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廣銘先生和季羨林先生是多年要好的老友。鄧廣銘先生對季先生擔任總編纂的《存目叢書》的出版提出批評，使有的人擔心會不會影響兩人的友情。但在叢書編委會的一次會議上，季先生還特別談到，鄧先生、宿先生發(fā)表的批評文章，用意都是好的，讓大家要正確對待。應該說，學術上的爭論是為促進學術的發(fā)展，是不會傷害年深日久的友誼的。

　　1994年，父親鄧廣銘(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已是87歲高齡，為使整理出版中國古籍的工作走一條正路，他寫了一篇《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不宜刊行》的文章，發(fā)表于該年7月29日《光明日報》的《讀書與出版》專刊，引起文史學界一場不大不小的爭論。

　　在文中，他舉出清乾隆時期編纂《四庫全書》，列入“存目”的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為避免重復而把一些書列入“存目”；
第二類是被纂修人員判定為偽冒的書籍，其判定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準確的；
第三類是因內(nèi)容不符合纂修人員的價值觀念而被列入“存目”的，但這些書也未必都符合我們今日的價值觀念。因此“存目”中值得印行的數(shù)量有限，不值得浪費很大的財力物力將其全部印行。

　　他在文中建議，要嚴格區(qū)分“國粹”與“國渣”，取優(yōu)汰劣，組織專家學者認真審查鑒別，將真正有價值的書籍編一套《四庫全書存目選本叢書》，并重新為每一本書寫一篇“平反提要”。

　　在發(fā)表文章之初，父親就對我說，這套叢書的出版，從前一年就開始籌措了。主辦人是北京大學歷史系的一位姓劉的教授，已籌措到600萬元資金(出一集需5萬元，要出1600集)，并已造了一定的輿論聲勢，李鵬等都為它題了字。父親說，在這種情況下，唱此反調，很難說能起到多大作用，但他不能不提出自己的意見。這是父親生前所做的最后一次論戰(zhàn)。雖然《存目叢書》還是陸續(xù)出版了，但是父親以對學術負責、對歷史負責的態(tài)度，毅然發(fā)難。我感到他的這種精神實是可佩的。

　　文章發(fā)表后，《瞭望》雜志的副總編輯陳四益訪問了父親，寫了兩千多字的文章《〈四庫全書存目〉及其他》，署了葉芝余的筆名，刊登在《瞭望》第37期(1994年9月12日)。他開始就說，讀了鄧廣銘先生的文章，“精神為之一振，覺得北大畢竟有人。”接著他說，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的編纂方作了熱熱鬧鬧的高調宣傳之后，父親“敢于力排眾議，不僅需要見識，而且需要勇氣”。他同意父親對存目書籍的分析，他說:“把尚存的4000余種、6萬余卷《四庫》存目之書，不分青紅皂白統(tǒng)統(tǒng)印出，并稱之為‘全世界最后一筆、最大一宗文化遺產(chǎn)’，豈不是要愧對前人，遺譏來者？就說這‘全世界最后一筆、最大一宗文化遺產(chǎn)’的提法也不通之至。人類社會并未終結，人類文化仍在發(fā)展，這‘最后’之說，從何談起？”“古籍整理是要下苦功夫的。我們何不拋棄些急功近利的念頭，發(fā)揚些嚴謹認真的學風呢？”這些問號實使對方難以答辯。

　　《存目從書》的編纂者自然不甘寂寞。9月2日，《光明日報》的同一�？�登出楊素娥的《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亟宜刊行——兼答鄧廣銘先生》，文中說，對印行《存目叢書》，“學界翹首引頸以待之”，而父親的文章“獨唱反調，實欠允當”，認為父親的文章中“作為‘不宜刊行’的具體理由，且不說其所分三類是否正確，但其理由卻是荒誕的”。他認為，刊行《存目叢書》的理由，“一曰搶救古代文獻”，“二曰便于學界，推動學術研究�！�

　　這里說個小插曲:《光明日報》記者在發(fā)表楊素娥的文章前和父親打了招呼，把原稿拿給他看了，妹妹小南也看了。小南認為文中有些話說得很不禮貌，使她很生氣(后來報紙發(fā)表時，編輯刪去了一些)，一夜沒睡好覺。第二天早上她問父親睡得好不好，答說睡得挺好；
她說:“我可沒睡好”，父親說:“這就是被動吸煙和主動吸煙的區(qū)別了�！崩先苏媸怯哪�！

　　父親還認定，楊素娥就是那位劉教授，是有意選了一個女性化的筆名。接著，《光明日報》于9月9日發(fā)表了北京大學考古系宿白教授的文章《建議改出〈四庫存目選粹叢書〉》。他支持父親的看法和建議，但提出將父親建議的《四庫全書存目選本叢書》改為《四庫存目選粹叢書》。他說已經(jīng)看到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二冊的樣書，其中收錄的十種書籍，有九種“或屬假冒偽劣，或屬定本已入《四庫》，或屬鄙陋愚妄，為什么還要讓這批‘國渣’在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之中魚目混珠呢？”他的責問是很有說服力的。

　　9月16日，《光明日報》又發(fā)表施蟄存老先生以雜文筆法寫的《也談〈存目叢書〉》。這篇千余字的楷體文，先談《四庫全書》及“存目”的由來，然后說，看到父親的文章，“其中有些意見，也正是我們的意見�！庇轴槍�楊素娥的文章說:“這位楊素娥女士的文章，似乎火氣太大。她說鄧廣銘的‘不宜刊行’是‘獨唱反調’。這句話把我嚇倒了，決計不再多嘴，雖然我可以證明鄧廣銘不是在‘獨唱’。至于‘反調’這兩個字，在二十年前就很嚇人。我是從各種‘反’字風波偷生過來的人，這回就不敢冒犯‘正調’了�！�

　　關于這篇文章，也有一個有趣的插曲:由于父親早年同施蟄存之間有一樁“公案”，所以他一看到作者的名字，就急于知道文章是支持誰的。但從題目上看不出來；
看前幾段，也看不出來；
看到后面，才知道是同自己“合唱”的。

　　提起那樁“公案”，那是在1935年，父親還是北大史學系的學生，他曾在大公報社出版的《國聞周報》(11月4日)發(fā)表文章，批評施蟄存、阿英主編的《中國文學珍本叢書》第一輯，說:“他們畢竟是商人氣氛多而學人氣氛少，對于讀校古書并不當行，勉強作來遂不能自掩其丑。”

　　施蟄存于該年11月25日也在《國聞周報》發(fā)表《關于中國文學珍本叢書——我的告白》，辯解說:“雖然失敗，雖然出丑，幸而并不能算是造了什么大罪過。因為充其量還不過是印出了一些草率的書來，到底并沒有出賣了別人的靈魂與血肉來為自己的‘養(yǎng)生主’，如別的文人們也�！�

　　鄧的批評和施的辯駁引起了魯迅的注意，他化名齊物論寫了一篇《文人比較學》(發(fā)表于1936年1月，見《且介亭雜文末編》)，文中說，《國聞周報》刊有鄧恭三(鄧廣銘)的評中國文學珍本叢書第一輯一文，指出這一輯叢書的“計劃之草率、選本之不當、標點之謬誤”三點。而針對施的辯駁，魯迅挖苦說，他“活活的畫出了‘洋場惡少’的嘴臉，——不過這也并不是‘什么大罪過’，‘如別的一些文人也�！�”

　　后來父親才知道，這些叢書是施蟄存、阿英雇用張春橋等人標點的。

　　時至1994年，施蟄存已是九十多歲高齡。他的這篇《也談〈存目叢書〉》一文是自發(fā)來稿，說明完全出自他的本心。也說明事隔多年，老先生為捍衛(wèi)真理，早已不計前嫌了。

　　在楊素娥的文章見報后，父親又寫了一篇《再談〈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對楊文進行反駁。我和小南都勸他，歲數(shù)這么大了，再在這件事上花費精力不值得，還是干點該干的(他正修訂已出版的幾本宋人傳記)。我們還湊了八個字送他:“見好就收，過猶不及。”《光明日報》的責任編輯也說，宿白的文章從學術上支持了他，施蟄存的文章從道義上支持了他，有了這兩篇，就可以到此為止了。但父親卻是欲罷不能，執(zhí)意寫出第二篇。

　　12月2日，《光明日報》又發(fā)表了王紹曾的《印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之我見》，是贊成出書的。一周后，12月9日，又發(fā)表了父親的第二篇文章《再談〈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原文中有些比較尖刻的批評，以及他指出楊素娥就是那個劉教授的話，被編輯刪去了，他對此還頗為不快。

　　父親和季羨林先生是山東同鄉(xiāng)，又是多年要好的老友。這次季先生被聘請擔任了《存目叢書》的總編纂，而父親對這套叢書的出版提出批評，這使有的人擔心會不會影響兩人的友情。聽父親說，那段時間，他和季幾次一起乘車出去開會，季都不提叢書的事，而是同他談一些其他話題。10月，在叢書編委會的一次會議上，季先生還特別談到，鄧先生、宿先生發(fā)表的批評文章，用意都是好的，讓大家要正確對待。應該說，學術上的爭論是為促進學術的發(fā)展，是不會傷害年深日久的友誼的。10月7日，我隨二位老人到北京圖書館參加“臧克家文學創(chuàng)作生涯65年展覽”。在開幕式上，臧、季、鄧三位老友肩并肩親切地站在主席臺上。新聞記者為他們拍下了合影。這是一個多么值得紀念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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