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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些日子我到延安走了一趟。從我一九八三年調動工作離開這里，二十三個年頭過去了，延安的市容已經天翻地覆，一點兒也認不出了，我感覺就像來到了一個陌生的城市，而且是一個你完全不知道在哪里的城市——它既可能在山東、河南、廣東、廣西，也有可能在呼和浩特、烏魯木齊、深圳或者大連,更有可能是在北京、上海、南京、廣州等大城市的某一個區(qū)域。這意味著什么呢？這意味著，我們的建筑文化正在發(fā)生巨大的轉換，它的私有制社會造就的舊文化（地域、人文）色彩正在轉換成為和我們目前的社會體制相匹配的東西，歸為一統(tǒng)了。其實，沒有什么值得大驚小怪的，事情的發(fā)展并沒有超越邏輯。這就是我在《收獲廢墟》一文中表述的觀點：一場革命所消除的東西是無法拯救也無法被重新修復的，它必然為別的東西所代替。目前，“被別的東西所代替”的進程已經到了能夠讓所有人（包括無心留意這方面問題的人）感知的程度。

　　《收獲廢墟》探討了社會制度變化怎樣導致建筑文化的變化，今天我想換一個角度，探討一下建筑文化的變化對人際關系會造成怎樣的影響？所以，我還是得先說房子。為了使話題不至過于枯燥，我們仍然沿用《收獲廢墟》的敘述方法，先做一個假設。

　　八十年前的一個冬日，京城廣懋源綢布莊掌柜馬振興先生在現今老城區(qū)一條僻靜的胡同購置了一處地產。為什么說“地產”而不說“房產”？這是因為馬先生購買的是一塊土地和土地上的產業(yè)，而不僅僅是土地上的房子。眾所周知，這種事在今天已經不可能了——我們所有人購買的房子都僅僅是房子，并不包括土地，土地是國家的。這就意味著我們購買的房產其實是飄在空中的，國家讓你落下來你才能落下來。倘若哪一天你因為什么事情觸犯了國家，或者你沒有觸犯國家，國家只是需要那塊土地，或者國家那些日子心情不好，突然決定不讓你的房子在國家的土地上落了，那你就得搬走，房子該拆你就得拆。所以，千萬不要小看“地產”這兩個字，分量可重著呢！

　　馬先生當時對這兩個字的分量也估計不足，因為當時的那個世界，凡是購買房子的人購買的都是房子和房子下面的土地，在一定意義上，“地”的價值要遠遠大于“房”的價值——房子舊了可以翻蓋，土地卻永遠屬于你，任何人也無法改變。這在當時是常識。如果有一個人突然說，土地是土地，房子是房子，大概所有人都會認為這個人神經不正常，瘋子之類。所以，當我們羨慕地說到馬先生購買的是“地產”的時候，我們感受的驚訝和喜悅在馬先生那里實際上是打了折扣的。盡管這樣，馬先生仍舊喜笑顏開，畢竟，置辦這樣一處地產對于這個來自浙江的綢布商人來說是一件大事。馬先生喜笑顏開地指揮工匠把原來的破舊房屋全部拆除干凈，按照那個年代最時尚的方式建筑了一個四合院。

　　我們先來認識一下四合院，因為這種東西正在消失，甚至可以說，我們對于四合院的描述帶有紀念的性質。

　　老北京四合院街門一般都開在東南，很少在正南方開門，這是因為某種避諱（廟門才都開在南方正中）的緣故，馬先生的四合院也是這樣。那是一個清水脊門樓，兩扇對開黑漆大門，分別書寫“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的楹聯，大門上方各有一個銅制的門搭，訪客就用這個東西敲門。大門兩側各有一座門墩，是青石雕鐫的獅子，剎是可愛。這大門高出外邊地面三個臺階，進入大門是很深的門道，下三個臺階就到前院了。所謂前院，就是正院前面作為過渡的院落，這里東西各有兩間房屋，一為男廁，一為男用人住屋。前院正北，即為正院院門，也稱“二門”，所謂“大門不出，二門不邁”者也。二門四扇，呈屏風式，門上有菱形朱紅方塊，分別書寫“齊、莊、中、正”四個大字。進入二門，首先看到的是一面影壁，灰瓦白墻，上面書寫一個巨大的變形“�！弊�。正院有七間正房，七間南房，東西廂房各三間。正房七間，更精確的說法是五間正房兩邊各一間耳房，耳房單開門，這就是老北京人說的“五正兩耳”。馬先生一家人丁興旺，正房基本上都給了子女，這里經常傳出朗朗的讀書聲。正房窗戶采用“上支下摘”的樣式，所謂“上支下摘”，就是上邊的是兩扇糊著高麗紙的窗戶，外邊的一扇，可以用兩根細鐵棍支起來。夏天，里面的那扇窗戶可以換上冷布以通風；
到了冬天，外邊的那一扇就不支了，擋風避寒。另外，還有一扇護窗板，晚上把它掛上，早晨再摘下來。下邊的一扇窗戶則是整扇的大玻璃。正房和耳房之間有兩個與正房相通的（在山墻開門）套間兒。東西廂房各三間，廂房和耳房之間有個過道兒，可以通后院。東西廂房各為“兩明一暗”，北邊的小屋正對著正房的東西耳房。正房東耳房向院內開門，是馬先生一家人的廚房，跟耳房相連的東廂房小屋，就作為小倉庫使用。正房和東西廂房都有青石臺階，整個正院地面都被甬道分割開來，分別種植梨樹、杏樹、海棠樹及紫丁香，每到花開時節(jié)，紫丁香香氣襲人，白色的梨花、粉紅色的杏花和嬌艷的海棠花令人目不暇接。西廂房南頭靠近二門的地方是女廁所，東廂房南頭則是一個側門，里面是一個小跨院，這里就是馬先生和夫人的住所了。小跨院有三間北房，帶走廊，十分清凈安逸。北房拐彎的地方是兩間小房，供女用人居住。

　　馬振興先生的這套房子修建得極為考究，磨磚對縫，黃松木架，風火雙檐，絕對是一個安身立命的好地方。之所以說它是一個安身立命的好地方，還有除了房子以外的原因，這就是在馬先生居住的這條胡同，胡同周圍的整個街區(qū)，一片片街區(qū)聯結而成的整個京城，馬先生的宅院并不是絕無僅有，它只是萬千同類宅院中的一座，每一座宅院之間都保持著被社會學家稱之為人與人之間必要的“安全距離”，所以，它是和諧的，它的內里才能夠是寧靜的……這里就要扯上“文化”了，用學術語言描述是這樣的：建筑文化是個體建筑匯集而成的一種宏觀現象，這種宏觀現象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在普遍的共性之中蘊藏著多姿多彩的個性。如果一處宅院坐落在與其它宅院毫不相干的環(huán)境中，它可能是博物館，絕不是人可以生活其間并且感受生活樂趣的住宅；
同樣，假如沒有私人領域之間的安全距離，就像四合院后來發(fā)展為大雜院時的樣子，那也已經不是宅院，而是巢穴，一種幾近于動物居所的東西，這樣的東西究竟能不能給人帶來安寧的心靈，能不能妥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我們隨后進行考察。

　　所幸馬振興先生的四合院還沒有成為巢穴，還是地道的四合院，所以，這個勤奮的商人就不但生活其間，感受生之樂趣，還在這里繁衍了四代子孫。胡同里也并不全是深宅大院，也有的小戶人家住得很局促，但是，一家一戶私有住宅，就像我們前面說的那樣，界限清晰，因此很少產生摩擦磕碰，彼此彬彬有禮。那時候舊禮還在，除了流落在街上的流民，人與人之間都有一套接人待物的禮俗。就是這些禮俗，使馬先生覺得這個世界很溫暖。所謂中國是一個禮儀之邦，在市民社會的意義上，就是因此。馬先生幾乎整天忙于廣懋源的生意，當他帶著商人的滿足和喜悅走進胡同的時候，他就想跟人打招呼，想跟人攀談，所以，這個身穿長衫的人就不斷地打躬作揖，問候街坊，街坊也不斷地作揖打躬問候他。生意上有沒有不順遂的時候？怎么能沒有呢？不管遇到多么煩心的事情，離開店鋪就不再想，到了胡同就是胡同里的人，跟架鷹的、逗蛐蛐的、玩鳥的街坊沒有什么區(qū)別，回到家里，侍弄花草，研煉書法，跟子女們呆在一塊兒說一說家長里短和外面耳聞目睹的事情，或者以當家人的身份沉下臉來表達對于某件事的不滿意……馬振興先生以為日子本就是這樣，所以他心滿意足地活了八十三歲高齡，在一個明媚的春日無疾而終，位于老城區(qū)的宅院和廣懋源綢布莊都傳給了兒子馬守業(yè)。

　　馬守業(yè)很好地守住了父親的產業(yè)，在一定意義上還擴大了父親的產業(yè)，因為這個時候廣懋源綢布莊已經成為京城四大綢布莊之一，成為影響京城綢布行業(yè)舉足輕重的角色，而馬家的四合院經過進一步修飾和雕琢，更加招人喜愛，無論什么時候，馬家的子孫都把那里作為歸屬的地方，過春節(jié)千里迢迢也搖趕回來與家人團聚。馬守業(yè)心滿意足地活了七十八歲高齡，過世的時候，老人家牽拉住少掌柜馬應昌的手，沒說綢布莊的事，卻專門囑咐他：“看好這個宅子。”馬應昌當時沒有弄清父親的意圖，只是順從地點了點頭。他是在以后才悟出父親的意思的，但是當時他已經沒有任何辦法實現對于父親的承諾，他無法或者說無力看管好這個宅子了，此為后話，暫時按下不表

　　這是一九四四年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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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應昌是馬守業(yè)老先生的第四個兒子，個子不高，溫文爾雅，謹小慎微,他的理想就是像父親那樣守住爺爺開創(chuàng)下的家業(yè)。眾所周知，從馬振興老先生置辦下這份家業(yè)到馬應昌接手，三代人的歲月，正是兵荒馬亂時節(jié)，加之小日本的侵害，帝王之都北京者也免不了也要遭受磨難，廣懋源綢布莊竟然還有發(fā)展，實在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少掌柜馬應昌這個時候才知道前輩人付出了怎樣的心血，因此更加不敢怠慢，每日兢兢業(yè)業(yè)，勤奮打理，把廣懋源的生意維持了下來。所謂“維持”，換一句話說就是沒有大的發(fā)展，世事仍舊復雜難料，生意場仍舊風云詭譎，先生采取守勢，應當說沒有什么錯。這怪不得馬應昌先生，時局使然，社會狀況使然，馬應昌先生還是盡了力的。

　　又過了一年，小日本投降，馬應昌先生振奮，讓人裝潢了廣懋源綢布莊鋪面，重新打通了從江蘇、浙江的進貨通道，打算光耀祖業(yè)。沒想到國共兩黨重開內戰(zhàn)，這塊多災多難的土地再次被戰(zhàn)火籠罩。如果單單是被戰(zhàn)火籠罩，也沒什么，守著就是了，問題是這次的戰(zhàn)火和馬應昌先生有了關聯——馬應昌先生的兩位哥哥（二哥在臺兒莊與日本人的戰(zhàn)役中戰(zhàn)死）都是國民黨將領，他們的家眷都和馬應昌先生住在一起，戰(zhàn)局成敗成為影響這個家庭現在和未來的決定性因素。馬應昌先生重新回縮綢布莊生意，驚心動魄地等待著戰(zhàn)局變化。戰(zhàn)局的變化很不好。馬應昌先生的大哥從沈陽經海路南撤到上海，三哥則攜帶家眷從北京退守到南京。未已，共產黨把北京圍了個水泄不通，跟大哥完全失去了聯系。一九四九年一月，共產黨軍隊進入北京。我們通過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農歷一九四九年一月初四）出版的《人民日報》一版頭條名為《北平和平解放》的新聞來了解當時的情形。這篇通訊的作者就是大名鼎鼎的胡喬木。

　　“世界馳名的文化古都，擁有二百余萬人口的北平，本日宣告解放。北平的解放是偉大的中國人民革命運動中最重要的軍事發(fā)展和政治發(fā)展之一。原有國民黨反動軍隊及其軍事機構大約二十萬人左右據守的北平，乃是執(zhí)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主席所宣布的八項和平條件以和平方法結束戰(zhàn)爭的第一個榜樣。這個事實的發(fā)生，是人民解放軍的十分強大，所向無敵，國民黨反動軍隊中的廣大官兵戰(zhàn)意消沉，不愿再作毫無出路的抵抗，和北平廣大人民群眾堅決擁護真正民主和平的結果。北平的國民黨主力現已開至城外指定地點，人民解放軍定于本日開始入城接防。北平的人民久已像親人一樣地渴望著人民解放軍。在知道了人民解放軍即將開入北平之后，北平的工人、學生、市民連忙熱鬧非凡地籌備著盛大的歡迎儀式，并因國民黨全部出城之一再延期而感覺不耐。人民解放軍即將和平地開入北平的消息，使這個古城突然恢復了青春的活力，從一月二十三日起物價頓然下降。街道上重新擁擠著歡天喜地的行人，他們到處探聽著解放軍入城的確實日期，詢問著和傳說著解放軍和共產黨的宣傳品的內容�！�

　　在“到處探聽著解放軍入城的確實日期，詢問著和傳說著解放軍和共產黨的宣傳品的內容”的人中，就有馬應昌先生和夫人張薔、兒子馬海、馬江；
大嫂李倩茹和她的兒子馬旭、女兒馬云；
三嫂楊葒和她的兩個女兒馬瀅和馬清。和更小的孩子相比，他們都是大人。當他們確認共產黨即將進城和國民黨節(jié)節(jié)敗退的事實，而且想不出任何辦法逃離這個城市以后，就小心翼翼地留了下來，并且參加了歡迎解放軍入城的儀式。他們的臉上“洋溢著被解放的笑容”，“這個古城突然恢復了青春的活力”。由于“物價頓然下降”，廣懋源的綢布就連成本也賣不出來，馬應昌先生只得關門，等待時機好轉。事實上，現在困擾馬應昌先生的并不是生意難做的問題，而是大嫂和三嫂兩家六口人——如果共產黨知道他們是國民黨高級將領的家眷和親屬，會饒過他們嗎？最可怕的是，左鄰右舍都知道他們是“國民黨高級將領的家眷和親屬”，這些平時見面總要客氣地打招呼的鄰居開始躲避他們，即使迎面碰到，也是顧左右而言它，就像是在做非法的事情那樣。這樣，馬應昌先生心里就很清楚了，現在不是災禍來不來的問題，而是什么時候來的問題了。

　　盡管這樣，這個家庭沒亂，四合院照舊十分安寧恬適，杏花、梨花、紫丁香、海棠花照舊盛開，院子里照舊氤氳馥郁的花香，(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正院東南角馬振興老先生和兒子一道親手栽種的那棵棗樹照舊果實累累，孩子們照舊用長桿打棗，用小笸籮端到爺爺、奶奶跟前去孝敬，全家人照舊在月亮的清輝中談天說地——這是馬應昌先生精心制造出來的氣氛，這個當家人充分意識到自己的責任，不能讓家庭亂套，不能讓子女擔大人的憂。馬應昌先生的兒子馬海和馬江都記得父母親房間里幾乎徹夜不熄的燈光，當時他們并不知道父母親在為這個家庭的現狀和未來憂慮。

　　后來果然出事了。先是馬應昌先生的大嫂李倩茹被人帶走，從此杳無音訊；
在一個春日的夜晚，李倩茹的兒子馬旭和女兒馬云被一個自稱馬應昌先生大哥的朋友的人接走了，說是去廣州，從此也斷了音訊，不知是死是活，有傳言說，馬旭和馬云都被偷運到了香港，后來到了臺灣，和他們的父親相聚了。這樣的傳言無法證實，但是，馬應昌先生愿意相信這是真的，因為它至少證明兩個孩子都還活著。有這樣的家庭背景的人在那個年代是被打入另冊的，三嫂楊葒的兩個女兒盡管長得如花似玉，知書達理，在婚姻上卻都遭受了挫折——大女兒馬瀅嫁給了機床廠的一個工人，此工人姓王名栓，性格粗暴，動輒打罵，對孩子也是這樣。馬瀅第一胎生的是兒子，又白又胖，聰明可愛，王栓也很喜歡，而這個沒有文化的家伙親近孩子的方式竟然是隨便打罵，就像對馬瀅那樣，孩子也受了不少委屈。馬瀅后來在衛(wèi)生紙廠找了一份工作，工作中難免要和同事打交道，王栓就不高興了，認為馬瀅“搞破鞋”，當著兒子的面罵她“婊子”。馬瀅生下一個漂亮女兒，取名王芳，王栓認為這個孩子不是他的，從小就瞅著費勁，下班回來，像鬼一樣盯著孩子看，直到把孩子看得“哇”的一下哭起來。后來，馬瀅就把這個孩子送回到母親楊葒那里，和馬應昌先生一家一起生活。馬瀅有的時候也背過丈夫來看王芳，母女倆見面總是什么都不說，先摟在一塊兒哭一場。每當這個時候，坐在另一個房間的馬應昌老先生就緊緊地閉住眼睛，好像在忍受極大的肉體痛苦。楊葒的第二個女兒馬清的命好一些，嫁給了平谷縣一個老實巴交的農民，婚后生了五個孩子，雖然貧窮，但是苦中作樂，一家人都很高興，沒有像大姐馬瀅那樣經受很多折磨。

　　馬瀅和馬清出嫁以后，馬應昌老先生的四合院就顯得冷清了，經常就會陷入到死一般的沉寂。然而未知的恐懼是更可怕的恐懼�，F在最讓馬應昌先生擔心的是廣懋源綢布莊。一些非法奸商的店鋪被查封和沒收了，據說是因為他們沒有配合政府關于活躍市場供應的要求。馬應昌先生在跟家人商議以后，重新開張營業(yè)，即使賠錢也賣，他絕對不能讓人認為廣懋源綢布莊配合政府不積極。在馬應昌先生的努力下，綢布莊總算沒有被查封沒收，北京的生活似乎正在步入正軌，一切都井然有序。生活就像一條河流，在經歷過險灘以后進入到寬闊幽深的河道，變得沉緩了。與此同時，馬應昌先生也變得蒼老了，萎靡了。他不再到廣懋源去了，大門不出二門不邁，整天坐在那把陳舊的太師椅上打盹，綢布莊的事情全部由兒子、侄子去打理。

　　就在這一年冬天，馬應昌先生的老伴張薔在院子里摔了一個跟頭，造成坐骨骨折，在醫(yī)院救治了一個月時間，竟然引發(fā)全身性水腫，在極度痛苦中離開了這個世界。老伴的去世給馬應昌老先生的精神打擊強烈而長久，從此這個慈眉善目的老人臉上就很少看到笑容。老人不笑，其它晚輩就不敢大聲說話，處處謹小慎微，四合院就顯得很沉寂。一家人很少聚在一起展望將來，但是，每一個人的心里都懷著一種不安，因為沒有人能夠預見將來會發(fā)生什么事情。

　　那么，這個家庭到底會遇到什么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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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仍舊采用歷史敘述方式，這樣，作為歷史背景，我們就不得不說到建國初期進行的社會主義三大改造運動。一個歷史事件常常在不同的方向展現它的張力，對于社會來說，這個事件或許是積極的必須的，但是在個人層面，它卻有可能從負面決定性地影響一個人或者一個家庭。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人們經常講“歷史的發(fā)展是無情的”，或許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吧？

　　社會主義三大改造是指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在全國范圍內組織的對于農業(yè)、資本主義工商業(yè)和手工業(yè)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其中，對于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是三大改造的重點。在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和土地制度改革完成以后，國內的主要矛盾轉為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國家需要資本主義工商業(yè)有一定的發(fā)展，因為它有有利于國計民生的一面；
但資本主義工商業(yè)又存在著不利于國計民生的一面，這就出現了限制和反限制的斗爭。為了把原來落后、混亂、畸形發(fā)展的資本主義工商業(yè)逐步引上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從一九五三年起，中國共產黨在全國范圍內果斷地對資本主義工商業(yè)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社會主義改造。改造分為兩個步驟：第一步是把資本主義轉變?yōu)閲�家資本主義；
第二步是把國家資本主義轉變?yōu)樯鐣�主義。一九五三年六月，中共中央根據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的調查，起草了《關于利用、限制、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意見》。九月，毛澤東同民主黨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座談，指出國家資本主義是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必經道路。十月，中華全國工商聯合會召開了會員代表大會，大會傳達了中共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政策。在過渡時期總路線指引下，到一九五四年底，主要的大型私營工業(yè)企業(yè)多數已經通過公私合營的方式轉變?yōu)楣�私合營企業(yè)。在商業(yè)方面，則在國家掌握一切重要貨源的情況下，通過使私營商業(yè)執(zhí)行經銷代銷業(yè)務的方式向國家資本主義商業(yè)轉變。一九五五年下半年，不少大中城市出現了資本主義工商業(yè)全行業(yè)公私合營的趨勢。十一月，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區(qū)黨委負責人會議，加強了對全行業(yè)公私合營的領導。這時，農業(yè)合作化高潮的興起，最后地斷絕了資本主義和農村的聯系，資本主義工商業(yè)全行業(yè)公私合營的條件已經成熟。全行業(yè)公私合營，是國家資本主義的最高形式，是使資本主義所有制轉變?yōu)樯鐣�主義公有制的具有決定意義的重大步驟。一九五六年一月十日，北京首先宣布實現全行業(yè)公私合營。接著，上海、天津、廣州、武漢、西安、重慶、沈陽等大城市以及五十多個中等城市相繼實現全行業(yè)公私合營。在一九五六年的第一季度末，全國全行業(yè)公私合營的私營工業(yè)已達到百分之九十九，私營商業(yè)達到百分之八十五，基本上完成了對資本主義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yè)改造高潮中，中共中央、國務院先后發(fā)出一系列指示，對民族工商業(yè)者的選舉權、工作和生活作了充分保障，使民族工商業(yè)者在不太勉強的情況下接受社會主義，從而保證了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社會主義改造的順利進行。在資本主義工商業(yè)改造高潮中，也存在著過急過快和過粗的問題。同一時期,中國共產黨還順利地開展和完成了對于農業(yè)和手工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工作。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的勝利完成，為新中國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創(chuàng)造了條件。

　　在一定意義上，人是歷史河流中的一個沙礫，當歷史的河流轉彎的時候，你只能跟著轉彎，至于最后落在什么地方，也不是你考慮的事情，歷史自然會為你規(guī)劃出路徑。于是，馬應昌先生從祖上傳下來經過三代人經營的廣懋源綢布莊就被公私合營了。目前仍然在世的馬應昌先生的小兒子馬江保留著一本《北京市公私合營企業(yè)發(fā)息憑證》，這個小小的證件簽發(fā)于一九五五年，是馬江故去的父親馬應昌先生所有。翻開這本《發(fā)息憑證》，首頁登記著入股者的姓名、住址，投資企業(yè)名稱，投資額為“五百元整”，息率“百分之五”，蓋的公章是“北京市紡織品供應公司”。后面幾頁表格里，密密麻麻地登記著領取股息的日期和數額。馬江回憶，一九五五年公私合營時，馬老先生的廣懋源綢布莊被合營到當時的“北京市紡織品供應公司”，馬老先生把鋪子交到了公司里，算是入股五百元股金。馬老先生也成了公司職工，但當時已五十多歲的馬老先生不久也就退休了。退休后的胡老先生拿公司的退休金，也憑著五百元股金從當時的區(qū)紡織局領取股息，憑證就是這本《發(fā)息憑證》。

　　公私合營以后，私營者原有生產資料都以入股形式交國營單位所有，而按期領取股息。馬應昌老先生的《發(fā)息憑證》上記載著領取股金的記錄，第一筆股息是一九五六年八月六日支取的當年第一、二季度股息十二塊五毛，接下來每一個季度或兩個季度支取一次，一直到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支取了一九六六年第二季度的五塊六毛二分錢股息。這就是說，到了這個時候，公私合營企業(yè)的股金就停發(fā)了利息。對于馬應昌老先生來說，事情還不僅如此。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農歷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初六），一群從附近一所中學來的紅衛(wèi)兵涌進馬應昌老先生的大宅院“抄家”，先是用鐵錘砸碎了大門口的門墩，推翻了影壁，繼而砍伐院子里的梨樹、杏樹、海棠樹及紫丁香，馬應昌先生七十三歲的三嫂楊葒抱住棗樹（這棵棗樹是她丈夫小時候跟爺爺馬振興一道親手栽種的，是關于丈夫的唯一念想），痛哭失聲。紅衛(wèi)兵本來就是沖著楊葒“國民黨官太太”的身份來的，見是這樣，就不再砍伐棗樹，轉而用棍棒不分部位地胡亂毆打楊葒。楊葒被當場打死，連夜被汽車拉走，連夜火化。楊葒視為命根子的外孫女王芳從此傻掉了，整天嘿嘿地笑，說一些不著邊際的話，生活基本上無法自理，學當然更不能上了。更讓馬應昌擔心的是，胡同里的孩子都欺負她，往她身上扔磚頭，所以，馬應昌總是守著這個孩子，不讓她走出院門。

　　那個年代，像楊葒這樣被打死的“地、富、反、壞、右”不在少數，所以胡同里的人都驚恐萬分，害怕災禍什么時候降臨到自己的身上，更害怕不小心跟不該打招呼的人打了招呼惹來無妄之災，這種心理發(fā)展到一定程度，就演變成了對于馬應昌這樣的人的蔑視和欺辱，街道居委會那些原本十分善良友好的街坊，見了他就像見到仇敵一樣，三天兩頭召集人開馬應昌的批斗會，讓他向黨、向偉大領袖毛主席低頭認罪。馬應昌夫婦被強制掃大街接受勞動改造，經常就會被孩子們毆打，身上被吐上濃痰。胡同里經常鑼鼓喧天，或者慶祝毛主席最新指示發(fā)表，或者慶祝兩報一刊發(fā)表社論，一直不消停，好像所有人都興高采烈。人們的真實心理狀態(tài)只有在最親近的人面前才敢于流露，人和人越來越隔了。

　　沒事的時候，馬應昌老先生整天泥塑一樣坐在破敗的院子里唯一留存下來的棗樹下面，什么話也不說。經過半個月痛苦思考，馬老先生做出了讓全家人都很贊同的決定：把這個院子里的房子捐獻給政府。實際上這也是不敢不為之：聽說有的地方已經開始沒收資本家的房產了，還遭了毆打。主動一些，至少可以免受皮肉之苦，對子女們的前程也好。那時候正亂著，馬應昌老先生也不知道自己把房子交給了居委會的什么人，反正是申請交上去的第二天，就來了幾個戴紅袖章的人，看了看房子，拍著馬應昌老先生的肩膀說：“老馬呀！你不錯�！崩像R就很高興�！暗�是，”戴紅袖章的人接著說，“你還為自己留三間北房，革命還不徹底嘛！現在我們祖國的革命形勢雖然大好，可是，萬惡的舊社會欠債太多，很多人沒有房子住。你們家現在十一口人，十一口人怎么能住三間房子？這不成資本家了嗎？要徹底革命，老馬�！薄澳恰�…”馬應昌老先生說，“那您看我們怎么住合適？”“兩間，”紅袖章爽快地說，“給你們留兩間。這樣，革命群眾看了心里都高興，毛主席他老人家心里也高興。”

　　既然革命群眾和毛主席他老人家高興，馬應昌還有什么可說的？于是，就住兩間。當時家里的十一口人，除了我們上面說到的馬應昌夫婦、馬應昌先生的侄女王芳之外，還有大兒子馬海一家五口和二兒子馬江一家三口。兩間房子實在是太小了，然而，在革命需要面前，你還能說什么呢？好在經過抄家房子里本來就沒有什么東西了，把兩間房子里全部拼搭成床鋪，這件事就算是辦成了。在一個把活下去作為頭等大事的年代，吃住之類的問題基本上不是什么問題。再者，你看一看周圍，即使是那些根紅苗正的“無產階級”，不也同樣像動物一樣擁擠蜷縮在破舊的房屋里面么？所以，十一口人住在兩間房子里，馬應昌也沒有覺得有什么大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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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最為慘烈野蠻的階段過去了，馬應昌老先生曾經到原先廣懋源綢布莊門前溜彎，在那里沉思爺爺馬振興、父親馬守業(yè)為了綢布莊付出的心血�，F在那里是一個政府的辦事機構。寬大的房門有穿制服的工作人員進進出出，一律沒有笑容，所以馬應昌先生也就不敢前去詢問是什么機構。那個不知道什么名字的機構一直存在著，七十年代初，說是房子過于老舊，為了顯示政府機構的權威，更是為了改變政府工作人員過于局促的辦公環(huán)境，于是就拆了，在著名的廣懋源綢布莊的舊址上修造了一幢沒有任何特色甚至可以稱之為丑陋的建筑物，(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建筑物是四層，黃色，后來人們就管那里叫“黃樓”。這年秋天，年邁的馬應昌老先生穿著棉袍在“黃樓”跟前的大槐樹下邊呆呆地站了一整天，天黑的時候才回家�；氐郊依�，馬應昌不吃不喝，早早就睡了。第二天，老人家沒有像往常那樣起來出去溜彎，馬江的媳婦去叫公公，公公的身體已經冰涼，老人死了。馬江永遠不會忘記父親死時的樣子，他好像一點兒也不痛苦，就像睡著了似的，根本不像經歷了很多磨難的人。只有在馬江也經歷了很多磨難，也變得靜如秋水的時候，他才明白父親為什么會是那樣一種樣子。這樣，家業(yè)就傳到了馬江的手里。

　　所謂家業(yè)，那只是沿用舊時的說法，實際上早已經是有家沒業(yè)了�，F在，就連家也是殘缺不全——馬江的大哥馬海文化大革命期間死于肺癌，妻子帶著三個孩子另外找了住的地方，離開了四合院，目前廝守在兩間房子里的只剩了馬江夫婦和他們兒子馬緗，馬緗的傻表姐王芳。馬緗曾經去內蒙古插隊，回來以后在街道紙盒廠上班，和同樣在紙盒廠上班的劉雨芬結婚，婚后生了一個女兒叫馬爽。這三口人就住在東屋，馬江夫婦和王芳住西屋。這時候的四合院早已經成了大雜院，擁塞了十三戶人家。一九七六年鬧地震，院子里本來就不大的空地都搭了防震棚，地震過后，防震棚都住進了人，現在走進四合院大門，就像走進迷魂陣一樣，你得沿著不到二尺寬的通道轉來轉去才能摸到自己的家門。一處特別狹窄的地方，如果兩個人相遇，一個人就得退后，等對方走過去了才能過去，或者兩個人緊緊地摟抱著遞轉過身子，為此，院子里甚至發(fā)生過這樣的事情：一對年輕夫婦，丈夫嫉妒成性，有一天看見自己的媳婦竟然被一個老頭抱在懷里，什么話不說，就把一塊板磚拍到了老頭臉上。雖然沒有鬧出人命，老頭住了三個月醫(yī)院，花了老鼻子錢，年輕人悔之晚矣。

　　院子成了大雜院，已經看不出原來的格局，但是，那棵棗樹卻仍舊旺盛，似乎無條件地接受了歷史所做的任何安排，并且心滿意足。棗樹每年都果實累累，到了秋天，枝頭沉甸甸的。文化大革命以后，鄰里之間原本緊張的關系得到了緩解，傳統(tǒng)禮儀部分得到了恢復，見面都打招呼，誰家遇到什么事情，街坊四鄰都伸出手幫忙。棗樹當然也不是什么問題，總是有人在某一天宣布說：“今天打棗了啊！”這樣，院子里的十幾戶人家就都歡天喜地地聚到棗樹下邊，年輕小伙子上去搖，底下的人把棗撿拾在籃筐里，然后按照戶數平分，整個院落就像過節(jié)一樣。

　　我一九六九年從北京去陜北插隊以前，就住在這樣一個大雜院里，直到今天，我仍舊懷念著那個院落里的和諧氣氛，記念著大爺大媽對于我們這些孩子的善意管教，記念著院子里每年由我澆水的那棵幾乎覆蓋了半個院落的玫瑰香葡萄，記念著全院的人在一起分吃葡萄的熱烈情景，記念著鄰里間的親情——誰沒吃過鄰里的飯食？錢接濟不上的時候，誰沒有接受過鄰人的幫助？如果哪一個人到外地出差，不是總忘不了帶回一些當地特產分送給左鄰右舍嗎？

　　“但是現在不一樣了，真是不一樣了呀！”頭發(fā)花白的馬江總是跟老伴嘮叨，“現在這人怎么都成了這樣？”

　　這個院子攏共十三戶人家，有開出租汽車的，有兩口子一起下崗的，有做小生意的，有撿破爛的，都生活窘困。生活窘困再加之沒有文化（這個院子竟然沒有一個孩子考上大學），目光就短淺了些，形成惡性循環(huán)，相互之間斤斤計較，經常就會為一些雞毛蒜皮的事發(fā)生爭吵。最近就發(fā)生了這樣的事情：劉二在門前搭砌了放蜂窩煤的小棚子，影響了通行，住在院子最深處的王三不滿意了，客氣地提意見，劉二不聽，反而叉起了腰。

　　“我就在這里搭了，你怎么著吧你？”

　　王三火了，道：“你罵誰呢？你他媽罵誰呢？！”

　　“我他媽罵你呢！孫子（重音在“子”上，北京話發(fā)音：zei）!”

　　兩個人就在狹窄的通道打了起來，把蜂窩煤扔得滿世界都是。有人給派出所打電話，片兒警小楊子就來了，喝道：“停！停！你還打是不是？你還打是不是？”結果，兩個同樣掛了彩的人就不再打。小楊子進入到調解狀態(tài)。其實小楊子也無法說出究竟誰對誰錯——所有人都擁擠在這樣狹小的空間里，怎么可能沒有磕磕碰碰呢？所以批評教育了事。眾所周知，批評教育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只是讓浮到表面的問題暫時潛沉下去而已。劉、王兩戶人家雖然不再吵鬧，彼此的仇恨卻深深地植根于心底，就像根深葉茂的大樹那樣，想拔也拔不出來了。這實際上也是十三戶人家之間關系的普遍狀況。

　　今天早晨，王三被惡臭熏醒，開門一看，門上窗上都被涂了稀糊糊黃澄澄的屎尿。王三夫婦就站在院子里跳著腳咒罵，整個胡同都可以聽到，引來很多參觀的人。王三沒有點名，但是口口聲聲沖著院門口的劉二叫喚：“你丫有本事出來你！你他媽……”劉二家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出來。小楊子來了，才把人叫出來，身高體胖的劉二無辜地說：“楊警察，我正要去找你呢。大清早的怎么回事這是？活膩啦？”

　　小楊子低聲問：“跟我說，是不是你干的？”

　　劉二痛苦地看著小楊子，好像有人扎了他一錐子，道：“別人不知道我，您老人家還不知道我？我是干那種缺德事的人么？再者話說了，多臭哇？您以為那么好把屎尿從茅坑里弄出來抹到窗戶上？給我五百塊錢我也不干呀！”

　　小楊子嘲諷地盯住劉二，問道：“不是你干的，那你說是誰干的？”

　　劉二低下頭嘟噥：“我哪兒知道是誰干的？我又不是片兒警……”

　　“別跟我�；���！你還以為我不知道你，實話跟你說，你只要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拉干的還是拉稀的……”

　　“別介嘿，楊警官，您要是這樣說我可就不那么高興了。照您的話說，那我今天拉稀的還是拉干的呢？您總不能說丫窗戶上的稀屎是我直接拉上去的吧？我拉得了那么高嗎？我要是能拉那么高，得多大一個屁股？”

　　圍觀的人哄笑起來。

　　三仍然在遠遠地罵：“斷子絕孫的東西……”

　　“您聽聽，您聽聽，”劉二拍打著手背說，“多難聽呀！這像是偉大祖國首都的市民嗎？就這樣的素質，怎么迎接二零零八年奧運會？怎么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楊警官，這事您還真得管管……”

　　小楊子憤怒地看了劉二一眼，撥開人群去制止王三的叫罵。

　　當時馬江就站在人群當中，卻什么話都沒敢說。現在的人想方設法以惡活人，你敢得罪誰？所以只能跟老伴叨咕叨咕。

　　唉，在一個連夫妻做愛都能夠被別人聽到的地方，人的尊嚴也就守不住了。人一旦沒有了尊嚴或者說不再把尊嚴看得重于生命，禮儀廉恥也就沒有了；
人沒有了禮儀廉恥，就剩下赤裸裸的利益算計了，所以你也就不能怪罪這些人目光狹窄，為屁大的事情呼天搶地，你也甭怪這些人損人缺德。一個很少從社會環(huán)境當中得到溫暖的人，是不會給別人送去溫暖的，同樣的道理，一個經常被生活加害的人，會由不得想給生活一些加害，這樣，生活就愈加顯得無法忍受。

　　設想一下，我們（不管我們處在何種社會地位，從事什么工作）是不是也生活在同樣的境遇之中呢？

　　馬江沒有辦法。馬江沒有辦法，換了我們，我們也沒有辦法。

　　5

　　然而，歷史在發(fā)展，對于北京居民馬江來說，在黨和政府的關懷下，歷史的發(fā)展出現了極其光明的一面。現在，讓我們暫時把馬江放在一邊，具體看一下這光明的一面究竟如何光明。我們太需要光明和溫暖了，所以一定要珍惜，要好好看一下。

　　自一九七八年以后，北京市政府開始落實私房政策，并于一九八四年開始陸續(xù)發(fā)還產權。但是，這件事卻不是那么好辦的，由于居民住房普遍緊張，許多私房住戶不能及時騰退，因此出現了帶戶發(fā)還產權的情況。當時主要出于對承租人利益的保護，政府對帶戶發(fā)還產權的私房的租賃關系及租金標準進行了干預和限制形成了私房標準租制度。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四日，北京市政府批轉市國土房管局《關于解決本市按照標準租金出租私有房屋問題的若干意見》。按照該文件的說法，標準租私房是指文化大革命初期由本市房屋行政管理部門接管，文化大革命后落實私房政策帶戶發(fā)還產權，并執(zhí)行本市規(guī)定租金標準的城鎮(zhèn)私有出租房屋；
標準租私房承租人是指與標準租私房產權人訂有私房租賃契約；
或是沒有訂立私房租賃契約，但長期居住標準租私房，并有本市常住戶口的單位或個人。這個文件規(guī)定了標準租私房承租人的七種安置方式和有關解決政策，并明確了承租人搬出工作應在二零零三年年底前完成。它成為北京市開展這項工作的指導性原則。

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北京市國土房管局又制定出臺了《關于推進本市標準租私房工作中有關搬出安置的意見》，具體落實這些原則。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北京市國土資源和房屋管理局又發(fā)出了《關于做好危改區(qū)和文保區(qū)標準租私房承租人搬出安置工作補充意見的通知》，之后，東城、西城、崇文和宣武等城區(qū)先后開始具體全面實施標準租私房承租人搬出安置工作。自此，這一項牽涉面廣、個案復雜、歷史遺留的“老大難”問題終于走上了徹底解決之路。

　　文件將標準租私房承租人搬出安置的政策分為危改拆遷區(qū)和文保區(qū)兩種：一、屬危改拆遷區(qū)需提前拆遷安置的標準租私房承租人，除由各區(qū)組織開發(fā)建設單位先行補償安置外，可由各區(qū)政府向市住房資金管理中心出具承諾書，市住房資金管理中心按批量個貸的方式向區(qū)國土房管局核撥貸款，用于標準租私房承租人的搬出安置工作，待今后遇拆遷時再與開發(fā)商結算費用。

二、屬文保區(qū)需按照疏散人口政策提前搬出安置的標準租私房承租人，由各區(qū)確定按危改拆遷或無房戶發(fā)放補貼方式計算補貼款后，可按上述方式辦理貸款手續(xù)。還款資金來源包括市財政安排的文保區(qū)專項補貼、各區(qū)自籌的文保資金和文保區(qū)開發(fā)收益等。三、其它不屬于上述范圍的標準租私房承租人，按有關文件的規(guī)定，區(qū)分市、區(qū)隸屬關系，按個貸方式解決補貼資金渠道，其中確有困難的單位，分別由市、區(qū)財政負責還款。

　　標準租私房問題的核心是政府對私房租金標準和租賃關系的強制性限制。解決這個問題的實質是對私房標準租制度進行調整。這是一個財產制度問題，而非住房政策問題；
不是“解�！薄ⅰ敖饫А�，而是“解扣”。私房標準租制度確實已經與經濟體制及法治精神不相適應，已經到了應該廢除的地步。即透過向承租人提供政府資助的方式解除私房租賃關系。所謂政府資助實際是對承租人的一次性住房補貼，也相當于政府透過出資購買標準租私房租賃契約的解約權的方式給予了產權人補償。城區(qū)政府同時面臨著保護私有房產的觀念轉變和財政支出的雙重壓力。這種由政府居間做主，讓房主和住戶簽訂“租住”協定，由住戶向房主象征性交付少量“租金”的房屋也被稱之為“強租房”。

　　馬江的房子就進入到了這種狀態(tài)，但是馬江從來沒有像有的房主那樣強烈主張行使自己對房屋的所有權，要求“房客”騰退房屋，終止“租賃”關系。這或許與馬江溫順平和的性格有關，當然，更有客觀上的原因：倘若你硬去辦無法辦到的事情，不是得砸鍋么？在北京，砸鍋的可不是一家兩家。就筆者所知，曾經發(fā)生過很多起房主和房客激烈沖突的事件，有的甚至鬧到了法庭。針對這種情況，最高法院及時推出了對此類案件的審判原則，規(guī)定房主若要求收回房屋，必須在兩個條件之中至少滿足其一：一、舉出房客有其它住處可以搬入的證據；
二、為房客找房住。這個雖然不在法律匯編之列卻發(fā)生著實際效力的規(guī)則，基本上斷絕了絕大多數房主收回房屋的夢想。有的房主為了收回房屋，被迫同意給“房客”找房住，甚至答應給房客買房。但是，房客卻不接受，要么嫌找的房位置不好，要么嫌房租貴。即使給他買房，“房客”還要心中盤算拆遷安置房或補償金可能比房主為其買的房更值錢。這樣，房主手持產權證書，名為房屋所有權人，卻只是一紙空文，在長達數十年的歲月中，并不曾享受過一天的房屋所有權。在后來的城市改造拆遷中房主和房客都適用相同的待遇進行安置和補償，甚至只補償安置房客而拋棄房主。如果房客占住的房屋面積大于房主或者其家庭人口較多，則可能房客獲得的新房面積或補償金還要比房主多。標準租私房的承租人終于熬出了頭，由“無產者”變?yōu)椤坝挟a者”喬遷新居，而私房主返還產權的夢想隨著房屋的拆遷而徹底毀滅。實際被強占或剝奪了房屋所有權的標準租私房產權人郁結于心的巨大不平和痛苦，其當事者人數之多、范圍之廣、創(chuàng)痛之深，使得私房標準租成為了我國建立現代產權制度必須要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

　　這件事按下不表。

　　馬江有了房租，日子顯然就比其他人家好過一些，但是，這并不意味完全恢復了祖輩為他留下的這個宅院的所有權�；蛘邠Q一句話說，馬江心滿意足地行進在一條充滿光明的道路上，遺憾的只是由于上述種種原因他在這條路上暫時還沒有走出什么名堂，十三戶人家仍舊像家里人那樣牢牢地盤踞在他的祖產房屋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誰也動不得。即使到了筆者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善良的馬江也不想打什么官司，他覺得政府把這樣難的一件事情做到這樣已經非常非常不容易了，他怎么好為了獲得對這個宅院完全的實際的所有權打官司再給政府添麻煩呢？于是，擁擠在這個院子里的人就繼續(xù)像動物一樣穴居在一起，不斷上演一出又一出活劇。

　　馬江命中注定要在爺爺留下來的房產中看著一場又一場演出。

　　6

　　下面我們來看最后的演出。

　　劉二和王三的矛盾繼續(xù)深化，因為他們還同處在一個狹小的誰也避不開誰的環(huán)境里。與此相類似的不僅僅劉二和王三這樣居住在私人房屋里的人，如果對北京城區(qū)稍有了解，你就會發(fā)現絕大多數人都這樣密集地生活在這樣的沒有私人邊界的空間里（不同的是相當一些人住的是政府房管局的房，同樣是大雜院）。我這樣說，同時還具有一種形而上學的意味，即：凡是沒有私人邊界的領域，不管經濟的領域還是政治的領域，思想的領域，都是人的自由缺失的領域，它所造成的社會狀態(tài)和文化狀態(tài)，都將是病態(tài)的，扭曲的，甚至是反動的。所以，我希望讀者注意到這里的馬氏家族、劉二和王三僅僅是根據論證需要抽象出來的符號，而不必要具體地考察其是否確有其人。

　　既然我們的論述具有形而上學的意味，那么，下面我們就來說一種心理學現象。一位心理學家做過這樣一個實驗：閱覽室里如果只有一位讀者，一個人進去拿一把椅子坐在那個人旁邊，那個被試驗者一定不會容忍陌生人坐在自己身邊，他會默默地移到別處。這個實驗進行了八十次，竟無一例外。據此可以說明，人與人之間需要保持一定的空間距離（或者說安全距離），即使最親密的兩個人也是一樣。任何一個人都需要自己的周圍是一個能夠被自我掌控的自由的空間。

　　一個叫愛德華?霍爾的美國心理學家甚至具體給出了“安全距離”的系數，譬如：即使最親密的關系，兩個人之間也需要15厘米的安全距離；
朋友間的安全距離應當掌握在46～76厘米之間；
而一般的社會交往，則至少要保持1.2～2.1米的安全距離；
公眾之間的安全距離應當為3.7～7.6米……結果問題來了：在馬先生的那個大雜院里，基本上沒有私人界限，一個狹窄的通道竟然相互摟抱才能夠通行，過夫妻生活甚至也要屏息斂氣，盡量不要弄出響動，這顯然不符合“安全”標準，不出事故才怪！這就好比沒有達到安全標準的煤礦，濃烈的瓦斯彌漫在巷道里，你卻全然不顧，非要往里走，并且使用了明火，怎么會不出礦難呢？

　　結果，今年秋天就真的出了“礦難”。

　　北京人都知道，今年大棗豐收，北京舊城區(qū)大雜院里幸存下來的棗樹都果實累累。我們前面已經交待，馬家院子里有一棵棗樹，經歷了上百年風霜雨雪，非但沒有枯萎病死，反而一天天繁茂起來。以前，就像我在前面說的那樣，整個院子的人一起分享果實，但是最近十幾年人和人之間的關系嚴重惡化，好的傳統(tǒng)也丟掉了，對于大自然的賜物，變?yōu)橄认率譃閺�，誰搶到手里算誰的。每年秋天，這個院子都有人睡不著覺，天天惦記著怎樣趁沒人的時候把棗子收獲到自己家里。

　　讀者一定記得，當年馬振興老先生和兒子一道親手栽種的那棵棗樹在宅院正院東南角，而這個位置現在又正好在王三家門前，這樣，王三顯然就有了優(yōu)先處置果實的便利。眼看著過了處暑，棗子慢慢紅眼兒了，王三還記恨著被潑了屎尿的舊賬，心里就想，今年我讓丫劉二一個棗子也吃不上，早早上了樹，用長桿子把棗子一個不拉地打了下來，足足收獲了滿滿的三洗臉盆。王三挨家挨戶送出去，等到劉二回來，已經全部處置妥帖，聰明的王三真的沒讓劉二吃上一個棗子。

　　劉二是何等樣人物？在大門口就感覺到院子里發(fā)生了什么事情，奔到棗樹跟前一看，滿地的落葉，卻連一個棗核都沒有。他看見王三正在窗戶后邊笑，臉色就青了，直接發(fā)問：“棗呢？！”

　　王三隔著玻璃說：“讓我打了�！�

　　劉二繼續(xù)喝問：“棗呢？！”

　　王三就不屑于回答，離開了窗戶。幸虧他離開了窗戶，否則，一定會被呼嘯而至地大板磚拍到臉上。板磚砸斷了窗欞，飛進王三家，落在三斗櫥上，砸壞了魚缸，水花四濺，幾條紅艷艷的王三的心愛之物徒然地在桌面上掙扎。王三大叫道：“咦……！�。�！”沖了出來。

　　王三沖出來以后看到劉二高舉著一把煤鏟，才意識到自己赤手空拳，閃電一般退到門前的小廚房，躲過了一擊。劉二的煤鏟捎到了王三的衣裳后襟，后襟頓時被劃開了。王三感覺到后背沁涼，以為被傷了，“嗖”的一下從案板上拿起菜刀，大叫一聲：“我他媽今兒就今兒了！�。　狈磽涑鰜�。

　　這個時候，劉二的第二下擊打如期而至，王三把腦袋一偏，閃過了面門，煤鏟落在左肩上，皮膚頓時開裂，鮮血噴涌而出。王三到底還是年輕，說時遲，那時快，還沒容劉二收回煤鏟，王三的左手已經把煤鏟攥住，這樣，在他和劉二之間，就獲得了一個有利的支點。王三利用這個支點，飛揚起手里的菜刀。劉二覺得寒光一閃，本能地向后倒退，躲過一劫，不想腳底下拌在了一把笤帚上，跌了個踉蹌。王三趁勢而上，把劉二撲倒在地，沒有任何猶豫地先往劉二的臉上剁了一刀。

　　這一刀剁得實在兇惡，一下子就見了骨頭。隨后的剁切簡直就是殘殺了，劉二的臉頓時成了攤放在案板上的一堆肉餡，不停地往外滲流血水，渾身像過電一樣劇烈地地顫栗一陣以后，人就不再掙扎，安靜了下來。

　　王三站起身，扔掉菜刀，坐在門檻上喘氣。

　　馬江從遠處的人群中走過來，顫巍巍地對王三說：“你呀！孩子呀！”

　　王三看著馬江，眼圈紅了，但是仍舊嘴硬：“我早知道有這一天，馬爺。我早就知道�！�

　　王三夫婦早就下崗了，現在靠在過街天橋上賣針頭線腦為生，他們的女兒在上中學，學校成天收錢。

　　“這樣也好，”王三站起來說，“挺好。馬爺，回頭您跟孩子他媽說一聲，我得去了。”

　　馬江問：“你上哪去？”

　　“殺人償命，天經地義，我上派出所。”

　　人們默默地給王三讓開路，王三從狹窄的通道擠過去，走出了院門。

　　半個小時以后，片兒警小楊子滿臉是汗地從派出所跑來，先看了現場，讓人用床單把劉二的尸體蓋上，然后問圍觀的人：“他王三人呢？”

　　眾人七嘴八舌說王三自首去了，馬江卻什么都不說，把目光從小楊子的臉上移開，表情也從驚愕轉變?yōu)槌劣簟?/p>

　　馬江默默地看了看天空，天空很明凈，正是所謂秋高氣爽時節(jié)，沒有什么可挑剔的；
他又把目光放下來，看了看眼前這個雜七雜八擁擠了很多自建房的院子，第一次在心底里怨恨起自己的爺爺來：“你置辦什么四合院呀你！你置辦這么一個破四合院，你得了什么好？咱馬家得了什么好？街坊鄰居又得了什么好？！”

　　（2006-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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