于文章所表露的生命意味和體驗意味。立足于有情眾生闡說俱分進化論的章太炎，在終其一生的革命生涯和學術生涯中都基于自身的生命體驗。也正是從革命體驗出發(fā)，而不是從對象化式的研究出發(fā)，章太炎對白話文表示了他的不屑，章太炎在自治聯(lián)治的政治理想破滅后走向了講經救國。章太炎對白話文的不屑是出于內心的反感，或曰童心的不悅。他雖然沒有講透他對白話文的看法，但他以不屑一顧表明了一種童心的敏感。這種敏感乃是一顆對中國文化的赤子之心，這種敏感與章太炎在語言文字上的不愿流俗是完全一致的。這種敏感表明，章太炎不希望中國文化從天上掉到地下，從內心層面滑到身體層面。盡管胡適是在理性的層面頭腦的層面上提出白話文運動的，但白話文運動經由陳獨秀的革命口號，普及到整個社會時，已經有了明顯的身體化傾向，即所謂的大眾化傾向，引車賣漿者傾向。這種傾向將一反白話文運動原有的理性意味和頭腦意味，而將語言全然身體唯物化欲念化，從而在文化指向上呼應了洪秀全當年的叛亂和剪徑。后來的歷史證明了章太炎之于白話文不屑的歷史合理性，一如后來的文革時代證明了林紓有關“引車賣漿”者的預言。章太炎雖然沒能將他的不屑一顧講說清楚，但他憑借童心的敏感和生命的體驗，看出了白話文背后隱藏著的文化危機和文化災難。因此，他在講演《國學概論》的當口，以幾近頑童的語氣調侃了白話文。至于下面聽眾中的一些文學青年，當然體會不到這種頑童語氣背后的深意和誠摯，于是以一種兒童的天真撰文嚴肅認真地指責了這種頑童的調侃。歷史有時就是這樣的令人哭笑不得。

　　與對白話文的不屑相應，晚年的章太炎致力于講經救國。對教育的重視似乎是一些光復會革命家的傳統(tǒng)。不用說名聞天下的蔡元培，即使是章太炎也一直不曾看輕過。即使在日本給同盟會辦報時期，章太炎也一面革命，一面講學。按照章太炎的俱分進化論，對人的培育遠重于致力于物的發(fā)展。在文明和文化之間，文化是首要的；
在科技和人性之間，人性是首要的；
在社會和個人之間，個人是首要的。這就是俱分進化論的根本立意所在，也是章太炎終其一生都不曾違背過人文原則。

　　從事教育在章太炎是貫穿一生的事業(yè)。章太炎早年和蔡元培一起在上海辦學辦校，然后走上革命道路；
章太炎于革命的鼎盛時期又在日本講學；
章太炎晚年則從革命回到講壇，回到學校。以教育始，就教育終；
章太炎的從教事業(yè)構成他一生的起始點。因為章太炎與曾國藩一樣，明白自己乃是孔子的傳人。這種從教的始終，既呼應了俱分進化論的闡述，又對稱于章太炎學術生涯從儒而始，就儒而終的軌跡。再聯(lián)系到章太炎革命的秉筆行俠的文化立場?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人們可以發(fā)現(xiàn)章太炎的生命在人生各個側面上都驚人地一致。

　　章太炎也許沒有象曾國藩那樣刻意修煉過，但他憑借其頑童品性，無論在學術上，在革命中，乃至在人生的各方面，都行走在正道上，行走在大道上。道不斜，人不歪；
道正，人立；
不僅無邪，而且無傷。正如章太炎的一生是個傳奇，章太炎的生命是個奇跡。我不知道章太炎為什么要釋莊子的《齊物論》，但我可以肯定章太炎本人就是一個齊物者；
他人與物游，心隨道行。他修的是無為法門。無論就革命還是就學問，章太炎其實都是一個不求甚解者。所謂不求甚解不是淺嘗輒止，而是不以頭腦的思考去求甚解，而以童心的感受去品味。在這個意義上說，章太炎乃是一個生命的美食家；
他品嘗革命，品出了個中三昧；
他品嘗學問，也品出了俱分進化論那樣的學說；
他品嘗當時的風云人物，分出了梟鷙、仁柔、狂妄的類別；
他品嘗教育，又培育了周氏兄弟那樣的英才。而且直至生命的最后時刻，他依然孩子氣十足，在發(fā)病期間，見夫人阻止講學，則謂“飯可不食，書仍要講�！�

　　章太炎以一個孩子的形象走進中國晚近歷史。最后又以一個孩子的形象告別人世。因此，正如讀王國維的思想學問得從他的白話讀起，讀曾國藩的事跡得讀他無言的事功，讀章太炎的革命和學術則須讀出他的頑童品性。

　　如果能讀出章太炎的頑童品性，那么中國晚近歷史上的許多情結都可以解開，因為章太炎的童心不僅對他本人是生命的傳奇所在，而且對于歷史也是一個極有價值的參照。更有意思的是，這個參照不是無言的，而是有案可稽的。因為章太炎革命作為一種政治生涯主要不在于參政，而在于議政。可以說，章太炎是中國晚近歷史上最具獨立性最具典型性的一個議政者，他幾乎就象征著對當時的時政的輿論監(jiān)督。從章太炎對人對事的評論中，人們可以讀出許多歷史真相，反過來，從他人對章太炎的評論中，人們也可以讀出評說者的風格和境界。在中國晚近歷史上沒有一個歷史人物象章太炎這樣之于歷史有著名符其實的鏡子意味。

　　章太炎有關孫中山狂妄的評語，是切中肯綮的�？裾撸�野心也；
妄者，空洞也。如果說孫中山革命，具有什么身體性的話，那么其身體性主要體現(xiàn)在對權力的貪欲和其革命政綱的空洞上。孫中山革命不同于章太炎革命全然出自童心，也不同于宋教仁革命基于頭腦的清醒思考，而帶有一定程度的身體性，帶有一定程度的陳勝、吳廣或洪秀全那樣的造反氣息。說一定程度，是因為孫中山革命與陳勝吳廣洪秀全不同，不是以農民為主體力量，而是以知識分子為革命基干。說造反氣息，則是意指孫中山革命在政治權力上的大一統(tǒng)指向。孫中山的渴望成為大總統(tǒng)在他擔當臨時大總統(tǒng)的時候，還有一定的歷史意義。盡管換了孫中山而不是袁世凱，是否能實現(xiàn)宋教仁那樣的努力尚是一個難以確定的歷史假設，但孫中山畢竟不象袁世凱那樣是一個絕對專制的梟鷙。然而，在護法運動中，孫中山不顧章太炎的反對，堅持要成為非常大總統(tǒng)，那就未必是出自推進歷史的考慮，而是基于一統(tǒng)天下的愿望了。一統(tǒng)天下的似乎是一個難以解開的歷史情結，它象幽靈一樣地糾纏著歷代革命領袖。孫中山也未能例外。也正是基于這種一統(tǒng)天下的愿望，才有了孫中山的十六字綱領和三民主義。

　　孫中山的革命綱領和三民主義，與其說是未來社會的藍圖，不如說是一種革命家對民主的許諾，這種諾言是歷史上的革命往往難免的媚俗，從而不具備切實的操作性。比之于曾國藩諸如“記大德，忘小怨”，“師夷智”之類的既切實又擊中民族文化心理之要害的政治外交原則，孫中山的革命和主義顯然是浮夸的，媚俗的，標簽性的。在孫中山的革命和曾國藩的事功之間，有一個根本的區(qū)別：曾國藩的事功是以內心修為作根基，以自身的獨立思考為前提的；
而孫中山的革命卻是對西方頭腦文化的革命模式和政治信條的盲目照搬，沒有曾國藩那樣的獨立思考，也沒有曾國藩那樣的內心修為。因此，孫中山雖然革命的熱情有余，革命的意志也堅定，但革命的歷史意義和現(xiàn)實內容卻總是朦朧模糊的，總是根據即時即刻的力量對比和權變需要而變換的。也即是說，孫中山的革命缺乏應有的定力和作為一個革命領袖必備的歷史洞察和高瞻遠矚。章太炎跟看革命走是因為他的頑童品性，因為他的秉筆行俠，但孫中山跟著革命走卻是由于他的缺乏頭腦，缺乏智慧，因而有一種“摸著石子過河”、跟著感覺走、乃至臨時抱佛腳的嫌欠。孫中山是一門名符其實的革命大炮，而炮彈又往往得由他人提供。正因為如此，他的炮膛里最后填上俄國人送來的炮彈也就成了他的革命的必然歸宿。

　　自從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勘定了太平天國之后，中國歷史的主動權實際上已落到中國知識分子這一社會的頭腦階層手中。此后的歷史，無論是變法維新，還是起義革命，都是作為一種歷史性的思考和歷史性的探索進入操作的，沒有明顯的身體意味，物欲氣息，沒有明顯的以往為農民起義所固有的江山意識和王朝更替愿望。按理說，將革命經由如此理性的操作推入一種非理性的身體運動是不可思議的，然而，孫中山革命的缺乏頭腦正好給歷史由頭腦層面的運用滑入到身體層面的運用提供了一個奇妙的中介和過渡。孫中山革命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五年，由于其奪取政權和大一統(tǒng)的指向和這種指向在當時各種勢力角逐下的難以兌現(xiàn)，結果臨時地非常地抱了聯(lián)俄聯(lián)共和扶助工農的佛腳。孫中山大總統(tǒng)稱號前面的臨時和非常的限定詞，十分貼切地描述了孫中山革命的沒頭腦性質和成為從頭腦運作到身體運動的過渡的歷史命運。假如人們明白了孫中山革命的這種沒頭腦和過渡性，那么人們也就可以理解章太炎之于孫中山的聯(lián)俄聯(lián)共決策的激烈反對了。

　　毋庸置疑，章太炎的童心沒能使他把他之所以反對孫中山聯(lián)俄聯(lián)共的理由說透，而是僅僅從民族主義的立場指責孫中山聯(lián)俄，僅僅把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當作“笑話”；
然而章太炎的童心使他又一次感覺到了歷史的脈動，并且為此焦躁不安。正如章太炎一生行文不愿流俗一樣，章太炎一生革命不愿為寇。他從孫中山革命的轉變上看到了其中的落草意味。他雖然說不透種落草意味，但他能直觀到這種落草意味與他所獻身的革命之間的格格不入。章太炎的這種直覺無關乎他人的什么挑唆之詞，而是他童心的流露，而是他作為一面歷史鏡子的體現(xiàn)。章太炎對孫中山個人的品性是寬囿的，但章太炎對孫中山革命的這一轉變卻始終不附和。

　　章太炎對孫中山及其革命的評說雖然有點孩子氣，但卻是相當客觀和公允的。由于是基于一顆不變的童心，章太炎的個人好惡往往不為勢利左右，而是基于內心本真的感受。在孫中山稱臨時大總統(tǒng)之后，章太炎提出“革命軍起，革命黨消”；
在孫中山反對國會賄選舉起護法義旗時，章太炎欣然前往相助一臂之力；
在孫中山稱非常大總統(tǒng)時，章太炎毅然作別，不相為謀；
在孫中山聯(lián)俄聯(lián)共時，章太炎帶頭聲明反對；
及至孫中山逝世，章太炎又為之悲痛不已，在所作《民國五豪贊》中將孫中山列為榜首。正如章太炎反對得明明白白一樣，章太炎頌贊得坦坦然然，然而又不因為對個人的評價而影響自己的政治立場，一如章太炎一面批評孫中山“狂妄”，一面以表明他對孫中山的“私德”并無非議；
如此等等。

　　以章太炎如此磊落的胸懷和如此率直的言行，孫中山自然沒有任何理由對他產生敵意；
因為章太炎在任何時候任何情勢下都不是孫中山的政敵，而是孫中山的諍友。孫中山雖然有一統(tǒng)天下的抱負，但他對章太炎的這種頑童品性是了然于胸的。孫中山也許并不以章太炎的政見為然，但孫中山又需要章太炎的合作。孫中山雖然至死都沒有成為大一統(tǒng)的執(zhí)政者，但他的從政生涯卻因為章太炎的議政而被準確地標記在了歷史的紀念碑上。或許正是章太炎和孫中山之間這種微妙而又真實的交往，使章太炎在孫中山死后產生了為孫中山撰寫碑文的愿望。當然，蔣介石沒有讓章太炎如愿。因為蔣介石不象孫中山那樣能夠面對章太炎。蔣介石情愿讓孫中山的墓碑上留下“天下為公”那樣空洞蒼白的口號，也不愿讓章太炎在孫中山的墓碑上留下準確生動的描述和真實貼切的評價。

　　蔣介石的崛起標記著孫中山革命從頭腦層面過渡到身體層面的最后完成。孫中山能夠理解章太炎是因為他的知識分子的頭腦本性，蔣介石無法面對章太炎則是出于他的流氓無產者的身體局限。不過，蔣介石后來的發(fā)展又是相當出人意料的，幾乎也可說是晚近歷史上的一個奇跡。他雖然在身體層面上繼承了孫中山，但他后來居然發(fā)現(xiàn)了孫中山的革命和主義的空洞；
他可以將這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作為旗號抓在手里，以便挾天子之主義以令諸侯，可是他無法將這些主義訴諸切實的具體操作。于是，蔣介石一面高舉孫中山的主義作旗號，一面私底下悄悄了學起了曾國藩，走上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路。也許是基于這樣的轉變，蔣介石在章太炎蘇州講經的當口，托人向章太炎表示了自己的敬意。蔣介石象以往的某些開明君主一樣懂得從馬背上得來的天下是不能在馬背上治理的。因此，蔣介石雖然把孫中山的革命降低到了軍事獨裁的身體層面，但他在獨裁之后的幡然醒悟從而師從曾國藩的轉變，卻使他的政治操作逐漸地從粗鄙的身體較量轉向了曾國藩創(chuàng)定的社會政冶模式。遺憾的只是他的轉變稍稍晚了一些。他的對手毛澤東比他更早領悟了曾國藩的歷史意味，比他更早師從曾國藩從而從曾國藩那里學到了許多東西，并且構成自己的理解和自己的獨創(chuàng)。因此，蔣介石輸給了毛澤東。蔣介石的失敗不是三民主義之于共產主義的失敗，也不是浙籍政治家之于湘籍政治家的失敗，而是在師從曾國藩上的不及毛澤東靈活和不及毛澤東更富獨創(chuàng)性。

　　蔣介石的失敗使他最后只能在臺灣那個小島上體現(xiàn)他學習曾國藩的成就。而蔣介石一旦在臺灣島上體現(xiàn)了曾國藩的現(xiàn)代文明和傳統(tǒng)文化相契合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模式，他又無意中勝過了毛澤東。蔣介石的治平成就后來使毛澤東死后的毛澤東時代的人們驚羨不已，盡管他們一點都不知道此乃曾國藩留下的歷史遺產，一點都不知道蔣介石和毛澤東在學習曾國藩的事功成就上各有千秋，一點都不知道孫中山的缺憾就缺憾在他從來沒有意識到曾國藩的事功意味，一點都不知道其實章太炎早就警告過孫中山早就預見到孫中山革命的身體性會給中國歷史帶來什么樣的結果。

　　作為一面歷史的鏡子，章太炎議政的鏡子性也同樣體現(xiàn)在對共產黨的評論上。在孫中山聯(lián)俄聯(lián)共的當口，章太炎是激烈反對的；
但在日本人入侵之后，共產黨提出一致對外共同抗日的口號時，章太炎又給予肯定和支持，一如他支持學生的抗日運動和訓斥國民黨當局對學生的鎮(zhèn)壓。章太炎對人物的評論不帶勢利眼光，章太炎對黨派的態(tài)度也不抱狹隘的偏見和功利主義的私心。也許章太炎在具體表達上是天真的僅止于民族主義的，但章太炎就政黨而發(fā)的種種議政如同他就人物而作的種種評判一樣清亮坦蕩，一派純正的陽剛之氣溢于言表。章太炎的這種議政風貌后人很少能夠企及，也許后來定居于香港的查良鏞在政評上有點相近于這種氣韻，而且在查良鏞以金庸為筆名發(fā)表的武俠小說中，也出現(xiàn)過諸如周伯通、郭靖之類章太炎式的頗具童心的文學人物形象。

　　章太炎其人其事在以后的中國晚近歷史上就幾乎絕跡了。也許是由于這樣的絕跡，人們很難讀懂這樣的人物，一如現(xiàn)代人類很難了解絕跡了千百萬年的恐龍究竟是怎么回事。當然，在大陸的中國人之于章太炎的讀解則大多受了魯迅的影響，殊不知魯迅作為章太炎的學生，始終就沒有讀懂過章太炎，一如魯迅沒能讀懂《紅樓夢》一樣。如同魯迅把呼吸領會悲涼之霧的林黛玉說成了賈寶玉，魯迅在他紀念章太炎的文章中把章太炎誤比成一個拉大車的革命車夫，前半生朝前拉，后半生朝后拉。魯迅下意識地把自己的矛盾和自己的心理陰影投射在了章太炎身上。

　　我從魯迅對章太炎的種種評說中讀出的不是魯迅的高明和魯迅的深刻，而是魯迅的卑怯和魯迅對章太炎的嫉妒。說魯迅卑怯是因為他的怯懦和因怯懦而來的自卑。魯迅的怯懦主要體現(xiàn)在他面對革命和面對愛情時的裹足不前。作為一個浙籍文人，魯迅既沒有成為徐錫麟秋瑾那樣的不要命的革命家，也沒有成為章太炎陶成章那樣不怕死的革命家，即便連蔡元培在革命事業(yè)上的貢獻，魯迅都不曾作出過。這在魯迅又既不是缺乏能力，也不是沒有機會。他和周作人留學日本的時候，日本幾乎成了海外中國革命家的云集之地，但他與革命絲毫沒在沾邊。因為魯迅知道革命是件拿生命去承擔風險的事情，他不愿作這樣的冒險。且不說象章太炎那樣對巡捕指著自己的鼻子說你們要抓的就是我，即便后來北京女師大學生上街都讓魯迅感到害怕。這種膽怯也同樣體現(xiàn)在魯迅的情感生活中，魯迅情愿聽從母命與一個不相識的女子成婚，也不敢向一個自己所愛的日本姑娘大膽表露心中的愛情，致使后來與魯迅胞弟周作人成婚的羽太信子成為魯迅的一個終生難解的情感和心理上的情結。(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因為這樣的怯懦，魯迅一生都備受煎熬。這種煎熬折射在文章中雖然能形成犀利老辣的風格，但這種煎熬使魯迅在面對其老師章太炎時便不無失態(tài)。

　　從魯迅對章太炎的種種評說中可以看出，魯迅沒能讀懂章太炎，魯迅沒能從章太炎的生命中讀出那顆舉世罕見的童心，從而站在進化論的立場誤讀了章太炎。因為章太炎的一生既沒有進步過，也沒有落后過，而是始終停留在童心十足的生命狀態(tài)上。進步落后對生物進化或社會生產方式演進是有意義的，但對章太炎這樣一個頑童這樣一個大孩子卻是毫無意義的。至于說到拉車，章太炎也從來沒有身處拉車的位置。因為拉車的人選往往落在孫中山那樣的革命領袖身上，而不是由章太炎這樣的秉筆行俠之士擔當的。準確地說，章太炎更象一個趕車者，他既催動革命之車，又鞭策拉車之人。章太炎常常很不經意地說出一句極富歷史意味的話來，但章太炎從來不曾有意識地做出什么言行，以便讓革命跟著他走。章太炎很樂意地跟著革命，但他沒有能力象一個先知先覺一樣領著革命前進。無論革命象魯迅所說的那樣朝前或朝后，這都不是章太炎革命的結果，也不是章太炎講學的影響，更不是章太炎議政的產物。對于魯迅所經歷的那段中國晚近歷史來說，章太炎只是一面鏡子。這面鏡子可以照出革命，照出歷史，照出孫中山，照出蔣介石，照出袁世凱，照出宋教仁，照出所有章太炎的同輩們，也照出一些章太炎的學生們，比如魯迅這樣的學生。魯迅自稱聽章太炎講小學，幾乎全忘了，只記得章太炎的革命言行。但魯迅是否想過，他有沒有老師那樣的革命膽魄和革命俠氣，他有沒有老師那樣的頑童品性和奉獻精神？假如他不具備老師的這些革命品質，那么他又有什么資格評說老師的所謂進步和落后呢？最有權威的評說革命的人，本身就應是一個革命家；
同樣，能夠讀出章太炎革命的頑童品性的人，又必須具備一顆赤子之心。魯迅既缺少一個革命家的膽略，又不具備一顆赤誠的童心，于是在評說章太炎時就難免以尖酸刻薄的話語掩飾自己的卑怯，渲泄自己的嫉妒。而且，在魯迅對章太炎的靈魂說完那些刻薄話之后，他也跟著作古了，章太炎告別人世是平靜的祥和的，而魯迅的告別人世卻是輾轉反側的怒氣沖沖的，二者的內心修為于此可見一斑。相形之下，魯迅借助尼采的意志所修煉的只是小道，故一生以雜文為主；
而章太炎憑借自己的童心，所行走的乃是大道，所以一生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和議政言行連同動人的革命傳奇。至于二者的命運似乎也是各自生命的明證：小道者得身體時代，成為身體時代的偶像，一如那位關帝廟中的關羽將軍；
大道者得整個歷史，不管中國晚近歷史在章太炎之后如何演化，章太炎作為一面鏡子將永遠相隨；
即便在身體時代，唯物是從的人們也不敢將他全然忘卻。相對于魯迅的怒氣沖沖，章太炎總是笑容可掬，天真爛漫，即便他大發(fā)雷霆時，其神情也讓人感到可愛，忍俊不禁。所以我在文章起首處說，章太炎永遠不會象魯迅那樣成為什么偶像，成為精神的泥塑木雕，供人瞻仰，供人誠惶誠恐，供人莊嚴肅穆。不，章太炎永遠不會讓人產生這種效應。章太炎是可愛的。在可愛的章太炎面前，人們會發(fā)出會心的微笑，人們會發(fā)出由衷的歡笑。我想，這也許是章太炎革命的頑童品性的終極意味吧。

　　九四年八月二十二日上午

　　寫于華東師范大學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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