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偶然間讀到《求是》雜志署名秋石的宏論——《為什么必須堅持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而不能搞“三權分立”》，為收兼聽則明之效，遂作《讀求是的一篇文章有感——關于<為什么必須堅持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而不能搞“三權分立”>的補充論據(jù)》一文，貼于博客，聊作自娛。孰料屢貼屢刪，屢刪屢貼，既不給公開，也不讓傳送，心中一時納悶：莫非得罪了何方神圣？事有蹊蹺，緣上次瀏覽此文時因實在難以卒讀，中道而棄，今日為釋疑再度搜索，果然發(fā)現(xiàn)文末有“課題組”字樣，括號內有四位理論家的大名。醍醐灌頂，恍然大悟，方知同為公民，但憲法賦予的言論權卻不可同日而語，從而加深了對《為什么必須堅持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而不能搞“三權分立”》的認識和理解。

　　但楊老還是覺得有話要說，不為別的，只為讀者，擔心文中的有一些常識性錯誤會混淆視聽，流傳下去，禍國殃民。楊老在此鄭重提醒諸位理論大家，不要把1840年以后的社會災難通通嫁禍給戊戌變法、君主立憲或三權分立。這種風馬牛不相及的彌天大謊，極易誤導我等“素質不高”的中國人。

　　細讀秋文，思來想去，繞來繞去，躲來藏去，秋石先生們無非是想告訴我們一句話：都是民主惹的禍。

　　列位看官如若不信，請允許我隆重轉引一段宏論以正視聽。論曰：

　　“ 舊中國落后在什么地方？一開始有人認為落后在技術上，因此就有了“洋務運動”。甲午戰(zhàn)爭不僅令洋務運動破產，也讓許多人認識到，與日本明治維新取得的成功相比，中國還落后在政治制度上。這樣就有了康有為、梁啟超的“百日維新”運動。他們試圖依靠光緒皇帝推行新政，制定憲法，建立議會。但是，“戊戌變法”既不可能得到人民大眾的理解和支持，也不能被清王朝以慈禧為代表的頑固派所接受，君主立憲制以失敗而告終，而封建專制制度也終于走到了歷史盡頭。

　　辛亥革命勝利后，孫中山試圖把西方的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與中國傳統(tǒng)的考試權、監(jiān)察權結合在一起，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制度。但是，“三權分立”制度也好，“五權分立”制度也罷，在歷史上并沒有站住腳。袁世凱不僅解散了參議院，甚至還廢除共和，復辟帝制。在隨后的十幾年間，參議院成為北洋軍閥的玩偶和道具，北洋軍閥搞偽憲鬧劇，制造的是一片混亂。

　　抗戰(zhàn)勝利后，國民黨政府為了欺騙人民，召開了“國民大會”，制定了所謂“憲法”。但是，即使這樣的“憲法”，也根本沒有得到真正實施。蔣介石集團徹底暴露了假民主、真獨裁的面目，把中國人民推入全面內戰(zhàn)的血雨腥風之中。

　　近代中國的政治發(fā)展道路一再見證，在封建專制制度解體過程中，君主立憲制在中國行不通；
在封建專制制度解體之后，“三權分立”的資產階級共和制在中國也破了產，建立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嘗試屢遭失敗”。

　　先說結論的荒謬。中華民族自女媧捏泥造人以來，從光屁股跑了幾十萬年的洪荒時代，一直到袁世凱賄賂老佛爺奔馳轎車的電氣時代，哪朝哪代有過君主立憲制？又何來“一再見證”？中國又何時建立過一個真正的“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屢遭失敗”又從何談起？用一個未曾發(fā)生過的“事實”作事實論據(jù)，怎么能推斷出一個令人信服的真實結論？堂堂理論精英，手握如椽巨筆，竟然在某些微小的知識方面表現(xiàn)出如此令人吃驚的無知，實在令人汗顏。

　　再請教史實與結論。楊老有四個問題尚未搞清，還望秋石先生們不吝賜教。

　　一問：戊戌變法惹的禍？

　　戊戌變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運動，雖然淹沒在血泊之中，但其精神的不死，時至今日仍然是中華民族可以向世人稱道的一個亮點。戊戌變法不是死于“不可能得到人民大眾的理解和支持”，而是死于專制和獨裁力量的太強大，死于執(zhí)政者的冥頑不靈。我們可以對六君子的頭顱無動于衷，但我們不可以使用“戊戌變法”“不可能得到人民大眾的理解和支持”這樣參雜著幸災樂禍的謊言加以陳述，并將其與“君主立憲制以失敗而告終”構成因果關系，從而推論出民主不可行，改革只有死路一條的潛臺詞。這不僅是對歷史的不負責，對執(zhí)政者和讀者的不負責，更是愧對中國民主先驅忠魂的缺德行為。

　　秋文的意思是，因為“戊戌變法”既不可能得到人民大眾的理解和支持，也不能被清王朝以慈禧為代表的頑固派所接受，所以“君主立憲制以失敗而告終”，所以活該。這完全可以從“以失敗而告終”這個短語的習慣用法和語感色彩上得到證明——中國人都知道。

　　那么，就讓我們穿越時空回到那個時代，看看民主先驅們是如何在“不可能得到人民大眾的理解和支持”的形勢下進行變法的，又是誰腰斬了這場極有可能是中國走上憲政之路的變法運動？

　　戊戌變法是一場由知識分子發(fā)起、由光緒皇帝直接領導的變法運動。其目標是進行政治體制的變革，使中國走向君主立憲的近代化之路。

　　1895年4月，日本逼簽《馬關條約》的消息傳到北京，康有為發(fā)動在北京應試的1300多名舉人聯(lián)名上書光緒皇帝，痛陳民族危亡的嚴峻形勢，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的主張。“公車上書”揭開了維新變法的序幕。

　　戊戌變法的高潮是百日維新。　在維新人士和帝黨官員的積極推動下，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布“明定國是”詔書，宣布變法。

　　在此期間，光緒皇帝根據(jù)康有為等人的建議，頒布了一系列變法詔書和諭令。目的在于學習西方文化、科學技術和經營管理制度，發(fā)展資本主義，建立君主立憲政體，使國家富強。

　　變法措施雖未觸及封建統(tǒng)治的基礎，但是，由于這些措施代表了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為封建頑固勢力所不容。清政府中的一些權貴顯宦、守舊官僚對新政措施陽奉陰違，托詞抗命。慈禧太后在光緒皇帝宣布變法的第五天，就迫使光緒連下三諭，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區(qū)的軍政大權，準備發(fā)動政變。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從頤和園趕回紫禁城，直入光緒皇帝寢宮，將光緒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臺，然后發(fā)布訓政詔書，再次臨朝“訓政”，“戊戌政變”宣告成功，遺老遺少彈冠相慶。戊戌政變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殺在逃的康有為、梁啟超；
逮捕譚嗣同、楊深秀、林旭、楊銳、劉光第、康廣仁、徐致靖、張蔭桓等人。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將譚嗣同等六人殺害。

　　白紙黑字，歷歷可考，是戊戌政變血腥鎮(zhèn)壓了戊戌變法 。

　　這當然也是慈禧一生干過的蠢事當中最蠢的一件，無異于自掘墳墓。其直接后果是，讓世人看到了極權專制的猙獰面目，宣告了清廷公然與民主自由為敵，敲響了大清帝國行將滅亡的喪鐘，為十三年后的辛亥革命創(chuàng)造了包括新軍起義在內的一切軟硬條件。

　　我想說明的是，戊戌變法失敗十年后，六君子早已獨留青冢向黃昏，直到1908年，對民主一直保持葉公好龍狀態(tài)的慈禧在形勢的逼迫下才出籠了一個《欽定憲法大綱》，這與秋文所言的“君主立憲制以失敗而告終”有何干系，莫非又是一個現(xiàn)代版的關公戰(zhàn)秦瓊？

　　回過頭來說說秋文的另一想當然的判斷：“戊戌變法”“不可能得到人民大眾的理解和支持”。前已言之，戊戌變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運動。秋文的言下之意是，在中國搞民主是不可能得到人民大眾的理解和支持的。記得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有人就揚言：“中國人素質低，不適合搞民主”，沒想到這些污言還要穿越兩個世紀套在清國人民的頭上。如果說不是這樣，那我到要請問閣下：是否參加過1898年的民主變法運動？抑或是當時的“人民”吃了唐僧肉?如果閣下沒有親歷變法，又沒有如此高壽，那么，就得拿出史史實作為“不可能”的證據(jù)。如果三者均不具備，那么，所謂“不可能得到人民大眾的理解和支持”這一虛假推論豈不又是在欺騙“人民大眾”？

　　事實上，戊戌變法前后，西方進步是想已經是西風東漸，民主、自由、人權理念的傳播早已進入潤物細無聲的狀態(tài)。中國人閱讀盧梭、孟德斯鳩的著作，始于戊戌變法之前，西方近代民主學說的廣泛介紹，使民眾大開眼。當時，翻譯介紹的西方著作有主要有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萬法精理》，彌勒約翰的《自由原理》，斯賓塞爾的《原政》、《女權篇》、《社會學原理》，伯倫知理的《國家論》、《國法泛論》、《國家學綱領》等。此外，日本學者的著作，如《國憲泛論》、《憲法要義》、《憲法法理要義》、《萬國憲法比較》、《憲法論》、《英國憲法論》等也廣為流傳。其民主啟蒙教育的規(guī)模和聲勢，可以說是空前絕后。

　　而此時馬克思學說卻只是像“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正在歐洲徘徊”。尚無機會飄入清國。

　　盡管慈禧太后發(fā)動戊戌政變，殺害了“戊戌六君子”，毀棄了“百日維新”期間頒布的各種新政，但并沒有阻擋住西方政治思想的進一步傳播。改良派的骨干梁啟超、麥孟華、歐榘甲等逃亡海外，創(chuàng)辦了《大同日報》《清議報》《新民叢報》，宣傳民權思想和西方的民主政治學說。在國內，清政府遭到八國聯(lián)軍進北京的重創(chuàng)以后，慈禧太后拾起了變法維新的大旗，開啟了清末新政。憲法大綱的出臺，沒有強大的民意和輿論支持力量，幾乎是不可能實現(xiàn)的事情。

　　輿論開放更是達到空前的程度。上海的《中外日報》、《時報》、《東方雜志》和天津的《大公報》等積極鼓吹民主憲政，，贊成立憲的人數(shù)驟然增多，立憲的呼聲更加高昂，上自權貴大臣，下至學校士子，無不言立憲，“皆謂專制之政不足復存于天下”， “二十世紀之時代，不立憲誠無以為國，不自由誠無以為民”，“振興中國，變專制為立憲，實為當務之急”已經成為家喻戶曉的口號。一時間，立憲的聲浪響遍全國，“乃如萬頃洪濤，奔流倒注，一發(fā)而莫之或遏”，形成全國性的運動，“立憲”二字，成為民間的口頭禪。

　　此情此景，怎能睜著眼睛說瞎話，斷言“不可能得到人民大眾的理解和支持”？

　　民主運動發(fā)端于知識分子，得力于人民大眾，授權于光緒皇帝，最后“以失敗而告終”，王朝終于崩潰，那是西太后自絕于世界主流文明的果報，自己不想活，也不讓別人活，上帝都救不了他，與光緒皇帝、梁啟超、康有為、六君子有什么關系？

　　二問：君主立憲制惹的禍？

　　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正式頒布《欽定憲法大綱》。

　　從1908年頒布《欽定憲法大綱》再往前推10年，即1898年，整整十年，這十年就是歷史留給晚清王朝生死存亡的最后機會。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清政府最終沒有走上憲政之路？

　　1898年 ，西太后血腥 鎮(zhèn)壓戊戌變法，公然與民意為敵，使改革的社會生態(tài)和輿論氛圍遭到嚴重破壞，喪失了中國走向憲政關鍵契機。

　　慈禧這一刀下去，不僅把自己死死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而且斬斷了水到渠成的改革時機，使革命的萌芽茁壯成長起來，改革派人士或被砍頭，或被逮捕，或流亡海外，或在民間組織革命紛紛走向清廷的對立面。為中國未來的走向埋下了無窮的隱患。

　　1901年，慈禧施行新政，避實就虛，改革內容包羅萬象，唯不提政體改革，改革目標與體現(xiàn)民眾期望的世界潮流南轅北轍，致使改革不僅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反而走向了統(tǒng)治者預期的反面。

兩年前還擔心光緒“變法維新”的目的不純，現(xiàn)在她自己又開始大張旗鼓地推行“新政”，盡管沒有光緒皇帝“百日維新”所包括的內容那樣豐富，盡管慈禧自己血腥地鎮(zhèn)壓了光緒帝的“維新變法”，但是中國嚴峻的現(xiàn)實又迫使慈禧太后自己開始走上了“維新變法”的道路，這說明連慈禧本人也不得不承認，中國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條。

　　新政雖然取得了一些成就，諸如“廢除科舉”等。但就其本質而言，目的仍然是鞏固搖搖欲墜的上層建筑，防范革命的生發(fā)、啟動。而不是“仿效各國”（與國際慣例接軌）。因此，改革的結果事與愿違，與統(tǒng)治者的愿望正好相反。也證明了，與人民愿望相反的改革最終要走向其反面。

　　秋文 “不能被清王朝以慈禧為代表的頑固派所接受 ”，這才是導致大清王朝滅亡的原因所在。

　　慈禧是拒絕政體改革的。就在廢除科舉的1905年，同盟會成立了——雖然是一只剛剛脫蛹而化的小小蝴蝶。在慈禧眼里幾個革命黨人一時半會也成不了氣候。中國歷史就是這樣，只要不陷入深層危機，社會沒有發(fā)生劇烈震蕩，統(tǒng)治者們不會調整權力結構的。改革都是被逼出來的。而革命恰恰是被不改革逼出來的。如果這個命題成立，那么，慈禧應該為再次失去改革的天賜良機和幾年后發(fā)生的流血革命負完全責任。

　　從1901年實行新政算起，過了五年，才開始仿行憲政，白白浪費了五年大好光陰。如果此時慈禧能夠把握時機，政體改革先行，至少應該與其他改革同步進行，那么，憑借其權威的統(tǒng)治和朝野的支持，有足夠的時間完成這項名垂青史的壯舉。

　　1906年 ， 仿行憲政，是慈禧經過六年的思索才做出的一個艱難的決定。雖然向世人公開宣布將實行政治體制改革，(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但又托詞“民智未開”（時譯為“中國人素質低”）�！胺隆倍�不“行”，久拖不決，使改革又一次喪失時機。

　　1906年9月1日，慈禧發(fā)布“仿行憲政”的上諭，正式拉開了政治改革的序幕。

　　這次改革同樣是被逼出來的。

戊戌政變，慈禧把提倡君主立憲視為大逆，而橫加殺伐。過了八年，慈禧終于認識到局部改革的新政解決不了根本問題，不得不重新考慮來自朝野的立憲呼聲，決定實行政體改革。

　　12月考察大臣兵分兩路，先后出國考察�？疾靾F經過半年多的走馬觀花，于1906年7月回國。立即奏請采用立憲政體。認為中國與列強的最大差別是先進與落后兩種政治制度的不同，不革除專制政治，中國無論怎樣努力，都不會縮小與列強的差距。結論是中國要想生存，必須實行立憲政體。同時，載澤上折“憲法之行，利于國，利于民，獨不利于官”暗示可能出現(xiàn)的反對聲源。建議慈禧“不為眾論所移，不為浮言所動”。立即啟動政改方案。同年8月25日----28日舉行三天研討會，贊成立憲成了多數(shù)派。9月1日，慈禧即頒布上諭“仿行憲政”。動作不可不謂雷厲風行。但接下來進展速度卻由立即草擬進入蝸牛狀態(tài)。一部憲法也不過幾萬字而已，何況是一部憲法大綱，而這一個大綱居然用了兩年時間，直到1908年8月27日才正式出籠。

　　此時的慈禧又次“為浮言所動”，立憲決心發(fā)生動搖。改革在新政的思路上搖搖晃晃中走過兩年的時光。這兩年是最關鍵的兩年，也是慈禧最后生命的兩年，更是慈禧有條件以最高統(tǒng)治者的名譽強力實現(xiàn)憲政制度的兩年。然而，慈禧終于還是錯過了這次大好時機。

　　一直拖到1908年，清政府才出籠了一個《欽定憲法大綱》。

　　《欽定憲法大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憲法性文件，也是有機會使中國走向憲政的第一臺階。可惜的是，這舉足輕重一步，雖然邁出，沒有放在地上，致使立憲一事如泥牛入海，不見蹤影。終于使革命黨人失去耐性和克制，激發(fā)革命。同年，奄奄一息的慈禧，以殘年余力，采用非常手段，光緒皇帝猝死，翌日，慈禧本人也駕鶴西游。慈禧葬送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改革者，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清王朝最后一次回光返照的機會。

　　立憲思路，早在1898年維新變法即已成形。

　　十年前的改革方案，由于受到嚴厲鎮(zhèn)壓中途夭折，慈禧幡然悔悟，十年后再踏著變法烈士的鮮血繼續(xù)前進，也不失為亡羊補牢之舉。可嘆的是，這部用了兩年時間完成的大綱，慈禧仍然采取拖延戰(zhàn)術，承諾九年以后再正式召開國會推行憲政。蝸牛速度加狐疑觀望，注定了這是一場走不到頭的改革。再過兩年就進入中華民國時代了，九年以后中華大地已經快進入烽煙四起的軍閥混戰(zhàn)時代了。

　　把一個本可立即付諸行動的憲政方案要拖到一個遙遠的未來，這對于革命黨人的耐性是一個嚴峻的考驗。立憲之“兔”和革命之“龜”進入了比賽狀態(tài)，斷斷續(xù)續(xù)的兔子與持之以恒的龜終于在撞線的瞬間決出勝負，兔子淘汰出局，龜昂首勝出。

　　就在這一年，對民主憲政一直處于葉公好龍狀態(tài)的慈禧帶著一個未完成的心愿，魂歸乾坤，《欽定憲法大綱》也隨著風起云涌的革命而胎死腹中。

　　一直到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軍一哨兵因走火打響了革命的第一槍為止，清王朝仍然是世界上僅有的專制帝國之一，從來就沒有實行過一天的君主立憲制，又怎么可以說“君主立憲制以失敗而告終”。如果說清王朝是一個君主立憲制政體，那么，豈不是說孫中山用暴力革命推翻了一個民主政府？歷史證明，大清帝國不是葬送于君主立憲制，恰恰相反 是大清帝國自絕于世界主流文明，自異于人類，沒有順應“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最終導致一個王朝的轟然坍塌。

　　 梁啟超《現(xiàn)政府與革命黨》一文中說：
“革命黨者，以撲滅現(xiàn)政府為目的者也。而現(xiàn)政府者，制造革命黨之一大工場也�！�。

誠哉，斯言。

　　三問：孫中山“五權分立”惹得禍？

　　秋文稱：

　　“辛亥革命勝利后，孫中山試圖把西方的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與中國傳統(tǒng)的考試權、監(jiān)察權結合在一起，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制度。但是，“三權分立”制度也好，“五權分立”制度也罷，在歷史上并沒有站住腳。袁世凱不僅解散了參議院，甚至還廢除共和，復辟帝制。在隨后的十幾年間，參議院成為北洋軍閥的玩偶和道具，北洋軍閥搞偽憲鬧劇，制造的是一片混亂”。

　　這段話語無倫次，“制造的是一片混亂”。

　　眾所周知，三民主義和五權分立是孫中山先生畢生追求的建國理想。其中，民權主義是孫中山先生追求的核心價值所在。憲政治國、民主立憲、主權在民，民選政府，經過近一百年的訓政早已深入人心，如果說“在歷史上并沒有站住腳”，那么，早在上個世紀末期已經實現(xiàn)中山先生建國理想的臺灣是怎么回事？難道臺灣的歷史不是中國的歷史？

　　秋石先生們的這段話，語義模糊，主語多次調換，孫中山——三權——五權——袁世凱——參議院——北洋軍閥，最后結語是“制造的是一片混亂”。

其中用意，讀者心知肚明。無非是想說一句話：孫中山搞的民主“制造的是一片混亂”。

　　因此有必要簡單回放這段歷史，看看究竟是誰“制造的是一片混亂”。

　　中華民國初年，孫中山先生以中華民族統(tǒng)一大業(yè)為大局，宣布只要袁世凱承認中華民國，他愿意讓出臨時大總統(tǒng)職位。1912年3月6日，袁世凱根據(jù)南北議和的協(xié)議，和南京中華民國臨時參議院的選舉結果，在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第二屆臨時大總統(tǒng)。

　　但是大總統(tǒng)屁股沒坐穩(wěn)就開始搞帝制了。宣布廢除中華民國，建立了洪憲朝，做了洪憲皇帝。袁世凱稱帝后不到幾個月，社會結構開始就潰敗。袁世凱的基本力量，在他稱帝之后呈現(xiàn)出土崩瓦解的態(tài)勢。袁世凱死后，黎元洪繼任大總統(tǒng)職位，與在中央掌實權的段祺瑞爭權奪利，發(fā)生“府院之爭"，1917年7月，張勛應黎元洪“調停”之邀，率三千“辮子軍”入京，復辟帝制，激起全國人民的反對。段祺瑞以“功臣”自居，重任國務總理。段祺瑞掌握政府大權后，繼承袁世凱的衣缽，屈膝賣國，企圖建立皖系軍閥獨裁統(tǒng)治。北洋軍閥分裂為皖、直、奉三大派系。皖系的段祺瑞控制皖、浙、閩、魯、陜等��；
直系的馮國璋控制長江中下游的蘇、贛、鄂及直隸等��；
奉系的張作霖占踞東北三省。另外，山西的晉系軍閥閻錫山，徐州一帶張勛的定武軍，西南的滇系軍閥唐繼堯和桂系軍閥陸榮廷等各路諸侯，逐鹿中原，烽煙四起， 餓殍遍地，給中華民族帶來巨大的傷痛。

　　請問，是誰“制造的一片混亂”？

　　是民主還是專制?

　　是民國還是洪憲？

　　是共和還是帝制?

　　是孫中山還是袁世凱？

　　再以法國大革命為例請教秋石先生們。

　　法國大革命后，代表特權階級的封建波旁王朝，多次糾集歐洲封建君主鎮(zhèn)壓革命，保王黨多次組織大規(guī)模武裝亂叛，輪番圍剿法國，殘酷鎮(zhèn)壓革命黨人，企圖恢復法國波旁王朝的封建統(tǒng)治。１７９２年８月１０日，巴黎人民再次起義，推翻君主立憲派統(tǒng)治，逮捕路易十六國王。９月２１日召開國民公會，次日宣布成立法蘭西共和國。這次革命摧毀了法國封建專制制度，促進了法國資本主義的發(fā)展；
也震撼了歐洲封建體系，推動了歐洲乃至世界各國的革命。

　　法國大革命的“混亂”，遠勝于辛亥革命，幾近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先后經歷了巴黎起義，攻占巴士底獄，熱月政變，霧月政變，處死路易十六，成立法蘭西第一共和國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派系林立，雅各賓派、 吉倫特派、雅各賓派、巴黎公社、無褲套漢派、忿激派等 ，輪番上場，爭斗不休。雅各賓中被鎮(zhèn)壓的右派勢力發(fā)動熱月政變，逮捕了羅伯斯比爾和圣鞠斯特，建立熱月黨人統(tǒng)治。熱月黨人成立了新的革命政府－－督政府，他們清除了羅伯斯比爾時期的革命恐怖政策和激進措施，建立了正常統(tǒng)治，維護了共和政體，維護了資產階級革命的成果。不久歷史又又淘汰了熱月黨人，督政府中又出現(xiàn)一個新的政治明星拿破侖，在“霧月政變”中，年輕的拿破侖執(zhí)政，擔負起了掃蕩歐洲封建勢力、最后鞏固大革命成果的重任。

　　法國的革命力量就是這樣一波一波地行進，一批一批完成了特定階段的歷史使命，直到法國革命的徹底成功。

　　請問秋石先生們，難道可以因為 封建勢力的反撲復辟，就認為法國大革命制造的“是一片混亂”？ 法蘭西共和國的共和制度就就一定“站不住腳”？如果共和制度“站不住腳”，那么，法蘭西今天仍然應該處于黑暗的波旁王朝路易二十六或三十六統(tǒng)治時期，又哪里會有世界強國之今日法國？

　　孫中山“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制度”，同樣是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的必然選擇。事實上，多年以來我們出于意識形態(tài)統(tǒng)治的政治需要，隱藏了馬克思關于中國問題的一段重要論述，古老堅固的大清帝國，必然要發(fā)生革命，產生一個“自由、平等、博愛”的共和國，就連國號馬克思都給準備好了，就叫“中華共和國”。原文引述如下：

　　“有一件事終究是值得我們高興的，就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堅固的帝國，因受了英國紡織品的影響，八年來已處于社會革新的前夜，這種社會革新對于文明無論如何應有非常重大的結果。我們歐洲的反動派，在最近的將來勢必向亞洲逃跑，一跑跑到中國的萬里長城，跑到最保守的堡壘的門口，那時候，安知他們在那里不會碰到‘中華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這幾個大字呢”？（《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1950年3月第一版第162頁）

　　這段重要論述，封百塵年有余，從未見有人提過。在我們這個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寫入憲法國度里，居然把馬克思“高興”的科學預見束之高閣，如此重大遺忘事件，實在是莫名其妙。不知秋石先生們對此有何感想？

　　四問：是民主還是獨裁惹的禍？

　　秋文曰：“抗戰(zhàn)勝利后，國民黨政府為了欺騙人民，召開了“國民大會”，制定了所謂“憲法”。但是，即使這樣的“憲法”，也根本沒有得到真正實施。蔣介石集團徹底暴露了假民主、真獨裁的面目，把中國人民推入全面內戰(zhàn)的血雨腥風之中”。

　　將一個典型的獨裁政府端出來，作為“三權分立”在中國“破產”和“屢遭失敗”的證據(jù)，讓人匪夷所思，不知所云何意，很傷腦筋。譬如有人說“地球是方的”，而你要證明不是方的，是一件很頭痛的事情一樣，拜讀秋石先生們的大作時，常有這種被噎住的感覺。

　　如果秋石先生們能從這段史實得出如下結論，我想大家都不會有什么意見：“假民主、真獨裁”確實會“把中國人民推入全面內戰(zhàn)的血雨腥風之中”，蔣氏集團最終被趕到幾個小島上，不僅證明“假民主、真獨裁”不符合中國國情，而且也證明，玩“假民主、真獨裁”無異于玩火自焚，引用一句民間粗話：手榴彈擦屁股——太危險了。

　　結論（很重要）：要搞就得搞真民主。

　　不知秋石先生們以為然否？

　　2009-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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