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東警方5月18日的一紙通報，讓鄧玉嬌案再掀波瀾。也許警方認為不言自明，當以最新的通報為準。因為這關系到一個年輕女子的命運，關系到涉事官員的罪與非罪，更關系到普遍性的社會公正，所以民眾不會主動地接受這個更新版本。我以最大的善意揣測，也許警方并無他意，僅僅是憑著嚴格的職業(yè)精神，讓表述更加準確而已。但是我還是無法說服自己，為什么所有的主干和細節(jié)的更改，全都指向為涉事官員開脫罪責、陷鄧玉嬌于刑事犯罪的方向？

　　在最新的通報中，兩個關鍵的事實變得含混起來：其一，涉事官員中的死者鄧貴大并沒有向鄧玉嬌索要“特殊服務”，而是黃德智要求“異性洗浴服務”；
其二，涉嫌強奸犯罪的暴力行為，也就是鄧貴大兩次將鄧玉嬌按倒在沙發(fā)上，變成了爭吵中的兩次“推坐”。其他細節(jié)也隨之發(fā)生微妙變化，比如案發(fā)現(xiàn)場休息室變成了水療區(qū)和休息室兩個地方，休息室里也出現(xiàn)了兩個勸架的服務員，等等。

　　警方要么沒有想到，要么根本不在乎，這一紙通報引發(fā)了更大的民憤。在這個問題上，輿論分為兩個部分：一是主流媒體的評論員和法律學者、維權律師，他們輿論斤斤計較于警方的雕章琢句，致力于在現(xiàn)有法律框架內(nèi)追求公平與正義；
另一部分是更為廣大的民間輿論，他們根本就不在乎警方的雕蟲小技，看到的是此一事件反映的社會問題。

　　無論警方怎樣遣詞造句，也無法否認這樣一種社會現(xiàn)實：在遍布各地的洗浴、按摩、KTV、發(fā)廊等所謂的“娛樂休閑”場所，存在大量的名為“特殊服務”或“異性洗浴服務”的性交易，而這些地方的顧客，有些來自地方官員。最大的問題不在性交易本身，而是由于這些官員消費者的存在，其間的權利關系被不受制約的權力極大地扭曲了。在正常的社會，官員涉足這些場所比別的人士要有更多的顧忌。但是在很多地方，他們表現(xiàn)得更加囂張。在此案中，就算這幾個官員找錯對象，誤把鄧玉嬌當作“特殊服務”提供者了，被對方明確拒絕之后，他們?yōu)槭裁磿�惱羞成怒呢？鄧貴大還要掏出一疊鈔票來扇打她的頭———這個動作，包含著一個習慣于濫權的官員的羞辱、利誘和恐嚇。我們可以設身處地地想一想，這時候鄧玉嬌所受到的羞憤和壓力有多大？一個弱小的服務人員，被定位于“不提供特殊服務你在這里干什么”的角色，她該怎么辦？和很多人一樣，鄧玉嬌選擇了忍辱離開。但是這樣并不能讓濫權者滿足，鄧貴大將其按倒(或者“推坐”吧)在沙發(fā)上。她再欲起身離開，又再被按倒(或“推坐”)。假如她沒有揮刀反抗，其結(jié)果將會如何？被激怒的官僚會輕易放過她嗎？就算沒有大家所設想的強奸或輪奸(也許只是我自己難以想象)，一頓包含性侵犯的羞辱一定是難以避免了。而且在羞辱之后，他們就會善罷甘休嗎？鄧玉嬌在他們的地盤上如何混下去？在那一瞬間，也許她感到了深深的絕望。誰能告訴我，此情此景中，一個注定要被羞辱的命運，還有什么更好的辦法去反抗？

　　也許有人會說，茍且偷生，選擇順從吧，甚至把強奸當享受。這聽起來十分荒謬，其實大有市場。出于對暴力行動的恐懼和反思，這些年來人們對順從和忍讓的要求到了矯枉過正的地步。主流媒體也不例外，還加了一條：留下法律證據(jù)，去依法維權。依法治國是十多年前提出的治國方略，得到了媒體和法律學者的普遍認同。維權律師也把“依法維權”作為一種主要的策略。但是，越來越多的事實表明，一些地方的官員和警方對于法律的“利用”，可能導致對這些努力的毀滅性打擊。普通民眾會發(fā)現(xiàn)，原來地方官員可以“依法強拆”、“依法跨省追捕”、“依法打擊上訪者”，一些地方的警方更可以“依法從重從快”、“依法送進精神病院”、“依法秘密辦案”，甚至連鄧玉嬌到底有沒有投案自首這樣簡單的情節(jié)，警方也“依法”不能確認。

　　還有，官員憑什么認為自己就應該理所當然地享受“特殊服務”呢？是他們在生理上屬于另類嗎？還是他們的收入特別高———一個鎮(zhèn)的招商主任的法定薪水到底有多少，錢多得隨手可以掏出來砸人？不，都是因為他們手中的權力。一個可能難以用法律數(shù)據(jù)證明，但是所有人都心照不宣的事實是，這些基層官員的消費，相當部分來自公款。他們?yōu)E用公款，帶來的不僅僅是浪費，更是對普通民眾的羞辱和欺凌。

　　這些才是民眾憤怒的真正原因，它們可不是警方一紙聰明的通報就可以掩飾過去的東西。

相關熱詞搜索：鳴不平 何為 民眾 鄧玉嬌