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年我到成都，其中有一個愿望，就是想見見流沙河先生。

　　對流沙河，我真可用上久仰久仰這個詞。1957年，我不過是一個讀高中一、二年級的少年，他的〈草木篇〉讓我贊嘆不已；
對〈草木篇〉的全國性的大批判更讓我感到極度難受與恐怖。時間上我記不清是初發(fā)表時看的還是批判后作為大毒草看的，我倒記得看時的地點和情景——我坐的那間昏暗的教室和教室外的小草地以及小泥路。之后，流沙河像劃過天空的一顆流星一樣，就消失了；
或者如他名字所示那樣，像河里微不足道的沙子一樣，惡浪一沖，便不知所終。

　　過了二十多年，四人幫倒臺后，報刊上慢慢又出現(xiàn)流沙河的名字。我又一次被他的詩文所感動，更為他的不幸遭遇而嘆息。我讀到他的〈我的七夕〉。他1966年農(nóng)歷七月初七與妻子拜堂成親，唯一的花燭是一盞用墨水瓶做成的煤油燈；
唯一的佳肴是一碗紅燒肉；
唯一的結婚購置物是一只剛買來的新枕頭；
唯一的賓客是他的被打成不許亂說亂動的地主婆的老母親。窗外有巡邏放哨的持槍民兵，他們不肯相信一個永世不得翻身的大右派居然敢結婚……我讀他的〈故園九詠〉，是一邊流淚一邊讀的。直到現(xiàn)在，看到他這些詩篇我還是壓不住心頭升起的一股悲憤，例如這首〈哄小兒〉（〈故園九詠〉之六）：

　　爸爸變了棚中牛，

　　今日又變家中馬。

　　笑跪床上四蹄爬，

　　乖乖兒，快來騎馬馬！

　　爸爸馱你打游擊，

　　你說好耍不好耍？

　　小小屋中有自由，

　　門一關，就是家天下。

　　莫要跑到門外去，

　　去到門外有人罵。

　　只怪爸爸連累你，

　　乖乖兒，快用鞭子打！

　　現(xiàn)在的年輕人可能無法明白，〈故園九詠〉這樣一些平白的小詩何以具有如此感人的力量。不少同齡人或年紀更大的人，卻說與我同感。我問過。我也與一些論者如李永軍懷有同感：這些尺幅斗方濃縮了巨大的歷史容量和不可遺忘的時代痛苦；
而且，在藝術上也顯出作者獨特之處——他把一切痛苦都溶于不動聲色的白描之中，明明是悲劇的內(nèi)容偏又用喜劇的筆墨來寫，故益發(fā)掣人肝腸。由此也可看出，流沙河在他的詩作中，充分發(fā)揮了他古典文學底子深厚的長處，詩筆于自由中趨于自然的格律，摒棄藻飾刻痕，注重白描速寫，在詩境的創(chuàng)造中筆直意樸，旨味寄于淡雅（李永軍，〈把生命擺進詩去——讀流沙河的詩〉）。老詩人嚴辰曾援引一位老作家的話，把〈哄小兒〉稱之為“不朽之作”。這個評價起碼我是贊成的。

　　流沙河一首題為“哭”的詩同樣讓人震撼：

　　不裝啞就必須學會說謊，

　　想起來總不免暗哭一場，

　　哭自己腦子里缺少信念，

　　哭自己骨子里缺少真鋼。

　　今夜晚讀報紙失聲痛哭，

　　愧對著女英烈一張遺像，

　　要誠實要堅強重新做人，

　　這一回干脆把眼淚流光。

　　當時正在“撥亂反正”，張志新家喻戶曉。這位女性在獄中慘遭各種令人發(fā)指的折磨后，于1975年4月4日被強行槍決。臨刑前，她還被割斷了喉管。我覺得，假如沒有親身經(jīng)歷那場所謂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沒有感受過那種泰山壓頂般的紅色恐怖，沒有遭受過心靈或肉體的殘酷迫害，便寫不出這樣的詩，也無法深刻理解這樣的詩。短短幾行詩，真是字字皆是淚句句皆是血��！“要作人便必需學會說謊”，這難道不是那些年月中，在專制暴政下，整個民族的寫照嗎？！“要勇敢要堅強要重新作人”，詩人痛心疾首，激勵自己，亦是向整個民族發(fā)出的誠摯而又凄厲的呼喚！

　　我曾在一篇文章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哪一首詩最直截了當讓人整個心靈受到震動，最能使人悲憤、自責、反思、醒悟？我想，可能是這首悼念張志新的短詩了。不過說來很不好意思，寫文章時我記錯了此詩作者的名字，個別詩句也稍有出入。那篇文章已在網(wǎng)上流傳無法改動。這也是我想當面請流沙河先生原諒的。

　　二

　　當時我見到四川著名詩人楊牧，也見到他的接班人梁平。是在《星星》編輯部，和新西蘭詩人游子預先約好的。聽說流沙河身體不是很好，便不打擾了，雖然心里很感可惜。這樣一過又是幾年。日前，看到梁平文章〈詩歌：人類永遠的精神家園〉，談到《星星》詩刊。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第一本詩刊，《星星》1957年1月1日在成都創(chuàng)刊。但非常不幸，創(chuàng)刊不久，第一代《星星》編輯在“反右”中全軍覆沒，使之成為“事件”。

　　文章說是“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的確眾所周知——就是因為流沙河一篇〈草木篇〉。梁文讓我一下子思緒萬千，禁不住要書寫此文。

　　就像全國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的右派一樣，流沙河寫〈草木篇〉的時候，壓根兒沒想到這一組短短的散文詩，會成為“全國共討之”的對象，更沒有想到會牽連上萬人，其中一些遭遇比他更慘。

　　1956年7月，流沙河，時年二十四歲，躊躇滿志。他被視為有創(chuàng)作前程的青年詩人，送去北京參加中國作協(xié)舉辦的“全國青年創(chuàng)作講習班”。10月，他學成歸來，一路上情緒愉快，精神飽滿，時而倚窗凝思，心潮起伏，信筆借用白楊、藤、仙人掌、梅、毒菌等植物，揮就五首寓言式的散文詩。所寫非草即木，便冠以〈草木篇〉為總題。這時《星星》詩刊選編創(chuàng)刊稿件，恰好有一空白，詩刊主編白航叫他再選一稿，他便將〈草木篇〉作了補白。這樣，1957年元旦，當《星星》創(chuàng)刊號面世之際，〈草木篇〉也就首次發(fā)表了。

　　〈草木篇〉一開始并沒有引人注目，導火線是1957年1月8日《成都日報》在報道《星星》創(chuàng)刊時，引述了白航對記者所說的一段話：

　　“要是沒有黨中央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刊物是辦不起來的。詩歌的春天來到了！不單是詩，整個文學也一樣，正在解凍�！�

　　“解凍”一詞，不料也是蘇俄作家愛倫堡在“非斯大林化”時期的用語，馬上吸引時刻警惕階級斗爭新動向的文化打手的眼睛。打手立時跳出，上綱上線，振振有詞。第一篇檄文（〈百花齊放與死鼠亂拋〉）就聲討說：“這無異于說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公布之前，文藝是被凍結了的，也即是說根本沒有文藝的。”文章指責《星星》不是“百花齊放”，而是“死鼠亂拋”。接著，〈“白楊”的抗辯〉和〈“仙人掌”的聲音〉刊出，仿照〈草木篇〉的筆調(diào)，公開批判〈草木篇〉。以后的文章甚至說，“流沙河出身地主惡霸家庭，行七，解放后父親被鎮(zhèn)壓，有“七少爺”之稱”，說〈草木篇〉是“極少數(shù)不愿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分子感到一個階級的滅亡，充滿了沒落的情緒，要咿咿唔唔地為舊社會的滅亡唱挽歌”！

　　不過，也有不少人不同意這樣的政治性批判。2月底，批判開始降溫，報上不再發(fā)表對于〈草木篇〉的批評文章——因為全國正在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大鳴大放，幫助黨整風。流沙河從危機中解脫，松了一口氣。

　　報上再度提起〈草木篇〉，是在同年6月初。那幾天，四川省文聯(lián)邀請作家、教授、文藝批評家開座談會。他們在大鳴大放的氣氛下，竟然敢于認為年初那場對于〈草木篇〉的批判是錯誤的；
而流沙河也竟然公開為自己鳴冤叫屈。他們哪里知道，大難臨頭了。只差三天時間！三天之后——6月8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地位發(fā)表了毛澤東寫的社論〈這是為什么？〉，反右運動開始了。他們更不會知道，早在5月15日，毛澤東已讓黨內(nèi)高層傳閱他的密件〈事情正在起變化〉。毛已張下羅套：“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

　　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極其慶幸治下有證實“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的〈草木篇〉，要求“堅決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草木篇〉批臭”。毛澤東也知道此事。他在一個講話中說：“四川還有個流沙河，寫了個〈草木篇〉，那是有殺父之仇的人……”

　　據(jù)有關資料，為這組散文詩牽連被劃成右派的不下萬人，農(nóng)、工、兵、學、商，老、中、青、少，比比皆是（參看曉楓，〈四川反右斗爭前奏——《草木篇》事件〉）。七十歲的川大中文系主任張黙生說了句公正話“詩無達詁”，沒有逃過厄運。時年十五歲的巴蜀才子魏明倫向《文匯報》寫了篇不平則鳴的短文雖未發(fā)表，也戴上“鐵帽”。四川石油管理局干部嚴家偉在整風中為〈草木篇〉發(fā)表了幾句感想，竟判刑十五年。成都日報社文藝組同組的編輯楊蓓、邱乾坤，在批判〈草木篇〉的高潮時去采訪老作家李劼人，文章中只因?qū)嶄浟死罾弦痪湓挘ā傲魃澈�、丘原、曉楓，是未來四川文藝界有才華的青年作家，請黨愛護他們”），雙雙均被打成右派，鬧得家破人亡。四川當局還羅織了一個所謂“四川省文藝界二十四人反黨集團”……

　　“當事人”更逃脫不了厄運。流沙河被定為“右派分子”，開除共青團團籍，開除公職，監(jiān)督勞動，六年拉大鋸，六年釘包裝木箱。“流沙河七人反黨小集團”其余六個人，更是一個比一個慘：茜子被判處十年徒刑，關押于成都勞改隊，1980年才平反回到單位；
曉楓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yǎng)，因不認罪反改造，被判刑整整二十年，1980年底才平反回歸報社；
儲一天被判處死緩，囚于大竹監(jiān)獄，1982年才獲平反；
石天河被判處十五年徒刑，長期關押在雷馬坪農(nóng)場，1979年才得以昭雪；
丘原被開除公職后，關押于成都寧夏街市大監(jiān)，1964年用剃胡刀割斷股動脈自殺；
瑤攀開除公職送回老家管制，后死在獄中。

　　如此慘烈，真可謂罄竹難書！

　　三

　　流沙河的〈草木篇〉，究竟是一篇什么樣的“大毒草”？請看看全文：

　　寄言立身者，勿學柔弱苗——唐：白居易

　　白楊

　　她，一柄綠光閃閃的長劍，孤伶伶地立在平原，高指藍天。也許，一場暴風會把她連根拔去。但，縱然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誰彎一彎！

　　藤

　　他糾纏著丁香，往上爬，爬，爬……終于把花掛上樹梢。丁香被纏死了，砍作柴燒了。他倒在地上，喘著氣，窺視著另一株樹……

　　仙人掌

　　她不想用鮮花向主人獻媚，遍身披上刺刀。主人把她逐出花園，也不給水喝。在野地里，在沙漠中，她活著，繁殖著兒女……

　　梅

　　在姐姐妹妹里，她的愛情來得最遲。春天，百花用媚笑引誘蝴蝶的時候，她卻把自己悄悄地許給了冬天的白雪。輕佻的蝴蝶是不配吻她的，正如別的花不配被白雪撫愛一樣。在姐姐妹妹里，她笑得最晚，笑得最美麗。

　　毒菌

　　在陽光照不到的河岸，他出現(xiàn)了。白天，用美麗的彩衣，黑夜，用暗綠的磷火，誘惑人類。然而，連三歲孩子也不去采他。因為，媽媽說過，那是毒蛇吐的唾液……

　　　　（1956年10月30日）

　　今天看來，全文不足五百字的〈草木篇〉，不過是一組托物言志的散文詩，所謂“有感于情，有結于心”。它生動的擬人化，簡潔的語言，在構思上以小見大，自然是很不錯的。這組散文詩還通過各個藝術形象之間的對比，表達作者鮮明的愛憎。“藤”為一己私利，扼殺美好而在所不惜；
“毒菌”更是生來就是為了害人，而且往往具有漂亮的偽裝。與此對比，“白楊”的寧折不彎，“仙人掌”的風骨和韌性，“梅”的純潔和忠貞，都可視為一個人的立身之本，作者深情地給以歌頌。但是，在批判者看來，這些絕不是什么深刻的人生哲理，卻是不折不扣的為舊社會的哀鳴挽歌以及對新社會的刻骨仇恨和拼死反抗。我猜想當年的批判者，必然是對號入座，因而加倍兇惡！

　　〈草木篇〉成了詩人的“成名”作，現(xiàn)在也成了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一篇經(jīng)典名作了。1979年初，〈草木篇〉被收入到《重放的鮮花》一書中（上海文藝出版社編輯出版）。不過，對此，流沙河卻這樣表示：“鮮不鮮，很難說。說它們是花，我看不太像。無論如何，我寫的那一篇，看來看去，既不悅目，聞來聞去，也不悅鼻，沒法提供‘美的享受’。它是水，它是煙，它是狼糞的點燃，絕不是花，瓶插的，盆栽的，園植的，野生的，它都不是。它不可能使人娛而忘憂，只會使人思而忘嬉�！鄙虾Ｗ骷胰~永烈在〈流沙河和《草木篇》冤案〉一文中還記載流沙河曾經(jīng)風趣地說，把〈草木篇〉定為“大毒草”當然不對，把它說成如何如何優(yōu)秀也言過其實。而迄今對這幾首散文詩作出最準確的評價的，他認為是他的兒子。兒子從1967年出生之日起，就泡在〈草木篇〉的苦水里；
稍知世事后，便聽人說父親乃是寫了“大毒草”〈草木篇〉的“大右派”。這樣，在他幼小的心靈中，那〈草木篇〉可謂“如雷貫耳”。兒子識了幾個字，就想看一看，可是一直無緣見到。1978年，十一歲的他在家中翻看舊書時，終于見到了那夢寐以求的〈草木篇〉。他屏息斂氣讀畢，結果大失所望。他對爸爸說：“那有什么？我本來以為〈草木篇〉一定好厲害！”

　　四

　　我雖然沒有與流沙河謀面，但憑著他的詩作，他的言論，以及眾多論者的評介，他就猶如坐在面前，侃侃而談。

　　流沙河這名字，享譽于中國文壇，如今可能絕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他的本名，更可能很多人都以為流沙河這頗有詩意且富想象的名字大抵取義于《西游記》（沙和尚便出自流沙河）。(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原來不是。流沙河自述：他原名余勛坦，最初筆名流沙，出自《禹貢》之“西至于流沙”，指塞外沙漠，鄙意喜其浩翰而已。1950年他偶從舊刊上發(fā)現(xiàn)四十年代早有前輩詩人用過此名，便綴一河字于后，遂成今名，不涉《西游記》也。不過他又說過：其實也沒有什么典故，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他就用了，當時還是個學生。只是當初在改名時，他還沒讀《西游記》，如果早點讀了，知道了書中的“流沙河”里有那么多妖怪，他絕對不敢取這個名字。流沙河按余家大排行，算是第九（不是行七），小名老九，又名九娃子——恰恰是“臭老九”那老九，真是時也命也運也！

　　〈草木篇〉使流沙河名揚文壇，也使他成了右派，歷盡磨難，可謂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但流沙河對自己的坎坷命運，似乎很能泰然處之。他曾作詩自我描繪：“瘦如猴，直似蔥。細頸項，響喉嚨�！�…淺含笑，深鞠躬，性情怪，世故通。”真夠幽默的。見過流沙河的人說，見面一瞬間，就感覺面前的人與心目中的流沙河是一致的：清癯儒雅，淡泊恬靜，滿頭銀絲，一派仙風道骨（見南窗，〈流沙河印象〉）。如論者所說，他屬于那種“胸中有丘壑，筆下生云煙”的學者型作家，卓然獨立，自成一家。他娓娓道來的情感抒發(fā)，文白間雜的語言結構，古樸素凈，卻時見諧趣，多是雅似處子，而一旦長吁，卻又沉郁動容。這使他的聲音，在整個詩壇文壇顯得特立獨出。（李永軍，同上）

　　流沙河的確品性不凡。他年前對電視臺著名主持人曹可凡的采訪有一段回答，令我多少有一絲驚奇。當問到他遭難時有沒有覺得特別酸楚時，流沙河說幾乎沒有。1957年最初被打成右派的時候，他曾經(jīng)有過短暫的痛苦感受，但是后來就沒有了。前文所引的〈故園九詠〉之六〈哄小兒〉，是流沙河在那個黑白顛倒的年代里寫給兒子的。我，以及許多人，讀來總有一種浸透血淚的感覺。但是流沙河卻說實際上不是這樣，當初寫的時候他還覺得很有趣，因為詩中句子他自己覺得造得非常好，念起來很好聽。他的經(jīng)驗是，“實際上人在進行寫作的時候，哪怕寫的是很痛苦的事情，他在寫作的過程中，仍然得到一種創(chuàng)作的愉快�！�

　　也許他得益于莊子的思想。在“文革”那些年，流沙河重讀了《莊子》。他回憶說，讀完后，他心安理得了，一下就覺得他的心可以靜下來了。莊子的這部書教了他一種生存的哲學，教了他怎樣對待客觀環(huán)境。他斬釘截鐵地說：“莊子的這一部書最具有戰(zhàn)斗力。凡是認為莊子這部書很消極的，都是淺薄之人，沒有把《莊子》讀透。”

　　流沙河現(xiàn)在的寓所據(jù)說與建于唐代的成都大慈寺為鄰。當年大慈寺香火旺盛，李白、杜牧、陸游都曾來過并留下膾炙人口的詩篇。他這些年靜心專注于《莊子》研究，并曾積數(shù)十年研究之心得出版了《莊子現(xiàn)代版》，為文壇所矚目……

　　遙祝流沙河先生晚年修得正果。

　�。ê笥洠罕疚�2007年4月3日寫于悉尼。三個月后，2007年9月初，我又到了成都，可惜轉(zhuǎn)折聯(lián)系到流沙河先生時我已沒有時間到他家去拜訪，又一次錯過見面的機會。但總算打通了電話。在電話中我表達了對先生敬佩之情，自然也談到我這篇拙文。通話后，我請朋友把發(fā)表拙文的報紙帶去送給先生——這是我主編的《澳洲新報.澳華新文苑》第267期，兩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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