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千九百五十八年，一場狂熱病肆虐神州大地�！敖輬蟆鳖l傳，“奇跡”不斷，原本自稱“一窮二白”的中國，仿佛一夜之間就要進入共產主義。一座新的學校——寧夏師范學院（后改稱寧夏大學）也應運而生。它地處祖國大西北的銀川市。這里屬高寒地帶，自然條件惡劣，冬天滴水成冰，最低氣溫達零下二十幾度。后遷至城西賀蘭山下的新校址。除了孤零零幾座沒有上下水的簡易樓和土坯房而外，周圍是漫無邊際的沙荒地，闃無人跡，一片凄涼，風沙襲來，遮天蔽日。大饑荒期間，糧食奇缺，人人食不果腹，面黃肌瘦，連樹葉、稻草也成了加工食品的原料。

　　學校初創(chuàng)，篳路藍縷。一批來自全國各地的年輕人，不計個人得失，滿腔熱情地在這里教書育人，奉獻青春。按理對這些送上門來的“寶貝”當倍加珍惜，百般愛護。無奈極左路線橫行，當權者反其道而行之，極盡殘酷斗爭、無情打擊之能事，釀成了一起又一起人間悲劇。這里僅舉一例。

　　 1963年4月，黨中央決定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同時，城市也開展“五反運動”。具體內容為：反貪污盜竊、違法亂紀、鋪張浪費、投機倒把、官僚主義。這五項內容本與教師風馬牛不相及，寧夏大學黨委卻偷梁換柱，調轉槍口，將平時看不順眼的年輕教師作為運動對象，既可保自己，又可泄私憤，一箭雙雕，何樂而不為？！其下屬的政史系黨支部在兩員大將的領導下，更是變本加厲。他們精心策劃，通過兩個月的批判斗爭，在系里劃定八名“反動教師”，占全系教師總數(shù)的三分之一和全校“反動教師”總數(shù)的十分之八，可謂戰(zhàn)果輝煌！至于八名“反動教師”的罪名，卻是通過斷章取義、無限上綱、精心羅織、憑空捏造拼湊出來的。事后，據(jù)一位曾參與其事者揭發(fā)，他們是事先圈定八名“對象”，然后再尋找證據(jù)。

　　這八名教師分別是：北京某大學調來的一名講師，1959年由北京某大學留蘇預備班調來的一名教師，1959年北京某大學畢業(yè)分配來的兩名研究生，1958年天津某大學畢業(yè)分配來的一名研究生，1960年北京某大學畢業(yè)分配來的一名本科生，1960年西安某大學畢業(yè)分配來的一名本科生，1960年上海某大學畢業(yè)分配來的一名本科生。筆者將所熟悉的三名“反動教師”的情況略述于下，可窺斑見豹。

　　某女老師，系北京某大學畢業(yè)分配來的本科生，出身城市貧民，幼時撿過煤渣，逃過荒，解放后始得翻身、上學。對黨有深厚的感情，課講得好，文學素養(yǎng)也好。數(shù)十年來，以其良好的學識、頑強的精神堅持寫作，已有多部長篇小說和中篇小說問世，成為我國德藝雙馨的二級作家。寧夏電視臺和北京電視臺均曾為她錄制過介紹其品德與業(yè)績的個人專題片。

　　話說1963年以前，政史系支部書記曾與她同時講課。此人因身兼中文、政治、歷史三個系的黨支部書記，備課不充分，學生意見大。女教師得知后，曾在一次會議上建議減少書記的行政工作，讓另外兩個支委多分擔一些，這樣書記可有充沛的精力備課。書記認為這就是暗示他教學水平不高，遂惱羞成怒，懷恨在心。另一位教師（由北京某大學留蘇預備班調來的那位）此前已在另一個場合提過類似意見。女教師提出這個建議，無異于火上澆油。書記火冒三丈，卻又無計可施。

　　1963年五反運動一來，書記終于有了報復的機會。在其精心安排下，女老師受到嚴厲批判，被加上“反黨走卒”、“向黨進攻”、“企圖奪取黨的領導權”等罪名，并勒令寫出交代材料。認為她對自己罪行認識不足，某黨支委和某黨委秘書又找她談話，說她“交代不徹底”，沒有爭取到“立功贖罪”的機會。又多次開會批判，得出的結論是：“堅持反動立場，攻擊黨的領導”。將其定為“反動教師”，并將另一些歪曲捏造的黑材料同時裝入本人的人事檔案。

　　自此女教師度日如年，所患的腎炎病情加重，曾一度想跳樓自殺。1963年10月，學校又派她參加農村社教。后因染上面部丹毒，住進中寧縣醫(yī)院。1964年元旦前，社教團讓她回寧大治療。當時她雙腿浮腫，上樓困難，但回校后連住處都沒有。只好暫借人家的一間平房棲身，寒冬臘月沒有取暖的火爐，喝不上一口熱水，黨支部卻無一人前去看望。同事們只敢夜里偷偷去瞧瞧，都是匆匆而來，匆匆而去。她在校內已無法生活下去，1月6日又返回中寧縣社教隊，因病多次暈倒，社教團再次將其送回寧大。直到這時，校方才準許她回西安老家治療。

　　病情稍有好轉，寧大人事處即催她返校。返校后依然無人過問，她兩三個月時間就曾兩次住院。因身心交瘁，患上癔病。1965年，又確診為亞急性系統(tǒng)性紅斑狼瘡（血癌）。寧大人事處長卻通知她說，已將她調到寧夏山區(qū)的固原縣工作。她苦苦哀求調到氣候條件稍好一點的地方，人事處長卻惡狠狠地說：“有病，固原縣醫(yī)院就是治病的嘛！治不好，死了，也是自然規(guī)律，人總是要死的�！彼�到了固原縣招待所，尚未分配，即一病不起，只好被退回寧大。此后，她輾轉北京、上海、西安等地多處醫(yī)院治療，1966年曾兩次病危，至今仍在輪椅上生活。上世紀80年代初，她提前退休，現(xiàn)定居蘇州。

　　某男老師，乃1960年上海某大學畢業(yè)分配來寧任教的共青團員。政治上要求上進，工作上勤勤懇懇，很有才學。英文、古文俱佳，詩詞、書法、繪畫、篆刻、胡琴無所不能，有江南才子之稱。1961年曾去四川某大學深造，經(jīng)名師指點，更加長進。1963年，以優(yōu)異成績考取中國科學院歷史所某專家的研究生（全國只招一名）。改革開放后，曾擔任故鄉(xiāng)分管文教工作的副縣長，至今已撰寫和主編了大量著作。

　　當年，他對寧夏大學民主空氣淡薄、等級觀念森嚴等歪風邪氣很看不慣，不滿某不學無術、卻又盛氣凌人的黨員教師，因此便招來大禍。先是批評他“不靠攏組織”、對黨“缺乏感情”，把他看成“異端分子”、“對黨有二心”的人物。但他平日少言寡語，無甚把柄可抓。有的黨員說他是“潛伏著反動思想，尚未暴露而已”。

　　1963年“五反”開始，政史系黨支部便密謀要將他的問題“勾出來”。于是委派心腹以極陰險而又偽善的面孔出現(xiàn)，哄騙他說：“你將要去北京學習，趁運動期間好好清理思想，輕裝前進…… 這是大好時機，你應當爭取組織上的幫助。同志們都很關心你，組織上是信任、培養(yǎng)、器重你的�！蹦贻p、單純、書生氣十足的他，當然想不到這是陰謀詭計，反而深信不疑，感激莫名，恨不得將肺腑之言和盤托出。

　　同年8月，運動轉入人人過關階段，他又本著對黨絕對忠誠的態(tài)度，以自覺革命的精神，在會上作了兩次交心發(fā)言。檢查和批評了他自己在處理紅專關系上的一些錯誤思想，以及暫時困難時期曾產生的一些糊涂認識。從此他便落入圈套，闖下大禍，繼之而來的是意想不到的一系列嚴重后果。

　　交心后，系黨組織表面上對他說：“你的問題是思想認識問題，主動交心檢查，態(tài)度是好的，不要背包袱�！北车乩飬s對他的交心材料斷章取義，再加以無限上綱、捕風捉影、歪曲捏造，整理成單行材料，塞進個人檔案。并一再寫進各種秘密的匯報材料，當作典型例子上報校黨委、政治部、組織部、宣傳部直至區(qū)黨委，撈取政治資本。下面僅舉數(shù)例，從中不難看出這些“罪狀”是如何炮制出來的。

　　1963年8月7日，他在交心會上反省自己，說比較偏重業(yè)務，輕視政治，特別不喜歡向組織匯報思想或反映問題，怕別人說自己拍馬屁。黑材料上竟歪曲上綱為“他公開說：‘我對無產階級政治是輕視的、冷淡的、遠離的、害怕的、討厭的�！�”

　　1963年8月14日，他在會上交心時說：1961年冬天到成都某大學進修，轉關系，領票證，辦手續(xù)，忙了一圈。當時感想很多，一方面覺得不自由，限制太多，管得太死；
但又覺得只有這樣才能保障社會的大自由，對個人也是一種保護，只有英明而強有力的政府才能做到這一點。似乎有利有弊，權衡輕重，還是利多弊少。這一番話又被歪曲上綱為“攻擊社會主義制度”。

　　1963年8月7日，他在會上交心說：“理想與現(xiàn)實是對立的統(tǒng)一，理想不是現(xiàn)實，現(xiàn)實不是理想，理想根據(jù)于現(xiàn)實而又永遠超越現(xiàn)實。共產主義對今天說是理想，但到共產主義建成又會產生更高理想�！苯�(jīng)過斷章取義，又成一條罪狀，黑材料上說他認為“共產主義也不是理想社會”。

　　諸如此類，不勝枚舉。黨支部與校黨委據(jù)此炮制出黑材料，不僅將他定為“反動教師”，剝奪了他的研究生入學資格，而且此后每有政治運動即挨整，越整越兇狠，越整越離奇。1964年12月，黨支部將其列為治安工作對象。1965年3月，把他調至寧大附中當職員（沒有資格上課），兩個月后，碰上面上社教又挨整。還是因為黑材料，1966年6月文化革命剛剛開始，附中黨支部即將其定為“牛鬼蛇神”。他慘遭迫害，受盡苦難。打入勞改隊，送進集中營，剝奪一切政治權利和人身自由，掛大木牌，剃陰陽頭，每天在拳打腳踢、皮鞭棍棒下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長達四五個月，被折磨得死去活來，不啻白色恐怖，人間地獄！后來因紅衛(wèi)兵忙于“大串連”，校內無人管理，方重見天日。

　　上世紀70年代初，他由寧大附中調回江南老家。有人說，如果當年他順利前往科學院歷史所作研究生，有名師指導，憑借他的天資與勤奮，定可成為我國的著名學者。著實可惜！

　　某女老師，乃1959年北京某大學研究生畢業(yè)后分配至寧夏大學工作的共青團員。雖出身書香門第、官宦人家，但解放前即閱讀進步書籍。1949年初北平解放，她看到新舊社會的對比，革命熱情更加高漲，正讀中學的她很快加入共青團，后來還當上班級團支部書記。此外，她還受到二三十年代即加入共產黨的大姐夫、大姐的影響，熱愛共產黨、新社會和黨的領袖，積極熱情地學習和工作�？姑涝�朝期間，她因社會工作突出，被評為北京市中學生中的模范團干部，曾受到當時的團中央書記馮文彬的接見，給北京市學生干部作過報告，登過報，上過廣播電臺。革命熱情持久不衰，1959年研究生畢業(yè)分配時，在志愿書上填寫的分配志愿為“祖國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先后兩次被評為寧夏回族自治區(qū)三八紅旗手，又被評為寧夏回族自治區(qū)社會科學先進工作者。在寧夏大學女教師中，她第一個晉升為正教授，第一個取得碩士生導師資格。

　　然而女教師當初到寧夏大學工作，卻慘遭迫害。1960年開始的全國“暫時困難”時期，寧大師生度日艱難。由于糧食定量低，每人每月20斤糧票，食不果腹，吃過樹葉、野菜和稻草。在物資極端困難的情況下，自治區(qū)仍設法在1960年中秋節(jié)給寧大師生每人供應半斤月餅，以補無米之炊。但不知何故，學生并未領到月餅，許多學生質問校方。當時的黨員副校長在全校師生員工大會上對此未作任何解釋，卻講道：“半斤月餅就那么重要？吃了還得拉出來嘛！”與會的女教師聽了覺得不妥，順口對旁邊一位教師說：“怎么能這樣講話？水平低�！辈涣媳蝗藚R報上去，副校長非常氣憤。這下她可是摸了老虎屁股，捅了馬蜂窩，動了太歲頭上的土。即將大禍臨頭。

　　不久，這位女教師即“下放勞動”一年。在校辦農場養(yǎng)豬，掏糞，種地。當時知識分子下放勞動本無可非議，但作為報復懲罰的手段，就另當別論了。值此大饑荒時期，校方號召師生減輕腦力勞動，與此同時卻加強了女教師的體力勞動，無疑是對其身心的摧殘。果然，從事重體力勞動之后，她那因饑餓本已浮腫的雙腿病情加重，腎臟也受到損傷，此后一直多年醫(yī)治，仍未除根兒。

　　1961年，女教師回系里任教。看不慣同教研組那個不學無術而又飛揚跋扈的黨員教師。此人不認真?zhèn)湔n，經(jīng)常在課堂上念錯別字。有一次在黑板上畫中國地圖，竟將長江畫在上面，黃河畫在其下。女老師發(fā)現(xiàn)后給他指出，他便惱羞成怒，懷恨在心。另外他還亂花錢，亂借錢，不斷申請困難補助。除每月花光自己的全部月薪外，還經(jīng)常找有歷史問題的老師借錢，人家迫于政治壓力，不敢向他索要。他經(jīng)常申請困難補助，群眾意見很大。女教師正好當時兼任系里福利委員，分管困難補助。那位黨員教師欲壑難填，便反誣女教師不把困難補助發(fā)給出身好的人（他自恃是城市貧民出身）乃“立場問題”、“階級感情問題”，其實系里的困難補助大多給了他。當時此人系教研組里惟一的黨員，經(jīng)常在下面搞小動作，使女教師的日子更不好過。

　　時隔不久，系里開工作總結會，支部書記總結完本學期工作，讓大家提意見。女教師在全面肯定系里工作的同時，提出一條意見：黨支部應加強對個別黨員的教育。支部書記立即反駁說：“你應該多看別人的優(yōu)點，向人學習，不要只看別人的缺點�！迸�教師接著說：“由群眾角度講，可以這樣要求自己，但從支部工作來看，就不好這樣考慮�！边@時，她所暗指的那位黨員教師早已怒不可遏，大聲吼道：“我走那么多省市，就沒見過一個小小的團員敢跟黨支部書記頂嘴！(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支部書記也很生氣，他說：“像你這樣的人，就是不好領導！”

　　此后，那些人便用放大鏡、顯微鏡，吹毛求疵地尋找這位女老師的“罪行”。利用掐頭去尾、添枝加葉、無限上綱和歪曲捏造等手段，炮制積累了一些材料，終于在1963年”五反運動”中將女老師定為“反動教師”。

　　運動中批判她的幾個主要問題，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例如，在某些黨員自認為是黨的化身的情況下，僅僅憑著上述的總結會和“月餅事件”等等，便將她定為“反黨分子”。

　　又如，有一次代理支書在教育她時曾說：“黨團員對上級必須無條件信任、服從。”女教師不以為然：“黨團員也可以有自己的看法，比如毛主席在革命初期也有過自己的不同看法。”對方立即反駁：“毛主席當時是在陳獨秀領導下有自己的看法，你現(xiàn)在是在毛主席領導下有自己的看法，這不是把毛主席與陳獨秀作了對比嗎？！”而黑材料上卻成了“她說毛主席和陳獨秀一樣，也犯過路線錯誤�！边@是多么明顯的歪曲陷害啊！

　　再如，1961年一次團支部會上討論對彭德懷問題的認識時，她說：“現(xiàn)在看來，矛盾與斗爭不僅基層有，中央也有�！钡�1963年“五反”時，便說她“把共產黨由基層到中央全否定了。”

　　女老師曾經(jīng)聽過某位有歷史問題的老師上的日語課，這也成了罪名。還說受到那位老師的賞識，依據(jù)就是她日語考了99分。當時幾十位年輕教師都去聽了日語課，為什么單單女教師去聽課就成了罪過呢？即便罪名成立，那么罪魁禍首應該是安排此人授課的校方。當時就是這樣地是非顛倒，嫁禍于人。

　　更可笑的是，連她響應號召、為河北災民多捐些衣物也被扣上“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帽子。當然，考慮到她的黑材料是由那位不學無術而又對他懷恨在心的黨員教師整理的，也就不足為奇了。

　　對這些莫須有的“罪名”，她當即在會上一一進行了反駁，卻因“態(tài)度不好”，遭到更加嚴厲的批判。不久，即以這些本人一再否認、始終未經(jīng)核實的黑材料為藍本，整理成單行材料，塞進女教師個人的人事檔案。她拒絕簽字，并書寫了一份“說明”，要求附在黑材料后面，卻遭到拒絕。此外，他們還將這些黑材料放入系、校、自治區(qū)黨委及有關部門的文書檔案中備案。

　　從此，她被剝奪了教書的權利，而在寧大干些雜務，如燒鍋爐、搞綠化等體力勞動。

　　1965年3月，她被調到附中任教，雖然有了前車之鑒，她處處謹小慎微，不敢有半點閃失，但文革開始后，由于寧大校黨委、政治課黨支部和個別黨員的再次“關懷”，她幾乎被打成“牛鬼蛇神”（被排為三類的邊緣人物，牛鬼蛇神為四類）。大字報圍攻，剝奪政治權利，限制人身自由，抄家燒書，大會批斗，戴高帽，“坐飛機”，拳打腳踢。甚至剛生下三個多月的嬰兒高燒四十度，也不準去醫(yī)院診治，差點喪命。而她本人產后不足百日即被強迫從事重體力勞動，留下腰肌勞損的后遺癥，雖常年醫(yī)治，仍遺患至今，肉體與心靈均受到無法彌補的損傷。

　　女教師原本受過較多我國傳統(tǒng)文化熏陶，曾經(jīng)崇拜那些有骨氣的志士仁人，努力遵循諸如“士可殺不可辱”，“不飲盜泉之水、不吃嗟來之食”、“不為五斗米折腰”等信念。而今卻受盡凌辱，任人踐踏，斯文掃地，無可奈何！她曾多次想到自殺，但幾個月的嬰兒怎么辦？當時丈夫不在身邊，做母親的情感與責任，成為她當年忍辱負重、繼續(xù)活下去的惟一精神支柱。

　　1967年底，趁附中紅衛(wèi)兵外出串連、無人管理之機，經(jīng)寧大革委會允許，又回到寧大（人事檔案始終在寧大）。

　　改革開放后，她的命運也有了轉機，重新登上大學講壇。但已蹉跎歲月近二十年矣！為了彌補失去的年華，她加倍工作，恪盡教師職守，在教學、科研方面均做出顯著成績。付出勞動，得到首肯，她也就聊以自慰了。寧大黨委曾派兩人多次動員她寫入黨申請書，均被她婉言謝絕。因她認為自己條件不夠，不能濫竽充數(shù)，不能給共產黨臉上抹黑。

　　1963年，寧大政史系定為“反動教師”者，除上述三人外，另外五人的遭遇也苦不堪言，不再贅述。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有的已調往內地，有的仍留在寧大。改革開放后，其中有二人擔任大學校長，二人為上海和蘇州的大學教授，一人為湖北某刊物主編。

　　這八名教師，原本都是全國重點大學畢業(yè)的高材生，均有求實態(tài)度、敬業(yè)精神和扎實的業(yè)務基礎。當年響應祖國號召，抱著滿腔熱情建設邊疆，詎料慘遭迫害，不禁令人扼腕長嘆！

　　筆者在撰寫此文過程中，常常悲憤交加，不能自已。但筆者認為，更重要的是做深層次的思考�！巴�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惟望究其根源，防微杜漸，澤被民眾，功德無量。

　　來源：天益首發(fā)，轉載請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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