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算寫完了，總算快交卷了，我長吁了一口氣。此時，夜正深，四周寂寂，星星在并不明亮的夜空中昏睡著。然而，我卻思緒如雪，浮想聯(lián)翩……

　　長期以來，我心中一直有這樣一個“公式”：文學=生活+藝術人格。隨著我對文學發(fā)展、文學創(chuàng)作的歷史與現(xiàn)狀了解的加深，隨著我的教學和理論研究的深入，這個“公式”在我心中越來越鮮亮，猶如高懸于湛藍的夜空中那輪皎潔的明月�！吧鐣�生活是文學藝術惟一的源泉”、“人走遍天涯也走不出自己的皮膚”、“從噴泉里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里出來的都是血”等等，這些樸素的常識和鐵的規(guī)律早巳成為文學發(fā)展與文學創(chuàng)作的箴言與指南。實踐證明，什么時候輕視它們、違背它們、拋棄它們，什么時候文學發(fā)展、文學創(chuàng)作這只航船就迷失方向，就拋錨擱淺，就折戟沉沙。在這方面，我們以往的教訓太多了，而我們時下的現(xiàn)實也一點不容樂觀。長期以來，我們的文壇、乃至我們的整個社會生活的—大災難、一大悲劇、一大罪孽，就是相當一些人，尤其是一些握有生殺予奪大權的“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心中沒有“愛與怕”，沒有熱愛、悲憫與謙卑、敬畏，“無法無天”，無所畏懼，太輕慢、無視乃至踐踏常識和規(guī)律。因此，在這樣的理性“失語”、良知“淪陷”、常識“缺席”的社會歷史現(xiàn)實中，正直的、富有理性與良知的人們，尤其是知識分子，應該以巨大的勇氣、智慧和力量去闡發(fā)常識，捍衛(wèi)常識，恢復常識。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講，我認為，我們的時代應該是一個“回到常識”的時代。其實，“生活”、“藝術人格”云云，實在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不過，在我看來，也是一個常談常新的永恒的話題。我的這本書就力圖表達我對這個“老生常談”的話題的理解，意在引起人們對于文學發(fā)展、文學創(chuàng)作的一些基本常識與規(guī)律的尊重、恪守和履踐。我基本不懂“后學”，基本不會用“后學”的“話語”說話，只能用傳統(tǒng)文學理論的“話語”來表達自己對一些問題的理解，出于無奈與自知，只好采取“莫問收獲，但問耕耘”和“破帽遮顏過鬧市，漏船載酒泛中流”的態(tài)度了。

　　似乎該說點別的什么話題了。記得在一次《方法》雜志(不知什么原因，這樣一個辦得很好的雜志被勒令�？�了)舉辦的座談會上，于光遠先生發(fā)言說自己不是“一表人材”，而是“二表人材”：愛表現(xiàn)，愛受表揚。我自覺也是一個“二表人材”，也許因為活了這么多年太少表現(xiàn)的機會，太少受表揚的緣故吧。那好，那就讓我借這個機會“表現(xiàn)”一下，談談自己和與自己有關的事吧。

　　我一直不滿意自己，一直為年屆50還沒有寫出一本令自己滿意的書而感到恥辱。一些人也因此以怪模怪樣的眼光打量著經常鼓吹“做學問”的我，曾頗有效果地灼傷過我的自尊心。朋友們也多次以各種方式和口氣勸我、激我“閉上嘴，拿起筆，爭口氣”。面對這些，我臉上報以帶著皺紋的笑，心底里涌出了一絲絲苦澀。據(jù)說魯迅先生曾以30年未出大作品而感到恥辱，一些人也曾因此嘲笑他，進而說他并非什么大作家。我不是魯迅，沒有魯迅的成就與才能，在批判“封資修”的社會文化環(huán)境中長大、年近30才讀大學的我，終其一生也不會成為卓然有成的大學者。這個自知之明我還是有的。不過，我仍然感到了恥辱，因為我認為自己是應該寫出一兩本讓自己滿意的書，因為我認為自己也是一個有所經歷、勤于思考、樂于讀書的人，因為我認為愿意跟在魯迅先生后面走的我也該是以筆為旗、以筆為槍、以筆為犁的啊!特別是面對許多與我年齡、經歷相似，甚至年齡比我小得多的朋友一本本有價值的好書面世的現(xiàn)實，我一敬一羞，一喜一焦，曾以“三書齋”(讀書、教書、寫書)主人自命的我，在心里低下了頭，自責像急驟的冰雹一樣打在我的心上。無論如何，作為一個學者寫不出東西，說什么也不好聽，怎么說也說不過去。疏散，成事不足敗事有余的疏散，你損毀了多少美好的愿望，埋沒了多少飄逸的才華，浪費了多少神采飛揚的思考啊�！扒心�怨東風，東風正怨儂”，我的耳畔響起了這個詩句；
“老牛自知黃昏晚，不用揚鞭自奮蹄”，我把這樣的詩句刻在了心底。

　　我是所謂的“共和國第三代人”。1978年12月，曾先后當過“反動學生”、“造反派壞頭頭”、知識青年、工人的我，幾經周折，終于在新生入學兩個多月之后上了大學(吉林大學中文系)。1982年大學畢業(yè)后在一所大學教了一年書，1983年又考入東北師范大學中文系讀研究生，受業(yè)于李景隆教授門下。李景隆先生一生歷盡磨難，但是他藹然面對人生，把荊棘一樣的苦難毅然裝進自己的胸膛，一路放歌地穿行在世紀的風霜雨雪之中。他不僅給了我許多學問和做學問的指導，而且更多地以身作則地指點、啟迪我面對人生的態(tài)度和智慧。如今七十多歲的他因患肝癌(晚期)躺在了北京一家醫(yī)院的病床上。面對日漸憔悴、病情日篤的他，我心焦如焚、淚如雨下，常常夜不能寐，或在夢中驚醒。那曾是怎樣強健的生命，那曾是怎樣爽朗的笑聲，那曾是怎樣儒雅的舉止，那曾是怎樣風趣的談吐。但是，躺在病床上的先生仍是那樣藹然，仍是那樣平靜、安詳?shù)匦χ�，甚至幾次掙扎著起來蹣跚地走進北京深冬的風里。先生說他患這種病也是一個必然：一是長期生活在被嚴重破壞和污染的環(huán)境中，二是作為一個正直的人生活在這個時代不能不時時受到情感的傷害。先生的這個“自診”，多么中肯，多么準確，多么具有人生和社會歷史意味啊。

　　先生出身名門望族，1949年前后，曾先后在北京大學、東北大學讀過8、9年書。他原是教文藝理論的，才華橫溢，20多歲就寫出了《文學概論》一書，是東北師范大學教聲頗佳、頗受學生喜歡、愛戴乃至崇拜的教師。1957年，他似乎命中注定地當上了“右派”，之后，噩夢聯(lián)翩，先后經歷了歷次政治運動的蹂躪，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連當“五七戰(zhàn)士”的資格都沒有，只能被趕到鄉(xiāng)下當掙工分的農民。據(jù)說有一次去草原打草，先生被狼群包圍，是牧民們聞訊趕來才把他救了出來。粉碎“四人幫”之后，先生的日子才一天比一天地景氣興隆起來。然而，不幸的是，與先生相濡以沫、相依為命的師母，在為先生平反的會議現(xiàn)場因過度興奮當場患腦溢血而臥床多年，致使先生在承擔沉重的教學、科研工作的同時，必須花費不少的精力照料病榻上的師母。也許是先生精誠的愛心感動了上帝，在先生的精心照料下，后來師母竟然奇跡般地站了起來，像正常人一樣生活了。記得讀研究生時，每次去先生家都是師母開門，慈祥地笑著把我們領進先生的書房兼客廳。不過，終于沒有躲過災難，10年前師母撒手人寰，駕鶴西行，把年事日高、身心交瘁的先生留在了紛紜的人世。去年9月19日，先生自感胸腹部長了異物，去醫(yī)院檢查，當即確診為肝癌(晚期)。

　　先生很儒雅，總是衣帽整潔、彬彬有禮，但是一點也不酸氣、做作，一點也不附庸風雅。他會打一手漂亮的家具，曾是七級木工，自己家的書柜、寫字臺等都是自己親手做的；
在鄉(xiāng)下時曾給農民設計房子，帶領農民蓋房子。他會燒一手可口的飯菜，記得讀研究生時幾乎每個周六晚上，先生都請我們去他家里共進“學術晚餐”、“人生晚餐”，吃他親手燒的飯菜。那飯菜真是好吃，至今想起來我還不免垂涎欲滴。先生有教養(yǎng)，有高貴氣，待人平等、平易、熱情，樂于幫助人、鼓勵人、稱贊人。他家里時常住有鄉(xiāng)下進城看病、辦事的農民；
他總是熱情鼓勵、盡力幫助那些有困難、有“問題”的學生和青年教師，應該說，沒有先生的堅持和周旋，我這個“問題學生”是讀上不研究生的。每次路上遇見學生，不管熟悉的還是不熟悉的，他都是右手一抬，主動熱情問候：“你好!”病在床上，每次醫(yī)生、護士巡診、打針、送藥之后，他都是抬起手，誠懇致意：“謝謝!”先生是清潔、廉正的，從來不愿意麻煩、累及別人。讀研究生期間，先生從未讓我們給他個人做任何事情，哪怕是學術研究方面的事情。反倒是從各個方面關懷、幫助我們，不僅時不時請饞嘴、饑渴的我們去他家里“改善改善”，而且關心我們的情感、婚姻、家庭、子女等問題，安排、督促我們寫文章、寫書，千方百計推薦、發(fā)表我們寫的文章和著作。先生病成這個樣子也不愿告訴我們，一再對我們保密，再三叮囑我們不要去醫(yī)院看他，“還沒到倒計時嘛!”“我的年齡已經超過了中國人的平均壽命，該什么時候走，一個人走就是了。”我們是不敢給先生送什么家鄉(xiāng)的“土特產”的，這倒不是害怕被先生批評或拒之門外，而是害怕先生以數(shù)倍于“土特產”價格的禮物來“還禮”。先生是瀟灑、飄逸、至情至性的。面對我的醉態(tài)和酒醒之后的自責，先生總是親切地爽朗地笑著說：“哪有那么多講究?哪有那么多面子?人不醉幾回，怎么知道什么叫人生啊。”并且告訴我們，他年輕時也曾醉過，醉得連自行車、手表丟了都不知道。先生是堅韌的，溫馨的，什么時候心里都有詩，都有盼望。病床上的他在盼望著奇跡在自己身上發(fā)生。我們都盼望著這種奇跡的發(fā)生。星光下，月光里，颯颯的寒風中，我祈禱著，跪在全能的上帝的腳下，含淚祈禱著……

　　先生，我在心里對您說，我此生遇上您這樣一位導師，是我的幸運和幸福。先生，您并非孑然一身地跋涉在這世紀之交的風雨里，我們，您的一大群學生都在您身旁，簇擁著您，和您一起走，一直走進那永恒的太陽。先生，在這里，我就把這本書獻在您手上了，請您再為我批改一次作業(yè)……

　　我承認，我在骨子里是有一點生活崇拜與人格崇拜意識的。記得18年前大學畢業(yè)前夕，全班81名同學每人寫一篇“夫子自道”的短文，編成一本《微言集》，以作永久的紀念。我寫了一篇《自白》，并為《微言集》寫了序。在《自白》中，我寫道：

　　我來自山里，但，沒有大山的胸懷、大山的魄力；

　　我來自鄉(xiāng)村，但，沒有土地的淳樸、土地的堅韌。

　　小城鎮(zhèn)狹小而沉寂的天地，小市民貧困而瑣碎的家庭，給了我怯懦而焦躁的氣質和性格。

　　然而，我畢竟從歷史深處走來，

　　生活給了我偉大的饋贈——

　　五彩斑斕的童年，給了我晶瑩的童心、蔥綠的詩情；

　　坎坷曲折的人生，給了我平民的自尊、“環(huán)球同此涼熱”的信仰!

　　這些，促使我在人生的大海上搏擊，吞下苦澀的海水，從深沉的水底，托起人格的太陽！

　　在《微言集》序里，我寫道：

　　生活的太陽把我們變?yōu)榻k麗的云霞，送上天空，飄向南北東西；
它更會將我們化作溫馨的雨滴，送回大地，流入江河湖海。

　　這是生命不滅的偉大演變。

　　藍天下，危聳的腳手架浴滿金色的陽光，

　　大海上，高懸的篷帆鼓滿浩蕩的雄風，

　　荒原中，奮飛的雁陣唱出一聲聲春天的呼喚，

　　田野里，似艦的鏵犁寫下一行行忠貞的愛情……

　　——那就是我們并不偉大的“自我”在偉大的實現(xiàn)中！

　　18年過去了，這些話對于我仍然那么新鮮，那么親切，仍然仿佛是從我的心底里流出來的一樣，帶著滾燙的激情，帶著灼熱的憧憬。時至今日，我仍然抱定這樣的信念：在今后的人生中再努力一些，扎扎實實地履踐這些話，從“淪陷”中搶救出一個有作有為的自我，活出一個少悔少愧的人生。我曾多次對我的朋友和學生做過這樣的表白：“不敢以人師自許，惟愿以人友自慰；
謁誠以‘仁智’自范自期，以‘三書’(讀書、教書、寫書)自律自娛，以‘知陋’自警自省，以‘秉燭’自勉自勵；
以期如犬守戶，如雞司晨，厚德載物，厚積薄發(fā)，把一個教書人的生涯書寫成人世間最清新最美麗的圖畫�！苯裉�，我把這個表白寫在這里，算作一個“承諾”，以利我的朋友和學生對我的監(jiān)督，也算作這篇《后記》的結尾，聊以塞責。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十分感激陳瓊芝教授、竇英才教授、鄒紀孟教授、雷永生教授等的熱情鼓勵、大力幫助和隨時督促。沒有他們的鼓勵、幫助和督促，疏散成性的我，是不可能在這么短的時間里寫出這樣一本書的。真正的友誼是具有建設性的，是人生進步的助推器。

　　十分感激錢理群教授百忙之中為我的這樣一本粗糙的書寫了序言。錢理群教授以自己的思想、學識和精神人格為廣大學人所尊敬。由這樣一位良師益友給我的書寫序，是我的榮幸，給了我極大的鼓舞。錢先生的序，不僅使我的這本淺陋的書“蓬篳生輝”，而且鞭策我更認真、更努力地做人做事，更認真、更努力地寫好將要開筆的另外的書。

　　十分感激老朋友王建吉先生和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的朋友的慷慨支持。沒有這種支持，我的這本書還不知要在抽屜里寂寞地躺多久。

　　也該向我的妻子林淑芳醫(yī)生說一聲：“謝謝!”謝謝她的寬容，謝謝她的愛護與照料。

　　寫作此書，借鑒、吸收了許多同行的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致以真誠的謝意。

　　寫到這里，我感到窗外似乎刮起了風。早就立春了，那風，該是春風吧?

　　2000年3月6日于北京西郊個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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