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2日—5日,由海南省作家協會《天涯》雜志社、中國人民大學農業(yè)與農村發(fā)展學院、上海大學中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聯合舉辦的“中國當代鄉(xiāng)村建設國際研討會”在�？谡匍_。來自北京、上海、武漢、廣州、香港、日本的學者、作家溫鐵軍、曹錦清、康曉光、賀雪峰、劉健芝、武藤一羊、孫曉忠、薛毅、雷啟立、周立、陳應松、摩羅、毛尖、倪偉、黃燈、張煉紅、冷嘉、朱善杰、徐志偉及海南本地的學者、作家弘陶、韓少功、蔣子丹、孔見、李少君、邱建生、崽崽、單正平、孫紹先、曉劍、伍立楊、王雁翎、朱東海等四十多人與會。會議期間,與會者就中國鄉(xiāng)村建設的諸多問題展開討論,還實地考察了海南的生態(tài)文明村建設。下面刊載的,就是本次研討會的部分內容,以期更進一步的深入思考與探討。）

　　我對時下轟轟烈烈的“新農村建設”不敢抱過份樂觀的態(tài)度。這是因為，我覺得今天農村的困境是由一系列非常強大的力量造成的，所以這些困境也是很難在短期內得到根本改變的。其實，我們一直在討論的“三農問題”就是現代化的必然結果，而“現代化”幾乎就是人類——當然也包括我們中國人——必須承受的“宿命”！

　　如何解決當下的農村問題呢？一種思路是“進一步現代化”。最典型的話語就是“只有消滅農民，才能富裕農民”。在這類口號的背后，還是城市化和工業(yè)化，更準確地說是把城市化和工業(yè)化進行到底，借此徹底解決在這個過程中產生的各種各樣的農村問題。另一種思路就是“反現代化”策略。我覺得溫鐵軍的觀點是非常有代表性的。目前的“新農村建設”有點中庸之道的味道。它承認必須進一步現代化，但是同時也承諾要對“現代化的自然進程”進行更多的人為干預，特別是政府干預，通過各種“非自發(fā)機制”改善農村的處境。實際上，這也是新一屆政府“以人為本”國策在農村的具體表現。

　　那么，現代化的含義是什么呢？從政治上看，現代化是建立民族國家的過程。這個民族國家要承擔起在全球競爭的背景下維護民族生存發(fā)展的基本空間和權利。從經濟上看，要么是建立一種市場的體制，要么是建立一種計劃的體制，但無論如何追求的都是城市化和工業(yè)化。所以，現代化確立了城市和工商業(yè)的支配地位。從文化上看，它表現為一種世俗化的東西。在現代化過程中，進步主義、科學主義、消費主義逐漸摧毀和取代了傳統(tǒng)的文化模式。在意識形態(tài)上，要么是自由主義，要么是馬克思主義。從全球層面來看，現代化也就是持續(xù)了五百多年的“全球化”。可以說，這些因素、力量和過程，對于傳統(tǒng)農村和處于轉型過程中的農村來說，負面的影響大于正面的貢獻。例如，在今天，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一種“全球化”，它導致了一些發(fā)達國家的獲得大量補貼的農產品對發(fā)展中國家農業(yè)的打壓。我們也可以看到，無論在計劃體制下，還是在市場體制下，都是城市掠奪農村，工業(yè)掠奪農業(yè)。而且無論是科學主義、進步主義，還是消費主義，都在摧毀農民的自信心，給他們一種自卑感，使他們向往城市的生活。自由主義意識形態(tài)，還有民族國家這樣一種政治體制，也為城鄉(xiāng)之間的不平等提供了精神和制度上的保證。因此，可以說，正是這種現代化的力量，造成了今天我們所面對的“三農問題”。農村的困境是城市追求自身利益的后果。這種不平等格局符合強者的利益。從國際上來看，它符合強國的利益。從國內來看，它符合強勢集團的利益。這里的強勢集團，或是掌握了政治權力的官僚，或是掌握了財富的資本家，或是掌握了話語權的知識分子，甚至還包括普通的市民集團。在這個世界上，一種格局只要符合強者的利益，那就很難改變。這就是為什么我對解決“三農問題”，對“新農村建設”不敢過份樂觀的根本原因。

　　讓我舉一個遠一點的例子。我們知道“組織”是一種資源，而且我們常說“組織起來是保護弱者的手段”。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似乎只想到弱者會利用組織資源保護自己，而沒有想到強者同樣可以利用組織資源擴大自己的利益，而且強者會比弱者更好地利用這種資源。在結社權利有限開放的社會里，結社權利的分布是高度不平衡的，與弱者相比，強者的結社權利得到了更好的保障，或者說，強者更好地利用了“組織”這種稀缺資源。在這種情況下，“結社”實際上是在加劇不平等，而不是在縮小不平等。實際上，即使在完全開放的背景下，強者也會比弱者更好地利用這些資源。所以，不要簡單地認為“讓農民組織起來”就可以解決問題。不要忘了，讓農民組織起來，也得讓別人組織起來！除非你說，只允許農民組織起來，不允許資本家組織起來。但是，你憑什么這么說呢？在現實情況下，這可能嗎？因此，“組織”到底是一種什么東西？它在什么樣的情況下能發(fā)揮什么樣的作用？在一個高度分化、高度不平等的社會里，這樣一種新資源的開放，到底是有利于促進公平，還是加劇不公平？這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剛才，有人談到“東亞模式”，我覺得這個“東亞模式”的確與西方發(fā)達國家走過的道路是不一樣的，而且和我們在南美、南亞、非洲等地看到的模式不一樣。那么，“東亞模式”的根基是什么呢？當“東亞模式”取得成功的時候，大家都來搶奪這個解釋權。最先搶到手的還是西方的學者，他們用新自由主義來解釋“東亞模式”，也就是說是以市場經濟、出口導向、比較優(yōu)勢等等這一系列東西來解釋東亞的成功，頂多再加上一個發(fā)展導向的、由一群負責任的精英來支配的“權威主義”政府。但是，李光耀認為這樣一種解釋是非常膚淺的。實際上，很多南美國家、南亞國家、非洲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實行過世界銀行總結的那種“東亞模式”，但是它們并沒有獲得東亞所取得的成功。那么，使得東亞成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李光耀提出了一種文化的解釋，也就是所謂的“亞洲價值觀”�！皝喼迌r值觀”還是一個空間概念，還不是非常確切，后來人們把它進一步界定為“儒家價值”。李光耀以及新加坡的一些理論家對此作了非常系統(tǒng)的闡述，這些闡述也都很成熟。

　　那么，我們中國能不能比這些東亞鄰居做得更好？能不能超越東亞模式？有沒有這樣一種可能性呢？我覺得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

　　其實，我們現在最根本的問題就是，說不清什么樣的生活是一種好的生活，由誰來決定好生活的標準。比如，新農村建設的二十字方針——生產發(fā)展、生活寬裕、管理民主、鄉(xiāng)風文明、村容整潔，這樣一些東西應該由誰來規(guī)定？規(guī)定的依據在哪里？再如，新農村建設的主體是什么？今天我們在這里討論新農村建設就一個農民也沒有，都是我們在這里告訴農民應該怎么怎么生活，恰恰又是我們這些人在強調要以農民為主體。我覺得這是一種很荒唐的局面。在這樣一種格局下，能夠真正以農民為主體嗎？甚至是以農民為主體就是合理的嗎？以他們?yōu)橹黧w就能解決他們的問題嗎？不見得。我本人還是比較主張精英主義的。我覺得如果有一批把家國天下擔在肩上的社會精英，由他們和農民一起來解決問題，可能最有希望。

　　在此我想多說一句。如何看待一百多年來我們中國人在鄉(xiāng)村發(fā)展方面所做的探索和努力，如何系統(tǒng)地總結像晏陽初先生、梁漱溟先生他們的探索，如何看待國民黨搞的那樣一些探索，還有共產黨的社會主義革命，都是需要我們繼續(xù)探討的問題，還沒有答案。要解決中國的問題，到底是僅僅需要一場科技革命，還是需要一場經濟革命，還是需要一場社會革命，還是需要一場政治革命同樣沒有答案。我本人對晏陽初、梁漱溟的那一套不是太感興趣，我覺得靠他們那套東西，解決不了中國農村的問題，三十年代解決不了，五十年代解決不了，七十年代解決不了，二十一世紀照樣解決不了。我們對他們還是需要有一種批判性的超越，而不是一種簡單的繼承。在今天，最需要的還是繼往開來，推陳出新。

　　時至今日，面對農村問題，一方面是現代化的解決方案，一方面是反現代化的方案，在這里，我想應該警惕一種“逆向烏托邦陷阱”。“逆向烏托邦”這個概念是我在九十年代讀一本小冊子時發(fā)現的。我覺得這個概念很有啟發(fā)性。他說當人們對現實不滿的時候會進行批判，然后提出一個烏托邦理想來解決問題，但是他提出這個“烏托邦”的時候，完全是用“非此即彼”的對立方式考慮問題。比如，馬克思發(fā)現資本主義有很多弊端，他認為這個弊端是與不平等相聯系的，而這種不平等是由市場和私有制造成的，所以他就提出要用計劃和公有制來解決這些問題。這完全是一種對立的、逆向的思考方式。但實際上當這些東西在某種程度上變成現實的時候，他又發(fā)現原來他所批判的那些弊端，可能都以不同的形式又產生了，有的甚至更加嚴重。因此，當我們在批判現代化模式帶來的一些問題的時候，最好不是用一些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例如不要用現代化/反現代化、主流/非主流這樣一些概念來思考問題。而且，我希望，當我們在面臨這樣一些問題的時候，能夠在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之間尋求一種平衡，否則的話，就總是在兩極之間搖擺，總是找不到現實的出路。

相關熱詞搜索：宿命 現代化 承受 康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