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大勢正在變化。當前要面對的問題，首推通貨膨脹。超過5％的通脹率絕不是小事，當然也不好說已經是很了不得的大事。問題是，小事也可能轉成大事。能否化解的影響因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判斷、措施和發(fā)出的信號不能含糊。含含糊糊要誤事，這是本文題目的由來。

　　話說國家統(tǒng)計局公布今年10月消費者物價指數(shù)為6.5%，高于9月的6.2%，與8月創(chuàng)下的十年最高點持平。眾多解讀中，很流行的一個說法是“結構性通貨膨脹”。我的感受，在通脹指數(shù)不高的情況下，此說聽聽也無大礙；
通脹指數(shù)超過了5％，還說什么結構性云云，就不能不提出一點公開的批評意見。

　　“結構性通脹”提法的主要毛病，是太過含糊了。粗粗看去，這個提法似乎不過只是對市場現(xiàn)象的一種描述——林林總總商品和服務的價格，有的升得快，有的升得慢，有的不升甚至還下跌。比如今年以來我國物價指數(shù)的變動中，食品價格升得急，一般工業(yè)品價格升得緩，其中一些商品服務的價格還下跌（比如北京市公交車和地鐵車票大幅度降價）。

　　為什么說這樣一種描述是含糊之詞呢？首先，世界上還有沒有“非結構性的”通貨膨脹？這是問，有沒有那么一種通脹，是所有商品和服務的市價都以同一幅度全面上漲的？教科書上說的“貨幣中性（monetary neutrality）”，意思是一個經濟一旦多發(fā)了一倍貨幣，所有商品服務的名義價格上漲一倍，但真實變量如總產品并不會上漲一倍。那樣的通脹指數(shù)再高也沒關系，無非是所有人把自己購買和出售的價格，一律加上相同的零就是了。

　　但是，“貨幣中性”至少有一個理論前提，就是交易費用或信息成本為零。真實世界里沒有這回事，所以真實的通脹，各種商品服務的價格上楊不是齊頭并進，而總是參差不齊的。特別是通脹壓力開始顯現(xiàn)的時候，差不多都是從一些熱門貨開始，然后擴散、蔓延。比如我這個年齡的都經歷過的1988年那次嚴重通脹，開始是名煙名酒提價，后來中央的一個公報宣布價格闖關，接下來就是市場搶購、銀行擠兌。當時可觀察到，消費量對價格變化彈性小的商品（比如糧食、手紙、鹽）搶購就兇，而越搶購，價格越漲得越快。反之，雨傘、手電筒這些彈性小的商品，賣量就沒有那樣多，漲價幅度也較低——都是“結構性的”，只不過當時人沒有今天聰明，尚沒有發(fā)明“結構性通脹”之說。

　　當然，惡性通脹到了頂點，情況或許不同。例如1921年1月一份德國報紙賣價0.3馬克，兩年后的賣價達到7000萬馬克！曼昆在他那本出色的宏觀經濟教科書里接著補了一句，“其他商品的上升幅度大致相同”。我們無從考察當年細節(jié)，不過那時候德國流通中的紙幣從1918年11月的292億馬克到1923年的49700兆億（497后面加18個零），也是逐年加速度翻上去的。票子開始發(fā)毛的時候，我相信各種物價的上漲也不會整齊劃一。曼昆說的“大致相同”，應該是結果——貨架上來什么搶光什么，均衡點就是什么商品服務都開出了天價，既然都是天價，誰比誰多幾個零也就沒甚意思了。所以曼昆說，“貨幣中性”從長期來看對得多一點，但也不完全對*。

　　既然天下沒有“非結構性通脹”這回事，為什么要說“結構性通脹”呢？聽起來好像通貨膨脹還有很多類別，而“結構性通脹”似乎只是其中一個不是那么嚴重的類別，似乎是比較可控的一個類別，甚至“結構性通脹”根本就算不得通脹。要說明一下，我不肯定這個提法的使用者真的有以上這個想法，但是從聽的角度來體會，“結構性通脹”在含含糊糊中就有了太多豐富的意味。

　　本來，“通貨膨脹指數(shù)”已經是處理了結構信息以后的一個總量指標�！�2007年10月消費者物價指數(shù)（CPI）為6.5%”的含義，就是所有被列入考核的商品服務的物價水平，比去年同期高出了6.5%。被列入考核的商品服務種類很多，所以在得出CPI的過程中，結構信息是先被統(tǒng)計部門處理過了的，比如肉價、菜價、米價、衣價、交通費用、房價（目前是房租）各自的變動，然后才是加權平均，得出一個反應物價總水平的指數(shù)來。很明顯，沒有哪個CPI是沒有結構的�？墒�，結構加權平均的結果可能是截然不同的，既可能是總體平均為零，可能為正，也可能為負�，F(xiàn)在國家統(tǒng)計局報告我國CPI為6.5%，就是報告經過結構性加權平均以后，消費者物價的總水平上漲了6.5%。

　　“結構性通脹”的提法，恰恰混淆了總量信息與結構信息。當下我國的通脹，當然是各種物價有升有降情況下的通脹，不過既然CPI數(shù)值超過了正的5％，就是清清楚楚披露了各種物價的變動正負相抵之后，物價總水平還是上漲了。本來明明白白的通脹，非要加一個“結構性”的定語，實際效果就含糊不清了。通脹有結構性，通縮也有結構性，不漲不縮還有結構性，究竟物價總水平是怎么樣的一個變動趨勢呢？

　　物價總水平這個總量指標有一個無可替代的功能，就是警示政府注意，一旦物價總水平出現(xiàn)上升勢頭，就一定要到“貨幣”里去尋找原因以及解決問題的辦法。這里，警示政府非常重要，因為自從金本位結束以來，只有政府控制著貨幣；
一旦貨幣供應量出現(xiàn)問題，個人、家庭、企業(yè)、地方對此都無能為力，所有“微觀行為者”都校正不了貨幣出錯，而且在物價總水平不對頭的約束下，無數(shù)人在預期混亂條件下行為的總結果，可能增加經濟的振蕩和混亂。

　　在知識上，經驗和理論比較高度一致的地方，就是把“通貨膨脹（物價總水平上升）”看作是一個貨幣現(xiàn)象。這里的因果關系很可靠：政府多發(fā)貨幣，一定引發(fā)物價總水平的上漲。經濟學從古典的修謨（David Hume）到一年前去世的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大家之間少有分歧的共識就是這一點。20世紀各國的經驗也充分證明，要把經濟搞上去不容易，因為要滿足很多條件；
但要把經濟搞下來，只要一條就足夠，那就是濫發(fā)貨幣、大搞通脹。產權經濟學對此的解釋很簡單，通脹在無形之中剝奪全體人民的財產，引起預期的普遍混亂，加劇交易費用。惡性通脹，萬事皆休，什么也不要談了。

　　如果說作為物價總水平的“通貨膨脹”指標，直指問題的根本（貨幣）是一個優(yōu)點，那么含糊的“結構性通貨膨脹”，卻很容易把決策者的注意力拉向“結構性解決方案”。什么是結構性對策？就是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從最終產品追到中間產品再追到資源產品，深入到所有漲價品的市場供求。結構性措施不是皆不可取，但是，要清楚再周全的結構性措施，也替代不了貨幣總量的控制。中國傳統(tǒng)智慧說“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貨幣就是物價總水平的釜底之薪，此薪不除，“結構性通脹”就轉來轉去，摁下葫蘆浮起瓢，永無寧日就是了。

　　這就是含含糊糊的提法要誤事的理由。牙痛就是牙痛，不要說什么結構性牙痛。就算滿口都是好牙，只有一粒出了問題——是結構性問題——也不要說。因為只要有一粒牙出了問題，其他所有好牙都不能正常發(fā)揮功能，甚至全身不得安生。說結構性牙痛不能減輕痛苦，卻可能動搖治療的決心和注意力集中的方向。把滿口好牙敲來敲去，就是怕那粒有問題的病牙，耽誤功夫還不去病根。

　　要看到，由于某些價格管制的存在，當前通脹的實際狀況并沒有在CPI里完全反映出來。舉一個例子，個把月前和幾位同學在校區(qū)餐廳吃飯，他們全部點了豬排。過去也一起吃飯，為什么沒有發(fā)現(xiàn)有此偏好呢？同學說，最近食堂里沒有豬肉供應。懂了，這是保障食堂飯菜價格不上漲的一個代價，豬肉漲得貴，干脆不供應豬肉，無價無市。還好，同學們說飯沒漲價，菜、雞、魚、蛋還有供應。但是，這里肯定有一點信息沒有進入CPI。舉一反三，排長龍加不到汽油，通宵排隊搖不到買房的號碼，肉包子的餡變小了之類，CPI里都沒有完全反映。房價目前沒有算入CPI，過去也沒有，但當物價總水平上漲的時候，房價漲得可比過去兇。這也是CPI沒有完全反映出來的信息，但是市場中人的通脹預期，可不是完全看官方CPI才形成的。

　　不少專家說，當前我國消費者物價指數(shù)里面就是食品價格漲得厲害，其他部分還不那么厲害，言下之意似乎就是不要緊。我不同意這個分析。食品價格上漲不是不要緊，而是很要緊。倒不是要在這里重彈“民以食為天”的老調，而是食品價格上漲已經、并將繼續(xù)嚴重惡化收入分配。先不看復雜的統(tǒng)計，隨便在身邊找兩戶人家，一家2003年買了房的，對照另一家一直買不起房的，看這兩家的收入差距，這兩年怎么樣了？從統(tǒng)計上看，問題更大：恩格爾系數(shù)超過40％的，在全部城鎮(zhèn)居民家庭中占40％，在農村居民家庭中占80％以上（2005年）。食品價格漲了17％，直接影響全國62％家庭高達40％的消費開支，這還是小事情？恩格爾系數(shù)40％的家庭，近年當然也有買房的，但肯定比恩格爾系數(shù)在20％以內的家庭，少買很多。里外里，收入差距要增加幾何！

　　我一直不贊成拿收入差距（吉尼系數(shù)）來說事，也從不籠統(tǒng)地反對收入差距擴大。因為收入差距既可能由分配不公引起，也可能由才能、勤奮、機緣造成。不作區(qū)分地亂反一氣，可能傷及生產力。這個立場從來不變。問題是，通脹帶來的收入差距擴大，恰恰是分配不公帶來的收入分配惡化。試想這幾年房價漲得遠比食品快，對于買得起房的家庭，至少還可以“享受”帳面家庭財產迅速增加的好處；
買不起房子的呢？總還要吃飯吧，可食品價格上漲怎么也帶不來帳面財產的增加。買不起房子的，這幾年工資收入固然都增加了，不過要是以“食品本位”考核之，也沒有漲那么多。

　　相關聯(lián)的還有一種分析也錯，就是說食品價格上漲對農民有利，比如豬肉價格上楊，養(yǎng)豬的農民就多得錢了。此說錯在似是而非。因為物價上漲對所有的賣家都有好處，豈止養(yǎng)豬的農民而已哉？但是，當物價上漲不是個別相對價格的調整，而是整體物價總水平的提升即通脹發(fā)生時，上述“好處”就要大打折扣了，因為所有賣給農民的商品和服務，價格也上漲了。農民賣豬的收入是增加了，但養(yǎng)豬的成本也增加——舉凡場地、飼料、人工、運費等等，全部要加價。更重要的是，今天養(yǎng)豬的農民也買肉吃，種糧的農民也買米吃——沒有看到報道嗎，重慶家樂福不幸事件踩踏致死的3人之中，兩個是農村居民！更一般地講，天下哪一個賣家不同時又是買家呢？當物價指數(shù)環(huán)比上漲（一月高過一月）時，賣時貴，買時更貴，再賣非再貴不可——輪番漲價就是這樣練成的。

　　所以，通貨膨脹開始很像一味甜絲絲的毒藥。因為物價總水平的提升，開始總是“結構性的”，總有一些賣家先得到甜頭。政府最不容易對通脹敏感，因為通脹是一道隱形的稅收，可以給庫房帶來大把白花花的銀子。市場中人包括商人和企業(yè)家，思維定式是把多賺到的看作自己的“本事”。以我自己為例，教一些商學院課程，這兩年商學院的學費升得驚人，莫非是我教書的本事進步那么多嗎？自己當然心知肚明，就是不會告訴你（一笑）。股市的贏家們就更不得了了，你說那是水分？他數(shù)錢給你看時那可是真的�！芭_風大的時候，牛都飛到天上去了”，這句話不是拿來說笑的。

　　但是，只要貨幣量過多，在市場相對價格調整的表象背后，或早或遲總會露出物價總水平上漲的猙獰面目。其間，偶發(fā)事件扮演著異乎尋常的重要角色，一些看似無關的消息、故事、傳聞和突發(fā)事件，無端端影響到人群的心理，然后就轉化為行動。這就是為什么對通脹指數(shù)過了5％不能掉以輕心，對食品價格急升不能馬虎大意，因為涉及的人口面太廣，通脹的心理預期比較容易傳染和蔓延。

　　毫不含糊地反對通貨膨脹，在思維上就要到貨幣里去尋找物價總水平上漲的根源。這里的關鍵詞是“貨幣”，不是“物價”。計劃經濟時代的思維，總是用“物價管理”來對付通脹�！拔飪r管理”就是上文說到的結構性對策，無非分兵把口，見肉價漲抓肉，見房價漲抓房。麻煩的是，“抓”得不好，效果適得其反，比如抑制供給的價格管制，抓來抓去是火上澆油。打通供給障礙的“抓”法（如發(fā)改委最近處理成品油的供給），大為可取，但是若不管理需求，短期供給總有極限。需求管理要從總量下手，分兵把口，每一個行當?shù)男枨蠖际瞧渌�行當�(shù)墓┙o，管了等于還是抑供給。貨幣總量控制不到位，下死命令“抓”，漲價壓力會轉移的。這幾年我認為看得清楚，鋼鐵、水泥、電解鋁、土地、汽車、房地產一路抓過來，政府很辛苦，但CPI還是上來了。樊綱說得對，要是不抓，問題可能更嚴重。不過也讓我補一句，這不代表宏觀調控已經到位，再沒有改善的余地。

　　關鍵還是貨幣。1990年到芝加哥大學經濟系訪問，知道那里的學科設置與眾不同：沒有宏觀經濟學，但有money即貨幣；
也沒有微觀經濟學，有price 即價格。這是貨幣主義大本營的風范，(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不知道現(xiàn)在是不是還守得住。宏觀經濟學問很多，但最重要是貨幣，也只是貨幣。宏觀調控的事務多得不得了，唯有貨幣才是牛鼻子。一次大戰(zhàn)后的法國總理講過一句話，“戰(zhàn)爭是不能拿來開玩笑的，所以要委托給軍隊”。弗里德曼拿過來改了兩個詞，化出一個貨幣主義的警句——“貨幣是不能拿來開玩笑的，所以要交給中央銀行”。毫不含糊地反通脹，就是要全力支持央行乾綱獨斷，履行貨幣管理職責。

　　最近一次見到吳敬璉教授的時候，得到他簽字贈送的新書《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三聯(lián)書店2007年版）。吳老師在書中提到一件往事，當初設計論證宏觀調控部門的時候，幾位中外專家對設置四個宏調部門（央行、財政部、計委、經委）提出過異議，認為宏觀調控既然是間接調控、總量調控，就應該只設央行和財政部，不能有其他。不過這個意見沒有被采納（第111頁）。這幾年的實際情況是宏調部門越來越多，多部委聯(lián)署的金牌一道接一道。2004年第一次看到國土部長講國土部門也要參加宏觀調控，我實在百思不得其解：一幅土地從批出到建成總要二、三年時間，這么一個“慢變量”，怎么可以拿來當宏觀調控的工具？當時和北大幾位同事受委托到幾個地方調研，報告里特地寫到，“銀根”、“土根”并舉不是好辦法，因為“土根”實在太笨拙。更嚴重的問題，是多龍治水，十八般兵器一起上，到底是哪樣政策工具發(fā)生了哪樣效果，誰也搞不清楚。分工不明確，職責就不清楚，譬如當下CPI高了，人們總不好問責國土部吧？

　　我以為這不是小事情。用行政手段調控經濟，講到底就是通過增加制度運行的摩擦力來使經濟減速。這套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對法治、政商關系、反腐倡廉，都有百弊而無一利。近期代價也不小，因為一旦經濟“失速”，那些摩擦力很大的制度性剎車裝置，揮之不去。1997年中國經濟突然轉向通縮，“保八”任務之艱難，歷歷在目。我們當然相信中國經濟還有很長時期的高速增長機會，但是上帝也不敢打包票，說從此經濟就有起無落，只熱不冷。比較起來，利率、匯率等經濟手段，摩擦力就很低，差不多可以收放自如。調控經濟，用交易費用低的辦法是上選。否則景氣一旦有變，“反應滯后癥”就難免——對付“過熱”時捆到經濟身上的繩索，到底有多少、在哪里，一時搞不清楚。

　　不要誤解，以為明明白白說通脹，就是給中國經濟抹黑。講過了，物價總水平上漲是一個貨幣現(xiàn)象，但是貨幣過多的具體成因卻各個不同。中國過去發(fā)生過的嚴重通脹，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末是老蔣為打內戰(zhàn)濫印鈔票；
八十年代是原先貨幣超經濟發(fā)行的慣性還在，又被用來作為價格開放的利益補償辦法；
九十年代早期高達27％的通脹，主要是權力貸款，幾乎等于每一間商業(yè)銀行都敞著口子發(fā)鈔票。成因不同，只有結果同：只要貨幣量過多，一定有通脹的后果。

　　這一波中國的通脹，直接原因當然還是貨幣。但是此次貨幣過多的原因，又和以往不同。最大的變化，是中國經濟大規(guī)模融入全球市場。3萬億美元GDP的經濟，進出口占了60％以上，這樣的事情經濟史上少見。當然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具體講就是要素成本低廉、制度成本急速下降，中國人的學習曲線上升，“三合一”成就了中國經濟的崛起。不過，也正是這個偉大的成就，使“人民幣盯住美元”這件原來穿著很舒服的衣裳，再也穿不進去了。

　　2003年9月宋國青教授在北大提出討論的匯率研究報告，系統(tǒng)分析了人民幣匯率為什么意味日益嚴重的風險和社會福利損失，以及主動升值的選擇和機會**。我在實體經濟里東看西看比較多一點，覺得國青的邏輯沒有絲毫難懂的地方。講到底，是中國人生產率的提升惹來的“禍”。這當然不是說中國工人生產率的絕對水平已經超過了美國工人，但是比生產率的進步速度，1990年代后的中國人明顯占了上風。如果匯率真的由市場決定，早就反映相對生產率的變動了。這就是說人民幣升值有實體經濟的基礎。不是誰喜歡不喜歡的事情。非不喜歡，那就要有兩個本事：要么讓美國人生產率的進步速度提上來，要么讓中國人的進步速度降下去。實際上，誰也沒有這兩個本事，人民幣盯住美元的體制怎么守得住？非死守，國內通脹壓力就無可避免。

　　很奇怪，這樣邏輯井然的分析，聽得進去的人不多。主流的聲音是當時的人民幣不能升值。后來又說可以緩緩地、漸進地升——難道不知道，人民幣緩升的宣示等于是“快快向中國搬錢”的邀請函和動員令？果不其然，貿易順差、外資直投、以及應邀來華分享人民幣漸進增值好處的熱錢，三股潮流合并，使中國的貨幣流動性有如“黃河之水天上來”。

　　這里要插一句，匯率的影響是全面的。別的不提，近年那么多農民轉向城市，可是今年中國的谷物居然還是凈出口。細節(jié)問題很多，但匯率影響是根本的：因為所有出口看起來很合算，進口卻很不合算，那還不是谷物凈出口？幾億農民進了城，谷物還搞凈出口，同時無數(shù)專家天天擔心“糧食安全”，這個日子還怎么過？反正從短期看，今年我國谷物的凈出口，對豬肉和食品價格的急升，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今年2月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每季一次的“中國經濟觀察”，請易綱作宏觀經濟報告。我仔細聽完講解，才明白近幾年央行哪里是在“發(fā)”貨幣，根本就是“收流動性”都收不贏！當然人民幣還是中國人發(fā)的，可是發(fā)多少并不完全由中國人決定。因為每一塊進入中國結匯的美元，都換出一定數(shù)量的人民幣去。究竟可換多少，那是由“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jié)、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決定的。這個票子非發(fā)不可，天天發(fā)、月月發(fā)、年年發(fā)。央行當然不能容許這筆驚人龐大的高能貨幣全部留在市場上，于是不斷發(fā)央票“對沖”，也就是“回收流動性”。收不干凈的呢？就是“結構性通貨膨脹”的貨幣基礎。

　　結論是，當下中國的通脹不是政府濫發(fā)鈔票的結果，而是現(xiàn)有匯率形成機制容納不下中國國際競爭力的表現(xiàn)。這說明，上好的經濟形勢也會帶來嚴重的挑戰(zhàn)。因為，即便是“好”帶來的貨幣總量偏多，也一樣引發(fā)物價總水平上漲的壓力。在開放條件下，經濟圖像更為復雜，但物價總水平上漲依然還是一個貨幣現(xiàn)象。這條鐵律不變，分析家和決策者就還是不能含糊，物價問題一定要到貨幣里才能找到答案。（作者系北京大學和長江商學院教授）

　　注釋：

　　* 曼昆，《經濟學原理，宏觀經濟學分冊》，梁小民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30章。

　　** 宋國青，“走出通貨緊縮與人民幣匯率，總論”，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討論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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