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中國可以說不》中的民族主義，是一個涉世未深的敏感多變的小學生，那么，現(xiàn)在的《中國不高興》，已經(jīng)是剛長出了一點肌肉，就想“找人練一練”的初中生了。

　　撰稿•賀莉丹(記者) 陸陽陽(實習生)

　　2009年3月27日，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蕭功秦在上海寓所接受了《新民周刊》記者的訪問。

　　蕭功秦生于陜西，祖籍湖南，這位80年代新權(quán)威主義現(xiàn)代化理論的代表學者，多年來致力于研究當代中國政治發(fā)展，近代以來中國思想文化史、20世紀中國政治史等。幾年前，蕭功秦《為什么我反對激進民族主義》一文曾產(chǎn)生廣泛影響，他對當下的民族主義思潮也頗為關注。

　　我們不需要制造敵人

　　《新民周刊》：最近，一本名叫《中國人不高興》的書引發(fā)熱議，對此，你怎么看？

　　蕭功秦：這幾天我上網(wǎng)查了一下《中國不高興》相關網(wǎng)頁，幾周以來，居然已經(jīng)達到200多萬網(wǎng)頁，可見這本書在社會上產(chǎn)生的影響之大。毫無疑問，這本書的作者們鼓吹的其實就是一種高調(diào)的、虛驕、激進的民族主義。

　　這本書的作者之一王小東是我的多年朋友，被這本書點名批評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人士中也有我不少朋友，看來中國的思想文化已經(jīng)進入多元化時代了，雖然，我并不同意《中國不高興》中的許多觀點，但作為中國正在發(fā)展的多元思想文化中的一種聲音，它的存在，以及與其他不同觀點之間的交流，至少能夠起到思想碰撞的積極作用，對于一個社會或民族來說，最可怕的是思想的同質(zhì)化。不同聲音，自由主義、民族主義、文化保守主義之間的思想的相當碰撞與制衡，對于豐富我們民族的思想能力是有正面意義的。不同意見的人們之間，應該多一點包容心。

　　這本書的出版，可以說是一石激起千重浪，它的影響之所以如此之大，當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書名的搶眼(當然作者也不得不為此要付出給部分讀者第一眼的負面印象的代價)，也包括精心的商業(yè)策劃或“炒作”。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它力求回答當代中國人如何與世界上的其他民族相處之道的問題，這個問題之所以抓住人心，是因為最近30年的中國的改革開放，使我們民族確實比過去強大了，于是，百年屈辱后的中國人有一個應該如何重新自我定位的問題。

　　《新民周刊》：本書的作者之一宋強稱，他更傾向于用“新愛國主義”來界定中國民間的民族主義情緒。對此你如何看？

　　蕭功秦：在這本書出版以前，我一直有一個觀點，那就是我認為中國的民族主義具有反應性的特點，來自外部世界刺激與壓力，會刺激中國人百年來的歷史屈辱感與歷史的悲情，這種反應型民族主義就會被激活，如果外部世界的刺激消退，這種民族主義反應也會隨之消失，例如1999年的“五八事件”和2001年的中美撞機事件，都可以作為這種反應性民族主義的實例。

　　然而，這本書所代表的民族主義心態(tài)，已經(jīng)不能用我原先的觀點來解釋了，從總體上說，西方各國對中國的態(tài)度比過去要溫和多了，尤其是金融風暴以來，西方更有求于中國，各國都顯得放低狀態(tài)，希望與中國友好合作，和平發(fā)展已經(jīng)成為各國的共識與主流，在這種情況下，以《中國不高興》為代表的中國的民族主義，仍然表現(xiàn)出高調(diào)的咄咄逼人的姿態(tài)，似乎很難用反應型來歸納。我認為，以《中國不高興》為代表的民族主義思潮將在以后相當一個時期繼續(xù)存在下去，外國人要學會與中國民間的這種非反應型的民族主義長期相處。

　　這種新民族主義有什么特點呢？它的要害是，認為中國需要一個“外部敵手”，這一點被作者們視為是中國生存與發(fā)展的根本條件，作者之一王小東兄就是這樣主張的，他認為，“一個物種，沒有外部環(huán)境對它的壓力，絕對會退化”，他從社會生物學中為這種新民族主義找到了根據(jù)。他還認為，中國現(xiàn)在并沒有多少“選擇壓”，所以“大家自我感覺很好，可以混，這樣就不可避免會衰退”，特別有意思的是下面這句話：“美國也存在這個問題，所以它老是主動地制造敵人。”不知道小東兄是不是認為，為了我們民族的強大，中國有必要在缺乏“選擇壓”的情況下，也去追求或制造“選擇壓”呢？

　　我想，至少在邏輯上可以推導出這樣的結(jié)論：如果外部壓力是民族生存發(fā)展的必要條件，如果我們沒有壓力，理所當然就要制造出這種壓力來。如果是這樣，那就相當可怕而且危險了。我非常非常希望作者們沒有這樣的意思，但比他們更激進的、更“憤青”的人們呢？他們完全可以沿著這一邏輯推論下去，是不是到了那時，作者們說，我們播下的是龍種，而收獲的卻是跳蚤了呢？正是在這種民族主義的理論邏輯中，我看到了一種很可怕很危險的東西。它離以強凌弱的種族主義與沙文主義其實已經(jīng)不遠了。

　　小東兄是在十多年以前就致力于倡導中國民族主義的，我不懷疑他的學術(shù)真誠，但如果一位思想者真誠地獻身于一種帶有危險性的理論，而這種理論思潮又會把一個剛從百年苦難中獲得繁榮的機會的民族，重新引入苦難的深淵，那就來不及了。

　　也許各位作者朋友會說我把問題講得太重，他們決沒有這樣意思，他們只是呼吁中國人不要安逸，但關鍵是這種民族主義內(nèi)含的邏輯就是一個潘多拉盒子，它會放出魔鬼而收不回它。因為，壓力是一種強加于你的東西，而“外部選擇壓”則是你主動要選擇的東西，前者產(chǎn)生的反應是自衛(wèi)，后者導致的結(jié)果是向外進攻。而進攻的民族主義與大國沙文主義就是一回事，不信你把全書讀一下，就會感到迎面撲來的是一股外強中干的大國沙文主義的氣息。說它外強，是表面上很有氣勢，說它中干，因為它除了給憤青們以“精神勝利法”的安慰外，并沒有大國的寬厚雍容的文化底氣。

　　應該說，從建國到“四人幫”時代，中國的“外部選擇壓”比改革開放30年來要大得多，“與人斗其樂無窮”的“斗爭哲學”充斥于國際與國內(nèi)政治空氣中，但中國并沒有在那時繁榮強大起來，許多地方的農(nóng)民強勞動力一天工分值只有幾分錢，還不如母雞生的半個蛋(每枚一毛一分錢)，相反，中國現(xiàn)在恰恰正處于受“外部選擇壓”折騰最少的和平發(fā)展的時期，中國卻以每年10%增長率發(fā)展了20年。我們剛剛安逸了幾年，“新愛國主義者”們總覺不習慣，總覺得我們折騰得還不夠。

　　剛長出一點肌肉，就想“找人練一練”

　　《新民周刊》：既然如此，但為什么許多青年人對這種新民族主義表示認同呢？

　　蕭功秦：兩年以前，我在法國巴黎參加“中歐論壇”的討論會，其中一位來自美國的中國學者談到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中的民族主義情緒為什么近年有所上升，他說的一段話對我很有啟示，他說，由于中國人百年來長期受列強欺侮。一直憋著一股氣，沒有辦法維護國家尊嚴， 也沒有辦法宣泄不平之氣，這股氣已經(jīng)積壓了一百年了，現(xiàn)在，他們覺得中國崛起了，我們已經(jīng)有力量了，我們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充分自由地表達我們百年來壓抑的情感了，可以一吐為快了。

　　我想，這一對國外中國留學生的心理觀察很有啟示性，其實，這種心態(tài)在國內(nèi)民間也很普遍，“大凡物不平則鳴”，現(xiàn)在有了條件就要“揚眉吐氣”地鳴一鳴。這是人之常情，其實，那些受過屈辱而后來又突然崛起的大國，例如印度民間，現(xiàn)在也有類似的社會心理表現(xiàn)，中國人中這種社會心態(tài)，是“不高興”式的民族主義的社會心理基礎。“不高興”派民族主義者的支持者們，大多數(shù)都是年輕人。

　　換言之，當一個社會的這種社會心理需要得到滿足時，誰把民族主義的旗幟亮得更高，更鮮明，誰就會獲得更多的聽眾與讀者群。

　　應該說，這種存在于民間的“揚眉吐氣”情結(jié)與心理，是正常的，自然的，合理的，也是一個國家可以運用的民族主義資源。但如果它被一種錯誤的激進的民族主義所引導，并帶著去尋找“選擇壓”，那就很不妙了。其實，民族主義思潮本質(zhì)上具有強烈的情感性與激情性，像一把干柴，很容易被某一極端主義煽動與利用而走偏。

　　事實上，從《中國不高興》一書中一些論述來看，作者們也意識到這種民間的長期壓抑的“揚眉吐氣”心理是一種可動員的力量，宋曉軍認為“2008年年輕人的反彈，實際上蘊含著1840年以來的文化積累”。作者們試圖與青年們形成這樣一種互動，共奔一種激進的民族主義前景，例如，本書提出，“中國下一步現(xiàn)代化的過程，決定中國要與西方進行一種以軍戰(zhàn)為支撐的商戰(zhàn)”，要對西方“有條件地決裂”等等，這些都表明作者們試圖把民間樸素的百年“揚眉吐氣”情結(jié)與一種更帶主動進攻性的“新民族主義”結(jié)合起來，其理論基礎是“弱肉強食”普世論與以“叢林法則”為基礎的“社會生物論”。

　　《新民周刊》：《中國不高興》讓人聯(lián)想到13年前的那本《中國可以說不》。你怎么看這兩本書背后各自蘊涵的深意？

　　蕭功秦：大體上可以說，《中國可以說不》與《中國不高興》在民族主義立場上是一脈相承的，但前者帶有更多的反應型民族主義特點，后者則具有了主動進攻型民族主義特征。概言之，它力求把中國民間存在的樸素的民族主義“揚眉吐氣”心理情結(jié)，整合到其旗下，通過民族主義精英與大眾的結(jié)合，來實現(xiàn)一種達爾文主義的、優(yōu)勝劣汰的原則支配下的民族“大目標”，書中多次提到這種“大目標”，雖然有時語焉不詳，但其基本精神則是：處于世界民族之林中的普世性的生存法則，不是和諧相處，而是“有你無我”，“你死我活”。它把和諧社會，和平共處，均看作是“書生之談”與“誤國之論”，書中反復告訴讀者，中國要在世界上“持劍經(jīng)商”，“我們要管理比現(xiàn)在大得多的資源，經(jīng)濟上進行管理，政治上進行指導，我們要領導這個世界”、“未來的資源分配：誰厲害誰說了算”等等。在手段上，它強調(diào)的是“你流氓我也流氓”的馬基雅維里主義，即為達到主體自以為“崇高”的目標，可以采取不擇手段一切辦法的主義，這些已經(jīng)決不是什么反應性民族主義了。

　　如果說，《中國可以說不》中的民族主義，是一個涉世未深的敏感多變的小學生，那么，現(xiàn)在的《中國不高興》，已經(jīng)是剛長出了一點肌肉，就想“找人練一練”的初中生了。我一時還找不到一個可以概括這種民族主義特點的詞。暫時就稱它為“尋找敵手”的民族主義。但它比13年前的民族主義更危險，更具有挑戰(zhàn)性，這是因為它只是初中生，卻充滿古老的陳舊的詩情夢幻，它涉世未深，卻又精力十足，它還沒有長出胡須，卻充滿總想引人注意的虛榮心，總想在街頭惹事生非，而且與孩提時代不同，它也確實會給當家的大人(政府)與鄰居(國際社會)制造一些不大不小的麻煩。在中國轉(zhuǎn)型的道路上，我們開車正處于事故多發(fā)地段時，它會把不是問題的問題，變成問題。把國際交涉中的小問題，變?yōu)榇髥栴}，把“和諧共處”變?yōu)椤傲愫陀螒颉�。并且還高調(diào)地處于話語優(yōu)勢。它畢竟現(xiàn)在還是乳臭未干，但如果長到成年人而仍然如此，很可能就更麻煩了。

　　走向理性溫和化是中國民族主義大趨勢

　　《新民周刊》：那么，你認為，民族主義的利弊何在？

　　蕭功秦：民族主義是世界上最強烈，最富有情感力量的意識形態(tài)，如同家庭對于家庭成員的天然親和力一樣，對人們產(chǎn)生最直接，最自愿，訴于親緣本能的感召力，然而，民族主義具有非理性的激情的一面，它又是雙刃劍，對于當政者來說，一方面，它可以作為動員民眾支持國家的天然政治資源。尤其是國家面臨外部危機，國家意識形態(tài)資源相對不足的情況下，更是如此。另一方面，高調(diào)的、虛驕的民族主義一旦成為社會上至高無上的話語霸權(quán)，而主政者為了民族利益而又主張理性妥協(xié)的溫和立場時，這些虛驕的民族主義者們，就會把政府的理性行為解讀為退讓、投降甚至賣國行為。這將極大地挑戰(zhàn)政府權(quán)威，威脅政府統(tǒng)治的正當性。

　　甲午戰(zhàn)爭就是一個顯例，中日海軍噸位看上去似乎差距不大，但中國的軍隊的訓練水平與指揮實戰(zhàn)水平卻遠遜于日本，然而當時中國的士紳官僚中的清流黨民族主義者，卻掌握了話語霸權(quán)，控制了“政治正確”的標準，在毫不了解中日軍事實力對比極其不利于中國的情況下，鼓吹“誰不主戰(zhàn)，天下共誅之”，這些虛驕的激進民族主義者，即“不高興派”的老祖宗們，對清廷的壓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慈禧太后也怕“得罪老祖宗”，于是被迫選擇了一場必敗無疑的戰(zhàn)爭，中國從此進入民族危機的深重苦難時代。如果今后某年某日中國南海某一海域出現(xiàn)擦槍走火，高呼“誰不主戰(zhàn)，天下共誅之”的肯定就是這些“不高興”們。諸位如果不信清流黨張佩倫之流與“不高興”派的血統(tǒng)關系，到時候就看吧。

　　《新民周刊》：在你看來，中國近幾年的民族主義呈現(xiàn)出了怎樣的表征與趨勢？

　　蕭功秦：盡管我對激進的高調(diào)的、“不高興”派的民族主義者抱強烈的批評態(tài)度，但我并不認為這種思潮會成為主宰中國的主流思潮，我認為從歷史發(fā)展的長焦距來看，從中國國民走向成熟的整體趨勢而言，中國的民族主義大趨勢是走向理性溫和化。

　　首先，是中國中產(chǎn)階層的崛起，中產(chǎn)階層已經(jīng)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與中堅力量。他們具有穩(wěn)健性，不喜歡走極端，他們的政治態(tài)度是溫和的。

　　其次，中國的政府也比較成熟了，政府也直接感受到民族主義的雙刃劍性質(zhì)，并意識到激進的民族主義一旦成為籠罩社會的“話語霸權(quán)”，很可能會挑戰(zhàn)理性的和平發(fā)展政策。民族主義的失控會引發(fā)連鎖反應，主政者們也有意識地對民間進行理性的引導。

　　第三，國際社會對于中國的態(tài)度也越來越理性、特別是中國加入WTO后，中國更深入地融入全球化，國際關系上，西方表現(xiàn)出來的與中國更為合作的態(tài)度，這也淡化了中國人原來對于外部世界的一些對立或抵觸情緒。不久前，一位在中國呆了兩年的美國的外交官曾親口對我這個當年老校友說，他說他發(fā)現(xiàn)中國人是很愛好和平的，西方人根本不必對中國發(fā)展與所謂大國崛起感到擔憂。他要把這一點回國后告訴美國人�？梢妵�家之間的溝通與了解已經(jīng)有了成效。開放的環(huán)境不但使中國人，也使得外國人更加了解對方。

　　最后，中國國力的增強，讓我們民族自信心也增強了，我們的心態(tài)也越來越平和了，我們的悲情主義會更少了，反應也不會那么過度了，我們的態(tài)度會更坦然、更從容。其實，我們不必沉浸于歷史上那種悲情民族主義，我們要相信，以我們目前的力量，足以保衛(wèi)自己。但即使中國自身力量強大了，我們也不必張揚。真正成熟的大國不是以強凌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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