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歲末，中國文藝理論學會的第八屆年會在上海華東師大召開，我到會上去看望幾個來參加會議的南大同學。因為同學沒有說清楚他們所在的會場的地點，我錯走到了另一個分會場。正當我準備離開的時候，卻與剛主持完一節(jié)會議從會場出來休息的《文學評論》的王保生老師不期而遇。

　　兩年前，王老師曾參加過我們這一屆南大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專業(yè)同學的博士論文答辯，所以我們相互認識。而且，說起來，王老師還是我的學長，不過，他早在上個世紀60年代初就從南大中文系畢業(yè)，之后便一直在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工作，所以，準確地講，他應(yīng)該是我的老師輩的學長。因為正好是會議間隙，很多人都從會場出來放松，窄窄的走廊里一下充滿了喧聲，我們便走到走廊盡頭靠窗的位置，在上海冬日的午后難得的陽光下，手里端著一次性茶杯聊了起來。王老師一開口就問我什么時候從美國回來的，這讓我很驚訝，因為之前我并未告知王老師我這一年在加州大學做訪問學者的事，可能是看到我多少有些迷惑的神情，王老師便主動對我說，是許志英老師告訴他的，而且，許老師還告訴他，他要我為他的即將出版的一本隨筆集寫個序。

　　我這才明白過來。許志英老師60年從復(fù)旦大學中文系畢業(yè)后，即分配到文學所，和王保生老師曾經(jīng)是同事，也是相交數(shù)十年的老友，這些情況想必是許老師告訴他的。我忙向王老師解釋了一下個中緣由，因為為許老師的隨筆集做序，對我來說實在是一件力所不能的事。為此，6月份我還在美國的時候曾特地給許老師打過電話，希望許老師能夠選擇更合適的人來寫這個序。當時許老師正在蘇州參加博士論文答辯，聽到我推辭的話，許老師以他一貫的斬釘截鐵的風格說，就是你寫了，然后就掛斷了電話。許老師一直是我多年來所敬畏的一位老師，他既然不肯收回成命，我也只好勉力而為了。

　　這倒不是客氣。因為這些年來，隨著年齡增長，我越來越覺得，一代人想要理解另一代人有多么困難，又是多么的難得和不易。特別是許老師他們這一代人，即出生于20世紀30年代中后期，50年代到60年代初受大學教育的這一代知識分子，因為生活背景的不同，和所受教育的差異，感覺上是和我們離得很“遠”的一代知識分子。他們大多在解放前受過傳統(tǒng)的舊式教育，又在解放后接受了新式的社會主義的大學教育，于文革前就參加了工作，這使他們既不像上一代知識分子一樣，所受的教育比較“純”，理解起來好像容易一點，也不像他們之后的一代知識分子，因為文革的影響，不僅未能受到完整的大學教育，有些甚至連完整的中等教育都沒受過，但因生活的時代和我們的關(guān)聯(lián)性較強，接觸也比較多，所以能夠覺察到他們這一代人的特點。而且，許老師這個集子里的文章，并不是近年來流行的以兜售一點膚淺的文史知識來換取廉價的名利的所謂的學者隨筆，基本上每篇都是以懷舊憶往為主題的散文，所涉及的人物和事件也主要是以同代人及其所經(jīng)歷的生活為主。作為六十年代中后期出生，八十年代受大學教育的我，與許老師相隔雖說只有一代人，但想要真正理解許老師他們這一代知識分子，顯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不由得想起91年我在南大讀碩士的時候，也是這樣有著明亮的陽光的冬日，在南大北園中文系六樓朝南的一間小屋子里，許老師給我們現(xiàn)當代文學專業(yè)的同學講現(xiàn)代文學思潮的情景。那時的碩士研究生一屆甚至比現(xiàn)在一個導(dǎo)師帶的博士生還少，就那么三四個人，房間里也沒有空調(diào)，所以即使有陽光照進來，也還是凍得人縮手縮腳，但身材不高且身體也算不上強壯的許老師卻始終挺直腰身，一邊掀著自己寫在稿紙上的講義，一邊抽著煙用低沉的聲音不緊不慢地給我們講“五四”。和給我們上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料學的性格隨和的鄒恬老師不同，許老師是典型的一言堂，似乎根本不屑于當時時髦的什么啟發(fā)式教學，他從不向?qū)W生發(fā)問，也從不和學生討論，而且，由于他講課時從不看我們?nèi)魏我粋�人，有時甚至讓人覺得，他其實并不是在給我們講課，而是在自言自語。除中間休息一次外，三節(jié)課的時間里，那間小屋子里只有許老師單調(diào)的講課聲和他翻動講稿時稿紙所發(fā)出的那種細微的響動，再加上他又不茍言笑，從不和我們閑聊，以至于我們上他的課時都有些噤若寒蟬，所以對他的課也特別認真，不敢馬虎。我在碩士時發(fā)表的第一篇學術(shù)論文就是在許老師的要求下去看良友出版的新文學大系的結(jié)果，而同樣，我對胡適的了解也是來自于許老師的講解，因為怕許老師突然哪天像別的老師一樣讓我們發(fā)言，我還硬著頭皮把系資料室里的一套臺灣遠流出版社出版的繁體豎排的胡適作品集看了一遍。

　　正因為對胡適產(chǎn)生了興趣，這年冬天學期結(jié)束時，我還趁回河南老家過春節(jié)的機會，特地繞路去開封拜訪了沈衛(wèi)威兄。他是胡適研究的專家，那時剛從南大中文系博士畢業(yè)，分配在河南大學任教。當我們在冬夜的月光下踏著咔嚓作響的積雪在河南大學的校園里散步的時候，他也向我提到了許老師對學生要求的嚴格。所以，當我談起身為系主任的許老師在和我們這屆研究生第一次見面時就要我們“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的時候，他也會心的笑了起來。其實，對我們這些碩士來說，當時許老師說的另一句話對我們更有震撼力，那就是后來幾乎成為我們南大中文系研究生口頭禪的許老師的名言：“拿出你的鉛字來！”這句話很有許老師的風格，雖然平實，但卻很有力量。誰都知道，即使是現(xiàn)在，對研究生來說，發(fā)表一篇學術(shù)文章該有多難。

　　當年許老師說這個話，卻并非像現(xiàn)在一樣為鉛字而鉛字，為發(fā)表而發(fā)表，只是為了教訓系里那些整天眼高于頂喜歡坐而論道卻不事稼穡的研究生而已，實際上這也是各個學校中文系研究生的通病，但說出這句擲地有聲的話的大概只有時為南大中文系主任的許志英老師。而隨后這句話不脛而走，成為我們同學之間相互開玩笑時批評對方的日常用語，可能是許老師所想不到的。04年夏天，當我再次回到南大攻讀現(xiàn)當代文學的博士，并順利畢業(yè)之際，我們這屆同學把許老師的這句話印在了畢業(yè)衫的背上，當我們穿著這件印有我們專業(yè)的幾個老師的“名言”的圓領(lǐng)衫出現(xiàn)在南大漢口路正門的畢業(yè)照拍攝現(xiàn)場時，十幾年來，我才第一次看到了自譽“頭發(fā)已經(jīng)白了五分之一”的許老師的微笑。

　　扯遠了。

　　91年的時候，生于1934年5月的許老師雖已屆知天命之年，也“偶有幾莖白發(fā)”，但因時代關(guān)系，只是“心情微近中年”而已。從開學的第一節(jié)課起，他就這么給我們不疾不徐地講著“五四”，直至學期結(jié)束的最后一節(jié)課，在這門名為現(xiàn)代文學思潮的課上，他一板一眼講的內(nèi)容也還是“五四”。盡管他講課的聲音一如既往的低沉，而灌鴨式的上課方法也持續(xù)始終，但奇怪的是，我們卻并不感到沉悶和枯燥。

　　或許，“五四”真的就像許老師在這門課的開場白上說的那句話：“英國有個說不盡的莎士比亞，中國有個說不盡的五四”。這句話同樣也作為許老師的經(jīng)典格言為我們現(xiàn)當代專業(yè)的同學耳熟能詳，不過，最初聽他這樣說的時候，我還很奇怪，為什么許老師不說“中國有個說不盡的魯迅”，而用“五四”來代替呢？以我和上課的同學的眼光看來，似乎魯迅配莎士比亞更加對仗，也更加合適一點，但當時我卻并未深想。直到今天有機會翻閱許老師的這個隨筆集里相關(guān)的文章，才知道許老師之所以會發(fā)此議論的一些緣由。

　　其實，許老師1983年初因發(fā)表《“五四”文學革命指導(dǎo)思想的再探討》一文而為學界所知并隨之獲咎的原因，除了指出“五四”文學革命的指導(dǎo)思想是“小資產(chǎn)階級革命民主主義思想和資產(chǎn)階級民主思想”，而并非當時主流意識形態(tài)所表述的是所謂的“無產(chǎn)階級文化思想”外，另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文章中“抬高周作人，貶低魯迅”。前一個問題毋須多說，后一個問題現(xiàn)在看來，則頗有點“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味道了，因為許老師在上課時也對我們講過他在這篇文章中的一個觀點，就是他始終認為，在“五四”時期，周作人在文學主張上的影響是大于魯迅的，而魯迅在創(chuàng)作上的貢獻則大于周作人，若因此就引伸出貶魯抬周，自然是斷章取義。這于今天已成為常識的看法，在當年清除精神污染的運動背景下卻引起了軒然大波，中宣部點名，省委宣傳部開會，一些著名的學者甚至朋友也被迫出面寫批評文章，似乎頗有一股不上綱上線把許老師“批倒”甚至“批臭”而不罷休的架勢。時至今日，從中還是可看出他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做學問的艱難和所承受的壓力，尤其是政治上的壓力。也許正因為此，在給我們上課時，許老師才會再三強調(diào)“中國有個說不盡的‘五四’”，而沒有將這個說法歸之于某一個人，因為“五四”恰是因各種人物，各種思想，各種觀念激烈交鋒，方產(chǎn)生了眾人拾柴火焰高的效果，而當時也并未像后來者所想象的那樣將其成就定于一尊或歸之于某一個人，即使是欲將“五四”幾員大將除之而后快的頑固不化的“荊生”者流，也一樣有表達自己思想的自由。

　　當然，圍繞這篇文章所發(fā)生的故事我在南大讀書的時候曾聽一些和我年齡差不多的師兄們說過，說其時還在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的許老師寫了這篇文章后，負責意識形態(tài)工作的胡喬木先生點名批評了這篇文章，但許老師并不服氣。一次，趁胡喬木先生到社科院視察工作之際，他沖到喬木先生的辦公室拍著桌子和他為此事辯論了起來。這當然是沒有經(jīng)歷過那個年代的師兄們某種大膽的加工和演義了。其實，許老師早在1977年10月下旬就調(diào)離了中國社科院到南大中文系任教，而這個演義距他在南大寫作并發(fā)表這篇文章時間早了足有五六年，所以，顯然是不可能的。但從這種不無善意的加工和改寫中，可以看出許老師在大家心目中的性格特點和精神氣質(zhì)。

　　實際上，因為少不更事，我們把許老師，也把當時的那個時代想得太簡單了。許老師1955年考上復(fù)旦大學中文系，兩年后親身經(jīng)歷了反右運動，親眼目睹身邊的一些同學無端被打成右派，1960年畢業(yè)后分配到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不久就又身不由己卷入了文革初期的派性斗爭，其間所經(jīng)歷的磨難自然如鳧飲水，冷暖自知，所以，發(fā)表這篇談“五四”的文章之后，盡管文革已經(jīng)結(jié)束，可當與文革時某些舉動似曾相似的一幕突然出現(xiàn)時，他所遭遇的壓力更是我們所難以想象的。許老師在隨筆中自言，他當時幾達寢食難安的地步。而且，因為怕家人知道后擔心，將近三個月，他都不敢把這個消息告訴給家人，直到家人無意中知道后驚恐不已，怕他被抓起來，他才詳加解釋，盡管他的解釋也并未給家人帶來多少安慰。由此也可見，當年的知識分子是在怎樣的一種氣氛下生活的。事后他坦承，他曾為此整整心力交瘁了半年。

　　在這里，許老師特地提到了系里當時還健在的陳白塵先生和陳瘦竹先生對他的支持和保護。白塵先生在聽了他的匯報后，送給他八字金言，要他“吃你的飯，睡你的覺”，而瘦竹先生則當面對他連說，“這是學術(shù)問題”，顯然，兩位先生對他的勸勉和鼓勵讓他獲得了很大的安慰，對他能平安度過這段人生的關(guān)口起了很大作用。

　　其實，任何時代，任何情況下，在知識分子中，也都并不缺白塵和瘦竹先生這樣的正直而又不乏良知的人。許老師回憶文革初起，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號召下，他們大揪文學所的“黑幫”，大家一起到患有冠心病的“反動學術(shù)權(quán)威”唐弢先生家念大字報，對其進行批判，沒想到，同去的女同志王瑛還細心地帶了速效救心丸，以防唐弢先生不測。而后來當他和樊駿被分配到美學家蔡儀先生家住宿時，他們兩人也并未對蔡先生橫眉冷對，以表示自己的革命性。而之后在干校，許志英老師，還有同屬一派的王保生老師等，也主動和曾是對立派別的王春元等人和解并成為知心的朋友。

　　明白了這些歷史上的是是非非和風風雨雨之后，再來看許老師一再念叨“五四”的行為，就可以看出，這其中不僅有他在學術(shù)上的追求所在，也有其親身的感悟和體驗在內(nèi)。說白了，不過是對“五四”所倡導(dǎo)的民主與科學精神的堅持和踐行而已。

　　這些年來，隨著國家經(jīng)濟的發(fā)展和變化，似乎很多問題一下子變得全球化起來，中國自身的問題也失去了特殊性，很多學者也急于和國際接軌，大談所謂的后現(xiàn)代，后殖民，還有什么同性戀和酷兒文化等，而南大中文系的一些老師卻大多一直在這個潮流之外，在如今唯新是舉和唯怪是從的學界風氣面前，不僅顯得“過時”，甚至是那樣的“保守”和“守舊”。如和許志英老師同事的董健老師，還有身為他們的學生的丁帆老師等，就一樣始終在大聲疾呼，在當下的中國，“五四”時代并未過去，“五四”精神也并未過時，表面上看，似乎也“卑之無甚高論”，但是，以真正生活在中國的今天，并從今天中國的現(xiàn)實的角度看來，不能不說，他們的努力不僅沒有過時，而且，這段后“五四”或“五四”后的路還有相當?shù)囊欢尉嚯x要走。(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南大中文系這些老師們之所以有這樣的追求和表現(xiàn)，我覺得，一方面固然與南大從民初的學衡派開始就有的不愛趕時髦的學風有關(guān)，不夸張地說，也與許老師多年來在其中所發(fā)揮的作用和所產(chǎn)生的影響有關(guān)。

　　近年來，我常翻看一些當事人寫的反思文革或反思反右時期的回憶文章，但總是無一例外地覺得失望，因為這些文章大都是以談“別人”為主，似乎那個時代他始終不在場，或者即使寫到自己，可一旦寫到緊要關(guān)頭，如批評或批斗某人時，那個正津津有味地談?wù)撝�自己的“我”忽然就神不知鬼不覺地消失了，讓人猶如進入“無我之境”，這當然不是像柏拉圖那樣，因為出于悲痛和對老師的愛，所以，在記述老師蘇格拉底受難前后的《斐多》篇中，有意所聲稱自己不在場的那種不在場。我認為，這些人這樣寫，這樣有選擇的“回憶”，并非是內(nèi)心的怯弱，而是一種虛妄，這些人的內(nèi)心依然像過去一樣沒有一種真正的道義上的標準。而相較這些有意或無意構(gòu)造出的“無我之境”的文字，許老師的這些隨筆，我覺得最大的特點就是對“有我之境”的抒寫，他在文中不隱惡，亦不揚善，既談到自己曾參與批判唐弢等人的事實，也談到自己善待蔡儀和王春元等人的做法，所用筆墨也前后一致，并未厚此而薄彼。我想，這正是許老師自己心中有“五四”這一桿秤，才能做到這樣客觀和公正的看待自己。

　　所以，許老師也才會在文中坦言，自己大學畢業(yè)進入文學所后，只在60年到64年間看了一些書，打下了一點作學術(shù)研究的基礎(chǔ)，而之后隨著四清，以及文革驟起，他身陷其中，早年的學術(shù)夢也就此被打破，而因此也影響到了自己后來在學術(shù)上的發(fā)展。

　　這確實是一件令人痛惜的事。許老師他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從小大都受過良好的中等教育，大學時又多接受名師的熏陶，如許老師五十年代在復(fù)旦中文系讀書時，朱東潤先生，蔣天樞先生，趙景深先生等都給他上過課，而到文學所工作以后，又有幸得到名師的指點，如何其芳，唐弢先生都曾對許老師耳提面命過。其中，唐弢先生不僅夸他“坐得住”，還破例允許他到自己家里借閱稀缺的現(xiàn)代文學的書籍和期刊。但是，之后頻繁的政治運動，卻把許老師這一代人最寶貴的一段青春年華消耗在打派仗，討論政治形勢，抄寫大字報和在農(nóng)村的下放勞動之中。當許老師1977年秋天調(diào)往南大，正式開始自己的學術(shù)研究生涯時，他已經(jīng)43歲了。文革耽誤的當然不是他們這一代人，第二年夏天，當程千帆先生以一個退休老人的身份回到母校重新開始工作時，已經(jīng)65歲，而那些77級78級的大學生進校時，平均年齡也大都已經(jīng)過了二十歲。

　　悲乎？嘆乎？

　　似乎皆成往事。只是，如今再談到這些，總覺得讓人有些不可思議，但歷史就是這樣，它一旦發(fā)生，就不以后人甚至當時的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對于一個在歷史洪流中掙扎的個人來說，所能做到的也只能是如古人所言，悟以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而已。

　　許老師在離開社科院之前，他的朋友特地設(shè)宴為其餞行，席間大家都勸他到一個新單位后要說話謹慎些，這當然是特地針對他的性格而言，因為他顯然并不是個訥于言的人。但是，盡管他當時點頭稱是，可實際上卻并未做到。這其中自然有好有壞，比如，1978年12月的24，5號，他上海的老友金子信從北京出差路過南京，和徐兆淮一起到他南大的宿舍閑聊，其時，正持“五四”的“重新估價一切”的思想的他，建議在出版社工作的金子信把1957年以后受過批判的文學作品結(jié)集重新出版，而金子信也依約在回滬后向負責的姜彬先生匯報此一選題，該書遂得以迅速在1979年5月以《重放的鮮花》出版，當年即引起很大反響。同時，該書也成為那些“五七族”作家回歸文壇的標志。如今“重放的鮮花”這一名稱赫然已成為當代文學史上的關(guān)鍵詞，中文系的研究生在入學考試時，也常會在“名詞解釋”之中找到其身影，其分值從五分到十分不等，若是論述題，那就更可觀了。但可能除當事人外，還少有人知道此中款曲。而放言惹來禍端的也不少，前文所提到的讓他事后惴惴不能自安的談“五四”文學革命的指導(dǎo)思想的文章即為典型的一例。

　　而且，他并未從中吸取到教訓，此后也并沒有改掉這個毛病。91年秋冬他給我們上課的時候，因為小平同志還未南巡講話，政治空氣并不好，學術(shù)界也忽然回潮，重談意識正確的老調(diào)，給人的感覺，仿佛改革開放的成果在思想文化領(lǐng)域一夜之間消失了一般。但許老師經(jīng)常講著講著，卻忽然會從“五四”旁逸開去，大談一通社會現(xiàn)實，當然，他的聲音還是一如既往的低沉。我記得他對89年那場風波之后主事者命令大學的文科招生縮減一半，理工科縮減三分之一的做法頗有微詞，直斥之為愚民政策。而同時，他又對當年南大不同意像北大和復(fù)旦那樣讓新生軍訓一年而倍感自豪。當然，他也并未因此而容顏稍改。

　　但是，盡管他的表情是平靜的，可我們知道，他對南大的這種做法是欣賞的。是的，他愛南大。剛才談到他愛議論的習慣并未因受挫而收斂，固然與其性格有關(guān)，但也與南大的氛圍有關(guān)。他不止一次地在文中現(xiàn)身說法，說自己在上海待了五年，后來又到北京待了十七年多，卻獨喜歡南京。用他的話來說，就是他覺得南京“有一個適合讀書人的學術(shù)環(huán)境”，不像北京，上海，還有武漢，政治上一有風吹草動，就會雞犬不寧。具體而言，這個“適合讀書人的學術(shù)環(huán)境”就是指的南大。許老師說，他當初一入南大，就感到有一種學術(shù)環(huán)境的自由，或許，還是用他的話來說更為形象，那就是，在南大，“知識分子取得了放屁權(quán)”。此話之直接，放達，自然也是心有所感方能言。不說他當時因“五四”一文賈禍時，陳白塵和陳瘦竹兩位老先生，還有葉子銘先生及校方對他的關(guān)照，即使是學生的所作所為，也讓他感動。當時正在上他的課的80級的一些學生知道此事后，竟然敢冒天下大不韙，發(fā)起了“保衛(wèi)許老師”的簽名。后雖然被善意的制止，但這種“吾愛真理，吾亦愛吾師”的行為，顯然不是隨便哪一所大學的學生都能做到的。

　　前些年的一個冬天，許老師來上海大學開一個現(xiàn)代文學的會議，我因為知道的晚，所以和幾個在上海的南大同學一起去遠在郊區(qū)的賓館看他的時候，已經(jīng)是深夜了。我原以為這個時候他的房間里不會有什么人了，可沒想到敲開屋門后，里面居然坐了一屋子人，頭一眼，我就看見了沈衛(wèi)威兄，他坐在床上正和許老師聊著什么。而我們進去后，經(jīng)許老師介紹才知道，和沈衛(wèi)威兄一樣，這些人都是南大現(xiàn)當代文學專業(yè)畢業(yè)的學生，自然，他們也都是許老師的學生。我想，那天在座的人里，可能沒有一個人沒上過許老師的“五四”課，也沒有一個人不知道許老師的那些被傳誦的格言，更沒有一個人不知道許老師的那些故事。

　　只是，歲月如流，許老師也已垂垂老矣。當我在01年重新回到南大，再次坐在課堂上聽許老師講現(xiàn)代文學思潮時，許老師已經(jīng)很少像過去那樣少言寡語，而所談?wù)摰臇|西也不再局限于那些書本上的知識，更多的已是對我們談?wù)撍�自己多年來的一些治學的心得。不過，他還是那樣平靜和不動聲色，當我們聽到他對我們說“一篇文章寫好后很難改過來”時，彼此發(fā)出會心的微笑的時候，他依然像多年前那樣掀動著面前似乎從未改變過的用稿紙抄寫的教案，當他說一篇文章如果能想出一個好標題就成功了一半時，我們恍然大悟而覺得了然于心的時候，他也仍然是一口一口抽著手里的香煙，靜靜地看著教室中的某一個地方。而此刻在從窗戶照進來的陽光下，只有一縷縷淡藍色的煙霧在他身邊飄動。

　　許老師曾說，給本科生上課，要清楚明白，給碩士生上課，要講得似懂非懂，因為全懂了，他們會覺得老師沒學問，一點不懂又引不起興趣，而給博士生上課，則要拿出你的真知灼見來。我覺得，在給我們這批博士生上課時，許老師拿出的已經(jīng)不僅僅是真知灼見了，而是度人的金針。

　　90年代初，我在南大中文系讀書時，中文系當時有三位老師是被大家尊為先生的，即陳瘦竹先生，陳白塵先生和程千帆先生。雖說現(xiàn)在無論校園內(nèi)外，我們到處都能聽到先生的稱呼，但是，能在南大中文系被大家真正尊為先生的，卻是少之又少。在南大，冠以先生之名者，文章高妙自是題中之意，品格的高潔方才是立身之本。我想，如今已屆古稀的許志英老師也應(yīng)該在南大中文系的先生之列。

　　那天，在華師大和王保生老師聊起許老師這些年陸續(xù)發(fā)表在各種雜志和報刊上的隨筆時，王老師曾認真地對我說，許老師的這些文章頗有周作人的風格。確實，許老師的文字一如其人，不事奢華，風格簡勁，而又情真意切，但和周作人那些有時未免失之綿軟和繁瑣的文字相較，則更覺洗練，也更顯赤子之心。不過，我想，這種話由與許老師相知多年的王保生老師口中說出，當也應(yīng)是知人之論。畢竟，每一代人都只有同代人了解得最深。

　　我忽然覺得，許老師這本書的序其實應(yīng)該由王保生老師這樣的和他一起同甘共苦過的老友寫更合適。

　　許老師曾在一篇文章中談到作序之難，所以他從不為人作序。而在他的責令下，我卻不得不率爾操觚，草成此文。

　　其實，童子何知？

　　又豈敢言序？！

　　2007-1-5于上海五角場。

　　2007-11-22 許老師駕鶴西去后再改于同濟大學中文系。

　　張生，現(xiàn)為同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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