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權威”的概念，回到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1906—1975）那里是頗為合適的。阿倫特對權威問題曾予以專門的關注，關于權威與權力，在二十世紀的政治理論家中，大概沒有誰比阿倫特區(qū)分得更清楚了。事實上，阿倫特對權威（authority）、權力（power）、暴力（violence）等概念均有十分嚴格的界定。阿倫特以其極權主義研究而著名，她關于極權主義有很多精彩論述，這些論述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極權主義藐視一切權威，包括憲法的權威。[1]阿倫特曾專門寫過《什么是權威》一文，集中討論權威問題，該文收錄在她的論文集《過去未來之間：政治思想的八個演練》之中，這篇論文是我們理解阿倫特權威理論的中心文本。此外，她在《論革命》一書中在比較法國革命與美國革命時，對權威問題也有很好的論述。

　　關于阿倫特的權威理論，筆者將從如下四個方面來談：首先，介紹阿倫特是如何提出權威問題的；
其次，介紹阿倫特對權威概念的界定；
第三，介紹阿倫特關于歷史語境中權威觀念與實踐的論述；
最后，筆者將簡要說明阿倫特權威理論給我們的啟迪意義。試分述如下：

　　一、現時代權威的危機

　　阿倫特對權威問題的關注，源于她對現代世界中權威危機的確認。阿倫特有一個基本的判斷：權威已從我們的世界中消失。在《什么是權威》一文的開篇，阿倫特說，問“What is authority”極易讓人產生誤解，其實準確的提問是“What was authority”，即這個問題是過去式的，因為現時代權威已不復存在。Arendt此言折射的是她對現代性的反思。她曾明確指出，現代社會的危機在根本上是一種政治的危機，也是權威的危機，[2]二十世紀形形色色的極權主義的興起正是這種危機的大爆發(fā)。

　　阿倫特認為，人們在權威概念上的混淆正是源于實際生活世界中權威經驗的消失。她特別提到，權威經驗原先最典型地存在于家庭與教育兩個非政治的領域中。家庭中父母與子女之間，教育領域中教師與學生之間，存在的是權威關系。但是，在現代社會中，隨著民主化進程的推進，這兩個領域中的權威關系也開始受到侵蝕。因此，權威的危機并不局限在政治領域之中，而是遍及人們的整個生活領域。她寫道：“無論在實踐上，還是在理論上，我們都正處于一個不知道權威為何物的時代。”1

　　二、權威的概念

　　阿倫特十分強調概念廓清的重要性。她批評現代社會存在的概念“功能化（functionalization）”的普遍傾向2。這種從“功能”來看待概念與理論的做法,弊病在于抹殺了事物之間的本質差別。例如，在現代社會科學家看來，極權主義與權威主義的區(qū)別不過是控制程度的不同，共產主義與宗教功能相近，因而也無本質不同。權威、權力、暴力三者的結果都是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服從，因而也可以不必細分。然而，阿倫特指出，這種混淆正是問題所在。

　　在阿倫特的概念體系中，權力是指人們聯合行動（act in concert）的能力；
暴力是一種工具性的強制性力量；
權威指的則是一種不令而行的能力。阿倫特寫道：“權威的特征是，被要求服從的人必須對權威毫無異議地認可，不需要任何強制和說服。（一個父親可能因為打小孩或開始爭論，便失去了權威。因為這樣的行為等于暴君行徑或者把小孩當平輩。）要保有權威必須有對人或機構的尊重�！�3

　　綜觀阿倫特在不同文本中關于權威的論述，她的“權威”概念的內涵至少包括如下幾點：首先，權威關系以一種等級秩序為前提，雙方一定是不平等的；
其二，權威意味著處于等級的雙方均無異議地承認這種等級；
第三，權威的來源必定是超越性的存在，如自然法、上帝、祖先等。第四，權威與自由并不沖突，而是一個事物之兩面。

　　關于權威的意義，阿倫特也有自己的看法。她認為，權威的意義在于它保證了世界的穩(wěn)定性與恒久性，一個穩(wěn)定而恒久存在的世界對于性情多變、終有一死的人來說是頗為重要的。阿倫特認為，人的自生自發(fā)性及創(chuàng)生性（natality）給人類以不斷的驚喜，新的言與行時刻產生，新的生命不斷來到世間，這給人類以希望，但同時也時刻威脅這世界的穩(wěn)定，具有危險性，權威正是制約這種危險性并使世界得以維系的一種力量，在某種意義上它事關文明的傳承。所以權威總是和文化、傳統(tǒng)聯系在一起的。阿倫特的權威理論，實與她關于人的境況（human condition）的理解及她的世界理論密切相聯。

　　三、歷史語境中的權威觀念與實踐

　　阿倫特在《什么是權威》一文中所致力的并不僅僅是關于權威概念的抽象辨析，而是回到具體的歷史語境中，描述概念所指的特定經驗，并且展示不同時期人們對權威的認識及實踐。阿倫特特別強調這是對權威概念的語境式（context）考察4。這種方法實開當代劍橋學派政治思想研究中語境主義之先河。此點亦可作為阿倫特對昆廷·斯金納等劍橋學派思想家的影響之佐證5。

　　阿倫特首先從古希臘談起。依阿倫特之見，古希臘人特別是雅典人的政治生活中并無權威的經驗。雅典人在公民之間采用辯論說服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對外則采用暴力方式處理爭端，這兩種方式都與權威無關。希臘世界的不穩(wěn)定也與權威的缺席有關。柏拉圖在希臘世界衰朽之際提出他的政治理想。阿倫特認為，柏拉圖的哲學王思想主張的不是人治，而是理性之治，在《理想國》與《法律篇》中皆是如此，柏拉圖其實是要在城邦中確立理性的權威，以阻止城邦的腐化，保護哲人的安全。不過，Arendt也批評柏拉圖以非政治領域中的經驗來理解權威，因為希臘政治生活領域中沒有直接的權威經驗。非政治領域如制作或技術領域、私人家庭領域，在制作或技術領域中有專家的概念，在家庭領域則有支配的概念。柏拉圖以這種方式來理解經驗對西方政治哲學傳統(tǒng)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亞里士多德與柏拉圖一脈相承，不過，他訴諸的是自然秩序的權威，這也就是他所說的“主奴關系合乎自然”的含義。6。亞里士多德訴諸“自然”來建立秩序，堪稱古希臘思想家試圖確立統(tǒng)治者與被統(tǒng)治者之間權威關系的第二次努力。

　　Arendt指出，真正在政治生活中具有權威經驗的是古羅馬人。權威在羅馬共和國的政治生活中扮演著決定性的角色。羅馬人重視權威，體現在他們對羅馬立國的重視。拉丁文中“權威”（auctoritas）一詞詞根是“augere”，意為“開創(chuàng)”，auctor也就是author之意。擁有權威的是羅馬共和國的創(chuàng)立者，后來引申為目睹或經歷過羅馬共和國立國的德高望重、功勛卓越者。羅馬人十分強調“奠基的神圣性（the sacredness of foundation）”。在羅馬人心目中，從事政治首要的一條是維護羅馬城的基業(yè)，將之傳給未來世代。羅馬民族是農業(yè)民族，他們真正地立足于土地。羅馬的擴張也牢牢地立足于羅馬城。希臘人經常到異域建立一個城邦，羅馬人則不然，他們總是溯及一個已經過去的不可重復的開端。這與羅馬人對宗教、傳統(tǒng)及文化的理解也是一致的。阿倫特指出，在羅馬人那里，成長也是導向過去的，這與現代人進步主義的觀念相反。羅馬人在政治實踐中明確區(qū)分了權力與權威，這就是“權力在人民，權威在元老院”。元老院作出的決議，不是命令（command），也不是一般的建議（advice），而是介于二者之間的不容忽略的建議。后來的元老未必親歷建國，但他們從建國者那里獲得了某種派生性的權威，他們代表著立國的先人，捍衛(wèi)著共和國的原則，維持著政體的穩(wěn)定。

　　關于西方漫長的中世紀，阿倫特認為，中世紀的格局是“權力在世俗國王，權威在教會”。宗教、權威、傳統(tǒng)三位一體，實為繼承羅馬時期的大體格局，這種三位一體對西方文明的保存十分重要，也是中世紀社會政治大致長期穩(wěn)定的原因所在。中世紀時宗教具有權威性，它不像在現代社會中那樣成了世俗統(tǒng)治的工具。Arendt指出，近代人文主義者高揚個人主權，同時摧毀了權威、傳統(tǒng)與宗教，路德的宗教改革試圖在摧毀教會權威的同時維護宗教與傳統(tǒng)，霍布斯與十七世紀的理論家則試圖在割斷傳統(tǒng)的同時保存權威與宗教。這些努力是對西方文明的衰落——權威、傳統(tǒng)、宗教的衰落而作出的回應。他們的問題在于沒有意識到權威、傳統(tǒng)、宗教三者實不可分。[3]

　　阿倫特尤其提到近代早期的政治思想家馬基雅維里。馬基雅維里的主要著作是《君主論》與《論李維》。關于馬基雅維里的思想歷來充滿爭論。阿倫特也提出了她自己的看法。在她看來，馬基雅維里的重要性在于他對羅馬人立國經驗的高度重視，“立國（foundation）”是《君主論》與《論李維》中十分關鍵的一個詞，它意指為一種新秩序行奠基禮。馬基雅維里的中心意旨在于他試圖通過為一個統(tǒng)一的意大利奠基以重復古羅馬的經驗，他實際是在呼喚一個意大利民族國家的到來。在此意義上，他可以被恰當地稱為“現代民族國家之父”以及“國家理性（reason of state）”觀念的始作俑者7。Arendt也注意到馬基雅維里與法國大革命時期的羅伯斯庇爾的相似之處，她指出二人經常用相同的語言，羅伯斯庇爾聲稱“自由對暴政的專政”以為恐怖辯護，聽起來似乎在逐字逐句地重復馬基雅維里關于建立新政治體、改革腐化的舊制度必要時訴諸暴力的論斷。馬基雅維里實開為暴力進行辯護之先河。在這一點上，馬基雅維里與羅馬人拉開了距離，體現了馬基雅維里思想的獨特性。阿倫特寫道：“像羅馬人一樣，馬基雅維里和羅伯斯庇爾都感到‘奠基（founding）’是具有中心意義的政治行動，這一偉大的行動建立了公共政治領域，使政治生活成為可能；
但與羅馬人不一樣的是，對羅馬人來說，這是一個過去的事件，而馬基雅維里與羅伯斯庇爾則感到，為了這個高級的‘目標（end）’，所有的‘手段（means）’，主要是暴力的手段，都可以得到辯護。他們完全以‘制造（making）’的形象來理解奠基的行動；
問題在他們那里是如何‘制造’一個統(tǒng)一的意大利或法蘭西共和國。他們對暴力的辯護受如下潛在的論證所引導，并從此一論證中獲得了內在的理據，這一論證就是：‘要制造一張桌子就必須砍樹，要制作煎雞蛋就必須打碎雞蛋，要制造一個共和國就必須殺人’。”8阿倫特認為，就為暴力進行辯護、并且在“制作”的意義上理解政治而言，馬基雅維里已不像羅馬人，此時他更像柏拉圖。需要指出的是，阿倫特頗為嚴格地區(qū)分了行動（action）與勞動（labor）、制作（making）的不同，這尤見于她的《人的條件》一書中9。阿倫特此處強調“奠基”是一種政治行動，故而不可按照“制作”的邏輯去理解，否則勢必導出暴力有理的結論，從而掩蓋了政治生活的真實本質。馬基雅維里一方面重新發(fā)現了奠基的經驗，同時又按目的—手段的邏輯為暴力使用進行辯護，這就使得他可以被看作是“現代革命的先驅”10。

　　關于現代革命，阿倫特亦有專門的論述，她曾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著有《論革命》一書。《論革命》既是對當時美國激進的學生運動、民權運動等事件的回應，也是對近代以來革命經驗的歷史考察。在這一考察中，權威、權力、暴力、自由等政治哲學的中心概念得到了進一步的闡釋。關于權威問題，阿倫特結合法國與美國之比較進行了詳論。阿倫特認為法國革命是一場不成功的革命，大革命中社會問題與政治問題混為一談，旨在為自由奠基的政治目標為面包問題所取代，革命以自由、平等、博愛為口號，為人們準備的卻是揭發(fā)、監(jiān)獄與斷頭臺。更為關鍵的是，法國大革命受盧梭、西耶斯的理論的影響，缺乏權威意識，陷入了關于“制憲權（pourvoir constituant）”與“憲法權（pourvior constitue）”的悖論。11。阿倫特指出，法國大革命中把秩序建立在人民意識之上，好比在流沙上建造房屋，因為人民意志、人民的呼聲是易變的、不穩(wěn)定的12。這也是法國革命日益激進并最終走上不歸路的根源。與法國革命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美國革命是一場盡量排除暴力使用的政治革命。美國的建國之父們以古羅馬的共和經驗為樣板，革命旨在為自由奠定牢固的基礎。阿倫特認為，美國人明確區(qū)分了權力與權威，這就是“權力在人民，權威在最高法院”。美國的最高法院發(fā)揮著相當于羅馬元老院的作用，是權威在政治生活中的體現，它好比持續(xù)召開的制憲會議，重申著共和國之國本。阿倫特關于法國革命與美國革命的描述或有諸多可商榷之處，但她對權威與權力的區(qū)分及權威在政治生活中意義的發(fā)微，仍是極其卓越的。

　　四、幾點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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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倫特的權威理論至少給我們如下幾個方面的啟迪：首先，注意到阿倫特關于權威問題的重視，能使我們對阿倫特政治思想的全貌有一個更好的把握，阿倫特思想中“保守”的一面也得以彰顯出來；
其二，阿倫特深入到語境、關注概念所展示的經驗，強調概念的區(qū)分，對于廓清社會政治科學中的中心概念來說，也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最后，阿倫特關于權威與權力的區(qū)分，對于理解近代中國革命以及當今中國政治也不無啟迪意義。

　　注釋：

　　[1]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San Diego, New York,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Publishers, 1975，p. 465.

　　[2] Hannah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Eight Exercises in Political Thought,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68, p. 140.

　　1 Hannah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Eight Exercises in Political Thought,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68, p. 92.

　　2 Hannah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Eight Exercises in Political Thought,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68, p. 101.

　　3 （美）漢娜·阿倫特：《共和危機》，蔡佩君譯，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第100-101頁。

　　4 Hannah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Eight Exercises in Political Thought,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68, p. 121.

　　5 關于阿倫特對昆廷·斯金納的影響，參見（芬蘭）凱瑞·帕羅內：《昆廷·斯金納思想研究：歷史·政治·修辭》，李宏圖、胡傳勝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第71頁；
第97-98頁。

　　6 亞里士多德說：“凡是賦有理智而遇事能操持遠見的，往往成為統(tǒng)治的主人；
凡是有體力而能但任由他人憑遠見所安排的勞務的，也就自然地成為被統(tǒng)治者，而處于奴隸從屬的地位�！保ü畔ＥD）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吳壽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第5頁。

　　[3] Hannah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Eight Exercises in Political Thought,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68, p. 128.

　　7 Hannah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Eight Exercises in Political Thought,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68, p. 138.

　　8 Hannah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Eight Exercises in Political Thought,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68, p. 139.

　　9 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p. 7.

　　10 Hannah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Eight Exercises in Political Thought,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68, p. 139.

　　11 Hannah Arendt, On Revolution,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1990,p. 165. 這一悖論可表述為：制憲的權力既然先于憲法，便必定是非憲法的（unconstitutional）；
那么如何以非憲法的權力為憲法提供正當性的基礎呢？這實際上事關憲法的權威性來源問題。

　　12 Hannah Arendt, On Revolution,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1990,p. 163.

　　原載《法哲學與法社會學論叢》，2007年，第2期，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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