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歷來被視為有效的權威主義政治，但確立于上世紀末的兩項制度規(guī)范，已經(jīng)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政治的這一基本特征。

　　這兩項制度，一是最高領導人的任期制；
二是70歲后不再連任的年齡限制。雖然看來只是技術性的規(guī)則調(diào)整，但由于發(fā)生在權力核心這一最敏感區(qū)域，小手術帶來大變化。雖然這一變化至今還是靜悄悄的，并沒有為公眾輿論所認知。

　　有效的權威政治之基本要件是，必須存在一個擁有足夠權力的權威領袖，這就是鄧小平強調(diào)的“一個核心”。鄧小平是按此模式來打造第三代的，他應該希望第四代乃至以后各代也能遵循此一模式。但是，在最高權力位置上的上述兩項“小手術”，最終使鄧的意圖成為不可能。

　　不可克服的矛盾是，新舊領導人的并存涵蓋了新領導人的整個任期。由于實行任期制，最高領導職位的任期最長也只有10年；
由于70歲后不再連任，在現(xiàn)代健康水平上，70多歲退休的前任領導人很容易將“有效生命”（即保持頭腦清醒）再延續(xù)10年，從而涵蓋后任的全部權力運程。在現(xiàn)行體制下，由于最高權力是自上而下，由前任授予后任的，前任領導人退休后，并不會完全喪失權力，他只是不再承擔具體的責任和事務，其政治影響力仍然舉足輕重。在前任影響力猶存的情況下，后任無法在最高領導層建立絕對性權威。同時，由于和平年代領導人的權威不是源于個人的功勛和魅力，而是源于體制的規(guī)定性，退出最高領導職位的前任領導人，其權威也將逐漸喪失絕對性。

　　新舊領導人事實上形成一種相互牽制的關系。這種關系，才能完美詮釋十七大上習近平、李克強雙雙晉級常委現(xiàn)象——“一個核心”的權威體制事實上已被打破，也就沒必要再刻意維持，中國政治已進入后權威主義即缺乏足夠權威的后強人政治時代。也因此，對中共第四代的稱呼，一直只是“總書記”，并未晉級為“核心”。由此可見，權威體制的有效性只有在最高領導人沒有年齡和任期限制的情況下才能得以延續(xù)，例如今天的朝鮮。

　　新舊領導人并存，是樹立新權威時不可克服的障礙。中共第三代權威的真正確立，也是從第二代逝去的1997年才開始的，那才是一個新的個人時代的開始。不能順利產(chǎn)出新權威的體制，不可能真正延續(xù)權威主義的有效治理模式。更何況，以后的中國可能不僅僅只是最高權力的兩代同堂，還可能出現(xiàn)三代、四代同堂的局面。

　　新舊最高領導人相互牽制的格局，對作為最高權力層的常委會必然產(chǎn)生重大影響。這種相互牽制，使常委們擁有更多選擇性，擁有更大空間和權重。在常委會內(nèi)部，“班長”的分量越來越輕，權威性越來越名實不符，新舊領導人與各常委形成“共治”局面。這種后權威主義的“共治”格局，正逐漸取代“一個核心”的權威主義格局。

　　這種由“一個核心”到最高層“共治”的格局演變，對中國將來的政治進步來說是好事——它既是走向某種“共和”體制的開端，也提供了一種類似“黨內(nèi)民主”的演進空間。但對當下中國的社會治理來說，它卻未必是好事。權力格局的改變，意味著原來有效的權威主義治理模式已不可用。在行政和政治體系仍然按照自上而下邏輯運轉(zhuǎn)時，核心權威的削弱，意味著動力源泉的枯竭，效率的大幅降低。許多發(fā)展中國家的政治進程，已經(jīng)為此提供了大量例證，其共同趨勢是軟政權化與蘇丹化。

　　當然，今天的中國還沒有到這一步，但端倪已現(xiàn)。由此即能解釋近些年來現(xiàn)行體制行政效率由高到低的轉(zhuǎn)變，解釋政權執(zhí)行力的削弱，乃至政令不通，“政令不出中南�！�。近幾年一些政策的調(diào)整，新的執(zhí)政理念的提出，乃至幾次救災中國家領導人的積極作為，在某種意義上，都可視為是在權威流失危機下的自救性努力。

　　腐敗的快速擴張及其低治理績效，也與這種權威資源的流失有關。在“共治”格局下，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場被劃分為幾大勢力范圍，內(nèi)部又有層層迭迭的關系。各自抱團兒、各有靠山的官場生態(tài)，對自上而下的系統(tǒng)效率具有強大的消解能力。在很多情況下，中央政令必須符合具體執(zhí)行人或者是其所屬勢力的利益或意志，才能得到貫徹落實，否則就會被扭曲、搪塞、泡沫化。因此，在各大勢力范圍之間，在決策者與執(zhí)行層之間，逐漸演繹出某種類似“利益協(xié)商”的互動博弈程序。只有經(jīng)過這種潛規(guī)則程序的認可，才能產(chǎn)生真正具有實際執(zhí)行力的政策。

　　潛規(guī)則運行一段時間后，有可能在改革和制度創(chuàng)新的名義下，升格為明制度，獲得“正名”。近日發(fā)生在深圳的政治改革試驗，或許可視為后權威主義政治規(guī)則尋求自我正名的一種嘗試。

　　2008年6月初，中共深圳市委通過《深圳市委市政府關于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fā)展努力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示范市的若干意見》，明確啟動一系列重大改革，包括試行區(qū)級人大代表直接競選，全面試行區(qū)級黨代表大會常任制，改革局級正職領導干部選任辦法，等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對局級干部實行差額選舉：把局級正職領導干部的初始提名權交給市委全體擴大會議，先由市委全委會投票，差額確定正式考察對象；
然后由市委常委會對考察對象進行票決，差額選出局級干部。通過改變提名與選拔這兩個環(huán)節(jié)，將“一把手決定干部”的潛規(guī)則一變而為“黨內(nèi)共推”與“常委共治”。據(jù)了解，深圳市已用這種新辦法選出了4名局級正職干部。

　　當公共權力被分割時，利益資源也會被分割，并且形成相互競爭的局面。這種競爭使官僚體系的膨脹和權力對資源壟斷的膨脹，不可遏制。這是歷次行政體制改革舉步維艱，機構精簡往往適得其反的根本原因。目下大部制及國資委等項改革，又正在演繹這一過程。在權力及其利益無節(jié)制擴張的背景下，官民沖突必然加劇，官民矛盾成為社會的重要矛盾。

　　在這種格局和體制下，中國既出不了戈爾巴喬夫，也出不了普京。戈爾巴喬夫是當下許多自由派的期盼，普京則代表了中國民族主義的理想。這兩種勢力與思潮，正是當下中國民間力量的主體。但無論是戈爾巴喬夫還是普京的出現(xiàn)，都需要一個前提，那就是新領導人能夠快速執(zhí)掌權力，樹立權威。普京掌權樹威靠的是民選機制——由于權力來自人民，葉利欽甫下臺就不但喪失了政治影響力，而且還必須托庇于新領導人的特赦令。而戈爾巴喬夫的權威，則來自沒有年齡和任期限制的經(jīng)典權威體制——當他就任總書記時，原領導人已經(jīng)去世，他可以在新的權力均衡上建立新的權威。

　　今天的中國，沒有這種體制條件。最高領導人已不可能創(chuàng)造歷史，只能順應時勢。他只能被時勢推著走，難以引領潮流。最重要的是，他不難有新的想法，卻難以付諸行動，更缺少取得預期效果的系統(tǒng)執(zhí)行力，很容易淮橘成枳。這種現(xiàn)象是體制使然，非關人力。當年毛澤東的特立獨行，也是依托于個人權力的登峰造極。畢竟，個人無法超越歷史。在歷史中，每個人其實都只是具體環(huán)境的奴隸。

　　鄭浩，政治學者。

　　本文刊于《領導者》23期，天益網(wǎng)受權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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