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國八十年代的經(jīng)濟改革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突破，對中國的經(jīng)濟發(fā)展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作為八十年代改革的一個積極參與者，多年來我不斷試圖借助新的理論知識來深化對這個改革過程的認識，以期提煉出一些有普遍意義的經(jīng)驗。本文是一個新的嘗試。

　　本文通過對中國價格改革，尤其是價格雙軌制形成過程的分析，來支持這樣的思想：

　　改革的路徑選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社會的集體認知能力，尤其是精英階層的集體認知能力。精英階層的集體認知能力取決于價值理性，知識存量和交往理性（或溝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Habermas, ?）這三個要素的組合。三個要素在特定環(huán)境下的組合，決定了社會精英對環(huán)境的集體應變能力，或者是諾斯所說的集體的適應效率（adoptive efficiency，North, 2005）。

　　中國八十年代初的改革突破，得益于文化大革命導致的全面危機促使中國社會全面回歸理性，得益于毛去世后中國出現(xiàn)了一種具有公共理性的政治氛圍。在這個大環(huán)境下，盡管當時中國的理論知識極度匱乏，但政治領袖的價值取向和精英階層的溝通達到了很高的理性水平，從而克服了強勢階層對變革的顧慮，激發(fā)了地方領導人、弱勢階層，尤其是青年知識分子改革和創(chuàng)新的熱情，形成了不可逆轉的改革局面。價格雙軌制的改革思路之形成和實現(xiàn)，僅僅是改革初期中國精英階層理性交往的許多重要改革成就之一。

　　但是，沒有制度和文化的基礎，中國精英階層缺少自覺性的交往理性是脆弱的。隨著改革進程不可避免帶來利益分化，精英階層的互信遭到破壞，從而使后來改革的路徑選擇受到?jīng)Q策者個人認知能力和強勢集團利益越來越大的制約。

　　在全球化時代，價值理性和知識存量受到外生力量的巨大影響，一個社會要降低變革的風險和成本，避免災難性的路徑選擇，已經(jīng)空前地依賴提高全社會的交往理性來提升集體認知的能力。

　　本文主要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反思價格雙軌制改革思路形成的大環(huán)境，其核心是討論危機與改革的關系。第二個部分是反思價格雙軌制改革思路形成和實現(xiàn)的過程，核心是討論集體認知能力對改革路徑選擇的影響。第三部分則通過反思價格雙軌制的路徑選擇對中國經(jīng)濟和政治發(fā)展的影響來進一步討論改革路徑選擇與集體認知，尤其是交往理性之間的關系。

　　一、危機與改革：文革災難為什么成為中國改革的契機

　　改革與似然風險

　　沒有文革災難，就不會有中國改革，這是許多經(jīng)歷過這一段歷史的人的共識。但是，文革災難為什么能夠為中國帶來改革的契機呢？我們知道，歷史上許多成功的改革都是由危機和災難促發(fā)的，但是，并非所有的危機和災難都導致成功的改革。那么，危機與改革的關系究竟如何呢？

　　改革是由社會上層主導的變革，因而不同于下層主導的社會變革。由當權階層主導的社會變革的困難在于，在現(xiàn)存秩序中處于強勢的上層害怕失去自己的特權因而難以形成改革的共識。因此，危機的一個主要功能，就在于促成關于改革的共識。但是，危機即使促成了需要改革的共識，也未必能夠促成如何改革的共識。正因為如此，在危急誘發(fā)下的改革，許多都沒有成功。

　　中國在七十年代末發(fā)動改革不久就獲得了重大的突破，其中尤以包產到戶的巨大成功震驚于世。包產到戶的改革有一些發(fā)人深省的意外，包藏著值得深究的道理。改革之初，包產到戶被普遍認為過于激進和危險，因而被排除在政策選擇之外，但是，正是這項改革竟然在幾年之內成為主導的政策，這是為什么？更有意思的是，為什么這項改革并沒有像許多人當初想象的那樣可怕，而是給幾乎所有人都帶來了好處，甚至給一些當初反對包產到戶的人和地區(qū)帶來了更大的好處？最令人深思的是，既然事實證明，這個改革舉措是一個非常好的帕累托優(yōu)化，當初為什么會有那么多人反對它？是一種什么樣的改革策略，才沒有讓這些當初的反對者阻止這一變革，從而使中國的改革走上了不同的路徑？

　　基于這個歷史的經(jīng)歷，我提煉出來一個概念，就是改革的似然風險。社會危機雖然讓當權階層認識到需要改革，但所有當權者都懂得，改革是有風險的，不僅有個人的政治風險，還有社會失序的公共風險。包產到戶的改革經(jīng)驗說明，改革不僅有風險大小的判斷問題，還有一個風險真?zhèn)蔚淖R別問題。當權階層對改革風險的誤判，對改革的路徑選擇會發(fā)生重大影響。似然風險的概念，就是為了說明這個問題。

　　所謂改革的似然風險，是指當權階層對具有帕累托改進性質的改革舉措發(fā)生風險誤判而感知到的似然而非實然的改革風險。受到認知的限制，一些事后證明帶來巨大帕累托改進，尤其是提升弱勢階層的權利，推動整個社會福利改善的改革，事前在當權階層的一些人看來，其個人和公共風險卻是不可接受的。因此，他們愿意投入大量的政治資源來阻止這項改革的實現(xiàn)。一旦這樣做了，不論這種改革舉措是否最終得到實現(xiàn)，都失去了原來潛在的帕累托優(yōu)化性質。對于反對派來說，問題不僅在于已經(jīng)為阻止這一改革付出很大代價，而且，此時再改變立場可能付出不可接受的代價。歷史上，正是由于當權階層的認知局限和政治過程的不可逆性，讓許多社會失去重大的帕累托改進機會，中國現(xiàn)代化的進程中就有許多令人扼腕的例子。

　　文革提高了中國社會的集體理性

　　那么，中國在經(jīng)歷了文革的災難和危機以后，為什么能夠抓住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機遇，實現(xiàn)經(jīng)濟發(fā)展的歷史性飛躍？筆者的解釋是，文革雖然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但也促進了中國社會的集體認知能力。毛澤東把中國的精英階層和民眾推入一場史無前例的，非理性的公共政治游戲中，幾乎所有人都身不由主地成為這個游戲的參與者和受害者。這種瘋狂的公共政治游戲所帶來的共同體驗，給了中國的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一個不同尋常的集體反思機會，極大地提高了中國社會的集體理性。

　　正如許多人已經(jīng)認識到的，構成集體理性的第一要素是價值理性，也就是諾斯所說的信念系統(tǒng)（North, 2005）。文革對中國社會回歸價值理性的最大貢獻就在于，這個共同經(jīng)歷從根本上動搖了政治迫害的正當性。1978年，歷史性的中共第十一屆三種全會，宣布放棄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向以經(jīng)濟建設為中心，是中國社會回歸價值理性的一個重要標志。

　　當四人幫被趕下政治舞臺，中國出現(xiàn)了一種奇特的政治格局：一方面，由文革激發(fā)的浪漫的公共政治熱情在民眾中，尤其是在青年中余溫尚存，另一方面，這種并沒有法治和民主制度支撐的自發(fā)的公共政治因文革的教訓而提高了理性。其具體的表現(xiàn)就是民意與高層政治發(fā)生了良性互動，不僅支持了在文革中遭到羞辱的中共元老回到權力中心，而且激發(fā)了這些曾經(jīng)的革命者改革的雄心和信心，一時造就了中國歷史上不多見的具有一定公共理性的政治氛圍。

　　這種罕見的自發(fā)的公共理性，不僅表現(xiàn)為對公共政治的廣泛關注和參與熱情，尤其突出地表現(xiàn)在當權階層的內部，民間精英內部，還有當權階層和民間精英之間出現(xiàn)了開誠布公的交流。關注公共政治的許多青年人不僅享受到前所未有的交往自由，而且互相之間能夠坦誠地交換政治見解。

　　從事后看很清楚，這種在特定的歷史情境下發(fā)生的自發(fā)“公共理性”既沒有堅實的社會基礎，也缺少理論的自覺，因而是極其脆弱的。民眾，尤其是青年人的公共政治熱情隨時可能與現(xiàn)存的權力結構和體制發(fā)生沖突，導致悲劇結果。

　　文革把老一代革命者的政治威望和經(jīng)驗變成了改革的財富

　　幸運的是，中國老一代革命者中有一批優(yōu)秀分子的政治生命因文革的磨難而得到升華。這些人在經(jīng)歷多年困頓后重返權力，使得他們身上用無數(shù)人的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政治威望和經(jīng)驗，不僅沒有成為變革的阻力，反而成為中國改革的一筆巨大的社會資本。以鄧小平為代表的改革領導人，以高超的政治手腕，快速而簡要地處理了歷史是非與社會和解問題，同時，明智而謹慎地把青年的政治熱情引向了建設性的改革。

　　鄧小平以他巨大的政治威望和卓越的政治智慧對中國改革做出了無可替代的貢獻。鄧小平最突出的貢獻在于他指導改革的方針和策略，極大地提高了中國在改革過程中的集體認知能力。鄧小平在這方面的貢獻可以概括為以下三點：

　　1.鄧小平明確地把改革定義為集體認知過程。他用“摸著石頭過河”的通俗說法表達了領導層開放、求實、求是的認知態(tài)度，從而鼓勵了多樣化的改革探索。正是由于這種政治理念的支持，小崗村擅自包產到戶的星星之火才會發(fā)生，才能得到萬里這樣具有改革志向的地方領導人的支持，才有可能最后發(fā)展成一場‘去人民公社化’的和平革命。

　　2. 鄧小平提出“不要爭論”，有效地阻止了把改革中的認知分歧政治化，從而抑制了不利于集體認知的不良政治傾向。

　　3.鄧小平從鼓勵地方分頭探索，發(fā)展到鼓勵地方競爭，使地方治理的競爭不僅成為推動中國改革的一個強有力的激勵機制，也成為促進中國集體認知的一個有效的激勵機制。

　　理性交往化解疑似風險

　　文革后中國精英階層交往理性的提高，不僅表現(xiàn)在中國精英階層中出現(xiàn)了更理性的溝通倫理，比如說，在會議上不講假話成為一種時尚，更重要的是，精英階層交往理性的提高，促成了具有重大集體行動意義的政治創(chuàng)新。正是這些具有重大集體行動意義的公共政治創(chuàng)新，提高了中國政策過程的理性程度，化解了改革的疑似風險。

　　在這些具有集體行動意義的公共政治創(chuàng)新中，具有自治傾向的政策智囊團的出現(xiàn)，尤其是這種自治的智囊團的正當性得到政策過程的認可，對于化解改革的疑似風險，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筆者有幸親身參與了這個創(chuàng)新過程。

　　文革后知青回城，尤其是鄧小平斷然恢復高考，讓大批青年精英分子回到了政治中心�；爻堑那嗄昃�英中既有這樣一群高干子弟，他們雖經(jīng)人生沉浮，但仍不失政治抱負，也有一批平民子弟，他們雖在文革中親歷中國公共政治的兇險，卻仍鍥而不舍。有意思的是，文革中的政治迫害，讓這兩群人的人生軌跡發(fā)生過交錯，而文革后的撥亂反正，又讓他們有機會再度重逢。歷史性的風云際會，激發(fā)了一批人的浪漫情懷，使他們萌生出一個想法，創(chuàng)建自治的智囊團，為改革決策服務。

　　八十年代初中國開放和浪漫的政治氛圍，給了這個近乎異想天開的小概率事件成功的機會。1980年秋，中國第一個得到官方資助的自治的智囊組織，“中國農村發(fā)展問題研究組”正式成立。這個政治創(chuàng)新起初并不被許多人看好，直到1981年，該組對已經(jīng)實行包產到戶一年的安徽滁縣地區(qū)進行了一次系統(tǒng)的田野調查。調查報告對包產到戶的改革后果進行了當時條件下最客觀，最全面，最有說服力的辯護，因而促進了最高領導層支持包產到戶的共識。從此，“中國農村發(fā)展問題研究組”不僅贏得了高層的信任，而且為其他自治的智囊組織參與政策過程贏得了正當性，實現(xiàn)了新中國公共政策過程一個歷史性的突破。

　　在當時中國的政治環(huán)境下，得到?jīng)Q策層信任的，自治的智囊組織為什么有助于化解改革的疑似風險？根據(jù)我個人的體會，最重要的并不是智囊團能夠拿出一些聰明的點子，而是它能降低改革政策過程主要決策者之間的溝通風險，提高政策過程的溝通理性和溝通效率，從而提高改革的搜索效率和決策效率。社會變革永遠面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包含著真實的巨大風險。因此，處于快速變革中的社會在前行中的搜索和決策效率，往往具有生死攸關的重要性。

　　中國是一個缺乏地方自治傳統(tǒng)的社會，一旦實現(xiàn)大一統(tǒng)，基層和地方采取集體行動的正當性與合法性資源嚴重不足，這是因為大一統(tǒng)的中央壟斷了集體行動正當性的全部資源。集體行動機制和正當性資源的這種分布和結構，對于社會整體的認知是非常不利的。早在革命年代，軍事割據(jù)促使中國共產黨學會了如何利用不同地方的政策經(jīng)驗來修正中央的政策，同時又保持政治和政策的統(tǒng)一。奪取政權后，這種經(jīng)驗繼續(xù)支持中央領導人利用地方領導人的探索來幫助中央決策者搜索新的路徑。但是，在新的政治現(xiàn)實下，中央與地方溝通的道德風險極大地增加了。地方領導發(fā)現(xiàn)，對中央領導人投其所好可能得到巨大的個人回報。這種道德風險，是導致中國1959-1960大饑荒的一個直接原因。

　　在八十年代的中國，雖然在中央和地方領導人之間，已經(jīng)不存在導致大饑荒那樣的溝通風險，但是，在中央的改革領導人與地方的改革領導人之間，依然存在著一定的溝通風險。在非自治的‘大一統(tǒng)’的政治體制下，利用地方分權的策略探索改革路徑存在一個悖論：中央的改革領導人對改革能走多遠的判斷首先要取決于地方改革領導人在當?shù)氐呐袛啵?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地方領導人對本地改革能走多遠又要取決于中央改革領導人對全局的政治判斷。麻煩在于，僅僅靠正式的政治過程，中央的改革領導人與地方的改革領導人并不能實現(xiàn)充分的溝通。其中，由于信息的不對稱帶來的道德風險，是重要的原因。

　　受到高層信任，同時又有一定自治和獨立色彩的智囊團，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中央的改革領導人與地方的改革領導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從而減少雙方的溝通風險。這就有助于一方面擴大改革的搜索范圍，同時又不至于帶來過大的政治和政策風險。

　　包產到戶以及溫州模式的確立都得益于智囊團的貢獻，而智囊團的最大貢獻并不在于設計了這些改革，而是通過幫助地方與中央溝通使中央決策者相信，對于這些地方首創(chuàng)的改革，許多顧慮是沒有根據(jù)的，反對派所感覺到的一些重大風險其實是疑似風險。

　　二、集體認知與路徑選擇：價格雙軌制改革思路是如何形成和實現(xiàn)的

　　價格雙軌制之謎

　　價格雙軌制是中國經(jīng)濟改革中最具特色的一項重大改革。雖然這一改革在今天看似不難理解，但是，任何一項事后看來很自然的重大改革，其過程都隱藏著一些深奧的道理。對于價格雙軌制這項改革來說，它與包產到戶和溫州的私人企業(yè)改革的一大區(qū)別就在于，這項改革不是在自發(fā)民意的直接壓力下在個別地方首先獲得突破，而是由少數(shù)知識分子構想出來的，因而是具有一定先驗性的一項改革，這不僅意味著價格雙軌制可能比包產到戶這樣民眾自發(fā)改革有更長遠的社會后果，也意味著有更大的歷史偶然性。假如不是雙軌制，而是另外一種價格改革的構想被實現(xiàn)了，歷史會不會有很大的不同？這可能是價格雙軌制永遠的謎。

　　價格雙軌制究竟是誰先想出來的？從學理的角度看，這個問題并不重要。比這個問題遠為重要的是這樣一些問題：

　　·價格雙軌作為一種非主流的政策思維，為什么能夠成為中國主流的改革策略？

　　·考慮到當時中國經(jīng)濟學界的總體理論知識極端匱乏，世界銀行又主動向中國推薦東歐改革的專家，為什么中國沒有簡單地聽從理論和經(jīng)驗知識都遠比中國豐富的外國專家意見？

　　·中國青年經(jīng)濟學者在當時羽翼未豐，而且剛剛才開始接觸西方經(jīng)濟學的理論，為什么就是這些名不見經(jīng)傳的初生牛犢而不是老一代經(jīng)濟學者對中國價格改革的策略發(fā)生如此重大的影響？

　　·雙軌制為什么在中國能行得通？這個價格改革策略有沒有普遍的意義？如果有的話，在什么意義上價格雙軌制可以應用到其他的經(jīng)濟實體，在什么意義上價格雙軌制僅僅是與中國文化和體制兼容的一種選擇？

　　·雙軌制對中國改革的進程是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

　　·雙軌制對主流經(jīng)濟學理論的創(chuàng)新能提供任何重要的啟示嗎？

　　本文當然不可能全面、系統(tǒng)地回答以上問題，而僅僅是從一個親歷者的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本文的主要目的并非重述這一段歷史，而是與讀者分享從這一段歷史經(jīng)歷中感悟到的道理。為此，作者將把一些相關人物的姓名隱去，一方面是希望把讀者的注意力引向對問題的思考，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我無力把握全部與雙軌制相關的重要史實和人物。雙軌制是中國最有爭議的改革之一。任何分享雙軌制“榮耀”的人，也應承擔雙軌制負面后果的歷史之責。確有一些個人在雙軌制的形成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沒有這些人出場，歷史可能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不過，我參加改革的經(jīng)歷告訴我，“發(fā)明”雙軌制本身對歷史的貢獻并不像一些人認為的那樣重要。中國改革的成就，絕不是因為有一些聰明的發(fā)明家，而是確有一大批不計個人利害的英雄，其中包括許多無名英雄和悲劇英雄。

　　參與雙軌制政策過程的經(jīng)歷改變了許多人的人生，包括改變了我的人生，這使我在分析這段歷史的時候，不可能不帶個人的偏見。我將盡我所能不損害文章的客觀性。事后看來，我認為使雙軌制的改革思路得以產生和實現(xiàn)的政治環(huán)境和政策過程，對于中國改革和發(fā)展的積極影響，要遠遠超過雙軌制改革本身。前一節(jié)分析了政治大環(huán)境這個因素，這一節(jié)就是要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在八十年代，一個具有什么樣特征的公共政策過程，使得雙軌制這樣看似匪夷所思的改革思路得以產生和實現(xiàn)？

　　跨越社會地位的鴻溝分享知識

　　八十年代初的改革經(jīng)歷，令我感受最深的，莫過于當時改革領導人與我們這些無名之輩的真誠交流。今天的青年人可能不易理解，更難以想象這種跨越巨大的社會地位鴻溝的真誠交流如何能夠發(fā)生。毫無疑問，社會地位的鴻溝是每一個社會集體認知的最大障礙之一。一個社會克服這個鴻溝的能力越強，集體認知能力也就會越強。像中國、印度這樣的巨型社會，現(xiàn)代化進程的一個嚴重挑戰(zhàn)，就是如何跨越這個鴻溝來調動社會的集體智慧。中國的現(xiàn)代化一度走上代價高昂的激進路徑，很可能與社會上層與下層的交往困難有關。至少費孝通就批評過中國傳統(tǒng)士大夫階層對底層的冷漠，而Weber則曾指出，基督教文明的一個文化優(yōu)勢，就是有利精英對普通人苦難的關懷。

　　我們必須承認的一個事實是，文革拉近了中國人的社會距離。大規(guī)模的“下放”和“再教育”，再加上所有人都被搞得差不多一樣窮，使得文革后中國不同社會地位之間的鴻溝比較小，溝通起來比較容易。但是，這個事實仍不足以解釋，為什么當時的領導人在溝通行為上明顯表現(xiàn)出來的“公共精神”。我贊同一位朋友對這個問題的解釋，當時在一些革命老人的身上，雖然對什么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已經(jīng)產生了困惑，但那種“天下為公”的情懷還在。這些人在被“打倒”后重返政治舞臺，把這種情懷注入了當時的政治生活。

　　文革后的中國，從上到下，充滿著一種極其強烈的求知欲。如果說青年人的求知欲比較容易被理解，那么，當時已屆高齡的中國領導人求知熱情之強烈，可以說是十分罕見的。正是由于這種為天下蒼生而求知若渴的精神，幫助‘農發(fā)組’獲得了一個特權，‘農發(fā)組’被特許從大學生中不拘一格地挑選人才。這個決定對后來的改革政策過程發(fā)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S君是‘農發(fā)組’發(fā)現(xiàn)的人才之一，他出身農村，對農村的重大經(jīng)濟問題作過多年的思考，進入北京大學以后，雖然所修專業(yè)與經(jīng)濟無關，但對經(jīng)濟理論卻十分著迷，成為最早應用西方經(jīng)濟理論對農村經(jīng)濟進行分析并達到一定深度的青年人。八十年代初的中國，能夠熟練掌握西方價格理論的人本來就少，能夠掌握這種理論同時又對中國農村經(jīng)濟具有深入知識的人就更少了。幸運的是，‘農發(fā)組’有機會讀到S君的經(jīng)濟學習作，并認識到他是難得的人才，遂利用特權，把S君吸納進來，迅速地提高了這個年輕的智囊團對農業(yè)政策的知識水平和分析能力。

　　S君對中國改革作出了許多重要的貢獻，‘農發(fā)組’許多重要的政策建議，直接得到了他的啟發(fā)，改革領導人，尤其是杜潤生老人從他那里直接學到了許多重要的經(jīng)濟學知識。就價格雙軌制的改革而言，他的貢獻是：

　　1.最早突破計劃經(jīng)濟理論框架，揭示了計劃價格體制通過扭曲價格體系來支持工業(yè)化的實質。尤其是揭示了統(tǒng)購統(tǒng)銷體制的低價收購政策是對農民征收實物稅的本質。

　　2.最早用農村市場價格與政府價格的差價來解釋農民的生產行為，解釋主要農產品生產的波動。

　　3. 最早提出改革統(tǒng)購統(tǒng)銷的改革方向是用征收貨幣稅替代強制低價收購，提出政府應該用市價來收購糧食等農產品。這是國內最早把價格機制問題和收入分配問題區(qū)分開來的理論分析和政策建議，是中國改革認知過程中的一個里程碑。因為在S提出他的改革思路之前，計劃價格的思想一直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禁錮了政策選擇的思維。

　　S君的分析和政策建議令人耳目一新，但得不到當時理論和政策界主流的認可，連正式發(fā)表的機會都沒有。不過，這并沒有阻止‘農發(fā)組’把S君的思想和建議提交給最高的政策制定者。杜潤生、萬里都先后聽取過S君的建議。他們馬上就意識到，S君關于“統(tǒng)購改稅”的改革建議，觸及到了一個根本性的政策問題。雖然他們認識到這個改革可能涉及到多方面的經(jīng)濟和政治利益，可能有很大的政治風險，但是，對于青年人這種大膽的探索，依然給予支持和鼓勵，從來沒有潑過冷水。

　　大膽試驗，讓理論設想與現(xiàn)實直接對話

　　從1982年到1983年底，S君“統(tǒng)購改稅”的改革思路雖然贏得了‘農發(fā)組’內部的高度認同，但還不能完全說服農業(yè)經(jīng)濟政策和理論界的主流。為了打破這個僵局，‘農發(fā)組’向當時主管農村政策研究的杜潤生提出，希望到地方進行試驗，來檢驗這個改革思路的可行性。當時，包產到戶的改革已經(jīng)取得了全面的成功。中央領導人意識到探索下一步改革的重要性。1984年春，杜潤生正式批準了這一請求。

　　試驗的請求順利得到批準和實施，還得益于當時改革高潮中的政治形勢，得益于中央和地方的改革領導人之間高度的互信和相互支持。杜潤生給時任河北省第一書記的高楊打了一個電話，高就立即表示，歡迎我們這些年輕人到河北搞改革試驗。河北省負責農業(yè)的省領導楊澤江，很快就通知所有與糧食生產、購銷相關的政府部門，全力配合我們的試點工作�！�農發(fā)組’負責試點的幾個年輕人，職務和身份都很低，但是，這并沒有妨礙我們聽取各有關部門的匯報，調用各種相關資料，并要求他們配合我們的試點工作。

　　包產到戶的改革過程，使支持改革的干部在地方占了政治上風，對我們的試點提供了極其良好的環(huán)境�；仡櫘斈辏�在中央的改革領導人和地方的改革領導人之間，出現(xiàn)了一種心有靈犀的“超導狀態(tài)”。

　　S君是這次改革試點的主要設計者，我則是試點小組的負責人。試點選擇在石家莊地區(qū)的藁城和邢臺地區(qū)的寧晉兩縣進行。藁城的方案是一個比較穩(wěn)妥的改革方案：農民把糧食的市場價格與政府收購價格的差價作為一種資源稅交給政府，就獲得了自由種植的權利，縣政府通過市場收購來完成原來的糧食統(tǒng)購指標。我們把這個設計簡稱為“差價稅”方案。寧晉的方案非常大膽，不僅要實現(xiàn)糧食和油料價格的自由化，而且要實現(xiàn)主要農業(yè)生產資料，也就是化肥和柴油價格的市場化。換句話說，寧晉的實驗，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個自由價格的改革試驗。

　　改革試驗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全力支持，試驗小組對各種主要的市場價格以及農民應該繳納的差價稅進行了測算，對政府的糧食購銷部門，生產資料流通部門以及生產化肥的企業(yè)，在實行市場定價之后的收入補償機制進行了設計。

　　這個試驗面臨的最大難題有兩個，一個是如何保證實行市場價格后，各方面的利益均衡基本不變。比如，糧食部門不會因為農民交納的差價稅太少，市場糧價太高而無法完成政府的收購指標，或為了完成收購指標而賠錢，當然農民也不能為了獲得自由種植的權利就交了過頭稅；
供銷合作社不會因為以市場價格銷售化肥和柴油就剝奪了國家對農民的財政補貼，等等。另外一個難題，就是所謂的“局部自由化陷阱”。[1]為此，試驗小組設計了一個大膽的方案，就是發(fā)行一種限本縣使用的“流通券”，相當于一種地方貨幣，以減少價格在局部地區(qū)自由化帶來的地區(qū)間收入轉移。

　　在這個過程中，試驗小組還和財政局，糧食局，供銷社，化肥廠進行了各種費用測算和利益談判，否則，就不可能決定差價稅的總額，稅收的分配方案和流通券的發(fā)行量。

　　到了1984年夏季，中國的糧食市場出現(xiàn)了一個歷史性的轉折，糧食的市場價格第一次全面低于政府的平均收購價格。這個形勢的變化推翻了改革試驗的基本假設，那就是政府的收購價格低于市場價格。因此，試驗沒有能夠按照預定的計劃完成。但是，這個試驗的經(jīng)驗是極其寶貴的，它使我們認識到，實行自由價格必然會帶來對現(xiàn)有的利益格局的巨大沖擊，而這種后果可能是非常危險的

　　開拓公共空間，擴大社會精英參與改革的機會

　　我當時并沒有意識到寧晉試點獲得的經(jīng)驗對于價格改革的重大意義，因此，如果沒有1984年的莫干山會議，河北“統(tǒng)購改稅”試驗所得到的寶貴知識，有可能僅僅成為一種個人的經(jīng)驗知識，而不會對中國改革的進程發(fā)生影響。

　　1984年秋天在浙江莫干山舉行的第一屆全國中青年經(jīng)濟學者會議，是中國改革歷史的一個重要事件。如同許多重要的歷史事件，隨著它的重要性逐漸被后人所認識，對事件的爭議也增加了。這一方面是因為后人有了不同于當事人的分析視角，同時也是因為歲月磨去了許多當事人的記憶。一些細節(jié)后人認為很重要，而當事人當時并不這樣看。

　　關于誰最先提出雙軌制的改革思路這一問題的爭議，就是這樣一個問題。我雖然知道自己是在莫干山會議首先提出價格雙軌制的人，但是，多年來我并沒有刻意地強調這一點，因為我并不認為自己對雙軌制思路的形成和實施，作了最大貢獻。我的理由是：

　　1. 莫干山會議是當時中國的青年知識分子在老一代改革者的支持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一次成功的集體行動，而我并不是這次集體行動的策劃者和主要的組織者。這次集體行動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擴大青年經(jīng)濟學者參與改革的機會，與老一代經(jīng)濟學者競爭，為改革出謀劃策。而我對這個策劃和組織過程沒有多少貢獻。這個過程有不少無名英雄，有的人我到現(xiàn)在還不知道。我所知道的策劃者之一，Z君，提出以論文質量選拔人才，以對策交流組織討論的會議方針，很幸運地得到采納。如果沒有這個創(chuàng)新，而是像以前那樣，各自宣講自己的文章，莫干山會議早已被人遺忘。

　　2.我剛參加會議，就得到內部消息，中央領導受到農村改革成功的鼓舞，已經(jīng)決定加快城市經(jīng)濟改革，但計劃價格成為城市經(jīng)濟改革的攔路虎，中央決策者急切需要一個可行的價格改革方案，如果莫干山會議能夠對此有所貢獻，將是巨大的成功，并將提高青年一代學者參與改革的機會。消息來自決策核心部門工作的青年學者，沒有他們的搭橋，不可能有莫干山會議與高層決策的互動，也不可能有與會者群策群力的精神。

　　3.大家當時就知道，價格改革策略是皇冠上的明珠。因此，會議一開始，對價格改革策略的爭論就成為熱點，除了正式議程，會議還專門開辟了晚間的掛牌討論。擂臺一開，主張自由價格的一派便先聲奪人，而代表當時主流思想的計劃價格派，也毫不示弱，提出了以調整計劃價格為主的改革方針。兩派旗鼓相當，爭執(zhí)不下。會前我并沒有形成雙軌制的改革思路，但是，當我看到“放派”和“調派”相持不下的時候，突然從河北改革的經(jīng)驗得到靈感。于是，在我主持的分組會上首先提出了“兩派都行不通，只有搞雙軌制”的意見。換句話說，沒有當時自由爭論的氛圍，我未必能夠產生“雙軌制”的想法。況且，沒有S君提出“統(tǒng)購改稅”的創(chuàng)意，沒有河北的改革試驗，我根本不可能產生這樣的創(chuàng)意。

　　4.雖然“雙軌制”的想法是我首先在會議上提出來的，但在辯論中我并不是這一思想的主要發(fā)言人。這一思想的主要發(fā)言人是H君，他辯才過人，使這一創(chuàng)意迅速贏得會議多數(shù)人的支持。

　　5.更重要的是，H君最后代表大會說服了高層決策者。一個新政策思路能不能說服決策者，對于決策過程非常重要。我曾經(jīng)有多次機會接觸高層決策者，提出過不少有創(chuàng)意的政策建議，但是，多數(shù)建議都未能說服決策者。世界上有很多高明的辦法早就被人發(fā)現(xiàn)了，但只有那些贏得決策者信心和決心的意見，才真正創(chuàng)造了歷史。因此，那些能夠直接說服決策者接受創(chuàng)意的人對歷史的貢獻，應該大于發(fā)明這些創(chuàng)意的人。

　　6.當然，最大的貢獻是雙軌制的決策者。是他們承擔了巨大的個人政治風險，給青年人參與的機會，同時又承擔了改革的政策風險。價格雙軌制并非沒有風險，當時的國務院領導趙紫陽對此十分清楚。但是，他在討論是否實行雙軌制的時候，表達了“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大無畏精神，毅然決定接受青年人的建議。張勁夫，杜潤生這些老一代改革者，也扮演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沒有這些開明的改革領導者，再高明的創(chuàng)意也是白搭。

　　總之，雙軌制思路的形成和實現(xiàn)，是中國八十年代初改革過程的一個成就。這個過程高度調動了中國精英階層的集體認知能力，調動了中國精英階層的集體智慧�？浯笊贁�(shù)人的創(chuàng)意，而看不見集體認知能力對政策過程所起的決定性作用，不符合事實，也不符合歷史的邏輯。

　　莫干山會議充分體現(xiàn)了這樣一個道理：一個不斷擴大的，具有公共理性的公共空間對于提高社會精英的集體認知能力極為重要。一群名不見經(jīng)傳的小人物，突然間對歷史的進程發(fā)生了重大的積極影響，究竟是為什么？難道僅僅是因為這些小人物的天分嗎？

　　莫干山會議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而是八十年代初中國社會公共空間不斷擴大過程中的重要一環(huán)。在此之前，恢復高考和研究生教育，擴大新聞和出版自由，吸納自治的智囊團參與政策過程，都為莫干山會議作了鋪墊和準備。莫干山會議的策劃者，組織者和參與者是從這一過程中成長和篩選出來的社會精英分子。八十年代初公共空間的擴展為這些青年精英的成長和選拔提供了一個比較公平的參與機會，這一過程的公平性賦予了這些精英分子寶貴的公共精神。沒有這種公共精神，就不可能有莫干山會議具有公共理性的討論過程。否則，即使有人提出雙軌制，這種思想能否成為一種改革共識，也有很大的疑問。

　　1985年3月，僅僅在莫干山會議幾個月之后，國務院正式下文廢除對計劃外生產資料價格的控制，雙軌制正式成為中國的政策。這一獨特的價格自由化策略，把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帶上了一條完全不同于蘇聯(lián)和東歐前社會主義經(jīng)濟的改革路徑。

　　三、中國的啟示：提高溝通（交往）理性是打破落后宿命的唯一出路

　　價格雙軌制，尤其是產生這一改革策略的政策過程，不僅在中國，而且在整個社會主義經(jīng)濟轉型的歷史過程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直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們依然深刻地感受到其影響。但是，我們至今仍不能完全理解這一政策過程和改革策略提出來的許多重大問題。求解雙軌制之謎的旅程，并沒有完成。

　　雙軌制改革是偶然的嗎？

　　不容否認，作為一個歷史事件，莫干山會議的召開是有一定偶然性的。假如這個會議被有關方面取消了，假如因為某種原因，我沒有參加這個會議，因此沒有人提出雙軌制的思路，假如會議開完后，張勁夫沒有時間去聽匯報，假如H君沒有能夠說服張勁夫，假如趙紫陽不敢拍板，. . .，雙軌制還能夠成為中國價格改革的一個基本策略嗎？

　　根據(jù)我的了解，當時趙紫陽對另外一個價格改革思路曾經(jīng)比較欣賞，這就是有人提出的“小步快調”方案�！靶〔娇煺{”方案的基本思想是，通過比較快的多次調整，使計劃價格接近均衡點。提出“小步快調”思路的人認為，這個方案的吸引力在于，不需要中央財政拿出很多錢來補償價格調整的利益受損方，既能夠比較快地糾正價格扭曲，又能保持中央的控制能力。如果沒有雙軌制的提出，“小步快調”被采納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但問題在于，“小步快調”方案能夠成功嗎？如果“小步快調”方案被實施，會產生什么后果呢？

　　根據(jù)現(xiàn)有的經(jīng)驗和理論知識來推斷，“小步快調”方案很可能產生兩個后果，第一是給中央計劃部門帶來難以承受的壓力，那些在價格調整后得益的部門和企業(yè)，當然會比較高興，但是他們是否因此就提高效率和產出，增加中央財政收入，依然是一個問號，因為當時微觀的激勵問題并沒有解決。那些因價格調整而利益受損的部門和企業(yè)，肯定要向中央施加壓力，要求補償，最終可能形成反對改革的強大阻力。

　　與“雙軌制”相比，“小步快調”方案傷害最大的莫過于農村工業(yè)。[2]這是因為當時的農村工業(yè)企業(yè)，理論上沒有權利得到國家分配的主要生產資料，在現(xiàn)實中受到極大的歧視。這種情況嚴重地限制了農村工業(yè)的發(fā)展機會。因此，“雙軌制”的最大受益者其實是農民，因為這一改革實行后，農村企業(yè)以更小的交易費用購買和銷售工業(yè)生產資料。由于社隊企業(yè)在激勵機制和勞動成本方面相對國企有巨大優(yōu)勢，“雙軌制”給了農村工業(yè)一個大發(fā)展的機會。八十年代中期鄉(xiāng)鎮(zhèn)工業(yè)“異軍突起”的一個重要背景，就是價格雙軌制改革。

　　這說明，“雙軌制”在中國能夠行得通有重要的制度原因——城鄉(xiāng)二元的經(jīng)濟制度，沒有這個制度，雙軌制是否可行，可能會有問題。反過來說，由于中國存在二元的經(jīng)濟體制，這個制度的現(xiàn)實很可能遲早會把中國引向某種“價格雙軌制”甚至是“價格多軌制”。事實上，在中國實行雙軌制之前，一物多價不僅是一種相當普遍的客觀存在，而且已經(jīng)被引入了價格政策。其中，影響最大的就是農產品收購的超購加價政策。

　　1978年末，為了克服農產品嚴重短缺的局面，中央決策者決定不僅把糧食統(tǒng)購價格提高20%，而且，對于農民超過國家定額銷售的糧食，再加價50%。在包產到戶實行后，這一政策產生了極大的激勵效果，以至使中國糧食出現(xiàn)了過剩。我之所以能夠提出“雙軌制”的思路，其他人能夠馬上就理解雙軌制，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都知道糧食收購事實上已經(jīng)實行了雙軌制。在這個意義上，沒有莫干山會議，中國也很可能出現(xiàn)雙軌制。當然，自覺地利用雙軌來推動市場化改革與被迫接受價格多軌的現(xiàn)實，對于改革的進程會產生完全不同的影響。

　　雙軌制有重大的學理價值嗎？

　　一直關注和支持中國經(jīng)濟改革的世界銀行，很快就得到了中國“價格雙軌制”的消息。他們對中國人的決策大吃一驚，強烈置疑。在他們看來，同樣的商品，兩種價格，不僅不合理論，也有違常識。一個以東歐經(jīng)濟學家為核心的世行專家小組，正式向中國有關方面建議，價格雙軌不能久拖，要盡快實現(xiàn)并軌。

　　從此，對雙軌制的批評就開始了。在中國最有影響的是吳敬璉組織的對雙軌制帶來的弊端的討論，1988年，這些討論被匯編為《腐敗：貨幣與權力的交換》一書出版，并在此后兩次再版。由于吳敬璉所代表的對雙軌制導致腐敗的指責，得到了中國社會輿論的強烈支持，對當時的決策者形成了很大的壓力，使他們急于在1988年推行并軌的價格改革方案。結果，這一意圖強烈地刺激了通貨膨脹預期，成為改革在1989年遭到重大挫折的誘因之一。

　　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由于中國經(jīng)濟改革和經(jīng)濟成長的成功，一些海外的主流經(jīng)濟學者對雙軌制做出了積極評價。（Byrd, 1987，1989，1991，Sicular 1988 , Lau, Qian and Roland，1997，2000）Roland 在《轉型與經(jīng)濟學》一書中，這樣概括了對雙軌制的評價：‘雙軌制是在中國轉型中產生的創(chuàng)造性的制度，具有既增進效率又是帕累托改進的獨到特性，雙軌制的原則適用于其他國家的其他改革：勞動力市場改革，退休金改革，等等。在某種程度上最有吸引力的是，通過現(xiàn)存的“舊的”制度來保留改革中受損害者的租金，它使補償改革的受損害者成為可能。同時，改革的帕累托改進特性并不意味著為了效率而犧牲其它目標。’（Roland, 2002，中文版，P148）還有報道說，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得主、原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jīng)濟學家斯蒂克利茨曾說，雙軌制是計劃價格向市場價格過渡中，中國人找到的天才解決辦法。（“經(jīng)濟觀察報”，2005年1月16日）

　　當然，海外主流經(jīng)濟學者對雙軌制的贊揚，不可能終結關于雙軌制的學理之爭，而是促進了海內外學者把對雙軌制的學理探討推向更深的層次。由雙軌制引發(fā)的一些重要的學理問題可以列舉入下：

　　1.作為產品價格的雙軌制，在什么條件下是增進效率的，在什么條件下則不然？

　　2.作為產品價格的雙軌制，在什么條件下具有帕累托改進的性質，在什么條件下則不然？

　　3.即便雙軌制是增進效率和帕累托改進的，正如Roland所指出，中國的經(jīng)驗表明它依然面臨現(xiàn)實的道德評價和政治約束問題，如何來分析這一問題？增進效率同時實現(xiàn)帕累托改進就能夠賦予雙軌制充分的正當性和可行性嗎？

　　4.與問題3直接相關的問題是，雙軌制與腐敗究竟是什么關系？

　　5.作為計劃經(jīng)濟向市場經(jīng)濟轉型中實現(xiàn)產品價格自由化的一種策略，雙軌制對于要素市場的發(fā)育的作用究竟是什么？是中性的還是不利于要素市場的發(fā)育？

　　6.推動要素市場發(fā)育，也能使用雙軌制策略嗎？

　　7.雙軌制策略在改革中的“泛化”，會不會令中國和發(fā)展中國家不利于現(xiàn)代化的價值取向不斷地內生強化，從而把中國和發(fā)展中國家鎖定在“后發(fā)劣勢”的路徑上？

　　不難看出，以上這些問題具有很高的學理價值和政策價值，而這些問題都是由雙軌制的實踐所誘生的，其中多數(shù)問題是首先由中國學者提出來的。二十三年前，當我們聚集在莫干山上辯論雙軌制的時候，許多人連要素市場的概念都不清楚。而現(xiàn)在，中國的經(jīng)濟學者已經(jīng)能夠提出和分析一些最前沿的理論問題。這個事實本身就說明，二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對中國精英認知能力的巨大推動作用。

　　對上述七個問題的系統(tǒng)分析，可以形成若干本專著。本文只可能圍繞文章的主題，綜述和點評這些問題涉及到的一些要點。

　　關于問題1和問題2，一些經(jīng)濟學者已經(jīng)有了比較嚴謹?shù)姆治觯琑oland在他關于轉型經(jīng)濟學的專著中作了很好的綜述。對于非經(jīng)濟學專業(yè)的學者來說，以下常識性的結論是值得注意的：價格雙軌制并不必然地增加效率和實現(xiàn)帕累托改進。如果政府繼續(xù)把大量資源用于擴大計劃軌部分的生產，則總體效率的改進是有疑問的，同時，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地執(zhí)行計劃軌，則帕累托改進則未必能實現(xiàn)。Roland最重要的分析結果之一是，如果不存在交換物資配額的第二市場，使無效率的生產者將其供貨定額以市場價再承包給有效率的生產者，(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計劃供貨的收貨者可以向有較高支付意愿的買主再出售其接受供貨的權利，則雙軌制能否增進效率是有問題的。（前書，P143）很顯然，中國大量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存在，為第二市場的形成提供了一個比較理想的條件。

　　價格雙軌與賦權交換

　　關于問題3和問題4，即雙軌制與腐敗之間的關系，批評雙軌制的人指責雙軌制給腐敗增加了機會，為雙軌制辯護的人則說，雙軌制對化解計劃經(jīng)濟的管理層對改革的阻力是有效的。在我看來，兩方面說的都是事實。批評雙軌制的人雖然容易占據(jù)道德制高點，但是他們的弱點是從未能提出具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案。他們的道德優(yōu)勢也逐漸為這樣一個事實所削弱，他們在批評雙軌制中增加的話語權，恰恰使他們自己從雙軌制中受益匪淺。

　　在批評雙軌制的過程中，“尋租”(rent-seeking)這個概念被從國外引入中國，不僅成為最流行的經(jīng)濟學詞匯，而且成為最流行的大眾詞匯。在Barzel的《國家理論》一書中，他對尋租概念作了批評，使我深受啟發(fā)。(Barzel, 中文版，2006, 175頁) Barzel認為，尋租這個概念作為一個經(jīng)濟學概念，破壞了以個體理性假設為基礎的現(xiàn)代經(jīng)濟理論的邏輯自恰性。尋租作為一種描述不道德的自利行為的概念，可能有利于道德批評，卻并不利于經(jīng)濟分析。試問，哪一種自利的經(jīng)濟行為不是為了尋租呢？既然我們假定，任何理性的經(jīng)濟制度都是以個人的自利傾向為基礎的，那么，我們?yōu)槭裁从忠�把尋租從自利行為中分離出來，使自利行為出現(xiàn)好壞之分呢？這樣一來，經(jīng)濟分析和道德分析還有什么區(qū)別？

　　尋租這個概念涉及到了經(jīng)濟學中的一個重大問題，就是分租權利的交換。但是，這個概念并沒有幫助我們提高對分租權利交換的分析能力，反而從后門把道德批評引入了嚴謹?shù)慕?jīng)濟學分析。當然，對尋租概念的這種批評，也代替不了對權利交換問題的真正突破。在思考雙軌制的過程中，我逐漸形成了對權利交換的一些新認識和新概念，加深了對雙軌制的理論認識。

　　Sen 早就指出，人有兩種賦權，即市場賦權 (market entitlement) 和社會賦權 (social entitlement)。他認為，這兩種性質不同的賦權或分租權，構成了一個完整的賦權體系 (entitlement system)，貧困現(xiàn)象與這個賦權體系，特別是這兩種賦權之間的關系存在深刻的聯(lián)系(Sen, 1981)。有意思的是，Barzel 在構建自己的國家理論的時候，也提出了兩種不同的權利概念，一種是經(jīng)濟權利 (economic rights)，另外一種是法律權利 (legal rights) 。在我看來，Sen 所說的市場賦權和Barzel 說的經(jīng)濟權利非常接近，他們所要描述的，是個人之間可以自由交換的分租權。Barzel 更明確地指出，經(jīng)濟權利是與個人的秉賦或人力資本直接相關的，至于 Sen 所說的非市場賦權或社會賦權與Barzel 所說的法律權利，其共同的特性就是不能在個人之間自由交換，因為這種賦權來自于公權力，或來自“群域”(group domain)，而不像市場賦權或經(jīng)濟權利那樣，本質上是來自“己域”(self domain)。

　　因此，可以這樣來概括人類社會的兩種不同的分租權利，一種是“己域賦權”，也就是以私權為基礎的分租權，這種賦權天然地具有較高的個人交換的正當性，而另外一種分租權則是“群域賦權”，是以公權為基礎的賦權，因此在個人之間進行交換容易缺少正當性。但是，正如Sen和Barzel都認識到的，這兩種分租權之間存在重要的關聯(lián)，“群域賦權”能夠對“己域賦權”的范圍和可交換性構成有效的約束，從而對整個社會的經(jīng)濟效率和福利水平發(fā)生深刻的影響。

　　那么，‘己域賦權’和‘群域賦權’與我們討論的雙軌制有什么關系呢？我認為，雙軌制所涉及的問題，本質上是權利的可交換性問題，尤其是群域賦權與己域賦權的可交換性問題。所謂權利的可交換性，有兩個要素，一是權利交換的法理正當性，另一個則是權利交換的技術可行性，這兩個因素結合，構成了權利的可交換性。

　　價格雙軌制所關注的問題，表面上看是產品自由交換的權利問題，但實質是己域權利的可交換性問題，沒有產品的自由價格，就不可能有個人產權，尤其是不可能有個人對人力資本的分租權進行自由交換的權利。在計劃經(jīng)濟下，用公權力對產品實行指令性價格和配給，嚴重地約束了每個人的經(jīng)濟自由，從而限制了創(chuàng)新和分工的發(fā)展。因此，雙軌制在邊際上開放自由價格，也就是擴大了己域賦權的交換空間，有利于提高經(jīng)濟效率。

　　為什么要在邊際上，而不是全面放開自由交換，這是因為突然全面放開價格，存在極大的不確定性和風險，對此，多數(shù)人并不難理解。對雙軌制的批評，集中在腐敗問題上，實際上是質疑由價格雙軌帶來的公權與私權交換的正當性以及所帶來的不公平問題。這就涉及到了己域賦權和群域賦權之間的可交換性問題。

　　不錯，以公權謀私，也就是公權與私權進行交換是與現(xiàn)代社會的公正理念相沖突的，但不容否認的是，在歷史上和現(xiàn)實中，不同社會的群域與己域界定存在著文化和制度的差異，群域賦權和己域賦權的可交換性也存在重大差異。就中國來說，家天下的治理傳統(tǒng)和家產制為核心的產權傳統(tǒng)，長期抑制了法治的發(fā)展，導致中國在歷史上群域和己域的邊界遠不如現(xiàn)代西方文明那樣分明。中國人重尊卑貴賤之分，而輕公私群己之界，是一個明顯的文化特征，因此，群域賦權和己域賦權的交換在中國人文化心理上的可接受程度比較高，是一個難以否認的事實。

　　除了文化因素，雙軌制在中國能行得通，還有重要的制度因素。在雙軌制開始的八十年代中期，中國真正的私人企業(yè)非常少，合法性也非常低，Roland所說的第二市場，也就是以“平價指標”為基礎的分租權交易，主要是發(fā)生在不同的‘單位’之間，而并非是在公家與個人之間。即使公家與個人交易，個人也要戴上“紅帽子”來獲得合法性。也就是說，中國“單位社會”的制度因素，[3]提高了權錢交易的正當性。我在多年前就描述過中國的產權安排是一種等級化的集體產權安排。等級高的單位，分租權大，但自主權小，因此效率低，而等級低的單位，分租權小，但自主權相對高，因此效率比較高。與“平價指標”交換相關的分租權市場恰恰就是在不同等級的單位之間大量進行的。

　　反對雙軌制最強烈的，為什么是在計劃經(jīng)濟中分租權比較大的國企職工，而不是分租權比較小的集體企業(yè)和農民？他們對雙軌制的恐懼和憤怒有沒有理性的依據(jù)呢？雙軌制極大地提高了生產性分租權交易的合法性，這一發(fā)展的必然邏輯，就是對低效率的生產者帶來退出生產的壓力。但是“雙軌制”并沒有回答國企的退出機制問題。在計劃經(jīng)濟時代，國企職工的社會保障是通過國家確保生產權來實現(xiàn)的，而雙軌制的發(fā)展所帶來的競爭壓力，威脅到了低效率生產者的生產權，從而威脅到了國企職工獲得就業(yè)保障的權利。

　　使用賦權體系的概念，我們可以看到，指令性計劃經(jīng)濟的賦權體系，其基本特征就是把己域賦權和群域賦權捆綁在一起來限制個別分租權的交換，而不像市場經(jīng)濟的賦權體系那樣，無論是生產性的分租權還是資產性的分租權都和獲取基本保障的社會權利相分離，經(jīng)濟因此而獲得極大的活力。當時我們這些主張雙軌制的青年學者，憑著直覺，在雙軌制實行后把研究的注意力轉向了微觀基礎的再造，轉向了產權問題，而反對價格雙軌制的人，則長期忽視或有意識地回避這個核心的問題，這種分野是耐人尋味的。

　　對微觀激勵機制和產權問題的關注，使我們認識到，價格并軌需以微觀基礎的改進為前提，但是，這種主張在政治上遇到了雙重障礙。傾向于保留更多計劃經(jīng)濟因素的領導人，認為我們的主張實際上是要動搖計劃經(jīng)濟的基礎，而希望加速市場導向改革的領導人，則認為我們的主張遠水解不了近渴。不幸的是，當時高層對改革的認知分歧，出現(xiàn)了個人化和政治化的傾向，這對于理性的政策討論和選擇，帶來不利影響。在這樣的背景下，反對雙軌制的人提出了加速價格并軌以抑制腐敗的主張，逐漸獲得高層的重視。這個主張至少在表面上迎合了兩方面的政治要求，既加速了市場化改革，又回避了產權問題，并占據(jù)了強調公平的道德優(yōu)勢。代表這種主張的一個典型的口號，就是“管住貨幣，放開價格”。二十年后的今天，我們都很容易地看出這個口號在當時的中國是荒謬的，但是，當時中國的理論界關于市場經(jīng)濟的知識是非常有限的，一個西方的主流經(jīng)濟思想，一旦搶占了道德的制高點，在中國的政策討論中可以獲得難以想象的話語權。

　　1989年的政治風波之后，中國出現(xiàn)過一段嚴重的經(jīng)濟蕭條，蕭條中，許多物資都實現(xiàn)了價格并軌。但是，中國的腐敗并沒有因此而消失，反而得到了更大的機會。這雖然足以說明產品價格的雙軌制并非是腐敗的真正根源，但是，中國關于雙軌制的爭論并沒有因此而結束。

　　 “新雙軌制”對中國改革的挑戰(zhàn)

　　2004年，在雙軌制提出二十年之際，再度出現(xiàn)了對“雙軌制”的強烈批評。不過，這一次的批評并非來自當年“雙軌制”的反對派（盡管他們現(xiàn)在已經(jīng)掌握了主流話語權），而是來自新一代經(jīng)濟學者，而他們批評的對象，也非當年的“舊雙軌制”，而是所謂的“新雙軌制”。

　　進入九十年代以來，雖然當年主張“雙軌制”的力量失去了話語權，但是，“雙軌”卻成為中國主流的政策思想，被應用到要素市場，社會保障，住房，公共服務等幾乎所有經(jīng)濟領域。這就是所謂的“新雙軌制”。

　　批評“新雙軌制”的代表人物鐘偉尖銳地指出：‘警惕這種“新雙軌制”吧！它是以套取已經(jīng)市場化的商品價格體系，和尚未市場化的要素價格體系之間的巨大利益而寄生著的；
它是自下而上的、不斷自我強化的過程，利用資金、土地、勞動力和國有企業(yè)改制的機會越多，腐敗收益越大，參與到游戲之中者就越龐大和亢奮；
它是脫離了改革永遠都不會“并軌”的，對漸進改革的庸俗化扭曲，因為很大程度上，需要被改革的已經(jīng)是多年前改革的推動者，也是在“新雙軌制”之下既得利益者，更是對深化改革的拒斥者。如果說“舊雙軌制”是一種漸進的、局部的制度創(chuàng)新，那么“新雙軌制”就是累退的、整體的制度蛻化。從這一輪宏觀調控來看，根源恰恰在于土地、資金等要素的價格扭曲。而現(xiàn)在，自下而上的基層民主和自上而下的憲政體制建設，應該說才是在我們試圖建立有序的、正常的要素市場之前，就必須首先啟動的迫在眉睫的工作。’[4]

　　鐘偉的批評正是問題5、6、7所涉及到的內容。如同當年對“舊雙軌制”的批評者一樣，鐘偉看到的問題都是真實的問題，他表達了許多人對改革的路徑越來越偏離民眾利益的失望和憂慮，但是，他提出的藥方，會不會也像當年“管住貨幣，放開價格”那樣，太多地受到外部思潮和民眾情緒的影響，因而是一個風險很大的藥方呢？

　　中國近三十年的改革歷程讓我們學到了很多寶貴的教訓。重要的教訓之一，就是不要滿足于對現(xiàn)狀的道德和政治批評，更不要急于站在道德制高點上開藥方。中國目前存在的“新雙軌制”現(xiàn)象或秦暉所說的“雙軌病”，確實是對中國改革的巨大挑戰(zhàn)，但這個挑戰(zhàn)不僅是對當權者的，也是對整個中國精英階層的，不僅是對政治領導力和道德堅持力的挑戰(zhàn)，更是對集體認知能力的挑戰(zhàn)。

　　對中國“泛雙軌”現(xiàn)狀的批評，隱含著這樣一個重要的假設，即改革曾經(jīng)失去了一些重要的機會，因而才走上錯誤的路徑，導致今日不理想的局面。既然如此，對今日現(xiàn)狀的批評者，就應該回答，改革究竟在什么時間，失去了什么樣的機會？為什么會失去這些機會？有什么樣新的認知手段和理論工具，有助于我們抓住新的機會。

　　我們使用賦權的概念對這些問題作理論思考，得到了一些有意思的結果。正如前面指出的，計劃經(jīng)濟賦權體系的基本特點是對己域賦權和群域賦權的捆綁，是通過把這兩種權利與特定的生產權和資產占用權的捆綁來限制己域權利交換的自由，從而有利于計劃經(jīng)濟而不利于市場經(jīng)濟。而“舊雙軌制”，僅僅使被捆綁 的賦權，發(fā)生了不完全的分離。舊雙軌制引出了“平價物資指標”的交換市場，使己域賦權（人力資本權利）和群域賦權（社會保障權利）都不再與特定的生產性分租權相捆綁，但是，舊雙軌制并不能夠完全實現(xiàn)市場賦權和社會賦權與計劃經(jīng)濟下的資產性分租權相分離，從而制約了要素市場的發(fā)展。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農民的社會賦權必須與農地權利相捆綁，而不管他實際上種不種地。

　　早在八十年代，中國的地方政府就出現(xiàn)了一系列自發(fā)改革的沖動，其中包括企業(yè)改制，停薪留職，買斷工齡，(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出售城市戶口等，這實質上是通過賦權的交易來解除資產性分租權與人力資本權利和社會保障權利的捆綁。但是，當時的主流思維不能接受這種賦權交易的正當性。在九十年代，賦權交易，其中特別是社會賦權的交易出現(xiàn)了更多的形態(tài)，使我們認識到，在地方政府之間發(fā)展社會賦權市場，或群域賦權市場的可能性。[5]當然，社會賦權市場所涉及到的法律和政治問題，要比當年的指標交易市場復雜得多，但現(xiàn)實中已經(jīng)發(fā)生的這種交易，正如當年已經(jīng)發(fā)生的平價物資指標交易一樣，強烈地指示我們，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探索的領域。

　　如果給地方政府更多的自治權，在中央政府實行總量控制的前提下，允許地方對本地的財政供養(yǎng)人口指標，城市戶口指標，非農土地開發(fā)指標進行交易，提高這些與社會賦權密切相關的指標的可交易性，就有可能像舊雙軌制誘發(fā)“平價指標”交易來促進產品市場一樣，達到促進要素市場發(fā)育的目的。

　　從賦權交易的角度來理解漸進改革，我們可以把漸進的市場化改革的實質理解為不斷地通過賦權交易來改造計劃經(jīng)濟的賦權體系，在盡可能不損害原有既得利益的條件下，擴大己域賦權的可交換性，同時改善社會賦權的公平性。顯然，如何設計舊的賦權與新的賦權的交易，是漸進改革成敗的關鍵。

　　當然，賦權交易并不是對改革進行理論反思的唯一角度。事實上，反思應該從政治過程，政策過程，道德的集體經(jīng)驗過程，文化心理變遷過程等多種角度進行，才能夠真正把改革的歷史，變成后人的財富。對改革歷程的理論反思中最重要的一個角度，就是把改革看作一個集體認知的過程。

　　提高精英階層的交往（溝通）理性是擺脫“后發(fā)劣勢”的唯一出路

　　從集體認知角度反思改革的最大好處，就是有利于超越政治和道德的批判來反思改革的政策過程。鄧小平給我們留下的最寶貴的歷史遺產之一，就是他為了推動改革，明智地抑制了把改革政策的認知分歧過度道德化，政治化的不良傾向，為提升中國精英的集體認知能力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只有從這個角度來理解“解放思想”的口號，才能夠真正理解鄧小平的政治智慧。

　　那么，為什么同樣是在鄧小平“解放思想”的口號下，八十年代初期到中期的政策過程就非常成功，而八十年代末卻出了大問題，到九十年代，改革的政策過程則遭到越來越多的置疑呢？

　　一個簡單的答案就是，精英階層的溝通理性在八十年代中期后大大下降了。什么是溝通理性？哈貝馬斯對此作了非常深入的研究和闡述。他提出的理性溝通三準則是：求真，求是和求誠(three claims of valid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truth, rightness and sincerity)。從常識的角度來理解溝通理性或交往理性其實并不困難，用通俗的話來說，具有集體理性的溝通和交往，就是只求共識不爭輸贏的溝通和交往。

　　以這樣的角度來看中國精英階層的交往，不難發(fā)現(xiàn)，在八十年代初期，中國的精英階層存在著大量求共識而不爭輸贏的溝通和交往，而后來這樣的溝通和交往則越來越少，越來越困難了。1989年的悲劇，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國精英階層溝通失敗的結果。

　　溝通理性或交往理性，對人類集體認知能力的重大意義是顯而易見的。人類社會不可能沒有利益之爭，人不可能不爭輸贏，但是，如果一個社會只剩下利益之爭，人們的交往只是為了輸贏，那么這個社會就會陷入“集體非理性陷阱”，充滿非理性的內斗。提高溝通理性或交往理性，可以調動人類的集體智慧，減少無謂的沖突，在競爭與合作之間實現(xiàn)比較好的均衡。

　　問題的復雜性在于，人類畢竟是要爭輸贏的。為了增加贏的概率，人類必須合作，必須提高集體的認知能力，但集體認知能力并非是由溝通理性唯一地決定的。溝通理性或交往理性僅僅是決定集體認知能力的核心要素之一，而不是全部。因此，在群體之間的競爭中，至少從短期看，溝通理性高的群體并非一定會戰(zhàn)勝溝通理性低的群體。

　　North指出，決定集體認知能力的還有另外兩個重要因素，一個是價值理性或信念系統(tǒng)，另外一個是知識存量，這兩個因素雖然都不完全獨立于溝通理性，但是，價值理性和知識存量都不可能完全從單個集體內部的交往中內生出來。這樣一來，一個內部交往理性程度很高的群體，完全可能因為價值理性和知識存量的劣勢而被擊敗。

　　中國文明在現(xiàn)代化過程中的曲折遭遇，究竟應該歸咎于什么，我們的文明究竟出了什么錯？多年來，這一直是中國知識分子揮之不去的一個問題。是制度問題，還是文化問題？是精英的素質問題還是國民劣根性問題？我現(xiàn)在傾向于認為，最大的問題是集體認知能力問題。在集體認知能力的三個要素中，中國人最大的問題出在了溝通理性方面。

　　中國文明在如此漫長的歷史歲月中，經(jīng)濟和社會發(fā)展長期處于優(yōu)勢地位，在核心價值和知識存量方面，必然有相當?shù)闹С�，否則就無法理解中國古代文明的成就。但是，中國沒有能像日本那樣，以較小的社會代價，成功地實現(xiàn)傳統(tǒng)價值和傳統(tǒng)知識的現(xiàn)代化轉型，又是為什么呢？

　　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難辭其咎，但這樣籠統(tǒng)的結論不僅解決不了問題，還會帶來更多的困惑。制度決定論和文化決定論的麻煩就在于，它們無法解釋，制度和文化是如何被社會選擇的，因此也無法回答如何來改造不盡人意的制度和文化。

　　在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存在著一種根深蒂固的傳統(tǒng)，就是要么委曲求全，要么推倒重來。Barzel在他的國家理論中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思想，就是每一種國家制度安排，事實上都存在著某種集體行動機制來約束國家權力。中國的大一統(tǒng)帝國，存在著兩種約束國家權力的機制，一種是建立在士大夫解釋經(jīng)典的特權之上的“道統(tǒng)”對皇帝“治統(tǒng)”的制約，另外一個就是借助農民起義來改朝換代。后一個機制的正當性事實上隱含在前一個之中：道統(tǒng)一旦失效，造反就天經(jīng)地義。在王權強大的中國，道統(tǒng)機制很不可靠，并存在不斷衰弱的趨勢，結果是，隨著士權的退化和式微以及外部壓力的增加，推倒重來的正當性越來越高，近代更達到巔峰狀態(tài)。

　　中國現(xiàn)代化的曲折歷史表明，中國的政治文化對中國精英的理性溝通非常不利。而精英階層缺少理性溝通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國現(xiàn)代化巨大的社會成本。檢驗一個社會現(xiàn)代化過程中精英階層溝通理性的高低并不難，只要看一下這個社會具有人類普遍價值的歷史遺產，多少在現(xiàn)代化過程中被保存下來，多少被無謂的沖突毀掉就十分清楚了。

　　理性溝通與八十年代價格雙軌制的相對成功之深刻聯(lián)系就在于，這個“舊雙軌制”是理性溝通充分調動各種知識存量的結果，包括利用了舊體制存在的“指標交換”這樣的機會，而“新雙軌制”之所以遭到詬病，是導致“新雙軌制”的政策過程遠沒有像“舊雙軌制”那樣，調動更多人的知識存量和更多舊體制的資源為改革服務。盡管中國的知識精英比八十年代掌握了更多的現(xiàn)代理論，但還是失去了許多寶貴的改革機會。

　　溝通理性與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究竟是什么關系？溝通理性為什么在全球化的今天對發(fā)展中國家的集體認知能力具有特別的重要性？我將以對這兩個問題的討論，結束這篇文章。

　　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作為人類溝通的環(huán)境，確實影響理性溝通發(fā)生和成功的概率，但絕不是理性溝通發(fā)生和成功的必要條件。理性的政治制度和理性的政治文化是人類理性溝通的產物而不是相反。否則，一個國家有了不利于理性溝通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就永遠翻不了身了。那么，理性溝通的必要和充分條件是什么呢？

　　從歷史的角度看，一種具有多元權力結構的外部環(huán)境所形成的威脅或競爭壓力，對于提高群體內部的溝通理性有非常直接的作用。這種環(huán)境壓力有助于迫使群體內部形成價值多元的視角，形成理性的溝通倫理和規(guī)則。

　　在全球化高度發(fā)展的今天，來自外部的價值和知識壓力是巨大的，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民族對自己的文化，尤其對政治文化的集體自省能力就成為決定溝通理性的重要條件。一個民族，歷史上越是缺乏多元的權力結構和多元價值的傳統(tǒng)，其集體自省也就越困難，這正是中國現(xiàn)代化面臨的嚴重挑戰(zhàn)。不過，中國在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之后，對文化的自省已開始走向成熟。近年來，中國知識分子在魯迅和胡適之間重新找到了平衡，就是一個令人鼓舞的跡象。

　　在缺少制度和文化支持的條件下，精英階層的理性溝通能否成功，也受到偶然因素，包括政治和技術因素的重大影響。出現(xiàn)鄧小平這樣的政治領袖還有出現(xiàn)internet這樣的信息技術，都對理性溝通發(fā)生了積極影響。其共同之處就是降低了溝通的政治風險。專制制度往往打不贏民主制度，根本的原因就是民主制度下溝通的政治風險比較小，能夠調動更多人的智慧。因此，中國實現(xiàn)民主的速度，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于能否自覺地創(chuàng)新，不斷降低溝通的政治風險。

　　中國新一代經(jīng)濟學者的優(yōu)秀代表楊小凱，生前提出過一個重要的思想：發(fā)展中國家并非一定享有“后發(fā)優(yōu)勢”，而有很大可能陷入“后發(fā)劣勢”。這就是說，落后國家實際上難以擺脫總跟在人家后面跑的被動局面。楊小凱英年早逝，沒有來得及充分說明“后發(fā)劣勢”的機理，而把這個問題留給了后人。

　　“后發(fā)劣勢”并非沒有根據(jù)的杞人之憂。形成“后發(fā)劣勢”的一個重要機理，就是發(fā)達國家可以長期保持他們在“溝通理性”方面的比較優(yōu)勢，從而保持他們的創(chuàng)新優(yōu)勢。而落后國家則因為可以在新技術方面坐享其成，缺少調動內部創(chuàng)新的動力，因而缺少改善本社會內部溝通的動力和能力。

　　“后發(fā)劣勢”的機理與發(fā)達國家的話語優(yōu)勢可能有直接關系。發(fā)達國家的表達優(yōu)勢或話語優(yōu)勢對落后國家構成了一把難以對付的雙刃劍。由于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的長期優(yōu)勢，發(fā)達國家不僅在知識生產的效率方面長期占優(yōu)勢，還占有包括道義表達，政治表達，知識表達和文化表達方面強大的話語優(yōu)勢。主張“后發(fā)優(yōu)勢”的人，看到了一個事實，那就是落后國家可以在更短的時間內完成發(fā)達國家所完成的技術進步，但是，他們卻沒有看到楊小凱所看到的事實，落后國家的技術進步可以獨立于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的進步，因而有可能長期停留在落后狀態(tài)。

　　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狀況呢？發(fā)達國家的全面優(yōu)勢為什么不一定能夠迫使落后國家奮起改變自己的政治落后呢？對這個問題的一種解釋是，面對發(fā)達國家全面優(yōu)勢的壓力，落后國家的精英被迫學習他們的話語，以掌握與發(fā)達國家溝通的能力，但在這個過程中，許多人失去了與本社會底層溝通的興趣和能力，而成為本社會理性溝通的障礙。

　　支持這一假設的事例是很多的。最突出的莫過于這個事實，許多來自落后國家而在發(fā)達國家獲得學術榮譽或接受過系統(tǒng)教育的人，在本國的政治過程，政策過程以及學術評價過程中獲得了過于強勢的話語權。雖然這個現(xiàn)象是難以避免的，而且有巨大的進步作用，但是，由此帶來的負面影響也是非常深遠的。

　　一個嚴重的負面后果就是，以本土經(jīng)驗為基礎的重大問題和重要知識，得不到及時，有力的表達和交流，從而失去了許多創(chuàng)新和變革的機會。更令人憂慮的是，落后國家的知識精英對于解決本土問題的知識挑戰(zhàn)越來越不感興趣，而熱衷于關注發(fā)達國家的熱點問題，因為只有在解決發(fā)達國家的熱點問題中做出貢獻，才能得到社會的認可，才能在本國獲得話語權。這就很難不帶來本國政治和政策過程的嚴重扭曲。

　　近幾年，我有機會兩次參加楊小凱親自創(chuàng)立的留美經(jīng)濟學者協(xié)會在中國舉辦的年會。兩個現(xiàn)象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一個現(xiàn)象是，頭上帶著高官和‘海歸’光環(huán)的大牌們，作完主題發(fā)言就走，根本沒有興趣聽小人物的發(fā)言。另一個現(xiàn)象是，越來越多的年輕學者完全沒有本土經(jīng)驗就到海外學習社會科學，許多人關心的只是各種模型的技術細節(jié)，不惜用削足適履的辦法來研究中國問題。一個留學生居然僅僅用城市戶口數(shù)而不是常住人口數(shù)來研究深圳的城市化問題，而她的外國導師也許根本不知道，深圳的常住人口中百分之九十沒有當?shù)爻鞘袘艨�。更讓我感到驚訝的是，即使沒有一個外國人，即使是在討論所謂的中國經(jīng)濟問題，不少小組依然堅持用英語交流，沒有人感到不正常。

　　我不知道楊小凱對此會作何感想，作為莫干山會議的參與者，我只知道，如果當年的會議是由“海歸”們來主導，用英語來交流，絕對不可能提出雙軌制這樣的創(chuàng)意。

　　以價格雙軌制改革為代表的中國改革過程，為其他發(fā)展中國家提供的一點重要啟示，就是學習發(fā)達國家的過程，不要以犧牲本社會的溝通理性為代價。這是不容易做到的，但確實是可以做到的。中國改革的經(jīng)驗從正反兩個方面說明了這一點。

　　每個國家通往現(xiàn)代化的路徑是不同的，而且，并非只有唯一的選擇。毫無疑問，現(xiàn)代化必須借助發(fā)達國家的價值資源和知識資源，但如果不能調動本民族有利于現(xiàn)代化的價值和知識資源，(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就容易陷入高風險和高代價的改革路徑。每一個國家降低現(xiàn)代化代價和風險所需要的一些關鍵知識，只能從本國經(jīng)驗中來。因此，發(fā)展中國家擺脫落后宿命面臨的最大挑戰(zhàn)，就是能否既充分調動外部的價值和知識資源，又充分利用本土的經(jīng)驗和智慧。本文所表達的核心思想就是，要成功地應對這個挑戰(zhàn)，除了提高本社會的溝通理性，別無選擇。

　　參考文獻

　　Barzel, Yoram. (2002) A Theory of the State：Economic Rights, Legal Rights, and the Scope of Sta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中文版《國家理論—經(jīng)濟權利，法律權利與國家范圍》，上海財經(jīng)大學出版社，2006.

　　杜潤生：“鄧小平與中國農村改革” (2007),引自‘支農網(wǎng)’

　　Habermas, J: （1992）《在事實與規(guī)范之間—關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國的商談理論》中文版，（2003），三聯(lián)出版社

　　羅小朋：

　　---- (2007) “賦權交易與地區(qū)間協(xié)調發(fā)展”，與張曉波合作，. 二十一世紀論壇，二月，總99期，香港中文大學。

　　---- (1994) “等級產權與改革”，載“當代中國研究”

　　North, Douglass,C.(2005)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oland, Gerard, (2000) Transition and Economics, MIT Press. (2002) 中文版《轉型與經(jīng)濟學》，北京大學出版社

　　Sen, Amartya, (1981) Poverty and Famines: 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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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Roland在他的“轉型與經(jīng)濟學”一書中對局部自由化陷阱作了如下說明: 根據(jù)價格理論，如果所有價格不是一起放開，就會產生資源配置的扭曲，Murphy, Shleifer and Vishny (1992) 強調，如果同一種產品在一些地點一些人之間可以交換，在另一些地點另一些人之間卻不能自由交換，就會破壞價格的自由化。（Roland, 2002, 中文版 Page 134）

　　[2] 耐人尋味的是，在莫干山會議上，并沒有人提出雙軌制對農村工業(yè)的巨大的潛在利益和對低效率的國有企業(yè)潛在的巨大威脅。這個事實再次說明，當人們作出重大決定的時候，他們不可能真正知道這個決定的全部重大后果。當然，莫干山會議的多數(shù)人，并不在意農村企業(yè)未來對國企形成巨大的競爭壓力。這恐怕是雙軌制得到多數(shù)青年人支持的一個重要的因素。

　　[3] 見李漢林《中國單位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4]鐘偉：新雙軌制復歸：中國改革不能承受之重？雁南首發(fā)，此處引自天益網(wǎng)，2004年12月24日

　　[5] 羅小朋，張曉波：“賦權交易與協(xié)調發(fā)展”，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評論，200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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