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須有的十宗罪

　　1927年八七會議決議、1929年中央政治局開除陳獨秀黨籍的決議、1945年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對維護當時黨的團結、思想統一、推動革命的發(fā)展，都曾起過重要的作用，但也都有它的歷史局限性，陳獨秀問題就是一例。這些決議以及根據這些決議所作的其他文件、領導人講話、文章，和毛主席那位秘書1951年寫的《中國共產黨三十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前黨史和革命史教育“最高教科書”），給陳獨秀扣了十頂帽子——我們稱它莫須有 的“十宗罪”：機會主義的二次革命論、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托陳取消派、反蘇、反共產國際、反黨、反革命、漢奸、叛徒。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學術界遵照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精神，以嚴謹的治學態(tài)度，對陳獨秀一生的思想和活動，重新進行考察，發(fā)現以上罪名都不能成立，有些是是似而非。此案是中共黨史上第一樁最大的冤假錯案。現把這個考察情況簡述如下：

　　“五四無陳論”與“一大錯誤選擇論”的破滅。

　　關于五四和建黨時期的陳獨秀，建國初期1954年12月2日人民出版社給中央的一個請示報告中指出，當時他們與《中國青年》編輯部、馬列學院等單位在分別 編輯有關五四運動資料時，不知道能不能選編陳獨秀的有關文章，有關論著能不能提到陳獨秀的名字。四川武隆縣委宣傳部甚至來信責問：“為什么三聯書店出版的 《中國近代史資料選輯》一書中還選有革命叛徒陳獨秀的文章《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為此,報告提議：“有關的歷史事實的敘述可以不必避免提及他（陳獨秀），有關的歷史資料可以選錄他的一部分有影響的論文，但是應有適當的批判，或加注說明他在當時的作用和后來叛變革命的行動�！�

　　這個提議，實際上受那本《三十年》的影響。這本書以及50、60年代作為高校教科書普遍使用的《中國革命史講義》（胡華著），寫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一般 都不提陳獨秀，而只提李大釗，有的仿照毛主席的做法，再加一個“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
講建黨前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只講李大釗和毛澤東，也不提陳獨秀。

《講義》甚至說毛澤東在1920年“為在中國建立無產階級政黨作了思想上的準備”（毛澤東1936年自己對斯諾說：1920年在聽了陳獨秀的一次談話、讀了陳獨秀推薦的《共產黨宣言》等三本馬克思主義的書后，才轉變成一個馬克思主義）。當寫到中共“一大”不得不提到陳獨秀被選為中央書記時，他們也要強調 “陳獨秀不是一個好的馬克思主義者”，并說“他以馬克思主義面貌出現，而實質上是小資產階級革命家”；
陳獨秀之被選為黨中央領導人，是由于“黨在初創(chuàng)時的 幼稚所致”，是全黨“錯誤的選擇”。

　　在這樣的政治和學術氣氛中，一些搞五四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研究的學者，由于在具體論述中不能回避陳獨秀的歷史作用，紛紛遭到批判，如孫思白、丁守和、彭明、林茂生等。在文化大革命中，更遭到“觸及皮肉”的批斗。他們的“罪名”就是“為叛徒陳獨秀翻案”！

　　文革結束，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1979年紀念五四運動60周年、1981年紀念建黨60周年時，國內學者都舉行了盛大的學術研討會，發(fā)表了一批重要文章，針對以上情況，提出應該肯定陳獨秀在五四和建黨時期的應有地位和作用。如以儒將聞名于世的肖克將軍在中共建黨60周年學術研討會上說：“陳獨秀問題，過去是禁區(qū)，現在是半禁區(qū)，說是半禁區(qū)，是不少人在若干方面接觸了。但不全面，也不深入，大概有顧慮�！薄安徽J真研究陳獨秀，將來寫黨史會有片面性。不久前看紀錄片《先驅者之歌》，就看不出五四時期的總司令和創(chuàng)黨的最主要人物。在創(chuàng)黨的鏡頭中，一出現就是李大釗。然而‘南陳北李’是合乎歷史事實的定論。李大釗作為建黨主要人物之一是對的，但陳獨秀應屬首位�！�

　　1981年7月17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發(fā)表毛澤東在1945年4月21日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的講話，談到陳獨秀，毛主席深情地說：他是有過功勞 的。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那個時候有《新青年》雜志，是陳獨秀主編的。被這個雜志和五四運動，警醒起來的人，后頭有一部分進了共產黨。這些人受陳獨秀和他周圍一群人的影響很大，可以說是由他們集合起來，這才成立了黨。他創(chuàng)造了黨，有功勞。

　　隨后，經過眾多學者的長期廣泛的論證和宣傳，陳獨秀是“五四運動時期總司令”、中共主要創(chuàng)始人的觀點，逐步被各界人士所認知，并被上面接受。如1984年319日一份發(fā)向全國的13號文件，主題雖是防止對陳獨秀的不妥當宣傳，也不得不承認：“陳獨秀在建黨時期有不可否認的功績�！敝醒朦h史研究室撰寫的 中共黨史范本，即1991年《中國共產黨歷史》和2001年的《中國共產黨簡史》，以及獲得中宣部、文化部獎賞的電影《開天辟地》電視劇《日出東方》，都熱情洋溢地歌頌了陳獨秀在五四和建黨時期的歷史功績。這時才比較徹底地否定了統治中國輿論界幾十年的“五四無陳論”和“一大”“錯誤選擇論”的傳統觀念。

　　13號文件為陳獨秀漢奸罪公開平反

　　1935年12月1日，當時在蘇聯人民中威望比斯大林高的基洛夫在列寧格勒斯莫爾尼宮補暗殺。此案由于兇手的偵察兇手的人員很快被消滅，至今還是個謎。但是，斯大林迅速抓住時機，對過去不同時的不同意見者，進行了大審判，大清洗。從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到流亡在國外的托洛茨基。在國內的逼供信后，全部槍斃，abc的不1937年末至1938年初，王明、康生在共產黨的機關報——巴黎的《救國時報》、武漢的《解放》和《新華日報》上誣陷陳獨秀是每月 向日本偵探機關領取三百元津貼的漢奸。當時就引起輿論大嘩，紛紛要求中共拿出證據來。陳獨秀也發(fā)表聲明予以批駁，并準備付諸法庭。后來由于周恩來做了許多 工作，并由徐特立出面調解，再加上抗日戰(zhàn)事吃緊，武漢很快失守，此事不了而未了。于是，陳獨秀頭上“漢奸”這頂帽子，一直到死也沒有摘掉。1951年出版 毛澤東親自審定的《毛澤東選集》時，有一條注釋，還完全重復30年代王明、康生對陳獨秀的誣陷：“在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遭受失敗之后，中國也出現了少數的 托洛茨基分子，他們與陳獨秀等叛徒相結合，于一九二九年形成一個反革命的小組織……在九一八事變后，他們接受托洛茨基匪賊的“不阻礙日本帝國占領中國”的指令，與日本特務機關合作，領取日寇的津貼，從事各種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的活動。“

　　三十年代王明、康生誣陷陳獨秀是“漢奸”、“叛徒”時，人們以為毛澤東是不同意的，現在看來當時的確是不同意的，建國后變了。因為，在王明、康生1937 年11月從莫斯科回國前，1936年4月25日，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發(fā)表的《為創(chuàng)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中，被呼吁的40個黨派及團體名單中，就有“中國托洛茨基主義同盟”。1937年8月，陳獨秀出獄時，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還發(fā)表“時評”，對陳獨秀表示歡迎和期待：“當陳獨秀先生恢 復了自由以后，大家都在為陳先生慶幸，希望……（他）重振起老戰(zhàn)士的精神，再參加到革命的行伍中來�！�

　　1979、1980年，學術界在首先為陳獨秀五四和建黨問題上正名的同時，大膽地對“漢奸”論提出質疑。中國革命博物館研究員夏立平首先在該館主辦的《黨史資料研究》上發(fā)表《陳獨秀被開除出黨以后》一文，提出“漢奸論”不能成立的觀點，然后唐寶林等一批學者發(fā)表《舊案新考——關于王明、康生誣陷陳獨秀為漢奸問題》6等論文，進行論證。此事立即引起上層注意。1984年那份發(fā)向全國的13號文件，終于明確承認：“三十年代王明、康生誣其為日寇漢奸，亦非事實�！睂嶋H上為陳獨秀的“漢奸”罪，分開作了平反。

　　鄧小平理論為“陳獨秀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作了徹底平反

　　從1928年11月蔡和森發(fā)表《中國革命的性質及其前途》7起，中共領導人及幾乎一切大陸學者，把陳獨秀視為“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者”，起因是1923年 陳獨秀發(fā)表的兩篇文章：《資產階級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因為，陳獨秀在文章中明確認為：“國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勢 之下，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批判者都把這個觀點想當然地斷定為陳獨秀主張在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之間橫插一個資本主義發(fā)展階段。但是，日本學者江 田憲治1990年從陳獨秀兩篇文章的原意出發(fā)，推翻了這個“想當然”的推理，指出陳獨秀是“兩階段連續(xù)革命論”。因為陳獨秀認為，不管民主革命由誰來領 導（即使是資產階級領導），勝利后由誰來掌握政權（即使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緊接著無產階級有可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并以俄國1917年二月資產階級革 命到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過渡為佐證。

　　但是，由于傳統觀念影響太深，幾十年來，幾乎沒有一個人能像江田先生那樣認真研究陳獨秀文章的原意。直到1999年3月，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召開的修改 《中國共產黨歷史》討論會上，本人轉達江田先生的觀點，并問如果陳獨秀所指的國民革命勝利后資產階級握得政權的情況，是指俄國二月革命后的狀況——資產階 級掌握政權，建立了資產階級政府，但由于緊接著發(fā)生十月革命，能不能也說列寧是“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在場的眾多權威學者才承認“不能”！然后，本人又指出：現在，當我們總結蘇聯建設社會主義進而又瓦解的歷史教訓和毛澤東在建國后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教訓，我們發(fā)現，在民主革命后，即使是無產階級握得政權，在社會經濟上，必須有一個長期的發(fā)展或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階段，否則侈談社會主義就是民粹主義的空想。所以，陳獨秀在1923年兩篇文章中的思想，不是右，反而是“左”。因為他認為民主革命后，社會主義革命會緊接著很快發(fā)生，排除了有一個漫長的資本主義發(fā)展階段。但是，這時他的這個觀點還是動搖的。直 到1938年，陳獨秀才真正有所覺悟，連續(xù)發(fā)表《資本主義在中國》、《告反對資本主義的人們》、《我們不要害怕資本主義》等文章，對像我們中國這樣落后 的國家必須要充分發(fā)展資本主義經濟才能過度到社會主義的觀點，進行全面論述。這時，陳獨秀才變成上述批判的地地道道的所謂的“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者”，但是，這恰恰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胡繩在晚年也明確指出：所謂“二次革命論”，“這確實也是馬克思主義的”；
“馬克思主義講不斷革命論，就是這個意思�！庇谑牵�2001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簡史》也不再批判陳獨秀的“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了。

　　新版毛選放棄了五項“反革命罪”指控

　　陳獨秀于1929年被開除出黨，并被定為這取消派、反黨、反共產國際、反蘇、反革命、叛徒五項罪名，都是因為他走上了與托派相結合的道路。但是，人們只知道，陳獨秀轉向托派以后采取了與共產國際及黨中央對立的立場，至于他究竟有什么主張？進行了什么活動？為什么是取消派、反革命、叛徒？大家是不清楚的。黨的決議都籠統地說他轉向托派后“客觀上”“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就這樣，懾于黨的紀律，沒有人提出異議。幾十年就這樣過去了，幾乎成了鐵案。即使毛澤東在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稱陳獨秀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建黨有功”時，也不得不說：“后來，陳獨秀反對我們，搞成托陳取消派，走到反革命方面去 了。”造成這種狀況，一個重要的客觀原因是，1929年陳獨秀與托派接觸開始，一直到他逝世，他的政治主張、托派活動以及與黨的爭論，都是在少數人中、極端秘密的情況下進行的；
他的政治主張和某些重大的托派活動報道，也絕大多數發(fā)表在印量極少的托派油印的機關報、小冊子、傳單和私人通信上。這些稀少的材料 原先保存在少數留存在大陸的托派骨干分子手中。但是，1952年12月23日夜里，毛主席一聲令下，全國一致行動，把大陸上的托派分子及其同情者全部逮捕后，接著搞了一個全國性的肅托運動，所有有關陳獨秀和托派的材料從一切角落中徹底清查出來，作為絕密檔案，被嚴格管理起來。于是，陳獨秀與托派結合的真 相，也就封鎖了起來。文革中，管理失控，資料暴露。1980、1981年，筆者在收集陳獨秀后期研究資料時，看到了這些資料，終于了解到陳獨秀從1927 年大革命失敗后到1942年逝世的系統主張和活動狀況，同時也了解到中國托派從1927年莫斯科留學生中產生，到1952年在大陸上覆滅的歷史情況。

　　隨后，筆者在運用這些資料編輯《陳獨秀后期研究資料》（內容包括陳獨秀未刊文章、書信、別人寫的回憶錄及其他各種有關陳獨秀的珍貴資料）的同時，(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寫出了《試論陳獨秀與托派關系》的論文，1981年《歷史研究》第6期不惜以3萬多字的篇幅發(fā)表了這篇論文，立即引起學術界的重視。

　　文章以大量無可爭辯的原始檔案資料，敘述了陳獨秀從1929年春到1942年逝世，與托派相結合、爭吵、分離的復雜過程，以及在此期間他與共產黨的矛盾、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和國民黨獨裁統治的斗爭。指出在他出任托派中央領導人期間，曾領導托派進行過許多重大的“反將抗日”革命行動；
抗戰(zhàn)爆發(fā)后，也作過許 多一些抗日工作。所以，不能稱其為取消革命的“取消派”、更不能視為“反革命”。因為在民主革命時期，衡量革命與反革命的標準，只能是一個：是否反帝反封 建反國民黨獨裁統治。在這個問題上，他是一個堅定的革命派。而他與共產黨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反對黨走上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認為革命應該像歐洲那樣，共產 黨是無產階級的黨，不能離開城市、離開工人階級而到農村去與農民相結合；
否則共產黨就會農民意識化，革命就會像歷史上的農民起義那樣沒有勝利的希望。這自然是錯誤的。但這個錯誤的性質是革命陣營內部的思想路線分歧，不應定為“反革命”。

　　這篇文章發(fā)表后，引起兩方面的強烈反響。學術界認為填補了一項空白，1983年紀念《歷史研究》雜志社成立三十周年時，與其他八編文章一起，獲得《歷史研究》1980—1983年優(yōu)秀論文獎（這次評獎不分等級）。

　　另一方面，1984年發(fā)向全國的那個文件指出：“近年有些刊物發(fā)表為陳獨秀錯誤辯護的文章……這是很不妥當的。望告各有關刊物，此后嚴肅注意防止再發(fā)生同 類事情�！辈⒅赋觥安荒転樗�被開除出黨和進行托派活動翻案，更不能把他看作黨內人物”。于是，以“分工”為名，不允許《歷史研究》再發(fā)表有關陳獨秀研究的 文章。

　　因為“不能把他看作黨內人物”，所以，從1980年至1991年期間編輯出版的《中共黨史人物傳》第一至五十輯，共632人中，沒有陳獨秀。而他是黨的主 要創(chuàng)始人，并連任黨的五屆中央第一把手。雖然年數不是最長，但連任屆次是建黨以來最多的（毛主席是連任四屆）。

　　更有甚者，文件中還把當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黨史資料》（叢刊，1983年第3輯）和中央黨史研究室編的《中共黨史資料》（1982年第2輯）兩個內 部發(fā)行刊物刊登陳獨秀1934年在國民黨獄中寫的一組七絕詩《金粉淚》五十六首全文及手書墨跡影印和著名學者陳旭麓作的注釋一事，說成是“很不妥當的”，《中共黨史資料》為此被迫作了檢討。而這五十六首詩的全部內容是以嬉笑怒罵的手法抨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和國民黨集團腐敗、賣國、獨裁罪行的，一點“反共”的色彩都沒有。

　　與此同時，這年4、5月間，主管意識形態(tài)的那位領導人胡喬木得知人民出版社正在編輯出版陳獨秀文集時，把出版社的領導人找去怒聲訓斥道：“你們好大膽，竟 敢出陳獨秀的文集!知道陳獨秀是什么人嗎?他是托派頭子!知道托派是什么東西嗎?托派是漢奸、反革命�！苯Y果，此書只能用《陳獨秀文章選編》（不能用“文集”、“文選”，更不能用“選集”）之名“內部發(fā)行”。《陳獨秀文章選編》主要收錄了陳獨秀一些公開發(fā)表過的文章，本來在它之后，還要在更小的范圍內部發(fā) 行、出一本由我們參與提供的另外一些內容更尖銳的文章補編，以及由我們編輯的《陳獨秀后期研究資料》，然而，主要由于這種政治壓力和這位領導人的干涉，取 消了。直到1988年一個向全國發(fā)出的“通知”，還重申建國以來的“國家規(guī)定”：幾類嚴格控制出版、“需經專項申報的選題”中，“陳獨秀”始終排在第一 位。強調“未經申報并得到批準，一律不得出版”。而“審批”結果往往是“不得出版”。發(fā)展到后來，甚至連陳獨秀研究會會刊的名稱《陳獨秀研究動態(tài)》（在第 23期以后）也不能使用，只能用無名氏《簡報》。

　　但是，學術界繼續(xù)沿著求真求實的道路走下去。1989年，按照《試論陳獨秀與托派關系》的思路，筆者寫的《陳獨秀傳——從總書記到反對派》，由上海人民出 版社公開出版，書中不僅再次全文披露《金粉淚》五十六首并作全面注釋，而且再次全面否定了托派時期的陳獨秀是“反革命”的傳統觀點。1993年，繼 1984年那本陳獨秀文章《補編》出版“黃”了以后，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陳獨秀著作選》三卷本，不僅再次收錄《金粉淚五十六首》，而且收錄了以上陳晚年 內容更尖銳的書信和文章，并且是公開發(fā)行。1995年，時代文藝出版社出版了目前收錄最全的《陳獨秀詩集》，再次收錄《金粉淚》，并作詳細注釋。1989 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收錄了筆者所寫的“陳獨秀”條目，和1994年出版的《中華民族杰出人物傳》叢書收錄的筆者所寫的《陳獨秀傳》，都取消了以上傳統觀念上的十頂帽子。1994年，鑒于廣大學者對“不能把陳獨秀看作黨內人物”的規(guī)定強烈反對和不滿，《中共黨史人物傳》出版的第51至100 輯時，終于把“陳獨秀”列為第一篇。

　　就這樣，所謂陳獨秀與托派相結合是“反革命”的罪名，在廣大學者的心目中，已經推倒。同時，所謂“取消派”和“革命叛徒”之類的說法，也不能成立。

　　與此同時，1991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二版關于“陳獨秀”的注釋，也作出了相應的改變，在寫到1927年以后的陳獨秀時，原先的“取消派”、“反革命”、“叛徒”之類帽子取消了，改為：“對于革命前途悲觀失望，接受托派觀點，在黨內成立小組織，進行反黨活動，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開除出黨�！�

　　在革命低潮時期主張策略上的退卻，不能視為“對于革命前途悲觀失望”。按中共黨制，提出并堅持宣傳不同于黨中央的政治主張，是不允許的；
成立反對派性質的小組織，更是違紀，所以，執(zhí)行黨的紀律定他為“反黨”，并開除出黨，別人無權置喙。但不能因此說他是“反革命”，也在情理之中。所以，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 員會的這條注釋是可以視作為陳獨秀的“取消派”、“反革命”、“叛徒”非正地平了反。至于反共產國際的問題，則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所謂“反蘇”，就是反斯大林，也是從反共產國際衍生出來的。原則上來說，“反斯大林”、“反共產國際”，都沒有錯。斯大林有那么多錯誤，甚至殺人如麻，不 應該批判嗎？他和共產國際對別國革命瞎指揮，不應該反對嗎！陳獨秀是在大革命失敗后的深刻教訓中體會到中國革命應該由中國人自己來領導才能勝利，不能由共 產國際在莫斯科遙控指揮。這一點，已經為中國革命的全部歷史所證明。毛澤東也是這個觀點，否則他也會成為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式的悲劇人物具體。到 1929年的中東路事件，國民黨不惜以發(fā)動戰(zhàn)爭的挑釁，強行收回中蘇共管的中東鐵路，是企圖煽動中國人民的民族情緒，進行反蘇反共，削弱東北軍地方武裝， 殘害中國人民。黨中央沒有洞悉其奸，對這個涉及到中國人民民族利益的復雜問題，遵照共產國際的決議和指示，提出了簡單化的策略口號：“保衛(wèi)蘇聯！”這是錯 誤的。并反復宣傳這樣一個荒唐觀點：希望中蘇戰(zhàn)爭快快爆發(fā)推動世界大戰(zhàn)發(fā)生從而引發(fā)中國革命高潮早日到來。陳獨秀從中國革命和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fā)，反 對這個錯誤口號，而提出“反對國民黨誤國政策”口號，并指出戰(zhàn)爭無論怎樣爆發(fā)，在中國領土上進行，受害的則是中國老百姓。陳獨秀的這種立場和意見顯然是正 確的。在中東路問題上的爭論，是當時定陳獨秀為“反黨、反蘇、反共產國際”而被開除出黨的一個重要根據，現在應該把這個問題說清楚，還他一個公道。12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陳獨秀的托派問題所以被搞得如此復雜，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托派被深深地釘在“漢奸、反革命”上。所以，要徹底弄清這個問題，必須要搞清中國托派是不是漢奸反革命。

　　上述1951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在注釋毛澤東說的“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一詞時，寫道：

　　托洛茨基集團，原是俄國工人運動中的一個反對列寧主義的派別，后來墮落成為完全反革命的匪幫。關于這個叛徒集團的演變，斯大林同志于一九三七年在聯共中央 全會上的報告里，作過如下的說明：“過去，在七八年前，托洛茨基主義是工人階級中這樣的政治派別之一……現時的托洛茨基主義并不是工人階級中的政治派別， 而是一伙無原則和無思想的暗害者、破壞者、偵探間諜、殺人兇手的匪幫，是受外國偵探機關雇用而活動的工人階級死敵的匪幫。

　　緊接著就是上面引述過的說與陳獨秀結合后的托派是漢奸、反革命的那些文字。上世紀30年代以來，直到1991年前，在中共一切文件中，都根據斯大林的這個說法和毛澤東審閱過的這條注釋，把中國托派定成“反革命”、“漢奸”。

　　當初王明、康生如此誣陷時提出的兩條“根據”——莫斯科審判蘇聯托派案時逼供信搞出來一條材料：托派國際總部指示中國托派“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
陳獨秀 為首的托派中央每月向日本間諜機關領取三百元津貼，也都寫進了這條注釋。關于第二條，在上述陳獨秀是否“漢奸”的論述中已經被徹底否定。關于第一條，在 1988年蘇聯當局為30年代冤案的平反決定中，也已經否定。

　　正是蘇聯當局為蘇聯托派平反的1988這一年，筆者應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共黨史研究》主編鄭惠所約，在一年前已經完成了的24萬字的《中國托派 史》初稿的基礎上，縮寫了約1萬字的論文《簡論中國托派》，刊登在《中共黨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上（1994年，臺灣出版了《中國托派史》）。文章引 用中國托派當年發(fā)表的文件、機關報、傳單、小冊子（絕大部分是油印的），介紹了中國托派的具體歷史，實際上否定了以上所有的不實之詞，指出不僅陳獨秀任托 派中央書記時的托派是“反日反國民黨”的，而且在陳獨秀1932年10月被捕后，直到1949年國民黨垮臺前，中國托派也是反帝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他們 與中共的分歧也是革命陣營內部的路線分歧（雖然他們的路線是錯誤的），不是反革命。

　　此文發(fā)表后，又引起廣泛的關注。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和公安機關都派人來向筆者了解有關情況。1991年出版的 《毛澤東選集》第二版，對于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一文中，把中國托派放在“我們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中國漢奸、親日派”一起的說 法，注釋道：

　　抗日戰(zhàn)爭時期，托派在宣傳上主張抗日，但是攻擊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政策。把托派與漢奸相提并論，是由于當時在共產國際內流行著中國托派與日本帝國主義間諜組織有關的錯誤論斷造成的。13

　　這條注釋，在指出托派錯誤的同時，第一次承認托派是“抗日的”，并指出了說托派“漢奸、反革命”的來源，實際上也是非正式地為托派平了反。這對于1942 年已經逝世的陳獨秀來說，無疑是對“陳獨秀取消派和反革命”的最徹底的平反。因為當年說陳獨秀是反革命惟一的根據是他“與托派相結合”�，F在，皮之不存， 毛將焉附？

　　解鈴還需系鈴人

　　“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這個問題最復雜，因此學術界的撥亂反正也最晚。這是因為：

　　第一，“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和投降主義路線導致大革命失敗”的結論，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時由斯大林、共產國際定的。聯共對各國共產黨又以“老子黨” 自居。中共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必須服從。共產國際雖在1943年解散了，但“老子黨”還在，新中國成立后，再加上一個“蘇聯老大哥”。因此“陳右”的真相還是不能揭開。所以，1945年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第一個歷史決議這樣寫道：

　　1924至1927年的大革命，最后一個時期內（約有半年時間），“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發(fā)展為投降主義路線，在黨的領導機關中占了統治地位，拒絕執(zhí)行共產國際的斯大林同志的許多英明指示……這次革命終于失敗了”。

　　第二，如1957年毛澤東在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莫斯科會議期間對南斯拉夫代表團團長卡達爾所說的，從1927年以后，中共在長期的對敵斗爭中一直處于弱 勢，需要蘇聯的援助；
建國后建設社會主義也需要蘇聯援助和經驗借鑒。為此，沒有必要去得罪斯大林這個報復性極強的龐然大物.

　　第三，毛澤東對卡達爾還說，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出現了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與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嚴重對立。為了國際斗爭和各個社會主義國家的 利益，需要維護斯大林的領袖形象。1963年在中蘇大論戰(zhàn)中，二評蘇共中央公開信《關于斯大林問題》也指出：“斯大林問題，是一個世界范圍內的大問題”。

相比之下，陳獨秀的冤屈乃是一個小問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小道理必須服從大道理，因此黨內定了一個規(guī)矩，批判黨史上的錯誤，只批判我黨領導人，不批判共產國際，更不批判斯 大林。誰違背這個規(guī)矩，誰就是違犯黨的紀律15。直到1983年秋，雖然以上三條理由已不存在，像北京大學向青教授等有的學者剛涉及到這個問題，某個領導 人馬上把“為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翻案”定為當時在史學領域搞“精神污染”的第一個表現進行批判。這個打擊通過當日的全國新聞連播節(jié)目一下子傳遍全國各地， 于是，學術界的這個努力立即被打了下去，一悶就是20年。

　　第四，在1931年至1945年毛澤東革命路線戰(zhàn)勝王明錯誤路線斗爭中，莫斯科在總體上是支持毛澤東的。16五十年代初，毛澤東在中國搞民粹主義，企圖在 小農經濟上建立社會主義，也得到“蘇聯老大哥”斯大林的“無私援助”。毛澤東投桃報李，壓制黨內對共產國際斯大林的不滿情緒，也在情理之中。更沒有必要為 了一個已經被開除出黨的陳獨秀去犧牲黨和國家的更大的利益。

　　第五，毛澤東潛心模仿斯大林，搞個人迷信。斯大林逝世后，1956年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掀起反對斯大林個人迷信的運動。劉少奇、鄧小平響應，在當年的中 共八大上出提出防止中共黨內的個人迷信問題，引起毛澤東的警惕和不滿。于是，他出來力挽狂瀾，堅決維護斯大林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崇高地位，說他“是一個偉大 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
“斯大林是一個歷史時期的無產階級專政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的領導人”�！拔覀兝硭�當然、義不容辭地要起來為 斯大林辯護�！�17因此，更不可能揭露“陳右”真相，批判斯大林。

　　第六，大革命中聯共中央、共產國際指導中共中央對國民黨右派妥協退讓的那些文件，只有他們的代表和陳獨秀少數人知道，而這些能夠揭露事實真相的證據，在大 革命失敗后又被莫斯科嚴密地封鎖了起來。與此相反，當時執(zhí)行共產國際這些指示的中共中央文件和陳獨秀的文章卻歷歷在目，被反復引用。于是，當斯大林和共產 國際把失敗責任全推在陳的身上，說他違背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許多英明指示時，陳獨秀就混身是嘴也說不清了。別人也無法為他說話。

　　1991年蘇聯瓦解，過去封閉的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絕密檔案陸續(xù)開放。1997、1998年，這套檔案中1920—1927年聯共中央與共產國際如何指導 中國革命的系統檔案，也翻譯介紹到中國來。于是，在中國學術界立即引起了一場關于陳獨秀與大革命研究的革命。199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 員楊奎松首先利用這套資料寫成《陳獨秀與共產國際》一文，刊登在這年《近代史研究》第2期上。文章首次全面否定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傳統觀念。這時 筆者也已經讀到公開出版的這套檔案資料，思想受到極大的振動，認識到過去對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研究和批判，是受了深深的蒙蔽，應該重新認識。

　　恰巧，1999年3月，中央黨史研究室為征求對《中國共產黨歷史》1923—1927年部分修改稿的意見，邀請一些學者開了幾天座談會。筆者有幸也應邀參加，并在會上對照新的檔案資料，就陳獨秀的機會主義的二次革命論，國民黨二大、中山艦事件、黨務整理案上的三大機會主義讓步，汪陳宣言，不執(zhí)行共產國際挽救革命的緊急指示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向傳統觀念提出了顛覆性的意見，引起了當場專家學者的極大興趣，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和爭論。主持這次修改工作的中央黨史 研究室領導同志當場表示：“要把陳獨秀當作正面人物來寫�！�

　　隨后，這年12月，為紀念陳獨秀誕辰120周年，陳獨秀研究會發(fā)起，聯合中國中共黨史學會、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部等七家單位，在北京召開了規(guī)�？涨暗摹瓣� 獨秀與共產國際”學術研討會，會上再次重點宣傳了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檔案資料。會后，《人民日報》理論部，把著名作家、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委員袁鷹寫的為 陳獨秀辯誣的文章《悵望一座墓園——寫在陳獨秀誕生120周年》，冠以《應當把陳獨秀作為正面人物來寫》標題，以《內部理論動態(tài)》的形式，發(fā)到全國各省市 領導同志手中。我國資格最老、最有權威的歷史研究學術刊物《歷史研究》則發(fā)表了唐寶林撰寫的《重評共產國際指導中國大革命的路線》長篇論文。文章認為：1923至1927年的中國大革命是在聯共政治局和共產國際直接指導下進行的。在此期間，聯共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中國革命問題122次，作出了738個決 定。這些決定絕大部分由莫斯科派駐中國的代表、顧問直接在中國執(zhí)行，然后把嚴重的后果強加給中共中央；
只有一小部分再由共產國際做成決議、指示，在莫斯科代表的監(jiān)督下，命令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貫徹。所以，指導中國大革命的路線、方針、政策，幾乎全部來自莫斯科，中共中央的活動范圍和實際權力是很小的。所謂“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和“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是沒有的，它是大革命失敗時，斯大林為推卸自己的責任、文過飾非的產物，應該予以徹底否定。

　　轉眼就是2001年紀念中國共產黨誕生80周年，全國舉行了一系列隆重的紀念活動。其中有中共中央黨校黨史研究部組織全國著名學者合作撰寫的《中國共產黨 歷程》，作為全國黨校系統新的黨史教材，繼1999年上海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上海史》以后，成了又一部放棄“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導致大革命 失敗”傳統觀念的權威著作。中央黨史研究室也推出《中國共產黨簡史》，吸收學術界新的研究成果，一改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違背斯大林共產國際的許多英明指 示，推行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傳統觀念的提法，指出：

　　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直接受共產國際的指導。共產國際及其代表……并不真正了解中國的情況，也作出過許多錯誤的指示，出了一些錯誤的主意。

　　在國民黨新老右派變本加厲的反共活動面前，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央：共產黨如果同國民黨新右派進行斗爭，必將導致國共關系破裂，因而主張妥協退讓。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也堅持這種意見。中共中央只能執(zhí)行共產國際的指示，使妥協退讓的意見在黨內占了上風。

　　作為一部最高當局認可的權威著作，能作出這樣的論斷，應該說是一個重大的突破，十分難能可貴。這是對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陳獨秀研究成績的最大肯定。

　　與此同時，1989年3月，北京、上海、安徽等地一些學者成立了第一個陳獨秀研究會，接著，安慶、合肥、上海也先后成立研究陳獨秀的學術團體。他們分別于 1989（北京）、1992（安慶）、1994（江津）、1997（上海）、1999（北京）、2001（溫州）召開了六次全國性的陳獨秀學術研討會（今 年5月剛開過第七次），并出版了兩本反映目前陳獨秀研究主要成果的《陳獨秀研究文集》。還從1993年開始，在沒有經費的困難條件下，編輯出版了會刊《陳 獨秀研究動態(tài)》（唐寶林義務主編，從24期開始改名為《簡報》），開始是半年刊，發(fā)展為季刊，提供大量珍貴史料，交流中外學者研究成果和訊息。所有這些，大力推動了陳獨秀冤假錯案辯誣工作的開展，擴大了這項工作在上層和社會上的影響。

　　自然，大家也清楚，由于經過幾十年、幾代人的教育和灌輸，錯誤的傳統觀念十分頑固，所以，要真正恢復陳獨秀歷史的本來面目和應有的歷史地位，給他一個做“人”的位置，還要做許多艱苦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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