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光芒萬丈。

　　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打倒的只是店，不是孔子。孔子安然，孔子無恙。當時的非圣疑古，表面上是傳統(tǒng)中斷，其實是傳統(tǒng)重建。它對中國新學術(shù)，有不可估量的貢獻。不僅西方科學的引入，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軍事學，是全面占領(lǐng)。人文學術(shù)，也革舊鼎新。從舊經(jīng)史之學到新史學，從舊子學到中國哲學史或思想史，從舊集部之學到新文學，革新是全面的。

　　中國的新學術(shù)，不光是靠點滴積累，一磚一瓦往起壘，更重要的，是文化立場的突破。

　　我們要感謝我們的前輩，感謝魯迅，也感謝胡適。五四的遺產(chǎn)是多方面。明年是五四運動90周年，很多問題，要全面總結(jié)。

　　五四有兩個遺產(chǎn)，和胡適有關(guān)。

　　第一，是以顧頡剛為代表的疑古運動。這個運動，很多人都認為是中國史學現(xiàn)代化的標志。它和胡適的影響直接有關(guān)。胡適和顧頡剛，都很重視崔東壁，美國的 Arthur W. Hummel也很重視。顧頡剛對崔東壁很佩服，但明確指出，他和崔氏不一樣。崔東壁尊孔衛(wèi)道，他不是。正因為不是，所以顧先生才敢懷疑圣人，懷疑孔子時代的圣人（堯、舜、禹）。這是了不起的突破。雖然，在方法上，顧先生沿襲了崔氏的方法，沒有反省這類方法的不足，在古書體例的研究上沒有突破。其實，宋以來的辨?zhèn)螌W，辨?zhèn)慰紝嵞私麜�之策，考�?jù)是為了保衛(wèi)孔子的道，并不是純粹的方法，里面也有意識形態(tài)�！豆攀繁妗妨粝碌膯栴}，今天也還是問題。傅斯年、蒙文通、徐旭生，他們的族團說，都破顧說，問題的爭論，一直沒斷，即使今天，也還在爭（如關(guān)于斷代工程的爭論），可見影響多么大。

　　第二，是中國哲學史的建立。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舍上古圣人不談，直接講諸子，直接講老、孔，當時人以為學問不足，但他的路是對的。這書是真正的開山之作。胡適之后，馮友蘭是大家，書比他多也比他厚。胡不講六家，馮講；
胡否認王官，馮加限制而肯定；
胡以老在孔前，馮以老在孔后。這些分歧，現(xiàn)在也還是爭論的話題。一般認為，這門學問，馮氏才是真泰斗。我的看法不一樣。我認為，胡適的考證誠多可商，但文化立場，占位卻比馮氏高。第一，他強調(diào)，中國哲學史，不能用西方哲學史的概念和框架來剪裁，馮氏反之；
第二，他是把孔子從圣人的位子上請下來，和諸子平起平坐，馮氏卻是尊孔派。胡適指出，馮氏爭孔、老先后是信仰問題，看得很準。即使今天，胡適的看法也是解毒劑。

　　五四代表的新文化，后來分為兩叉。1949年后，更被海峽隔絕，判若兩個世界。

　　1998 年，臺灣中研院史語所編過《新史學之路》。什么是新史學？不光梁啟超，不光傅斯年，派別很多。他們說的新史學，只是新史學的一支（現(xiàn)在去蔣，還講什么傅斯年）。史語所的最大成就是考古發(fā)掘。這個隊伍，海峽兩岸各一半，不能只算一邊。我呆過的社科院考古所和歷史所，很多老人都是參加安陽發(fā)掘和西北考察的舊人。我的老師張政烺就是史語所的人。羅王之學的傳人，絕大多數(shù)也在大陸。史語所的研究，強調(diào)的是動手動腳，找各種實證材料，這種材料，新東西全在大陸，研究是由大陸的學者在繼續(xù)。過去的研究根本沒法比。超越這類研究，打散了研究，提高了研究，還有不少東西，比如社會史的研究，也和共產(chǎn)黨關(guān)系更大，即使走過曲折的路，也還是有很多貢獻。

　　新史學的各派，成敗是非，可以慢慢討論，來源是什么，很清楚，根本沒法按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tài)分疆劃界。它們的共同來源，都是五四。

　　厚誣五四，是數(shù)典忘祖。

　　近年，余英時說，郭沫若抄錢穆，引起軒然大波。錢穆和郭沫若，分屬不同的營壘，分屬海峽兩岸各一邊。他們的政治立場和為人怎么樣，可以另外評價。政治觀點不同，當然不一樣。但他們倆，學術(shù)成就怎么樣？自有公論。錢穆，學問太舊，格局太小，根本無法和郭沫若比。中央研究院選第一屆院士，他們對郭沫若的政治立場很不滿，但學問沒商量，還是承認，照樣提名。傅斯年說了，只要不是漢奸。

　　其實，學術(shù)就是學術(shù)，即使羅振玉的書，我們也要讀。他有學問，還是有學問。

　　這才是公允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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