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時間以來，從云南“躲貓貓”事件揭露犯罪嫌疑人被毆打致死案以來，因在看守所被刑訊逼供或毆打死亡事件接二連三被揭露，有陜西丹鳳高中生徐梗榮受審時逼供之死，海南儋州羅靜波遭同監(jiān)倉其他嫌犯毆打致死；
保定市順平縣看守所在押人員翟軍保在看守所非正死亡等事件，使看守所的改革一時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和焦點。最高檢發(fā)話要加強檢察院對看守所的監(jiān)督，在全國進行打擊牢頭獄霸活動。有人建議實行實行羈偵分離；
有人說要給看守所派駐監(jiān)察員或實行社會監(jiān)督，等等，建議頗多，不一而論。

　　我認為，這些改革建議都沒有觸及到解決問題的實質，不可能真正解決看守所侵犯犯罪嫌疑人權利甚至打死人的問題。這些事件是6年前孫志剛慘案的繼續(xù)。當年在打死孫志剛案件中，對那些牢頭獄霸和有關責任人處罰不謂不重，有的被判死刑，有的判無期徒刑，有的撤職，有的開除公職�？墒�，幾乎沒有改變看守所的潛規(guī)則和殘酷的黑幕�？词厮�打死人的事與我國的刑事訴訟制度和看守所管理制度有關。只要破案仍然靠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和刑訊逼供；
只要一有犯罪嫌疑就按有罪推定的思維采取拘留或逮捕的強制措施；
只要上述原因存在造成看守所人滿為患而牢頭獄霸不可避免，看守所的暴行和打死人的事就不可避免。僅僅靠改善看守所的管理和打擊牢頭獄霸是不解決問題的。對孫志剛案違法者的打擊力度不重嗎？可是悲劇有結束嗎？

　　解決看守所打死人的事必須從禍水的源頭抓起。根本的問題是要解決對嫌疑人隨意關押的刑事訴訟制度，必須改變通過刑訊逼供以口供為重要證據(jù)的證據(jù)制度，必須改變對犯罪嫌疑人以拘留和逮捕為常態(tài)的刑事偵察制度�，F(xiàn)在公安機關偵察中對犯罪嫌疑人拘留很不嚴格，甚至為一樁小事砍棵樹，偷個自行車也關起來，而且一關就很長。刑事訴訟程序對長期關押過于寬容。根據(jù)《刑事訴訟法》的規(guī)定，公安機關對犯罪嫌疑人的拘留時間為一般為１４天，特別情況可延長達３７天。普通嫌疑犯逮捕關押的時間為２個月，案情復雜、情況特殊的還可達5個月。如果犯罪可能判１０年以上重刑的，總共羈押時間可長達７個月。這種法律上的彈性規(guī)定在一些不太尊重法律的警察手里掌握，隨意長期關押幾乎就沒有什么障礙。對這種關押又缺少應有的監(jiān)督如沒有受到法官和律師的制約。所以，與法制國家犯罪嫌疑人大多數(shù)在家里等待審判不同，在中國所有的犯罪嫌疑人都被關到看守所或拘留所里，在警察的全面直接控制下掏取口供證據(jù)，而且不取到證據(jù)不罷休。公安對這種破案手段的嚴重依賴，致使拘留和逮捕濫行，刑訊逼嚴重，而且屢禁不止。

　　治本的辦法就是實行人類文明的刑事訴訟制度，遵照無罪推定的法制原則，修改刑訴法，以明確、具體、規(guī)范的條文規(guī)定，對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必須在24小時或48小時內由法官（在中國可以由檢察官）決定是否逮捕、交保證金取保候審，或釋放。只有在嚴重犯罪嫌疑可能判處15年以上重刑，或者有充分證據(jù)證明對判處一定徒刑（如3年或5年以上）的嫌疑人有可能逃避審判的，才可以實行拘留或逮捕。否則，一律不得采取拘留或逮捕的措施。就是說，對犯罪嫌疑人關押候審不應成為常態(tài)，而應是少數(shù)特別情況下采取的措施。而且必須保證看守所的居住和生活條件，律師和家屬有及時、經常探視的權利。因為他們還被推定為無罪的公民，他們有這個權利。那種把人關起來靠刑訊逼供的做法是一種封建野蠻制度，是到了必須予以廢除的時候了。只有從法律上解決濫行拘留逮捕的制度，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拘留看守所人滿為患，依賴牢頭獄霸來管理的現(xiàn)狀。

　　對犯罪嫌疑人一般不實行關押候審是現(xiàn)代世界上文明的、保障人權的司法制度的基本要求。不要說發(fā)達的法制國家，就是看臺灣陳水扁訴案，陳水扁所犯的罪不謂不重，而對陳是否拘押反復爭論，檢察官幾經抗訴才得以拘押。其他一大串嫌疑人少有拘押待審的。象前文說的幾個案子，象“躲貓貓”事件中的李蕎明涉嫌因盜伐林木罪，海南羅靜波涉嫌非法買賣、私藏槍支彈藥和爆炸物，而保定的翟軍保只因涉嫌盜竊罪被拘留（而一關就是55天）。對這樣一些犯罪嫌疑完全沒有關押的必要。法律應禁止對這樣一些犯罪嫌疑人進行關押。但是，動輒關押已經成了公安辦案的習慣和惡疾。有人說，我國不采取關押的措施嫌疑人就會逃避審判。中國有世界上少有的戶口管理和身份證制度，其他國家能做不關押侍審，我們更有條件這樣做。必須關押實際上成了他們刑訊逼的條件和借口。并沒有證據(jù)證明中國取保候審的人逃脫審判的情況嚴重。關鍵是對一般犯罪嫌疑人實行關押是違反法治和人權保障原則的，我們不能這樣做了。

　　由于濫行拘留逮捕措施，所造成的危害遠不止打死人這一后果，而也是造成諸多冤假錯案的源頭。它是刑訊逼供的溫床，也是阻礙《律師法》實施，是律師會見被告難的根源。由于對犯罪嫌疑人的拘押使公安刑訊逼供成為可能，不讓律師會見當事人成為可能。本來一些輕微犯罪可以不處以刑罰的案件，或者不構成犯罪的案件，由于事先實行了長期的關押，不判有罪就會涉及錯案和國家賠償問題，而促使有的司法機關沒罪也按有罪判，輕罪按重罪判。由于，制度的原因，人為制造冤假錯案。這種濫行拘留逮捕的制度不能再在宣稱建設法治和保障人權中國繼續(xù)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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