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都說，都全球化時代了，我們不能再沉默，一定要發(fā)出中國人自己的聲音。否則，我們將被日漸邊緣化。面對如此宏論，我“欣然同意”。只是如何落實，實在心里沒底。比如，什么是中國人“自己”的聲音，如何“發(fā)出”這聲音，還有這“聲音”是否美妙，都沒把握。不提別的，單說“全球化時代的‘大學之道’”，感覺上便是危機四伏。

　　在西方，大學已經(jīng)定型了，路該怎么走，大致已經(jīng)確定；
作為個體的知識分子，你可以發(fā)言，但說了基本上等于白說。而中國卻不一樣。有那么多讀書人都愿意暫時擱置自己的專業(yè)，爭相談論大學問題。那是因為他們相信，大學問題還在自己努力的范圍內，今天的“百家爭鳴”，也許會影響到日后中國大學的發(fā)展方向。

　　至于我個人，既研究過去百年的“大學史”，也關注“當代中國大學”。我心目中的“當代中國大學”，是著眼于鄧小平南巡以后，199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中國教育改革和發(fā)展綱要》之后，這15年中國大學所走過的路。我曾用了十個“關鍵詞”來觀察、描述、闡釋這15年的中國大學。那就是：大學百年、大學排名、大學合并、大學分等、大學擴招、大學城、大學私立、北大改革、大學評估和大學故事。

　　具體的我不想多說，就說一句：此前一千年，大學作為一種組織形式，為人類文明作出了巨大貢獻；
以后一千年，大學將繼續(xù)展現(xiàn)其非凡魅力，只是表現(xiàn)形式可能會有很大變化。至于中國大學，仍在轉型過程中，更是有很多問題需要我們勇敢面對。

　　一、“世界一流”的焦慮

　　我認定，大學排行榜對于中國大學的發(fā)展，弊大于利。因為排名只能依靠數(shù)字，而數(shù)字是很容易造假的。以為讀書人都講“仁義禮智信”，那是低估了造假的巨大收益，而高估了道德的約束力。

　　大學排行榜的權威一旦建立，在我看來，此舉將泯滅上下求索、特立獨行的可能性。

　　在科技及文化領域，中國人有好幾個夢。比如，奧運金牌第一，獲得諾貝爾獎，還有創(chuàng)建世界一流大學。通過傾全國之力，在北京舉辦一次“無與倫比”的奧運會，第一個夢想已經(jīng)實現(xiàn)了；
第二個呢，不管是文學還是物理、化學、經(jīng)濟學，還沒有一個持中國護照的學者或文人獲得過諾貝爾獎。不過，這是遲早的事；
而且，我以為不會太遙遠。相對來說，建設一所能體現(xiàn)一國學術文化整體水平的“世界一流大學”，反而有點“懸”。

　　當今中國，各行各業(yè)，最時尚的詞，莫過于“世界一流”，可見國人的視野和胸襟確實大有長進。提及“中國大學”，不能繞開兩個數(shù)字，一是“211”，一是“985”，而且都叫“工程”。在21世紀，培育100所世界著名的中國大學，這自然是大好事�？蓢�家畢竟財力有限，這目標也太宏大了點。于是，政府做了調整，重點支持北大、清華等“985”工程大學。此后，我們開始以歐美的一流大學為追趕目標。

　　其實，從晚清開始，中國人辦現(xiàn)代大學，就是從模仿起步的。一開始學的是日本和德國，上世紀二十年代轉而學美國，五十年代學蘇聯(lián)，八十年代以后又回過頭來學美國�，F(xiàn)在，談大學制度及大學理念的，幾乎言必稱哈佛、耶魯。連牛津、劍橋都懶得提了，更不要說別的名校。儼然，大學辦得好不好，就看與哈佛、耶魯?shù)牟罹嘤卸啻�。在我看來，這已經(jīng)成為一種新的“迷思”。過去，強調東西方大學性質不同，拒絕比較，必定趨于固步自封；
現(xiàn)在，反過來，一切惟哈佛、耶魯馬首是瞻，忽略養(yǎng)育你的這一方水土，這同樣有問題。

　　我常說，中國大學不是“辦在中國”，而是“長在中國”。各國大學的差異，很大程度上是歷史形成的，不是想改就能改的，因為我們只能在歷史提供的舞臺上表演。而就目前中國大學的現(xiàn)狀而言，我們首先要明白自己所處的歷史舞臺，尋找適合自己發(fā)展的道路，而不是忙著制訂進入“世界一流”的時間表。

　　再說，“大學”是否“世界一流”，除了可見的數(shù)字（科研經(jīng)費、獲獎數(shù)目、名家大師、校園面積、師生比例等）外，還得看其對本國社會進程的影響及貢獻。北大百年校慶時，我說了好多話，有的被嚴厲批判，有的則得到廣泛贊許，下面這一句，倒被不斷“傳抄”——“就教學及科研水平而言，北大現(xiàn)在不是、短時間內也不可能是‘世界一流’；
但若論北大對于人類文明的貢獻，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學所無法比擬的。因為，在一個東方古國崛起的關鍵時刻，一所大學竟然曾發(fā)揮如此巨大的作用，這樣的機遇，其實是千載難求的�！蔽疫@么說，并非否認中國大學，尤其是我所在的北京大學。我只是不喜歡人家整天拿“世界一流”說事，要求你按“排行榜”的指標來辦學。

　　我在好多文章中批評如今熱鬧非凡的“大學排名”。我認定，大學排行榜對于中國大學的發(fā)展，弊大于利。因為排名只能依靠數(shù)字，而數(shù)字是很容易造假的。以為讀書人都講“仁義禮智信”，那是低估了造假的巨大收益，而高估了道德的約束力。即便是老實人，拒絕弄虛作假，可當潛意識里著力于生產(chǎn)“有效的”數(shù)字時，也必定會扭曲辦學方向。

　　大學排行榜的權威一旦建立，很容易形成巨大的利益鏈條，環(huán)環(huán)相扣，不容你置身事外。在我看來，此舉將泯滅上下求索、特立獨行的可能性。因為好大學必須有個性，但它的那些“與眾不同”的部分，恰好無法納入評價體系�！摆吚�避害”是人的天性，大學也不例外。久而久之，大學將日益趨同。差的大學可能得到提升，而好的大學將因此而下降。這就好像辯論比賽。裁判稱，按照規(guī)則，去掉一個最高分，去掉一個最低分，其余的平均。這被抹去的“最高分”，可能是偏見，也可能是創(chuàng)見。當你一次次被宣布“工作無效”，不計入總成績，自然而然的，你就會轉向，變得日漸隨和起來。當然，你也可以固執(zhí)己見，可那就有可能成為“烈士”了。

　　所謂爭創(chuàng)“世界一流”，這么一種內在兼外在的壓力，正使得中國大學普遍變得躁動不安、焦慮異常。其好處是，舉國上下全都努力求新求變；
缺點則是大學不夠自信，難得有發(fā)自內心的保守與堅持。其實，所有理想型的論述，在實際操作中都將打折扣。所謂“非此即彼”或“不全寧無”，只適合于紙上談兵。今天中國，不僅僅是“開放”與“保守”之爭，在“接軌”與“閉關”之外，應該還有第三、第四條路可供選擇。

　　全球化時代的大學，并非“自古華山一條路”，而很可能是“條條大路通羅馬”。外有排行壓力，內有部門管理，中國大學自由發(fā)展的空間正日趨縮小。對此，我們必須保持必要的警惕。如果連標榜“獨立”與“創(chuàng)新”的大學，都缺乏深刻的自我反省能力，那就太可怕了。

　　二、“教學優(yōu)先”的失落

　　今天的中國大學，教授們普遍不愿在學生身上花太多的時間。其原因是，這在各種評鑒中都很難體現(xiàn)出來。每次晉升職稱，因教學好而被評上、或因教學不好而被卡住的，極少極少。本科教學不受重視，很多著名教授不愿意給本科生上課，這是今天中國大學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我之所以對各式排行榜心存忌憚，很大程度基于我對大學功能的理解。在我看來，大學不同于研究院。即便是研究型大學，“教書育人”依舊是我們最重要的任務。學校辦得好不好，除了有可以量化的論文、專利、獲獎等，還得看這所大學教師及學生的精神狀態(tài)。好大學培養(yǎng)出來的學生，有明顯的精神印記。不管你是培養(yǎng)“英國紳士”，還是“共產(chǎn)主義新人”，都要把人的精神面貌放在第一位，關注的是心智，而非專業(yè)技能。而所謂的“心智”或“精神”，都是以人為中心，注重長時段的影響，而非一朝一夕、一時一地的表現(xiàn)，故無法落實在各種硬指標上。

　　自從有了“世界一流”的奮斗目標，加上各種“排行榜”的誘惑與催逼，大學校長及教授們明顯地重科研而輕教學。理由很簡單，教學（尤其是本科教學）的好壞，無法量化，不直接牽涉排名。不管是對教師的鑒定，還是對大學的評估，都是“對科研很實，對教學則很虛”。其實，當老師的都知道，在大學里教好書，獲得學生們的衷心擁戴，很不容易。我這里所指的不是課堂效果，因為那取決于專業(yè)、課程、聽眾以及教師的口才等；
我覺得更重要的方面是老師用心教書，對學生負責，以及真正落實教學目標。

　　今天的中國大學，教授們普遍不愿在學生身上花太多的時間。其原因是，這在各種評鑒中都很難體現(xiàn)出來。這是一個很糟的結果。我甚至認為，高懸“世界一流”目標，對那些實力不夠的大學來說，有時不啻是個災難。這很可能使得學校好高騖遠，挪用那些本該屬于學生（尤其是本科生）的資源，投向那個有如肥皂泡般五光十色的“世界一流”幻境。結果呢，連原本可以做好的本科教學都搞砸了。

　　這讓我想起西南聯(lián)大的故事。今天，大家都在懷念炮火紛飛中聯(lián)大師生的“笳吹弦誦”。毫無疑問，這個生存在戰(zhàn)爭年代的大學，“生產(chǎn)”了很多著名人物，包括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李政道，還有眾多“兩彈一星”的元勛。但請大家注意，聯(lián)大校友中，理科方面的著名人物絕大多數(shù)都留過洋。事實上，西南聯(lián)大最大的“學術成就”，是成功的本科教育。

　　現(xiàn)在大家談西南聯(lián)大，有點過高估計了他們的學術水平。楊振寧、何炳棣都再三說，西南聯(lián)大的學生到美國念研究院，比美國最好的大學一點都不差。這話有道理，但必須加注。當年西南聯(lián)大的學術水平，和美國著名大學之間，是有較大落差的。但西南聯(lián)大培養(yǎng)出來的學生，與美國學生的差距并不大，原因是什么？第一，大學經(jīng)費有限，無力發(fā)展研究院，西南聯(lián)大9年培養(yǎng)出來的研究生總數(shù)不超過100人，還沒有今天一個院系一年培養(yǎng)的多；
第二，因當時學校實驗設備等教學硬件實在太差，教授們沒有能力從事專深研究（我說的是理工科）。因此，無論校方和教授們，全都專注于本科教學。根據(jù)我翻查的很多史料，包括當年的各種教材、教師薪水表、圖書館資料、儀器設備，還有當事人的日記和回憶錄等，確認西南聯(lián)大的學術環(huán)境實在很糟糕�？闪硪环矫�，當一所大學的所有著名教授都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本科教學里面，這個大學培養(yǎng)出來的本科生，水平一定高。

　　如今回過頭來看日漸成為神話的西南聯(lián)大，確實有很多感人的故事。包括吳大猷教授如何發(fā)現(xiàn)李政道，扶上馬再送一程。根據(jù)楊振寧回憶：“當時，西南聯(lián)大老師中有學問的人很多，而同時他們對于教書的態(tài)度非常認真”。李政道則稱：“他們看見有一個優(yōu)秀的學生，都是全副精神要培養(yǎng)的�！睘槭裁磿�這樣？我的理解是，除了教書育人的共同理念，一個重要原因是當時大學沒有能力大規(guī)模發(fā)展研究生教育，沒條件強調學術成果。但這一缺陷，反而成全了西南聯(lián)大的本科教學。

　　而今天，所有的中國大學，稍微有點樣子的，都在拼命發(fā)展研究院，不愿意把主要精力放在本科生身上。說好聽點，大家都在努力邁向“研究型大學”；
說得再透徹點，那就是教授們都在拼自己的業(yè)績。

　　本科教學不受重視，這是今天中國大學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很多著名教授不愿意給本科生上課，其中存在制度方面的原因。比如，在大學里教書，只有論文或著作才能體現(xiàn)教師的學術水平，至于教學方面的要求則是很虛很虛。每次晉升職稱，因教學好而被評上、或因教學不好而被卡住的，極少極少。加上很多不太自信的大學，會把每年發(fā)表多少論文作為一個硬杠桿，那就更促使老師們不愿意在本科教學上用心了。

　　所謂“教學”與“科研”可以互相扶持，且相得益彰，我認為，那是一種“理想狀態(tài)”，缺乏實驗數(shù)據(jù)的支持。確實有既長講課又擅科研的，但即便是如此完美的教授，其備課、講課及輔導學生，同樣會影響科研工作——畢竟，我們一天都只有二十四小時。而更多的教師則是學有偏勝，或長于教學，或長于著述。假如我們認定，大學的核心任務是“教書育人”，那么，如何讓長于教學的教師發(fā)揮更大的作用，而不是硬逼著他/她們去寫那些不太管用的論文，是個亟需解決的難題。在我看來，大學教師的“育人”，不僅是義務，也是一種成果——只不過因其難以量化，不被今天的各種評估體系承認。

　　三、“提獎學術”的困境

　　強大的經(jīng)費支持，對人文學者來說有時甚至還壞事。為什么？因為拿人家的錢，就得急著出成果，不允許你慢工出細活。目前的這套項目管理機制，是從理工科延伸到社會科學，再拷貝到人文學的。當代中國人文學的最大危機，很可能還不是在社會上被邊緣化、在大學中地位急劇下降，而是被教育主管部門按照工科或社會科學的模樣進行“卓有成效”的改造。

　　我的基本判斷是：中國大學——尤其是“985”工程大學，可利用的資源會越來越多；
可隨之而來的是，工作壓力也會越來越大。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們很窮，但有很多可自由支配的閑暇時間，供你潛心讀書做學問——那是最近三十年中國學術得以迅速崛起的重要因素�？涩F(xiàn)在不一樣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大學教師誘惑很多，要求大家都“安貧樂道”，很不現(xiàn)實。以后大家收入還會逐漸增加，但工作會越來越忙，可能忙得四腳朝天。我們必須適應這個變化了的世界，但不一定非“隨風起舞”不可。對于大學教師來說，單說“支持”而不講“責任”，那不公平；
我只是希望這種壓力，不是具體的論文指標，而是一種“氛圍”以及無言的督促�，F(xiàn)在都主張“獎勵學術”，可如果缺乏合適的評價標準，獎勵不當，反而徒增許多困擾。因此，我們必須逐步摸索，建立一套相對合理的考核與評價體系。

　　去年初，我在《人民日報》上撰文，提及中國的學術著作出版那么多，但絕大部分都是半成品。我所說的“半成品”，意思就是作品立意好，作者也下了工夫，但火候未到，還沒打磨好，就急匆匆出來了。之所以“精品不精”，主要原因是打磨不夠，背后因素則是市場的誘惑，以及教育部的評獎機制，剝奪了學者們本該有的從容、淡定和自信。

　　以我的觀察，最近三十年，好的人文學方面的著作，大體上有三個特征：第一，個人撰寫；
第二，長期經(jīng)營；
第三，基本上沒有資助。我對人文學領域的大兵團作戰(zhàn)，不太以為然。動輒四五十人，真的能“強強聯(lián)合”嗎？我懷疑其實際效果。強大的經(jīng)費支持，對人文學者來說，不是最關鍵的，有時甚至還壞事。為什么？因為拿人家的錢，就得急著出成果，不允許你慢工出細活。目前的這套項目管理機制，是從理工科延伸到社會科學，再拷貝到人文學。延伸到社會科學，還有道理；
最不適應這套管理機制的，是人文學。

　　現(xiàn)在提“獎勵學術”，都說要以課題為主，尤其是有關國計民生、人多勢眾的“重大課題”。我不太同意這一思路。如果是獎勵人文學，我主張“以人為本”，而不以工程、計劃為管理目標。原因是，人文學的研究，大都靠學者的學術感覺以及長期積累，逐漸摸索，最后才走出來的。還沒開工，就得拿出一個完整的研究計劃，你只能瞎編。如此一來，培養(yǎng)出一批擅長填表的專家，學問做不好，表卻填得很漂亮。而且，我們還以項目多少作為評價人才的標準。我建議政府改變現(xiàn)有的這套評價體制。

　　外面?zhèn)髡f，北大有一個規(guī)定，兩個人同樣評教授，一個人有課題，一個人沒課題，如果成果一樣，那就應該給那沒課題的。因為，沒有政府的經(jīng)費支持，還和你做得一樣好，可見他的學術水平更高。這屬于美好的誤會，北大其實沒那么“另類”。最近學校開會，還在提醒我們盡量爭取課題。只不過，北大的教授們，確實不太愿意申請各種各樣的課題，越有名的教授越是如此。我覺得，管理部門應該反省一下，為什么會有那么多好學者不愿意做課題。我的建議是，允許學者不做課題，但出了成果擺在那里，請專家鑒定，真好的話，值多少錢，10萬、20萬、50萬，你給我，我繼續(xù)做研究，至于怎么做，我自己決定。在國外，也有這種情況，獎勵你科研經(jīng)費，后面的活，你自己做。這樣的話，什么時候發(fā)論文，什么時候出書，我來把握。現(xiàn)在的狀況是：按工程進度，一年或三年，必須結項。做不出來，你也必須硬撐，送上一堆夾生飯。對人文學者來說，每天忙著填表，不是好事情。恕我直言，今天的中國大學很有錢，但學術環(huán)境及整體氛圍不如80年代。

　　在《當代中國人文學之“內外兼修”》（《學術月刊》2007年11期）中，我曾談及，當代中國人文學的最大危機，很可能還不是在社會上被邊緣化、在大學中地位急劇下降，而是被教育主管部門按照工科或社會科學的模樣進行“卓有成效”的改造。經(jīng)過這么一番“積極扶持”，大學里的人文學者，錢多了，氣順了，路也好走了�？蓻]有悠閑，沒有沉思，沒有詩意與想象力，對于人文學來說，這絕對是致命的。原本強調獨立思考、注重個人品味、擅長沉潛把玩的“人文學”，如今變得平淡、僵硬、了無趣味，實在有點可惜。在我心目中，所謂“人文學”，必須是學問中有“人”，學問中有“文”，學問中有“精神”、有“趣味”。但在一個生機勃勃而又顯得粗糙平庸的時代，談論“精神超越”或“壓在紙背的心情”，似乎有點奢侈。

　　■點評

　　大學：“美國化”及其他

　　從文化-政治的視角來看，當下如火如荼的全球化時代實是一個格式化、模式化的時代。在此一時代，西方、特別是美國的“理想圖景”和制度安排儼然獲得了“普世”的意義，經(jīng)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的“麥當勞化”以及其所賴以為基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tài)”，已然成為人們考量包括中國在內的諸后發(fā)國家之現(xiàn)代化程度的當然判準。之所以產(chǎn)生這樣的局面，在我看來，我們的大學也在一定程度上難辭其咎。因為作為一國知識生產(chǎn)、創(chuàng)造和傳播的核心單位，一旦大學喪失反思品格和創(chuàng)造精神，一個民族顯然在這個方面也只能逐漸喪失它的自主性。在這個意義上，我贊同陳平原的問題意識，亦即關于全球化時代中國“大學之道”的想象。

　　陳平原討論了三個問題，但在我看來他其實主要討論了兩個層面不同且互有張力的問題：一是我剛剛談到的大學的美國化問題，二是我在其他場合曾極力批判的“知識規(guī)劃”的問題。然而，這兩個問題卻是處于不同層面的：前者指向的是創(chuàng)建“世界一流大學”的時風中大學評價的單一化問題，以及與此相勾連的、我所謂的“科研驅逐教學”的問題；
而后者指向的實是學術不自主的問題，因為這種中國式的“知識規(guī)劃”所具有的最為根本的特征，乃在于它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以及由它確定的學術制度安排為基礎的，而這意味著這種方式和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不僅確定了我們的知識生產(chǎn)方式，而且還型構了我們知識產(chǎn)品的具體內容。顯而易見，如果說前者屬于大學過于西方化的問題，那么后者似可歸結為我們仍須向西方學習的問題。因此，這至少命令我們還必須追問這樣一些根本性的問題：當下中國大學所存在的諸多問題中，究竟哪些屬于過于西方化的問題（或毋寧說“南橘北枳效應”使然）？哪些屬于仍須向西方學習的問題？這兩者之間又是何種關系？這兩種表面上處于不同層面的問題是否在更深的層面上具有根本上的一致性或相關性？

　　來源：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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