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準確把握美國全球反恐戰(zhàn)略對于中國發(fā)展格局的影響，就不僅需要把參考指針調回到2001年的9月11日，而是要調到比“9/11”更早的半年前。發(fā)生在2001年4月1日的中美南海撞機事件，既是一次偶然事故，又是一次必然沖撞。它發(fā)端于美國新任政府在意識形態(tài)和戰(zhàn)略定位上對中國這個對手的“重估”，而收官于雙方幾近撕破臉面的劍拔弩張。從這個角度看，發(fā)生于160天后的大規(guī)模恐怖襲擊事件，與其說是19個恐怖分子劫持了四架民航客機用于自殺攻擊，不如說是伊斯蘭極端勢力“劫持”并扭轉了本來極可能發(fā)生正面碰撞的中美關系。

　　接下來的發(fā)展，出乎很多戰(zhàn)略觀察家(特別是那些悲觀論者)的預料。中美關系隨著雙方在反恐行動上的合作而峰回路轉，連上臺階；
不僅經濟貿易血肉相連，而且中國更以伙伴面目出現，主動參與拆除套在美國頭上“朝核危機”的緊箍咒；
難怪包括美國布什總統(tǒng)，現任國務卿萊斯博士，前任國務卿鮑威爾將軍在內的眾多決策領袖們，紛紛公開表示“中美關系現在正處于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但是，由此就以為美國在長期戰(zhàn)略上更改了對中國以及中國崛起的判斷和認知，那就把美國戰(zhàn)略構想者們想得太簡單了。

　　要說明這點，不妨把參考時針再從“9/11”向前撥4年。1997年6月3日，以美國新保守主義運動的理論領袖克里斯托為發(fā)起人，“新美國世紀計劃”這一野心勃勃而又重量級人物云集的非政府政策智囊機構在華盛頓成立。在其宣言中，它毫不含糊地指出：其宗旨就是要確保21世紀仍舊是“美國世紀”，并將以一切軍事、政治和經濟手段為依托，消滅那些潛在威脅和挑戰(zhàn)者于萌芽狀態(tài)，最終推進符合美國利益和理想的價值觀。如果任何人覺得這些說辭只是書生意氣、紙上談兵的話，不妨看看這個宣言的共同簽署者；
雖然絕大多數人簽名時都還在非政府機構任職，但這簡直就是一份未來布什政府的閣員名單：切尼(副總統(tǒng))，拉姆斯費爾德(國防部長)，沃爾福威茨(國防部副部長、世界銀行行長)，利比(副總統(tǒng)辦公室主任)，弗萊德伯格(副總統(tǒng)安全政策助理)，克恩(國務院高級顧問)，伯耐特(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
另外還包括福布斯雜志的發(fā)行人福布斯，著名學者福山，佛羅里達州長、現任總統(tǒng)的弟弟杰卜•布什等一些橫跨政、經、學界的精英。無疑，這份宣言為隨后布什政府在反恐戰(zhàn)爭中“先發(fā)制人”、“非友即敵”的布什信條提供了理論依托；
但它的重要意義還不僅于此。可以說，這是冷戰(zhàn)結束以后，美國戰(zhàn)略精英層第一次明確、系統(tǒng)和赤裸裸地展示一種“帝國的思維方式”。在“美國世紀”構架者的眼中，無論是美國在軍事實力上的唯我獨尊，還是美國在道德領域中的唯我獨善，都是不容置疑、不需討論、21世紀造福萬邦的前提條件和不二法門。

　　雖然這種“舍我其誰”“當仁不讓”的帝國雄心在巴格達路邊炸彈此起彼伏的轟響中，已經變得越來越脆弱；
同時那些身體力行、搖旗吶喊的新保守主義中堅分子也都隨著伊拉克戰(zhàn)爭的暗淡前景而或失勢、或失聲，但需要指出的是，美國作為一個“帝國”的內在氛圍和外部條件卻在“9/11”后逐步趨于成熟(如果它還不是一個傳統(tǒng)意義上的帝國的話)。一方面，反恐戰(zhàn)爭的殘酷性、不確定性和遙遙無期的終戰(zhàn)前景，使得美國國內民意對于政府大規(guī)模軍事投入和侵犯公民權益的行為超乎尋常地容忍。比如說，為防范恐怖襲擊而特別通過的<愛國法案>，允許政府對美國公民的電話通話和電子郵件進行監(jiān)聽審查；
為收集恐怖主義情報，司法部長公開贊同對嫌疑犯采用世界公認的酷刑:“水板溺斃”的方式來刑訊逼供。真正值得警示的倒不是美國政府變得如何陰暗和殘忍，而是主流民意和媒體對這種與美國憲法民權直接違背行為的相對漠視和容忍。另一方面，美國的軍事觸角和勢力控制范圍在“9/11”后非但沒有收縮，反而挾反恐之名擴張到伊拉克，阿富汗，以及中、俄兩強的“后院”腹地:中亞地區(qū)。當然，與“帝國版圖”擴張接踵而來的是蔓延世界各國的反美、厭美和恐美情緒。在著名的皮尤(PEW)調查機構去年進行的一項遍及33個國家的大型民意調查中，與2002年時的結果相比，多達26個國家的民眾減低了對美國的好感；
在那些以穆斯林為主的中東和亞洲國家中，對美國的整體印象更是慘不忍睹：對美國有好感的比例分別占被調查者的9%(土耳其)，13%(巴勒斯坦)，15%(巴基斯坦)，20%(約旦)，29%(印尼)；
甚至連美國在歐洲的長期盟友德國，也才僅有30%的支持者。去年10月31日，美國首位專門負責公共外交事務的國務次卿凱仁•休絲女士黯然遞交了辭呈。這位從布什任德克薩斯州長時就追隨他的鐵桿擁躉，在卸任白宮新聞辦公室主任后，被布什在2005年重請出山，并被寄予厚望來“在世界范圍內推進美國價值觀，和恐怖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基礎作斗爭”。休絲的去職，標示著現代公關策略手段，不管如何無孔不入，如何量體裁衣，也仍舊變不出一件“皇帝的新裝”。帝國的特征，在政策上，表現在其對內的高壓管治和對外的肆意擴張；
在心理上，表現在其上上下下過度蔓延的恐懼、不安、和近乎歇斯底里的非理性反應。如果在政策層面，現在的美國還與帝國有一定距離的話；
在情緒層面，至少從主流、非主流媒體所流露出的民族意識來看，美國正在“恐懼化”。

　　以此為大背景，就不難理解為何中國現在提出的“和諧世界”口號，在世界輿論場上廣得人心，而在美國決策者聽來卻顯得刺耳和“不和拍”了。當然，大國之間的較量，不僅僅局限于議題與口號的爭奪�？墒牵�如果低估或是忽略國際政治中“議題設置”功用所體現出的目標定位和實力折沖，那也太幼稚狹隘了�！�9/11”事件以后，包括美國的很多意見領袖，都或公開或私下地認同“新美國世紀”發(fā)起者們的戰(zhàn)略構想，認為其慧眼獨具，見人所未見，準確預言了恐怖襲擊的發(fā)生。這種看法其實是張冠李戴。如前所述，美國新保守主義者的政策宗旨是要在全球范圍內建立符合美國利益的價值觀和世界秩序，并不惜力量鏟除一切阻礙。如果不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他們也會搜尋出其他名目(“中國威脅”就曾是“9/11”前一個排位靠前的候選者)來為美國的全球戰(zhàn)略擴張正名。如今，打著反恐的旗號，美國在國際事務上大有挾“反恐”以令諸侯的意味；
他們當然希望“反恐宗旨100年不動搖”，不管是宗教恐怖主義，還是經濟恐怖主義，甚至是網絡恐怖主義，凡是與“新美國世紀”藍圖相抵觸的政治、軍事、經濟、價值觀存在，都可能被貼上“恐怖主義”的標簽。正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如果真是打擊伊斯蘭原教旨恐怖分子，美國就不會只在“9/11”元兇本•拉登所藏匿的阿富汗虛晃一槍，而遣重兵推翻了與恐怖襲擊毫無關聯的薩達姆政權、并在伊拉克建立永久性軍事基地。同理，目前美國緊鑼密鼓潛心編織的反伊朗口實，與其說是“反恐”，不如說是“新美國世紀”布局中按部就班的另一步棋。“布什信條”中所謂的“凡窩藏恐怖分子的國家與恐怖分子同罪”的政策，其實就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另一種表述方式，歸根結底還是為其長遠戰(zhàn)略利益和實力布局服務的。

　　由此看來，美國的“反恐戰(zhàn)爭”與中國的長期戰(zhàn)略發(fā)展息息相關。一方面，中國的迅速崛起，無論從政治、經濟、軍事和價值觀上，都是與“新美國世紀”的基本構想相抵觸的。更何況，中國所倡導的“和諧世界”提法，又直指美國反恐“無限擴大化”的理論要害；
不僅反襯出美國“反恐世紀”的實質，而且更為自己爭取了戰(zhàn)略時間和潛在盟友。另一方面，我們必須緊密注意美國國內政治、政權、和政策走勢的變化。畢竟，在美國建國200多年的歷史上，除了首都華盛頓在1814年被英國遠征軍焚毀過一次以外，美國的本土還沒有遭受過任何敵對勢力直接的大規(guī)模攻擊。“9/11”恐怖事件中撞毀的不僅僅是世貿大廈的兩座摩天大樓，而是美國國民視為上天賜福、融入基因骨髓、從未懷疑過的安全感和自由感。這一波撞擊在國家心理上造成的刺激，需要幾年、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才能完全顯現出來。其中一個必然的后果，便是美國引以為豪的民主制度在新型威脅面前如何膻變。在1933年的總統(tǒng)就職演說中，羅斯福總統(tǒng)警告剛剛經歷大衰退的美國國民，“我們唯一需要恐懼的恰恰是恐懼本身�！边@段話，用在目前處在十字路口的美國國內政權情勢上再恰當不過。在2008年這次被廣泛認為是美國二戰(zhàn)后最重要的總統(tǒng)大選上，值得關注的將不僅僅是傳統(tǒng)的兩黨輪變的問題，更包括美國政治架構內核的蛻變。美國將有可能出現第一位女總統(tǒng)(希拉里)，或是第一位黑人總統(tǒng)(奧巴馬)。無論結果如何，美國國民和新政府都將重新審核它內在的恐懼陰影和外射的“反恐世紀”模式。

　　不管現在剛剛開始展開的21世紀是“美國世紀”還是“中國世紀”，現實地講，中美兩國注定誰也不會成為這場文明角逐的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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