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從前的馭人法、統(tǒng)治術，五花八門，變幻多端，說穿了無非是“馴心”二字。

　　心，古人視同現(xiàn)在的大腦，看作思維的器官，情感的淵藪。由于它的官能作用特殊復雜也異�；钴S，所以對付它十分不易，所謂“征戰(zhàn)多方，攻心為上；
牢籠有術，馴心實難”。

　　不過，話又說回來，難題再大總沒有人的本事大。猛虎的雄心該是最難馴服的吧？那“百獸之王”一聲咆哮，威震山林，哪個不懼怕三分！可是，在我國已經(jīng)有了幾千年馴虎的歷史。傳說軒轅黃帝就曾驅(qū)使熊、羆、貔、貅、貙、虎六種兇猛的野獸沖鋒陷陣。清代詩人黃景仁七言古風《圈虎行》，描述的就是圈養(yǎng)的老虎在馴虎人的指揮棒下，聽任擺布、驅(qū)使，俯首帖耳，作各種表演以娛樂觀眾的情態(tài)。

　　初舁虎圈來廣場，傾城觀者如堵墻。

　　四圍立柵牽虎出，毛拳耳戢氣不揚。

　　此刻，人們眼中的“山大王”，已經(jīng)脫盡了昔日興風狂嘯、怒目崢嶸的雄姿，毛卷曲著，耳頭耷拉著，一副無精打采，垂頭喪氣的樣子。

　　接下來就是馴虎人“役使山君作兒戲”了：

　　先撩虎須虎猶帖，以棒卓地虎人立。

　　人呼虎吼聲如雷，牙爪叢中奮身入。

　　虎口呀開大如斗，人轉(zhuǎn)從容探以手，

　　更脫頭顱抵虎口，以頭飼虎虎不受，

　　虎舌舐人如舐 （音垢，乳虎）。

　　忽按虎背叱使行，虎便逡巡繞闌走。

　　翻身踞地蹴凍塵，渾身抖開花錦茵。

　　盤回舞勢學胡旋，似張虎威實媚人。

　　少焉仰臥若佯死，投之以肉霍然起。

　　觀者一笑爭醵錢，人既得錢虎搖尾。

　　仍驅(qū)入圈負以趨，此間樂亦忘山居。

　　如果這類表演是狗熊、綿羊所為，倒也沒得說的，人們看了直覺得新鮮有趣，可是，眼前宛轉(zhuǎn)作態(tài)的，竟是萬人怵目、有著無限威嚴的“山大王”。就好像在舞臺上看到關老爺敗走麥城，韓信受辱胯下，總覺得有些不是滋味。因為“虎踞鯨吞”、“虎視眈眈”、“虎嘯風生”、“虎虎有生氣”之類成語早已深入人心；
“老虎屁股——摸不得”，已經(jīng)成了人們的口頭禪；
“探虎口”、“捋虎須”，向來被認作最大的冒險。所以，乍一接觸這種出乎意料的事，必然產(chǎn)生強烈的反應，如同詩人所慨嘆的：

　　 我觀此狀意消沮，嗟爾斑奴亦何苦！

　　 不能決蹯爾不智，不能破檻爾不武。

　　 ……

　　 舊山同伴倘相逢，笑爾行藏不如鼠。

　　結末語語憤激，字字沉痛，飽含著深沉的意蘊。一個“苦”字道盡了圈虎的凄絕心境和慘痛遭遇，令人覺得可憐、可悲、可嘆。然后筆鋒一轉(zhuǎn)，以“不智”、“不武”責之——是呀，虎兄！你也太不明智了，怎么不懂得“斷臂全身”的道理呢？寧可扭斷那只被縛的腳爪也得拼死逃生�。∧隳莾纯瘛⒑访偷奶煨阅娜チ�？縱不能破檻而出，撞它個馬仰人翻，也不該泰然處之，行若無事��！即便是失去了活動自由，那你吃飽喝足之后，還可懶懶散散地四下里閑步，或者垂頭臥在樹蔭底下舔舔自己的犢兒，更不妨重溫一番昔日咆哮山林的雄威宿夢。這一切你都沒做，卻是奴性十足地任人作弄，作那種丑態(tài)百出的表演，真是太掉價了！說來說去，無非是屈服于困餓、鞭捶之苦，貪享平靜、安逸的生活，結果就不惜戕殘個性，無視固有的尊嚴。所作所為，真是連挖窟窿倒洞的老鼠都不如了。

　　嬉笑怒罵，入木三分，如果老虎有知，也會羞愧難當，無地自容。不過，“斑奴”終究是無知無識的，而號稱萬物之靈的“一撇一捺”大寫的人又怎樣呢？像圈中馴順的老虎那樣，奴顏婢膝、俯仰由人的讀書士子，難道還少嗎？

　　二

　　且看清代著名小說《儒林外史》中的一些人物：

　　老童生周進已經(jīng)六十多歲了，一輩子苦讀詩書，最后考到胡子花白，卻連個秀才也不曾做得。為了找個活路，只好充當私塾先生。這天，正逢舉人王惠來到學堂避雨，那副威風凜凜、目空一切的派頭，嚇得周老頭大氣都不敢出，只是一個勁地打躬作揖，自稱“晚生”，逢迎湊趣。待到舉人老爺用過豐盛的晚餐，大快朵頤之后，他才默默地用一碟老菜葉、一壺熱水下了晚飯。次日起床，還得昏頭昏腦地掃那滿地的雞骨頭、魚刺、瓜子殼。

　　這個日夜想望著爬上科舉高梯而不得的可憐蟲，終于有一天來到了省城，走進貢院門口，看到了作夢都想進的考生答卷的號舍。一時百感交集，滿懷凄楚，便長嘆一聲，一頭撞在號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被人灌醒了以后，又連續(xù)猛撞號板，滿地打滾，直哭得口里吐出鮮血來。倒是幾個商人動了惻隱之心，答應出錢替他捐一個監(jiān)生資格，以便可以同秀才一起臨場赴試。他一聽，竟然不顧廉恥地爬到地上磕了幾個響頭，說：“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進變驢變馬，也要報效！”

　　還有一個范進，從二十歲考到五十四歲，才僥幸取得資格，又跑到省城去考舉人，回轉(zhuǎn)來，家里已是兩三天沒有揭鍋了。正當他抱著一只生蛋母雞在街上叫賣時，一個鄰居飛奔而來，告訴他“已經(jīng)高中了”。起初他還不敢相信，待至回到家中見報帖已經(jīng)升掛起來，一時悲喜交加，空虛脆弱的神經(jīng)再也經(jīng)受不住這突如其來的狂潮起落，竟至達到精神崩潰的地步：“自己把兩手拍了一下，笑了一聲道：‘噫！好了！我中了！’說著，往后一交跌倒，牙關咬緊，不省人事。

　　老太太慌將幾口開水灌了過來。他爬將起來，又拍著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笑著，不由分說，就往門外飛跑，把報錄人和鄰居都嚇了一跳。走出大門不多路，一腳踹在塘里，掙起來，頭發(fā)都跌散了，兩手黃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眾人拉他不住，拍手笑著，一直走到集上去了。眾人大眼望小眼，一齊道：‘原來新貴人歡喜瘋了。’”

　　吳敬梓筆下的兩個儒生佯狂失據(jù)、洋相百出的丑態(tài)，在實際生活中也是屢見不鮮的。清代順德縣有個名叫梁九圖的秀才，鄉(xiāng)試之后，覺得自己的卷子答得十分出色，心中有些洋洋自得。發(fā)榜的前一天，他把梯子架在貢院的墻上，準備到時候登高看榜。

　　舊例：鄉(xiāng)試填榜習慣從第六名填起，填完后座主退下休息，最后再回過頭來補填前五名。梁九圖看到座主已經(jīng)退下，以為是全部填寫完了，便趕忙登梯去看，卻沒有發(fā)現(xiàn)自己的名字，再看一遍，還是沒有，不禁意冷心灰，嗒然若喪。又加上長時間跨梯登高，有些頭昏眼暈。這時，突然聽到下面有人唱名：“第一名，梁九圖！”心中轉(zhuǎn)悲作喜，竟然手舞足蹈起來，完全忘記了自己是架在半空中，結果掉在了墻下。家人趕忙過去攙扶，已經(jīng)摔成了殘廢。

　　這些可憐的舉子，其處境的成因同那只圈虎極其相似。司馬遷說過：“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
及在檻井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約”字為文中之眼。正由于它的威嚴受到制約，日漸積累，才造成這種心態(tài)的變化。無論是志行高騫的封建士子，還是咆哮長林的山中大王，在長時期的圈養(yǎng)過程中，自由被剝奪了，天性被戕殘了，心態(tài)被扭曲了，一句話，經(jīng)歷艱苦的“馴心”磨煉，最后，都習慣于這種雖生猶死的屈辱生涯，伏伏帖帖地跟著主子的指揮棒轉(zhuǎn)。

　　所不同的是，猛虎入檻出于不得已，是命運把它拋入悲慘的境地；
而周進、范進者流，則是為了顯親揚名、立德立功而自投羅網(wǎng)，心甘情愿地覓餌吞鉤。因而，其可鄙、可憐、可悲，自是更進一層。

　　當然，在“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同時，我們也應該來個刨根問柢：這悲慘的結局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孰實為之？孰令致之？”

　　三

　　“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

　　一個“賺”字，把封建統(tǒng)治者通過推行科舉制，牢籠士子，網(wǎng)羅人才，誘使其終世沉迷，難于自拔，刻畫得淋漓盡致。“以餌取魚，魚可殺；
以祿取人，人可竭�！笨婆e制度就是以爵祿為誘餌，把讀書、應試、做官三者緊密聯(lián)結起來，使之成為封建士子進入官場的階梯，撈取功名利祿的唯一門徑。

　　蝸居社會底層的讀書士子，要想改變自己和家族的命運，就必須走上這條應舉入仕的道路。只是，科舉選士制度，無異于層層遞減的多級寶塔，無數(shù)人攀登，最終能夠爬到頂尖的卻寥寥無幾。許多人青燈黃卷，蹭蹬終生，熬得頭白齒豁，老眼昏花，也未能博得一第。臨到僵臥床頭，一息奄奄，還放不下那顆眷眷的心。

　　而那些有幸得中的讀書種子，一當?shù)巧蠌R堂之高，便會以全副身心效忠王室，之死靡它。這真是一筆大有賺頭的買賣。因此，當太宗皇帝李世民看到黑壓壓的人頭攢動，乖乖地涌進監(jiān)舍應試的時候，不禁喜形于色，毫不掩飾地說：“天下英雄盡入我彀中矣�！薄办啊闭撸�圈套也。封建統(tǒng)治者可以從中收“一石三鳥”之效，因此說它是“長策”：

　　一是網(wǎng)羅了人才，能夠憑借這些讀書士子治國安邦；

　　二是有望獲得“圣代無隱者，英靈盡來歸”的好名聲；

　　三是把那些在外面有可能犯上作亂的不穩(wěn)定分子吸引到朝廷周圍，化蒺藜為手杖。

　　對于以少數(shù)民族入主中原的滿清征服者來說，這個問題尤其尖銳。他們清醒地認識到，坐天下和取天下不同，八旗兵、綠營兵的鐵騎雄師終竟踏平不了民族矛盾和思想方面的歧異。解決人心的向背，歸根結柢，要靠文明的偉力，要靠廣泛吸收知識分子。他們自知在這方面存在著致命弱點：作為征服者，人口少，智力資源匱乏，文化落后；
而被征服者是個大民族，擁有龐大的人才資源、悠久的文化傳統(tǒng)和高度發(fā)達的文化實力。因此，從一開始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兩件事上：

　　不遺余力地處置“夷夏之大防”——采取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

　　千方百計使廣大漢族知識分子俯首就范，心悅誠服地為新主子效力。

　　其實，這兩者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華夷之辨反映著種族的隔閡；
但在時間的無情流逝和權力話語的嚴厲批判中，偏激的民族主義已經(jīng)失去其合理性，剩下來的更多的只是文化心理的差異。

　　在牢籠士子，網(wǎng)羅人才方面，清朝統(tǒng)治者后來居上，更是棋高一著。他們從過往的歷史經(jīng)驗和現(xiàn)實的特殊環(huán)境中悟解到，僅僅吸引讀書士子科考應試，以收買手段控制其人生道路，使其終身陷入爵祿圈套之中還不夠；
還必須深入到精神層面，馴化其心靈，扼殺其個性，斫戕其智能，以求徹底消解其反抗民族壓迫的意志，死心塌地作大清帝國的忠順奴才。

　　清初的重要謀士、漢員大臣范文程曾向主子奉獻過一句掏心窩子的話：“治天下在得民心，士為秀民，士心得，則民心得矣�！睆摹榜Z心”的角度看，他正是一個理想的制成品，這番話可視為“夫子自道”，現(xiàn)身說法�；剡^頭來，這個“理想的制成品”，又按照主子的意圖，在針對其他“秀民”的“馴心”工程中，為虎作倀。

　　松山戰(zhàn)役中，明朝大將洪承疇兵敗被俘，起初，罵詈連聲，惟求速死�；侍珮O派遣范文程前去勸降。洪本進士出身，雖久在兵戎，讀書不廢。范大學士便圍繞著出處進退之類話題，同他出經(jīng)入史，談古論今。經(jīng)過一番艱苦的心靈軟化，洪承疇的情緒漸漸緩和下來，談話間，忽見梁上積塵飄落在袍袖上，便隨手拂拭兩下。機敏的范文程注意到這一細節(jié)，馬上報告皇太極說：“皇上請放心，洪承疇不會死的。連身上的衣服都那樣愛惜，何況身軀呢！”果然，很快他就降服了。

　　借助這類“理想的制成品”的籌謀策劃，滿族統(tǒng)治者從內(nèi)外兩界加強了思想文化方面的箝制。他們通過用八股文取士，把應試者的思想納入符合封建統(tǒng)治規(guī)范的軌道，完全局限在“四書五經(jīng)”和朱熹集注的范圍之內(nèi)；
把知識、思想、信仰范疇的喧嘩與騷動控制在固有的格式、現(xiàn)成的語義之中。應試者只能鸚鵡學舌般地編串經(jīng)書，不能聯(lián)系社會實際，更不準發(fā)揮自己的見解，漸漸地成為不再有任何新知灼見和非分想望的“思想植物人”。

　　與控制內(nèi)在心理相配合，還要嚴酷整治外部社會環(huán)境。本來，晚明時期一度出現(xiàn)過相當自由的思想空間，書院制度盛極一時，聚社結黨，授徒講學，刊刻文集，十分活躍，思想信仰與日常生活交溶互滲，世俗情欲同心靈本體彼此溝通。而清朝立國之后，便把這一切都視為潛在的威脅，全部加以封禁。

　　在這里，清初統(tǒng)治者扮演著君主兼教主的雙重角色，把皇權對于“真理”的籠斷，治統(tǒng)對于道統(tǒng)的兼并結合起來；
同時強化文字獄之類的高壓、恐怖手段，全面實現(xiàn)了對于異端思想的嚴密控制，從而徹底取締了知識階層所依托的逃避體制控制和思想壓榨的相對獨立的精神空間，導致了讀書士子靠詮釋學理以取得社會指導權力的徹底消解。應該說，這一著是非常高明，也是十分毒辣的。

　　四

　　說起清朝統(tǒng)治者對付知識分子的“馴心”手段，我忽然想到了小時候看過的“熬鷹”場景。

　　村里一個綽號“二混混”的人，平素不務正業(yè)，種地地荒，經(jīng)商蝕本，唯一的拿手好戲是抓鷹、馴鷹，長年靠著這把身手混碗飯吃。深秋一到，地面鋪上了厚重的霜華，樹葉也全都脫落了，這時候，他便背起一張架子網(wǎng)，(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到坦平的山坳間，揀一塊樹木稀少的林間空地，把架子網(wǎng)支起來，圍成四面帶窟窿眼的繩墻，正中間插上一根矮木樁，上邊拴上一只毛色鮮亮的大公雞。當蒼鷹在半空掠過時，遠遠地就能看見它的獵物，經(jīng)過往復盤旋、偵察，最后下定狠心，撲騰著翅膀自空而下，向公雞撲去，卻又難以叼走。結果，翅膀掛到了網(wǎng)眼上，滑子一動，整個網(wǎng)就“刷拉”一聲全部罩了下來，把蒼鷹實實地扣住。

　　蒼鷹的脾性非常暴躁，任你怎樣拴縛，也要亂闖亂撞，弄得頭破血出，還常常一兩天絕食、拒飲。待到蒼鷹餓得沒有多少力氣了，“二混混”便開始施展他的馴化功夫。先喂它香噴噴的“熱食”，主要是活雞活兔，任它吃飽喝足，滿足其貪饞無度的欲望，使它覺得比在自由狀態(tài)下吃得更好。這樣一連喂上幾天，鷹的體重顯著增長，此后就開始折騰它了。

　　第一步，像填鴨那樣，掰開老鷹的嘴，往里面生塞硬填。但填鴨用的是玉米面、高粱面，而填鷹用的是線麻或苘麻做成的小手指頭般大小的“麻花”，填進去不能消化，結果是越填越瘦。每次填三四個，兩個鐘頭后再扯出來，上邊沾滿了帶血痕的黃色油脂。一連填上幾次，再喂它一點用水浸過的兔肉等解餓而不產(chǎn)生脂肪的食物。然后，再往里硬填“麻花”，再一個個扯出，直到見不到絲毫油脂為止。這時候的蒼鷹已經(jīng)瘦得皮包著骨頭。

　　然后開始第二步——“熬神”。連續(xù)幾個晝夜，不讓老鷹閉眼睡覺，兩個人換班守著，發(fā)現(xiàn)它閉眼了就立刻弄醒。就這樣，饑不得食，困不能睡，再猛鷙的雄鷹最后也都“精神崩潰”了，變得馴順無比，伏伏帖帖地聽人擺布，而且，飛出去之后，能夠聽從主人調(diào)遣，及時返回。這是“馴心”取得成功的主要標志。

　　馴鷹第三步，叫“抓生”。找來一只活兔或者活雞，把它的一條腿折斷（勉強能跑，但跑不快），放在老鷹面前，讓它去捕捉，抓住了就任它飽餐一頓，以示鼓勵。然后，再把它拴在架上，狠狠地餓上幾天，只給一些水浸過的兔肉，暫可充饑卻得不到饜足。這樣，它就會時刻想念著前日捕食雞、兔后的美餐享受，盼望著早日出擊，以博一飽。到這種程度，“熬鷹”的任務算是全部完成，只等著上市向玩鷹帶犬的富紳或者獵戶出售了。

　　看來，人也真是夠殘酷、可怕的。在一只蒼鷹身上，竟然使出這么多狠毒的心計，而要馴服一條猛虎呢，還不知要施展何等毒辣手段，使出什么樣的渾身解數(shù)，更不要說對付“萬物之靈”的人，對付“人中之英”——知識分子了。其實，只要仔細地剖析一番清朝統(tǒng)治者對付封建士子（換句話說，就是炮制奴才）的不二法門，就會發(fā)現(xiàn)，其手段與馴虎、熬鷹極其相似。招法千變?nèi)f化，但萬法歸一，都是在“馴心”二字上作文章，都是“大棒加胡蘿卜”，屠殺、高壓與利誘、籠絡相結合。

　　清朝皇帝對于廣大知識分子（主要是漢族士人），有一套高明的策略：

　　一是發(fā)出嚴厲制裁的信號。大興文字獄，毫不留情地懲治、打擊那些心存異念的桀驁不馴者；

　　二是寓監(jiān)視于纂述。組織大批學者纂修《四庫全書》，編撰《明史》，把他們集中到皇帝眼皮底下，免得一些人化外逍遙，聚徒結社，搖唇鼓舌，散布消極影響；

　　三是設餌垂鉤。通過開科取士使廣大士人墮入功名利祿的圈套；
并設博學鴻詞特科，吸引天下碩學名儒到京城做官，坐收懷柔、撫慰之效；

　　四是整合思想。提倡程朱理學，推行八股制藝，扼殺讀書人的個性，禁錮性靈，加重道德約束力。

　　有件小事頗為耐人尋味。一天，順治帝向弘文院大學士陳名夏發(fā)問：中國歷代帝王以誰為最好？陳名夏按照過去通常的評價，答說是唐太宗。順治帝一個勁兒地搖頭，說：不對，明太祖才是最好的。這使陳名夏大感意外，但稍加思索也就懂得了，朱元璋通過嚴刑峻法包括可怕的文字獄，建立了牢固的大明一統(tǒng)政治，實現(xiàn)了對于讀書士子有效的思想箝制。這是清朝統(tǒng)治者所拳拳服膺的。

　　其實，朱元璋也是“藥方長販古時丹”，真正擁有這項專利權的，是專門為帝王提供對付“游士”權術的戰(zhàn)國時的韓非。他有一句十分警策的話，為歷代統(tǒng)治者所心儀：馴服那種兇鷙的烏鴉，要把它翅膀的下翎折斷，這樣，它就必須依恃人的飼養(yǎng)而得食，自然就馴順了。他還率先提出嚴懲隱逸之士，認為古時候的許由、務光、伯夷、叔齊之流，都是一些不聽命令、不供驅(qū)使的“不令之民”。他們非常難對付，賞之、譽之，不為所動，處罰、詆毀他也不感到畏懼。這四種通行手段在他們面前全都失效。怎么辦？干脆殺掉！后世不少君主都曾接受過韓非的衣缽，明太祖與清初帝王乃其尤者。

　　開始于順治一朝的清代文字獄，延續(xù)到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步步升級，愈演愈烈。只要發(fā)現(xiàn)思想、言論上有越軌的，不管有意無意，或重或輕，立即處以重罪，立斬、絞殺、寸磔，甚至禍延九族，已死的還要開棺戮尸。乾隆在位期間，共興文字獄七十余起。許多讀書士子因為片言只字，遭致身死族滅。一時，陰風颯颯，殺氣森森，朝野上下到處充滿了血腥味�！氨芟�畏聞文字獄”，確是最典型的概括。

　　俗話說：“打一巴掌給一個甜棗�！鼻宄�統(tǒng)治者也是這樣做的�？滴趸实墼诖笈d文字獄的同時，首次開設博學鴻詞科，對那些自負才高，標榜孤忠，或不屑參加科考，隱居山林，又確實有些聲望的文人、逸士，由大臣或地方官疏薦上來，經(jīng)過皇帝直接面試，再分別情況授予爵祿。消息傳出，全國震動，吸引了許多士人，連有些稱病在家、一旁觀望的碩學鴻儒也都報名應試。正像一首諷刺詩所寫的：

　　圣朝特旨試賢良，一隊夷齊下首陽。

　　家里安排新雀領，腹中打點舊文章。

　　當年深悔慚周粟，此日翻思吃國糧。

　　非是一朝忽改節(jié)，西山蕨薇已精光。

　　最后從一百五十多人中遴選出五十人，授予高官厚祿。得中者自是感激涕零；
落第者也不再好意思繼續(xù)以遺老、孤忠自命了。

　　了解這些事實，是十分緊要的。魯迅先生就曾說過，倘有有心人將有關史料加以收集成書，則不但可以使我們看見統(tǒng)治者那策略的博大惡辣，手段的驚心動魄，還可以因此明白，我們曾經(jīng)“怎樣受異族主子的馴擾，以及遺留至今的奴性的由來”。

　　五

　　知識者理應是思想者，專業(yè)知識、技能之外，還應具備社會批判精神和心靈的自由度。而我國傳統(tǒng)社會中的士，更多的卻是奉行儒學傳統(tǒng)的修齊治平、立功名世，因而，他們多是專制制度下炮制出來的精神侏儒。

　　在兩千多年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士是一個特殊的階層。他們是文化傳統(tǒng)的繼承者和道義的承擔者，肩負著闡釋世界、指導人生的莊嚴使命；
作為國家、民族的感官與神經(jīng)，往往左右著社會的發(fā)展，人心的向背。但是，封建社會并沒有先天地為他們提供應有的地位和實際政治權力；
若要獲取一定的權勢來推行自己的主張，就必須解褐入仕，并取得君王的信任和倚重；
而這種獲得，卻是以喪失一己的獨立性、消除心靈的自由度為其慘重代價的。這是一個“二律背反”式的難于破解的悖論。

　　古代士人的悲劇性在于他們參與社會國家管理的過程，實際上就是馴服于封建統(tǒng)治權力的過程，最后，必然形成普泛的依附性，只能用劃一的思維模式思考問題，以欽定的話語方式“代圣賢立言”。

　　如果有誰覺得這樣太扭曲了自己，不愿意喪失獨立人格，想讓腦袋長在自己的頭上，甚至再“清高”一下，像李太白那樣，擺一擺譜兒：“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那就必然也像那個狂放的詩仙那樣，丟了差使，砸了飯碗，而且，可能比詩仙的下場更慘——丟掉“吃飯的家伙”。

　　唐代詩人柳宗元有句云：“欲采蘋花不自由”。已故著名學者陳寅恪，作為自由知識分子的代表，反其意而用之，改作“不采蘋花即自由”，顯示他的另一種人生選擇，另一種生存狀態(tài)。然而，談何容易，即便自愿“不采蘋花”，自由恐怕也是難于得到的。

　　較之盛唐時期，清代的專制要嚴酷得多，慘烈得多。這樣的專制社會越持久，專制體制越完備，專制君主越“圣明”，那些降志辱身的封建士子的人格，就越是萎縮，越是齬齪。難怪有人說，專制制度是孕育奴才的最佳土壤。明乎此，就可以理解：在封建社會中，為什么許許多多智能之士，一經(jīng)躋身仕宦，便都“磨損胸中萬古刀”，泯滅個性，模糊是非，甚至奴性十足了。

　　史載，康熙皇帝素以騎術專精自詡，一次出郊巡狩，坐騎突然尥起了蹶子，奔突騰躍不止，到底將他掀了下來，使他在眾人面前丟了丑，心里覺得特別窩囊。隨從大臣高士奇見此情狀，立刻偷偷跑到污水坑旁，滾上一身臭泥，然后，踉踉蹌蹌，走到康熙面前，皇帝被這副狼狽相逗笑了。高士奇隨即跪奏道：“臣拙于騎技，剛一跨上馬鞍就掉了下來，正巧落在臭泥坑里。適才聽說皇上的馬受驚了，臣未及更衣，便趕忙過來請安。” 一副搖尾乞憐的奴才相，躍然紙上。康熙聽了，哈哈大笑，說：“你們這些南人啊，竟然懦怯到這種地步。你看我這匹烈馬該有多么厲害呀，尥了半天蹶子，也沒能把我怎么樣�！睆拇�，康熙便對他寵愛有加，竟至形影不離。

　　當然，也還有一些堅貞之士是不肯俯首就范的。黃宗羲、顧炎武等大學者把人格獨立看得至高無上，重于功名利祿，甚至重于生命，立志終身不仕，潛心著述，粹然成為一代宗師。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猛烈鞭撻封建君主專制，斷言“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確指出，專制王朝的法律是帝王一家之法，非天下之法；
法乃天下之公器，應該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這比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在《法意》中論述近代資產(chǎn)階級民主與法制，大約提前一個世紀左右。

　　康熙年間，陜西有個李二曲，抱定“寧愿孤立無助，不可茍同流俗；
寧愿饑寒是甘，不可向人求憐”的志概，稱病在家，不去應試博學鴻詞，官吏一再催逼，他便以拔刀自裁相威脅，只好作罷。后來，干脆把自己反鎖屋中，“鑿壁以通飲食”，不與任何人見面，朝廷也拿他沒辦法。山西的傅青主不肯赴京應試，官員們讓役夫抬著他的臥床前往，到了京師，拒不進城，硬被塞進轎子抬著入朝，他仍是不肯出來叩見皇上，被人強行拉出，一跤跌倒，權作伏地謝恩，最后只好放回。

　　接下來，還有蒲松齡、鄭板橋、曹雪芹等文壇巨擘，有的根本就不買這個賬，不咬這個鉤；
有的進到圈子里來，晃了一圈，打個照面，又“遛之乎也”。

　　吳敬梓不僅本人恥于干祿沽名，而且，對于社會上蠅營狗茍、寡廉鮮恥的舉業(yè)士子，嗤之以鼻，諷刺為“蠹木蟲何苦，鉆窗蜂太癡”，明確地表示，寧愿做一個自由解佩的漢皋神女，也不去做那紅氍毹上的吳宮舞腰；
并運用藝術手法，在《儒林外史》中塑造了“自古及今難得的一個奇人”形象——杜少卿，來體現(xiàn)這種人格追求。

　　杜少卿出身世家，卻鄙棄八股舉業(yè)，糞土世俗功名，說“秀才未見得好似奴才”，這個社會“走出去也做不出什么事業(yè)”。他罵官迷是“匪類，下流無恥極矣”。當馬二之流視朝廷征辟為無上榮耀，受寵若驚之際，他卻冒著欺君之罪，裝病卻辭征辟，執(zhí)意擺脫爵祿的羈縻，聲稱自己是“糜鹿之性，草野慣了”。最后，索性連秀才籍也放棄了，他高興地說，從此可以“逍遙自在，做些自己的事”了。表現(xiàn)了一種“不為有國者所羈”（莊子語）的超拔情懷，一種以主體為本體的人生境界。

　　他敢于向封建權威大膽地提出挑戰(zhàn)，在文字獄盛熾之時，竟敢公然反駁欽定的理論標準——“四書”的朱注，敢于依據(jù)自己的人生哲學，說《詩經(jīng)•溱洧》一章講的只是夫婦同游，并非屬于淫亂。他不僅是勇敢的言者，而且還能身體力行，在游覽姚園時，他竟坦然地攜著娘子的手，當著兩邊看得目眩神搖的人，大笑著，情馳神縱，驚世駭俗地走了一里多路。那些真假道學先生為之痛心疾首，卻又無可奈何。試想，在號稱思想解放的“五四”時代，女作家馮沅君與丈夫攜手同行，尚且被時人側(cè)目譏笑，更何況出現(xiàn)在二百年前的封建專制時代呢！

　　當然，杜少卿的這種冒瀆行為，充其量只是一種率意的決絕，還算不上新的選擇的啟示，并沒有達到以歷史主動性揭橥新時代序幕的高度。但它畢竟是以狂狷的形式和豪縱的俠氣，享受著“以情反理”的生動的個性自由，獲致一種痛快的情感體驗，顯示出超凡脫俗的人格魅力。

　　也許正是這種帶有某些理想主義的精神之光，綿延不絕，燎原照野，才使“萬馬齊喑”的封建社會還有一點人氣，還能隆隆地震響著一聲聲悶雷；
令士人在八股制藝之外，還能讀到雄踞于中國古典小說巔峰的《紅樓夢》，讀到“寫鬼寫妖高人一等，刺貪刺虐入木三分”的《聊齋志異》，欣賞到那“出紙一竿”，怒挺青霄的勁竹；
在長林絕澗而不是虎圈里，在大漠晴空而不是鷹架上，人們還能追蹤騰身跨澗的虎影和搏擊蒼空的鷹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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