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對雷震這個名字有了印象，大約是在十多年前，在李敖的一篇雜文中，他說中國人本身有很多不自由民主的性格，雷震的氣質(zhì)是革命黨式的、單調(diào)的、高高在上的，興趣狹隘的，雖然很雄渾、很過癮，可惜不是自由民主的氣質(zhì)。從那時起，我就想了解雷震，這位曾位居國民黨權(quán)勢中心、最后卻因追求民主自由而成了階下囚的歷史人物到底是怎樣一個人，他真的像狂妄自大的李敖論定的那樣缺乏民主自由的氣質(zhì)嗎？雖然這些年來我也斷斷續(xù)續(xù)讀到過不少有關(guān)書籍、文章，但真正對雷震一生大起大落的命運，他的理想、追求，他的性格、氣質(zhì)有了較為全面的了解，還是在讀了《風(fēng)雨前行——雷震的一生》（廣西師大出版社，他說中國人本身有很多不自由民主的性格，2004年，他說中國人本身有很多不自由民主的性格，5月出版）之后。

　　這是我看到的第一部雷震傳，是以史家筆法而不是文學(xué)筆法寫的，沒有多少輕飄飄的抒情成分，讀起來沉甸甸的。我從中看到了一個包括我在內(nèi)的大陸讀者所陌生的雷震，一個從坐而論道到起而行之的雷震，一個“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大丈夫，他不僅是海峽對岸邁向民主憲政的風(fēng)雨歷程中一個具有鮮明個性特征和悲劇色彩的象征性人物，一個“光焰萬丈”的紀念碑，也是中國人追求民主的百年長路上的一個不能回避的坐標。這兩天，我老是在想，他早年受蔣介石的賞識，連國民黨內(nèi)炙手可熱的CC系、政學(xué)系都暗中嫉妒過他，在風(fēng)雨飄搖的1949年他還成了“滬上三劍客”，他身上不乏對蔣和國民黨政權(quán)的忠誠。如果不是1949年的大變局，他是不是會走上這條不歸路，恐怕還是個未知數(shù)。

　　但另一方面，青年雷震長期留學(xué)日本，曾師從日本負有盛名的憲政學(xué)者森口繁治、行政法學(xué)者佐佐木等，接受了憲政主義的思想。特別是他在國民黨權(quán)力系統(tǒng)中的那段獨特經(jīng)歷，從參政會到政協(xié)會議，他奔走于各黨各派之間，與各種政治觀點截然不同的人打交道，在一個歷來缺乏包容、缺乏多元選擇可能性的中國，這一經(jīng)歷對他生命的影響是怎么估計都不過分的。他不是從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生長出來的，雖然他身上有類似古代士大夫的那種浩然之氣，他在許多方面受到中國歷史文化的影響，但毫無疑問他是近代的產(chǎn)兒，他的思想、行事作風(fēng)中包含了更多我們傳統(tǒng)中所缺乏的東西。

　　最后他在《自由中國》半月刊達到了一生事業(yè)的頂峰，歷史記住了雷震這個名字，后世的人們緬懷這個名字，主要不是因為他曾是國民黨高官，介入過許多重大歷史事件，而是因為他主辦的那本小小的《自由中國》。從1949年11月到1960年9月，在長達11年的歲月中，《自由中國》在水深浪闊、長夜難明的孤島舉起了一個火炬，照亮了一代青年，后來推動臺灣民主化進程的許多重要人物或多或少受到這本雜志的影響。李敖批評雷震的民主自由氣質(zhì)是“革命黨式”的，可是如果不是他以雷厲風(fēng)行的決絕姿態(tài)，高舉起《自由中國》的大旗，不斷地發(fā)出道義的聲音，殷海光他們的書生論政能堅持十年之久嗎？在與蔣介石政權(quán)的沖突中，正是雷震不惜被開除黨籍、撤消“國策顧問”等頭銜，以傲岸的人格力量抵抗一切襲來的橫逆。在山雨欲來風(fēng)滿樓之際，他還義無返顧地踏上組黨之路，超越士大夫的清議傳統(tǒng)，并為此付出了十年的牢獄代價。即使在獄中，他也從來沒有低頭屈膝，他的脊梁始終是挺直的，他的骨頭向來是硬的。在寫給兒女的信中，他說：“我是締造中國歷史的人，我自信方向?qū)Χ�工作努力，歷史當會給我做證明。”還有不可忽視的一點，雷震幾乎從一開始就原諒了劉子英，國民黨當局“用來誣陷他的工具”，他說：“我并不深責(zé)劉子英，如果他不肯屈服，警備總部當會另找他人來陷害我的�！�

　　這一切在《風(fēng)雨前行——雷震的一生》中都可以看得很清楚。雷震的前半生都在國民黨體制內(nèi)浮沉，《自由中國》創(chuàng)刊那一年他已年過半百，但卻是他在風(fēng)雨中前行、跋涉的開始。我以為，從篇幅上說，他前半生的經(jīng)歷可以寫得簡略一些，《自由中國》的十一年、獄中十年還可以寫得更詳細、更豐滿一些。因為雷震一生意義最重大的是他的后半生。另外，對雷震的精神氣質(zhì)也還有再挖掘的空間。李敖以為自由民主的氣質(zhì)是自然的、從俗的、快樂的、嘻嘻哈哈的、拍肩膀捏大腿的，雷震不具備這些氣質(zhì)。這不過是一管之見，我不相信一個有著如此深厚的專制土壤的民族，依靠嘻嘻哈哈、拍肩膀捏大腿就能走向民主，我也不相信只有那樣的氣質(zhì)才是自由民主的氣質(zhì)。誠如雷震在《自由中國》時期一再說的，自由是爭取來的。嘻嘻哈哈、拍肩膀捏大腿式的自由民主未免也太廉價、來得太容易了，它忽略了在專制向民主過渡的過程中志士仁人們付出的努力、汗水和血淚代價。假如沒有雷震，海峽對岸的歷史有可能完全不同。所以，早在1952年胡適就在《自由中國》三周年紀念會上說過，“雷先生為民主自由而奮斗，臺灣人應(yīng)該給雷震造個銅像�！�

　　我以為，雷震不僅屬于那個他埋骨的孤島，同時也屬于生養(yǎng)他的這片廣袤的大陸。他在本質(zhì)上是一個真正大陸型的知識分子，盡管他一生的事業(yè)是離開大陸之后才開始的。在雷震告別人間25年之后，范泓的這本《風(fēng)雨前行——雷震的一生》，就可以看作是他用象形文字為雷震建造的第一個銅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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